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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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動亂，卻依舊被極左陰霾和桎梏所籠罩禁錮。衝破陰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發動、領導和全力推動的振聾發 聵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氣，破冰般打開思想解放的局麵，掀開了改革開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謹 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緬懷。為什麽用這樣一個題目呢？還是借用魯迅的說法：中國自古以來，專製王朝，老百姓當慣奴隸，少數官員效忠當奴才。過去共產 黨是必須當馴服工具，群眾學雷鋒當螺絲釘，少數奴才們助紂為虐。 (
不正常的黨內生活
要談胡耀邦，不得不先談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任何黨員都是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觀念深入人心，也作為組織原則貫徹下去。作為一個實質上的農民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這個人很複雜，毛的周圍有一幫人。
毛澤東最喜歡的人是高崗、林彪和鄧小平，曾打算讓高崗當接班人。高崗有他的本事，屬於「綠林豪傑」，毛很欣賞。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書，他喜歡下圍 棋，晚上同我下棋是從不接電話的。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 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我問過黃克誠，在江西時他就感到，毛有兩個毛病：一是脾氣太壞，二是任人唯親。井岡山下來在福建選前委，多 數人投陳毅的票，毛澤東就甩手不幹了。後來陳毅去上海找周恩來，周讓陳趕緊把毛請回來。如蕭克沒投毛的票，毛對蕭一直記在心上。
沒有林彪的吹捧與參與，「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 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 嚴，蕭克、張愛萍等7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他毫不理睬。
總之，80年代的局勢對耀邦來說，很難辦，上麵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讚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 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胡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隻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 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 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製，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 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 委，我們四個人（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我）反對鎮壓，幾個月批鬥，將要開除黨籍，是陳雲挽救了我們；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1982年初我已經65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我到中央組織部 組建青年幹部局，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是「能上不能下」、不願當局長。於是我隻好服從，於該年3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我隻見他一次，見了 麵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 後來向我透露，揭發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看不起他，在兩老之間講閒話，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鄧力群。胡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改革開放以 後，主要在意識形態上，胡喬木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掛帥」的路線，實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他是個兩麵派，真正的兩麵派，今天這樣明天 又翻過來。我跟胡喬木的淵源很深，對他比較瞭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時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幾篇舊作，印了50本，給中宣部1本，胡喬木要求全部上 交，責備我「此種事，有害無益。」我年少氣盛，寫了一本《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1952年我調到北京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黨 史。沒有他支持，《廬山會議實錄》也出不來啊！張聞天紀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劉英寫信要我寫篇文章，後來胡喬木把書的主編叫去加以訓斥：「你幹嘛讓李銳寫文 章？」主編說是劉大姐讓寫的，他才不吱聲了。像胡喬木那樣的人，不當奴才不行啊！他願意當奴才，因為有好處。中國曆史上有很多這種人物。
1986年，鄧力群把陸鏗同胡耀邦的訪談交給鄧小平，引起鄧的震怒，這也成為1987年1月「生活會」後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導火索。1987年春， 陳雲讓王震等人活動，把鄧力群抬出來當總書記。我在1987年7月11日給鄧小平、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除了揭發他抵製改革開放外，還述及他在延安 搶救運動時犯的一件嚴重政治錯誤。鄧小平14日批示，撤銷鄧力群的職務，陳雲、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畫圈了，製止了這個危機。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全麵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對全麵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 法。那兩個「左王」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汙 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汙隻搞了28天，幸好被胡、趙聯手製止了。
