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天津教案

大概在山哥12歲那年夏天，一個炎熱的下午，我打開母親的書箱，翻閱那些文革前的 <曆史研究>雜誌，一篇"曾國藩與天津教案”的文章吸引了我。雖然那個年代的政治 氣氛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反映作者的見解，但我從字裏行間確實感受到了史家秉筆直 書的真情，就像我兩年後在父親的指點下通讀<史記>時的領受。 中國是一個宗教觀念十分淡漠的國家，曆史上曾有令今人自豪的宗教寬容史。佛教 和伊斯蘭教進入本土中國時，都未曾遭遇劇烈抵抗和衝突。明清年代天主教進入中 國時，也未引發嚴重對立；盡管保守的滿清皇帝最終驅逐了那些洋傳教士。 唯獨清末國門洞開之際，伴隨洋軍洋商而來的洋教士，遭遇了中國民間血與火的抵 抗。洋人的傲慢？國人的愚昧？中西文化衝突？特殊曆史背景下短暫的民族心理失 衡？ 在國人已經找回自己的民族尊嚴後，該冷靜地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曆史了。 曾國藩與天津教案：謠言導致的大災難 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 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 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 … 曾國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覺得他麵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黴爛味道”。 那麽，赫德知道麽？那個右眼微眯、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 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初遭遇的 年份，他綰接了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 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凶悍， 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但 自從鹹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 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 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 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 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 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 合讓曾國藩心有戚戚，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 僚反複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曆 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 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巨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 份遺囑裏，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 “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 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 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後，這個青年時曾以“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 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後一個聖賢”，已經回 到了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於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 龐大家族。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 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 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 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國聞周報》，第6卷 第83期）…… 教案 那麽，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 了些什麽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 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 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 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 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 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裏的範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係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 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 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 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 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 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麽，對教 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 非、吃裏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 “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 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 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 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 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 “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麽理屈之處。 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 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 那麽，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麽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 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 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衝衝地闖 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隻肯派出兩 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 風度和武功：“神氣凶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杆，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 （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麵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 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 子林橋上。在這裏，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 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 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毀了河樓教堂、法 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 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 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 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 對此，曾國藩隻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 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 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 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征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 浪潮，在瞬間卷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 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 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麽 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 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 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 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 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 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 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 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 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了治病，但信教之後， 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 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 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 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屍 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 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麵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 那麽，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 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 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 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 禧太後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 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裏，她這樣表達 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 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衝突。 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_、寶□、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 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_、李鴻 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 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 力於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 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 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裏，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 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為她承擔起“理”、 “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為此，她將那份奏折發抄朝野、公諸天下， 這麽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 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麽畫蛇添足之舉，這 麽做，隻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麵，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 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麵，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 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並不“持平”、沒有隻言片語辯護的 奏折，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著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 後、“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家，她就不間斷地感受著 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 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為少數部族 卻統轄這個國家的先天不足，身為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 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 著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了此牽彼製、翻雲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後，幾乎上台 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係之外，製造了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 章的淮軍勢力，以製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 並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與她 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_，而伴隨著“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 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的成為國家與社會主 導力量…… 在十年的曆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 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麽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 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裏，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 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 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 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 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_，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 敗的陰影下，麵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 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 “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 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曆程背後，不僅有著他始終不 變的儒家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 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 “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 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 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 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麽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 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為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 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 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製”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 思。 他隻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 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 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 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 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 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麽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 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麵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注定了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 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匯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 隘…… 在中國曆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 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蕩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 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 會，隻能造就這麽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家書》、 《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 家人物，隻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 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本文來源：國家曆史-國家曆史主筆丁三 國家曆史記者白偉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