回望曆史－－－－-看49年胡適先生的去留抉擇(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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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虹橋飛渡

不久前，看到一篇采訪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的文章，談到了在北大期間與胡適的一段淵源，戴逸先生北大時因為成績優秀頗受胡適先生矚目並曾經受邀到胡適先生府上，後來戴逸先生參加中共學生運動，出於在北大開展組織活動的目的，向胡適先生提出要在校園搞個‘進步圖書館’胡適先生一向不支持在校學生的參與政治活動，因此明確表示了不滿。但是，不久戴逸先生被國民黨法庭逮捕，胡適先生馬上寫信救援，戴逸先生隻在法院呆了3小時就安全獲釋。這時，記者問戴逸先生：這件事是否能夠說明胡適先生的心胸博大。戴逸先生回答：那是因為胡適還把我看做小孩子！

讀此文不禁默然，戴逸先生的理解能力真正是我輩不能企及的，在國民黨政權機器下，有無數十幾歲二十歲的孩子青年因為政治活動被囚禁殘殺，當時沒有那個官員把那些懵懂的 政治犯當做不懂事的孩子而加以寬赦。而在教育界唯有幾位象蔡元培，胡適這樣手無寸鐵的自由主義人權觀的學者，在身體力行思想兼容並包，維護獨立思想，能夠尊重，維護那些雖然觀點迥異的熱血青年的言論自由與生存權利，與暴政呼籲抗爭，為國家民族的未來保留人才與元氣，麵對國民黨政府肆意踐踏人權的做法，胡適滿腔悲憤地痛籲：“人權在哪裏?法治在哪裏?”胡適先生未必把當年的熱血青年戴逸當作不懂事的孩子，倒是如今耄耋之年的戴逸先生對往事的評價顯示他似乎尚童心未泯。

49年，國民政府崩潰前夕，中共傳話給胡適先生，希望他能夠留下，胡適彷徨猶豫了很久，但之後還是離開了。胡適猶豫的恐怕是對故國和校園學生的眷戀，導致離去的原因卻大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胡適先生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20世紀，中國的持自由主義人權觀的知識分子是孤獨的悲涼的，他們大多曾留學歐美，對先進發達國家的理解和感悟更加富有理性，知道西方文明不僅體現在看的見的飛機大炮，輪船電話等物質文明的成果，核心本質卻是發達的人文主義，相對公正的司法製度對國民的合法財產，權益，發明創造無微不至的捍衛。開放寬鬆的學術環境。正是自由主義才創造了燦爛輝煌的西方工業文明。對於當時專製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鼓吹：你若爭個人自由，便會危害國家利益，他們所謂國家利益說到底，就是他們依靠專製主義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國家主義所要造就的是完全喪失自由獨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適直接對此種國家主義進行挑戰。“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胡適倡導獨立自由人格的個人主義是為造就負責任的個人，個人對人類來說，畢競是“小我”。這種“小我”最終是會死亡的。而人類則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適主張的個人主義是“對於大我負責任”的個人主義。個人必須對人類社會負責任。“這種說法，並不是推崇社會而抹煞個人，這正是極力抬高個人的重要。”

遺憾的在國共兩黨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對決中，胡適個人是失敗了！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人權思想從未在中國思想界成為主流意識，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他們沒有機會在好和壞之間選擇，他們所能做的隻能是在“次專製”和“更專製”之間選擇；國民黨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問題，而新時代則是有或無的問題。對於所謂民主集中製度，他們從思想到行動是難以接受的，於是那個似乎多少還有一丁點民主基因的沒落的國民政府就成為許多人的精神家園。他們或者堅持獨立思想人格離開無限眷戀的祖國，或者接受新時代的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改造，成為國家機器上一顆沒有個性的螺絲釘。於是在49年那個最後的時刻，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分裂了！胡適，傅斯年，梁實秋，蔣夢磷等一大批學者永遠離開了大陸。

在50年代的台灣白色恐怖與專製的色彩依然濃鬱，傅斯年等先生堅持大學必須有學術的自由，反對國民黨對學校教育的意識形態幹預。表現出知識分子的人格與自尊。當50年代蔣介石召見胡適“垂詢政事”時，胡適沒有感激涕零如錢穆先生般拜倒在領袖足下山呼萬歲，而是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堅持對政府和領袖進行批評。胡適先生與蔣介石的關係的確非同一般。作政府的諍友！他以對蔣公開批評而引起蔣的注意：講人權爭民主，批評政府，批評蔣介石，經常使蔣介石極為惱火，他支持雷震在台灣辦《自由中國》，蔣介石政權將雷震判刑，事實上也是對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的一種警告。西方人本主義觀念碰到了中國專製主義的鐵拳，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一直麵對著這種考驗，介入政治者如傅斯年，不介入政治者如梁實秋等，也同樣表現著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留在大陸的黃炎培，沈從文，沈鈞儒，馬寅初，梁漱溟，巴金等人麵臨的是另一種局麵，他們要末對現實政治噤若寒蟬，歌功頌德，做政府的應聲蟲。或者鑽進故紙堆，做新時代的尋章考據的“桐城派’。有些本著知識分子的骨氣與良心向政府領袖進逆耳忠言，而成為政治運動中‘種子’選手！把自己的後半生陷入無休止的人格肉體的羞辱折磨與認罪檢查當中。或許有觀點認為在暴風雨過去，錯誤被糾正後，先生們就是笑到了最後。可依我看這些學者是真正憂國之士，不會是僅僅因為意氣爭辯而左右喜怒，麵對逝去的寶貴光陰和不堪回首的國計民生的政策失誤，他們能笑出來嗎？現在大陸的書籍在描述去台灣的各位先生時，常常用無限惋惜的語調，調侃這些作出痛苦而明智抉擇的大師！仿佛他們是因為頭腦簡單糊塗才放棄自由民主的故鄉熱土，而一不小心墜入水深火熱的獨裁地獄。留下來就好了！是啊！自由學術，獨立人格是不要想了。留下後如果閉門思過，少發牢騷，可能會少受些罪，但是也恐怕也難逃法網，即使不觸及皮肉，觸及靈魂是在所難免的。不然的話，首先反右運動就跑不了，僥幸漏網，文革的燎原大火是無法躲避的，刀山火海劫後餘生，再欣逢終於說話不治罪，也沒人理的天平盛世，耄耋百年幸運成為標誌中國人民幸福生活的人瑞，真正是三生有幸了。

在此衷心感歎當今開明繁榮的盛世景象，希望20世紀胡適人權思想的艱難曆程不過是中國走向現代過程中的悲壯的一幕。理性之光在新世紀能夠引領中國 走向真正的文明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