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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魯迅的“家畜論”與蔣公的“禽獸論”
再談國共兩黨的文明之爭
伊萍博近作“蔣介石早年訓詞：中共教中國人變成禽獸”包含一篇頗有價值的曆史資料。蔣介石在1933年國共第一次內戰最要緊的關頭，發表了他的“討賊檄文”，指責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把國人變成了“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禽獸”。
伊萍和一些博友都痛感文革以來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其實早就妊育於共產革命的基因之中。因為這場革命毀掉了中國人的禮義廉恥，忠孝節義等基本的傳統價值觀念。
我忍不住要跟著叫好。
然而，山哥隱隱感覺這個論題的價值還不止這些。
蔣家父子都是內基督外孔孟的君子，為何會敗在毛共一幫“土匪”手中呢？
當然你會說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日寇侵華，若果沒有“西安事變”，剿共不是功敗垂成了嗎？
可是國人也喜歡說：得民心者得天下。老蔣的“禽獸論”真的代表了當年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界的共識嗎？如果是，抗戰開始，為何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如過江之鯽呢？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在國內時就讀過的魯迅的雜文《略論中國人的臉》。該文寫於1927年11月，那是中共的大革命失敗之際。其主旨明顯是反蔣公之道而行之的。
魯迅借日本文人的口，諷刺中國人與西洋人和日本人比較起來，臉上看起來“馴服”，“缺少獸性”。
很明顯，魯迅的矛頭指向中國傳統的專製主義使國民喪失了“野性”。文明“馴服”的中國人於是便成了各種野蠻人任憑宰割的羔羊了。
在中華民族處在亡國滅族的危機之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論成了中國的啟蒙主旋律的時候，由魯迅們背書，中共執行的反傳統野蠻革命得以成功，難道不是合乎曆史邏輯的嗎？
《略論中國人的臉》
魯 迅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麽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麽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麽。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麽。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麽，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種人。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上海一帶方言，指流氓製造事端詐取財物的行為。〕，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
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
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
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發表於1927年11月25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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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國人也喜歡說：得民心者得天下。老蔣的“禽獸論”真的代表了當年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界的共識嗎？如果是，抗戰開始，為何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如過江之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