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教授們的錚錚鐵骨

作者：李利　來源：東方法眼　　二十多年前，我曾與特赦的戰犯、國軍李彌兵團的政工處長紀英才有過幾天近距離地接觸，他給我講了許多民國時期的故事，其中的一段直到現在仍讓我不能忘懷。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但這並不影響孔祥熙的二小姐每星期都要從重慶乘飛機去香港燙一次頭發。孔二小姐喜歡晚間散步，有一次恰遇一個教授也去散步，由於天黑，教授手中還打著手電筒，手電光無意間照到了孔二小姐的臉上。孔二小姐十分動怒，衝上去打了這個教授一個耳光，說這個教授“調戲良家婦女”。想想現在，哪怕是一個縣太爺的公子無意中打了那個教授，還不是白打。誰知那時這個教授竟不依不撓，直把這件事告到蔣委員長那裏。蔣介石權衡再三，居然指示教育部以安排這個教授出國考察作為安撫。從那時起，我就覺得民國時期的教授真的了不起。　　後來我又從其他資料中看到了民國時期一些教授們的錚錚鐵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曾向中國政府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按當時的官方匯率折算，合100億元法幣。如以黑市匯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財政部長的權力，倒買倒賣，從中貪汙了3390萬。事情披露後，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教授在參政會上提出質詢。此事鬧大了，輿論洶洶。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麵宴請傅斯年，做他的工作，為孔說情。席間蔣問道：“傅先生信任我嗎？”傅斯年的回答很幹脆：“我絕對信任。”蔣立即回應：“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鏗鏘有力：“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委員長也就應該信任委員長所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把蔣介石堵了個嚴嚴實實，嗆得話也說不出來。在傅斯年的窮追猛打下，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職務，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　　宋子文上台後，以行政院名義頒發《黃金買賣細則》、《管理外匯暫行辦法》等文件，與孔祥熙一樣利用隻有他們才擁有的官僚特權，大肆進行非法進口倒賣活動，致使國民經濟一片混亂，最終釀成1947年以上海為中心的席卷國統區的“黃金潮”。傅斯年的大炮脾氣又上來了，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刊出，全國轟動，各報紛紛轉載，成為討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曆數宋子文的醜行後指出：“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他大聲疾呼：“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繼此文之後，又連續發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宋子文的失敗》等文。傅斯年的一係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從抗戰末到1947年，傅斯年連連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貪贓枉法，使得這兩位皇親國戚也不能免責，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這在當今也是不可思議的事。平時蔣介石召見傅斯年，他在蔣的麵前也是翹著二郎腿說話，而不是畢恭畢敬誠惶誠恐。　　到1948年，傅斯年眼見國民黨越來越腐敗，更在公開場合大罵國民黨政府是一堆大糞，蔣介石也未“修理”過傅斯年，反而於不久的11月決定任命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並且信任有加。　　至於傅斯年的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生比起來也絲毫不遜色。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反對黨化教育。國民黨規定，舉凡機關、學校一律要掛國民黨黨旗，每周一要舉行總理（孫中山）紀念周活動。唯獨中國公學在胡適主持下既不掛國民黨黨旗，也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在抵製黨化教育的同時，胡適完全繼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辦學方針“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鼓勵學生組織學術研究會、辦刊物、辦壁報、舉辦演講會。一時之間，中國公學學風大變，學術風氣自由，任何言論都可以發表。有人曾將胡適在大陸對蔣的批評歸納為“五個第一”：第一個掀起討伐國民黨忽視人權的大討論，第一個批評孫中山“知難行易”哲學，第一個當麵批評國民黨政治不清明，第一個批評蔣介石發起的“新式生活運動”，第一個當麵批評蔣介石控製言論自由。說胡適等人是小罵大幫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當著“領袖”之麵出言頂撞、直言不諱地批評，甚至言辭尖銳，內心如沒有一種堅守真理的信念是做不到的。　　1936年10月，蔣介石過50歲生日，特地邀請北大教授熊十力參加生日宴會，這是很大的麵子。