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信紀念披頭士約翰。列儂之死

王永信紀念披頭士約翰。列儂之死

 

山哥短評：王永信是著名美籍華人基督教領袖，職業傳道家。上星期四（元月四日），他以93歲高齡平安離世。王永信老弟兄自11歲悔改信主，一生都在為基督的福音事業奔走征戰。山哥曾有幸親耳聆聽這位主仆的教誨，至今感覺受教頗深。他不但強調教會和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也為基督的文化使命大聲呐喊。他和他的同工有關“雙重使命”的推動，對華人教會和社群尤為重要。下麵特轉載範學德弟兄的短評和王永信的晚年作品，以為紀念。

 

本文由 信仰頭條 作者：今日佳音 發表，轉載請注明來源！

 

 

王永信牧師安息主懷，他這篇文章發人深省（zt）

 

今日

 

佳音

美國太平洋時間1月4號早上9時許，上帝的忠仆王永信牧師在家人的陪伴中安息主懷，在世享年93歲。

 

王牧師於1925年出生在中國北京，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在五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十一歲時，王牧師在北京參加宋尚節博士的布道會並重生得救，其後在北京王明道先生所事奉的北京基督徒會堂作禮拜。他的母親在該堂擔任女執事。十五歲時，王牧師被神呼召決定要成為一位全職傳道人，將其一生奉獻給神。

 

王永信牧師的一生，見證了上帝的奇妙護理以及他的全心委身。他對主耶穌的大使命極具熱忱和負擔，更具遠見卓識。今天和你分享這篇王牧師生前所寫的文章，可見他對時代思潮的深度解讀，以及對年輕一代的勸勉，讀來發人深省。

 

列儂之死

——一代思潮之尾聲

文/ 王永信牧師

 

他死了。

 

這披頭士中最突出、性格最獨特的一位，在1980年12月一個陰暗的下午，一動不動的躺在紐約巿西區的行人道上。發自一位極其景仰他的青年人之手的四顆子彈穿進了他的胸膛，一代思潮的塑造者約翰列儂（John Lennon）就此與世長辭。

 

有人說，他能夠在自己的時代尚未結束之前而離開這個多變的世界也算是幸福，因為此一形態的思潮不久即將接近尾聲。

 

 

無可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發揮了傳統價值觀的高峰。“正義”戰勝了“侵略”。紐倫堡的審判至終使公義伸張，英雄與非英雄劃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戰後的世代卻因遭受到多方麵潮流的衝擊，思想界發生了劇烈的變動。

 

戰爭所顯出人類之殘酷，粉碎了人文主義者“人性本善”的樂觀眼鏡。悲觀情緒蝕透了自由主義者的心。一些前進的神學家們絕望到一種程度而掀起了“神死”運動。存在主義者們如沙特等應時而興，不單嘲諷傳統的價值觀，更否定生命的意義：“一切皆為荒謬，人生不過是一場嘔吐，人的結局乃是瘋狂或自殺！”人類惟有為“現在”而活。這種心態正指出有思想而無神之人最後必然臨到的絕境——死巷。

 

第二次大戰的結果使大英帝國差不多隻剩下了英倫三島，蕭條與衰弱使她幾乎不能再擠身於列強之中。這些恥辱與退縮令她戰後的一代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維多利亞時代之鼎盛隻能增加對現時的不滿與憎厭。在如此沉悶、彷徨、脫節的氣候中，終於爆發出一聲震蕩的音響。1958年，四個黃發齊額的英國青年，以粗啞低沉、重複不絕和幾近瘋狂的樂韻，唱出了那一世代的心聲。

 

事實上，他們不是唱而是控訴，不是歌而是哭號，不是“生之頌讚”而是“死之憑吊”。他們的歌聲裏充滿死亡的氣息。他們每一首詩都是一篇講道：頹廢之道、絕望之道、幻滅之道……他們的詩歌彷如地獄中的歎息。

 

“他是個虛無人，坐在虛無地

製造虛無計劃，不為任何人”

——虛無人

 

“神是個觀念，

用來衡量我們的痛苦……

你隻當繼續向前，夢已成為過去”

——神

 

 

青年人被稱為時代的良心（不論這良心是否每次正確），他們的聲音有高度的代表性，所以不能忽視。披頭士(Beetles)們這種萬念俱灰、自我憑吊、遊戲人間的人生觀，得到了當時60年代悲觀背景的推波助瀾，好像洪水一樣泛濫到世界每一角落，東西思潮盡受其染，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青年學子。（青年人最真實、最敏銳、最富感情、最衝動、也是最易被感染或利用）。於是乎嬉皮士運動就此油然而生，一瀉千裏，遍傳了世界。披頭士唱出了頹廢哲學；嬉皮士(Hippies)活出了頹廢人生。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

