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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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的媒妁之婚我23歲時，進畫報出版界畫起了漫畫。父母一心想抱孫子，不經我同意便在桐廬老家給我定了一門親，來信逼我回去成親。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綢緞莊置備了一身新郎穿的長袍馬褂，又為父親籌措了一筆給我辦喜事的費用，便喜氣洋洋地回鄉完婚。 婚禮完全按古法進行。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辦完。 婚後，我原準備把新娘羅彩雲留在家裏侍奉公婆，哪知她堅決不幹，非跟我去上海不可。為了這事吵吵鬧鬧，甚至尋死覓活。後來還是我母親發了話，命我帶著羅彩雲去上海另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辦。 這樣，我和羅彩雲越來越談不到一塊兒，幾乎沒有什麽共同語言。她對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錢用完了，拿錢來！”我的回答則是：“辛苦錢來得不容易，省著點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覺得精神上總是空空蕩蕩的，一點生氣都沒有。 就在我最苦惱的時候，女畫家梁白波闖進了我的生活。 羅彩雲很快就發現了我和白波的私生活。 羅彩雲很快就發現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緝私巡警一般，隨時追蹤襲擊我們。我和羅彩雲為什麽不離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說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規家法，否則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當時上海習慣，離婚要付一筆終身贍養費，按我的經濟狀況，確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腦子裏也有封建意識，覺得羅彩雲為葉家生兒育女，也是一種美德，我不能太對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協態度，形成了一種兩個人都很難熬的局麵。 抗日戰爭爆發，我把羅彩雲和兒女送回老家，同我父親一起生活。1946年我把女兒明明接出來寄養在張樂平家，明明後來進了舞蹈學校，繼承了後母的事業。兒子申成家後便把母親接來同信。在這以前，經兒子勸導，羅彩雲和我辦了離婚手續。“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牛鬼蛇神，進了監獄。羅彩雲受我牽連，也遭了不少罪，生活直一直由兒子贍養。1975年我從監獄出來，女兒才告訴我說，她母親已在幾年前吞報了過量的安眠藥而離開了人間。我們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畢竟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已到了耄耄之年，想起這些往事，心裏依然感到內疚。 浪漫的北平之旅我和梁白波結識，是在1935年初。梁白波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華藝專和西湖藝專學過油畫，後來去菲律賓的一所華僑中學教美術，這時才從菲律賓回國，向畫報投稿，試著靠拿稿費過日子。 在接觸中，我發現白波對我似乎頗有好感，主動約我陪她吃晚飯，我們談話很投機。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總把我往她那裏吸。 經過若幹次晚間的約會，我和白波在心靈上緊緊貼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戀那樣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樣新鮮；既是異性的同類，又是藝術上的知音。我倆一見鍾情，相逢恨晚，彼此都感到是天作地設的一雙，誰也無法抗拒。白波自然知疲乏我有妻子兒女，但她不在乎，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義。我呢，在羅彩雲與白波之間，既甜又苦，唯其苦，才更覺得甜。我與白波，如同飄浮在空中的氣球，一天一天地挨著。封建衛道者說，葉淺予是棄舊戀新的負心漢；個性解放者則說，葉淺予是個大膽的叛徒。 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應津浦鐵路局激請，參加了衛生宣傳列車活動，這真是一段我終生難忘的最幸福的日子。 我們在北平玩了3天，鐵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卻在金魚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來。白天遊故宮、天壇、頤和園……晚上看京劇名角兒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畫家珂佛羅皮斯影響，在幾年前就開始畫速寫，這次有白波作陪（她開始畫速寫了），更是畫興大發，有如皮球打足了氣，出手盡快，十幾天時間就畫出了幾麵張速寫。這些作品後來編成了一本《旅行漫畫》。 沒多久，上海的小報上居然刊出了《“王先後”失蹤》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從羅彩雲處訪來的，說什麽“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變，離家出走雲雲。 想不到我個人的家庭糾紛竟捅向了社會，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帶著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字了個“窩”。之後我被羅家父女“押”回上海。離婚不成，後來由一位律師朋友出麵，同羅彩雲達成了分居協議。我保證按月向她提供贍養費，她則同意與我分居。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幾天，對我藝術上幫助很大。白波是個很有才華的畫家，她平時喜歡詩，還曾為殷夫的詩畫過插圖。她自己具有詩人的氣質。我和她相處，常常感到是和詩人在一起相敘。她對我的影響，使我在創作《王先生到農村去》這套畫時，獲得了新的想象力。 1938年的武漢，是抗戰的神經中樞，各色各樣的人集中在這裏。我和白波聯合張樂平等組成了漫畫宣傳隊，白天為抗日工作，晚上則互相交流情懷。白波就在這時與一位受人崇拜的空軍英雄有了交往。這一年夏季，我到香港去監印《日寇暴行實錄》一書；我很想讓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幹脆拒絕了我。這時我才意識到，她的感情已經起了變化。對我來說，這當然是莫大的打擊，但冷靜下來後，我倒有了一點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對梁白波負欠什麽了。武漢話別後不久，梁白波就脫離漫畫群體，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畫界從此失去了一顆發光的慧星。