那天，在蔣介石的生日宴會上，政府中的達官貴人，紛紛爭先恐後向蔣介石獻媚，醜態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視，揮毫寫下一首打油詩。全詩如下：　　脖子長著癟葫蘆　　不花錢買篦梳　　蟣虱難下口　　一生無憂　　禿禿禿　　淨肉　　頭　　熊十力將這首每況日下的樓梯式詩寫好後，大笑而去。蔣介石見了麵紅耳赤，哭笑不得。隻好聽任熊十力離去。　　抗戰勝利後，熊十力來到了武漢，看到九省通衢的長江重鎮滿目瘡痍，而國民黨不顧人民死活，積極準備內戰，引起他對國民黨倒行逆施的不滿。他要揭露和諷刺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統治，一連多日，於大白天手持燈籠在武漢的商業大街上旁若無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紛紛駐足觀看，好奇之人實在弄不明白，就攔住問他：“先生青天白日打著燈籠走路，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聲回答說：“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當道，不掌燈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圍觀者頻頻頜首。　　抗戰時期，吳晗正在西南聯大執教。在課堂上，他說，南宋政府腐敗，是朝廷中以宰相賈似道為首的官員們鬥蟋蟀成風，玩物喪誌，葬送了南宋。所以，賈似道被人稱為蟋蟀宰相，沒想到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指香港淪陷時，行政院長孔祥熙家人用國民黨最後一架飛機運家人、洋狗，而置諸多文化名人於不顧的事)，曆史常有相像之處。當學生們問到這個“飛狗院長”是誰時，吳晗高聲道：“孔祥熙院長!”吳晗這句話點燃了學生們心中的怒火，幾天之後，示威遊行爆發了。當蔣介石以吳煽動學生鬧事為由派人來抓吳晗時，卻被雲南省主席龍雲擋駕了。以至於學生們打起了這樣的牌子：“打倒孔院長，擁護龍主席”。吳晗毛發未損。有資料顯示，民國時期，具有正義感的教授沒有不在課堂上批評、抨擊，直至大罵國民黨的。　　抗戰爆發後，馬寅初以專家身份考察中國的戰時經濟，對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大發國難財極為不滿，他將這種情況精辟而形象地概括為“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有針對性地提出征收“戰時財產稅”。他說：“政府對發國難財者應從速開辦臨時財產稅，先從大官之中發國難財者入手，令其將用政治勢力所獲得的不義之財全部提出，貢獻於國家，以為其餘發國難財者戒。”這個矛頭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於是就有人奉命前來勸說馬寅初，說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讓他居住，想購買黃金，隻要他提個數字，可以立即照辦，如要去美國考察，不論長住或短期都行，經費不成問題。馬寅初自然明白他們的伎倆，遂發表“嚴正聲明”：　　一、在此國難當頭，我絕不離開重慶去美國考察；　　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說話的自由，國民黨政府的立法院沒有多大意思，我絕不去北碚居住，並要逐漸同立法院脫離關係；　　三、不搞投機生意，不買一兩黃金，一元美鈔。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這辦不到! 馬寅初一九三八年於重慶　　此後不久，馬寅初到重慶大學擔任經濟學院教授和商學院院長。在高校任職，於是馬寅初有了抨擊國民黨的更大平台。對馬寅初堅持自由主義和民主立場，蔣介石在無可奈何之下，提出三個職務讓其挑選：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全國禁煙總監。可馬寅初絲毫不為所動。蔣介石要重大校長葉元龍陪同馬寅初來見他，蔣對葉元龍說：“我要當麵同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葉怕碰釘子，就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這個消息，可馬寅初回答說：“叫校長陪著我去見他，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吧!”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麵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叫他來看我!”蔣介石雖生氣，也隻好給自己找台階下，對葉元龍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不去見蔣介石。　　1924年，張奚若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政治係主任，他是位很有個性的學者，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保持獨立的人格，當他聽到有人喊“蔣委員長萬歲”時，就曾說過：“現在民國了，為什麽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　　1946 年，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四校聯合舉辦時事講演會，張奚若擔任主講。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麵對六七千名聽眾，他對國民黨展開了猛烈抨擊。張奚若說；“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幹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他還一語中的地給國民黨政府下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定論。