 

在此強大的思想衝擊下，青年們走上了兩條殊途同歸的絕路——暴力與自棄。他們要革命，但卻缺乏理論及群眾支持；他們要推翻現有的一切秩序，但卻沒有一套新的東西來取代舊的。他們成了一群無的放矢、感情用事的烏合之眾。這些象牙塔裏的呻吟再也挑不起社會的同情與信任。

 

物極必反。“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時代的鍾擺在70年代末期慢慢擺了回來，所謂“無產階級狂想曲”及一些“左傾幼稚病”等症狀逐漸被人厭倦，人們好像從一場惡夢中慢慢清醒過來，頭腦思想開始恢複正常。

 

進入80年代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我們有理由為此歡欣。

 

 

一、保守思想抬頭

 

戰後自由派思想支配了西方世界三十餘年，帶來的不過是偽善、懦弱、自我束縛與節節退縮。到了70年代，在國際間似乎已經達到捉襟見肘，難以招架的地步。西方領袖之優柔寡斷，互相製肘之可悲現象，造成了堅強的戴卓爾夫人被選為英國首相，保守的列根先生被選為美國總統。人心思變。

 

當時在西方新的氣象已經來臨，長發垂肩、不修邊幅的形像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傳統的價值觀再度被重視，整潔用功的青年學子到處可見，學府一片平靜。

 

遠東方麵（甚至整個第三世界），無論在思想潮流、道德觀念，以及生活方式，都是或疾或緩的跟著西方走，甚至在神學思想方麵也不例外。

 

很可惜，在亞洲某些階層的人，甚至思想塑造者們仍然是活在十年前的形態中，電視、電影仍然以反叛、破壞、不正經為榮、為樂。這是一個文化衰微的象征，因為它已經無“好”可說，而隻說“怪”；無“正”可談，而隻談“邪”了。（電影導演李安的作風正是如此。）

 

我們引頸以待保守氣息之回流現象不久將臨到遠東及第三世界的社會。

 

二、福音信仰的複興

 

從20世紀初以來，純正的福音信仰一直是處於守勢，並且在多方麵退縮。二次大戰之後，因著人心空虛，人文主義之沒落而使人重新覺得對神之渴慕及對福音之需要，近十餘年更可明顯的看出福音信仰之教會及宗派之迅速增長，海外宣道事工也逐年擴展。

 

今天，人仍可公開的說：“我是一個基督徒。”甚至很多報章雜誌中都引用“重生”、“天國”、“得救”等名詞。被人稱為“福音先生”的葛培理牧師成為世界的風雲人物，再加上大眾傳播工具之通行，今天誠然是廣傳福音前所未有的良機。

 

三、代溝的縮短

 

60年代兩代之間的嚴重鴻溝，今天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經顯著的拉近了。雖然人與人之間的“割離感”（alienation）仍然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但是今天的兩代雙方都好像成熟了一點，在嬉皮士極盛時期，兩代尖銳地對抗的情勢大致上已經消滅很多。

 

今天的家長是60年代的Boomers，他們了解兒女們在社會及思想方麵所受的壓力與挑戰。今天的青年比較冷靜而實際，不像20年前那衝動的一代。今天的青年也更深的思想“人”本身的問題，因而對宗教更有興趣。越戰時期大家多半讀理工，現在很多人讀人類學、社會學、宗教比較、心理學、輔導學等，都是對“人”的本身有高度興趣的寫照。

 

當人想到本身問題時，不可避免的要想到人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因而觸及永生與神的事。今天教會中的青年以及獻身侍主的青年也不少，似乎和這情況大有關係。

 

 

我們不能不以感謝的心為上列的轉變而欣喜，但同時也不能不為未來的十年或20年而擔憂。時代的鍾擺左右不停，可歎的是“人類從曆史中從未真的學到功課”（湯恩比）。聖經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多少獨裁者失敗了、過去了，但是轉眼之間新的獨裁者、姑息主義、頹廢思想的推銷員、無神論的發言人等都會再次接踵出現，粉墨登場，總以為世界是從自己開始。

 

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歎息值得我們思想：“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摩西禱告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哪，你的芳蹤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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