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懷著淒楚的心情從香港回到武漢時，武漢已在日寇包圍之中。我隨機關撤退到長沙、桂林，隨後又受命再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特邀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愛戴愛蓮舉辦表演會，希望我在宣傳方麵給予支援。 我如約去了。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卻舞技嫻熟。她操一口英語，中國話根本不會說。我這隻是中學程度的英語的人如何應付得了？沒辦法，隻好通過打手勢、畫圖畫來交流思想。一個星期以後，我和戴愛蓮成了熟朋友。她告訴我，她初到香港時，隻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抗戰大後方的中國人，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 我也告訴她，在她之前，我從未與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華僑藝術家接觸過，但我覺得和她很合得來。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倆之間即由“社會人”的關係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開始談情說愛。 表演會之後，戴愛蓮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出版問題，也正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確我倆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再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當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卻又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失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讓人興奮！ 這一年，我33歲，愛蓮24歲。 一周後，我和愛蓮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征途。這一路水陸兼程，艱苦備嚐，愛蓮卻覺得十分新鮮有趣。 到了重慶，老朋友們把我倆團團圍住，說要看看葉淺予憑了什麽魅力“騙”來這樣家。愛蓮見他們唧唧喳喳，她一句也聽不懂，就目瞪口呆地問我，朋友們在議論什麽？我實話告訴她，說他們懷疑我是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愛蓮急了，忙用英語回答說：“不，不，是我心甘情願嫁給他的，他是個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說：“在香港時，我隻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麽多藝術界朋友，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真高興。” 這期間，周恩來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我和愛蓮。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工作。我覺得此話有理，便說服愛蓮暫時不去延安，留下來，努力在重慶打開局麵。 就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了一周的疲勞大轟炸。 轟炸過後不久，即在抗建禮堂舉行了戴愛蓮舞蹈表演會。重慶人第一次認識了這位把芭蕾舞和現代舞揉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並把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目，在重慶交響樂團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中的所見所聞畫成《重慶行》漫畫80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再同愛蓮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開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倆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戶農民家裏，為時將近一月，後來還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化裝混入難民隊伍，才算脫險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23幅，記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曆。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劇，後來成為她的保留節目。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許多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愛蓮和廣西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配合，組織了一場音樂舞蹈表演會。我照例在後台為她管服裝。那時除了我，誰也摸不清愛蓮演哪個節目該穿什麽服裝和用什麽道具；也隻有我能適應她換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是戴愛蓮的“跟包”——所謂“跟包”，乃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不但在後台管事打雜，還得為主角做飯，當翻譯，必要時還兼任演出經理和舞台監督。後來愛蓮主演“邊疆樂舞大會”，我就是節目組織者、海報設計者兼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6年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訪問，愛蓮反過來成了我的“跟包”，為我當翻譯員、對外聯絡員和畫展招待員。當然在她開表演會時，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還兼樂隊成員——她演《啞子背瘋》時的鑼鼓點子，就專由我來打鑼控製節奏。一段時間，我還是挺不錯的炊事員。在紐約時，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買齊，回來便精心烹調。那時老舍也正在紐約，我們常請了他一道來解饞。 