因此，“中國要有光明的前途，隻能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在聽眾的一陣哄笑聲中，他才正式開講。講演中，他說：“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這個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　　1937 年蔣介石在廬山舉行國事談話會時，請張奚若參會，蔣介石對張奚若可謂是“國仕”之禮遇了。但不久之後，張奚若就與蔣介石發生了衝突。一次在例行的國民參政會上，張奚若以一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發言，言詞激烈地抨擊了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腐敗。蔣介石頓感難堪，於是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張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參政會再開會時，政府給他寄來開會的通知和路費，張奚若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25歲就做了清華大學教授的錢端升，在國民政府時期，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他與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起,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　　錢端升經常發表政論文章,批評時政,針眨時弊。蔣介石雖然很害怕他開口質詢,卻很重視他的才華,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想讓他做官。但錢先生還是想回學校教書。《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一封錢先生致胡適的信,說他和陳布雷見蔣介石的情況。錢先生告訴蔣介石他將回北大繼周炳琳之後做法學院院長。　　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錢端升都服務於西南聯大。抗戰後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專程到昆明西南聯大來。由當時地下黨和民青發起,寫了一封致華萊士的英文公開信,揭露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獨裁統治,要求民主和自由。這封信貼在聯大校門內的民主牆上,負責接待華萊士的錢端升等先生,陪著他立在那裏看這張大字報。　　國共內戰爆發後,昆明四高校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大草坪上舉行時事晚會。那天錢先生演講的題目是“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錢先生滿腔悲憤,激昂慷慨,大聲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會場上掌聲雷動。不意這時突然一聲槍響。隨後槍聲大作。原來雲南警備司令部第五軍的官兵,早已包圍了學校。他們躲在校園周圍的土墳頭後麵,對空放槍。……群眾本來站立聽講,會議主持害怕流彈傷人,就要求大家席地而坐。這時正站在台上演講的錢端升教授,表現出大義凜然,不畏強暴的崇高氣節,他不顧勸阻,仍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聲演講……。　　應該說,麵對國民政府的專製統治,錢端升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和勇氣,從未退縮過。　　當我深深感歎為什麽民國時期的教授們都那麽有骨氣，而今天的教授們為什麽名節難保時，2009年第4期《炎黃春秋》所載的江蘇省工運研究所研究員趙映林教授的一段話使我頓開茅塞：筆者記得一件事，上世紀80年代初，某教授在課堂上針對有人批評知識分子在曆屆運動中，常常自我作賤，沒完沒了的檢討，立誌埋葬“舊我”，重造“新我”，是軟骨頭。這位教授傷心地說，我們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們能何如。說著哽咽難止。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的基礎。”當然，如果是“浪裏白條”一個又當別論了。“骨氣和底氣”也許更足，因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嘛。拋開前麵講的條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隻是文人個人的道德底線的堅守與否了。可見，產權、所有製的多元化才是“過去教授的骨氣和底氣”的根本憑借。產權多元化、所有製形式多元化，經濟形式就多元化，最終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們之間存在著完全的因果關係。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一些鐵骨錚錚的教授，比如有的教授為了不與官僚們同流合汙，放棄了高官，仍回到大學去教書。比如有的教授寧可被“流放”也不向權貴者低頭……。雖然這些教授目前尚顯孤立，但他們是天亮之前出現在東方的啟明星，會點亮更多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我以為，現在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尊重科學、尊重知識，而教授們作為科學知識的重要載體，也將會被格外地尊重和珍惜。 隨著我國經濟體製和政治製度的改革，我們的土壤結構已作了些許改良，不再專門滋生奴才和流氓了。民國時期教授們的錚錚鐵骨將重現在新一代教授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