愛蓮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達（當地華人稱“千裏達”），15歲隨母親去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次年她就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我們在美國時，她31歲，離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決定回特立尼達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家裏人見見她從祖國帶回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達的華僑對我和愛蓮的歸來反應極其熱烈，因為愛蓮是唯一回到祖國的舞蹈藝術家。她還在紐約演出時，特立尼達的報紙對她就已是一片讚揚，如今大家更想親眼一睹風采。愛蓮專從紐約請來一位男演員伴舞，演出了《春遊》和《巴安弦子》，獲得很大成功，我則當然隻能躲在後台管服裝，繼續當“跟包”。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舉行了全國首屆文代會，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化隊伍勝利會師。我和愛蓮此時已回到北平，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我當了美協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請愛蓮當了北京舞蹈學校校長。 這一年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愛蓮忽然向我提出離婚。這真是睛天霹靂，我大吃一驚，問她為什麽，她說她已經愛上別人了。我問那人是誰，她是來我們家住過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著眼淚，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屈指算來，從1940年到1950年，我和愛蓮在一起生活了一整整10年。我一直傾心於她對藝術執著的奮鬥和追求，沒想到最後我們卻是這樣分手。 最近翻閱畫篋，發現1944年在重慶北溫泉鬆林宿舍畫的一幅《鬆林人物誌》，那上麵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和愛蓮的寫照。 磕磕碰碰的銀婚生活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們有意促成的。在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畫家丁聰家裏和她見過一麵，但沒有交往。1955年又經朋友介紹見了麵。目的很明確——希望我們組成家庭。當時人美41歲，我48歲；她離開前夫已經10年，我也已獨居5載。經過幾個月的交往，我們很簡單地結了婚。婚禮當天就不太愉快。人美在她的回憶錄裏這樣描寫：“…我們想老頭子老太太結婚不要聲張，可不知怎麽，風聲還是漏出去了。朋友們紛紛送來賀禮。怎麽答謝呢？葉淺予說請老朋友們聚聚餐吧。幾十個人擁進四川飯店，有郭沫若、於立群、陽翰笙、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鬱鳳等等。葉淺予花了近200元錢。回來的路上，他告訴我，他已經破產了，因為他全部的財產也隻有200元，我又好氣又好笑，隻好自己掏錢去買必需的日用品…”婚後，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現她思想偏狹，爭強好勝，總怕別人小看她，處處擺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動不動就發脾氣。結婚才一個月，我倆就為一點小事頂撞起來，她竟一本正經地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一個月便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到底為什麽？”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我說：“咱們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過家家那樣，一賭氣便散夥嗎？”她說：“就是因為四十多了，這日子過下去將難於收拾。所以還是走開好。”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裏沒有大女子主義，怎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她啞口無言了，想了想說：“那麽，再試試吧！看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後，我逐漸摸到人美的脾性。凡屬於內掌櫃職權範圍內的事。外掌櫃不得插手。對我來說，這本是丈夫的幸福，但內外的界限很難劃分。例如，她對我們的住房不滿意，老要找房管所修這修那，房管所就給她“拖”。拖得她不耐煩了，便要外掌櫃出麵打交道。外掌櫃懶得管，有時頂一下，內掌櫃就火了，鬧著要搬到北影去住。 在人美的回憶錄裏，給我下了這樣的結論：“葉淺予是個好畫家，卻不是個好丈夫。他除了懂畫，別的什麽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讓我惱火的事……葉淺予是個過於沉浸在事業裏的人，當這種人的妻子，真不容易！”1980年，為了換房的事，人美多次騎單車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車時突然跌倒，當即說不出話來。急送協和醫院，確診為腦血檢。治療了一個來月，仍左身偏癱，上下肢關節僵化。又經3個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動，便出院回家。 這時大佛寺西街的葉宅已換到甘雨胡同24號，房屋相當寬敞，但這位家庭主婦的心情怎麽也平靜不下來。她嫌地板破舊，嫌大門腐朽，和房管所鬧個沒完。與此同時、她到處托人求醫，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腳治好。可是，事與願違，越性急越難治，越難治越性急，以致性情乖戾，稍不稱心就破口大罵。家裏的阿姨走馬燈似的換了又換，鄰居們竊竊私議，連居委會都出麵說話。我隻好忍氣吞聲，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鬧，驚動四鄰。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遷，按協議規定，我搬至中國畫研究院畫家內暫住，人美則暫遷到北影廠招待所內。分居兩處，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畫院來看我，兩個像走親戚似的來往，倒也別有情趣，減少了許多矛盾。 不久，我正在全國政協開會時，忽然感到心髒隱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醫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許動。幸虧有個好女兒明明，忙著往兩邊醫院跑，分頭照顧人美和我。 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來電話說，昨晚守了媽媽一夜，到淩晨3時，媽媽呼吸停止。明明勸我不要難過，說已盡了最大努力搶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著這位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伴侶，不由心中黯然，隻能默默地祝願她的靈魂獲得解脫。 [葉淺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