1987年的「生活會」上，耀邦被迫作了檢查，聽說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 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麵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與各種阻撓， 最後遭到兩方麵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胡耀邦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胡耀邦是紅小鬼，十四五歲就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團，幾乎喪命，此事終生難忘。此後曆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 他都盡可能予以抵製或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做有益之事。耀邦曆來對「政治掛帥」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歡搞條條框框，堅守言行一致。「大躍進」失敗後，1960年 就主張恢複長途販運；他曾公開講話：「衣食足而知廉恥，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飽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義」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延安搶救運動時，到處 大抓特務，他當時擔任總政組織部長，自己做了個試驗，找幾個絕對沒有問題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認是特務了。於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說，不能再幹這種事 情。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時，幾位團中央的老同誌編寫《胡耀邦傳》，我為這本書寫過一個序言。這個序言裏提到：1950年到1952年，擔任川北 黨政領導時，耀邦親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約」；土改中實行保護富農和對地主的溫和政策；不許農民亂罰亂鬥，進城抓人。當年鄧小平這樣評價他：「有主見，不盲 從。」
1952年到1966年，他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提倡八個大字：「朝氣蓬勃，實事求是。」他說：「實事求是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要 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弄虛作假。要有實幹的精神，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認為執政黨尤其要這樣要求。戰爭年代，形勢逼得你非實事求是不可；執政以後， 即容易自以為是，走向反麵；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深入實際，尤其需要民主製度和黨的紀律的保證。1954年10月，《中國青年》編輯問他，「怎樣理解社會主 義人道主義？」耀邦回答：「無產階級不是隻講革命，隻講鬥爭，它也講愛心，講人情味，講對同誌、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尊重、關心和愛護。隻有這樣，我們的社會 主義才是可愛的，人們才能從中感受到更多的歡樂和溫暖。」
1957年反右派時，他不在國內；回國後，對團中央打的右派進行安慰。他同我談過，生平憾事，對項南和蘇進沒有保護好；兩次自責，批鬥彭德懷時沒講公道話，開除劉少奇黨籍也舉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幫助工作兩年時，他親自到瀏陽、醴陵、平江的生產大隊蹲點。四清運動開始，對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驟都作了規定：凡屬集體瞞產私 分，不做處理；手腳不乾淨的，公物歸還，不搞坦白檢舉；群眾向幹部提意見，隻「背靠背」；同時號召「一手抓生產，一手抓運動。」湘潭地區因此沒有發生亂鬥 和影響生產，大家都滿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陝西第一書記任上，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四清運動越來越左時。他以大無畏的精神，開展了「解放思想、解放 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為主題的超前民主改革，糾正社教運動中侵犯人權的錯誤作法。發出這樣的號召：「社教運動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維護人權，尊 重風俗人情」；「民主要過硬」；「領導人要聽反對的話」。他強調「生產好不好，是檢驗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標誌。」同時，恢複集市貿易，允許短途運輸，發展 鄉鎮企業，提倡植樹造林（誰種歸誰）。當年在西北局的領導下，陝西「左禍」特別嚴重，耀邦本人被葉劍英保護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則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終是清醒的。初期同團中央幾位書記同舟共濟，每天有幾千上萬人來揪鬥他們。有人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說過「太陽也有黑點」；反對 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說：「遊泳時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嗆水」；他說過「康生一貫左」。他隻承認學習不夠，工作有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有次在長辛 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紅腫。他認為毛澤東驕傲了；「不讓權，不做自我批評的。」「驕傲害死人呀！」他曾歎息「搞了八年還看不到頭」，「多行不義必自斃」。
文革後期，耀邦負責科學院工作，主持起草了《彙報提綱》。根據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而否定了「知識私有」、「白專道 路」等錯誤提法，並作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長征」的報告。後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這《彙報提綱》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 殘酷鬥爭。
由於上述這些事例，我們知道耀邦一生曆經革命磨練，特別注重理論實踐的結合，尤其看重實踐效果，因而能抓住過去黨和毛澤東屢犯錯誤最終走上文革絕 路的症結，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思想的絕對統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變成了領袖專政。
耀邦對中國問題的反思
從投身革命到最後辭世，胡耀邦在黨內生活了60年。對這段漫長而沉重的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對當代中國的痼疾，他有透闢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結 果，使他形成了許多反映和順應人類文明主流的思想、觀點和理念。耀邦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黨和國家生活應 該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須杜絕家長製、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要愛護知識分子、盡力發揚知識分子的才能；應當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則，吸取 人類文明共同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他提出和實施的許多政策主張，尤其堅持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同步，都體現出一種超越原有意識形態的人類普適價 值。即便發生1987年的「辭職事件」後，他的思考仍然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思考國家、民族、政黨的前 行方向，過去在我們黨內，確實是鮮見的。
推進改革，完成耀邦的遺願
胡耀邦去世，是中國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為師、為友、為長者、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黨裏出了個胡耀邦，這又是中國的 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徹底，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最堅定。他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對於「左」禍肆虐的記憶可謂刻骨銘心。他重視自由、民 主、人道，熟悉西方的發展曆史，很願意接受外來的新思想。他對毛澤東的認識是全麵的，在「文革」時便不盲從，常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獨立思考。他力主 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應健康發展，一定要避免過去搞家長製、一人說了算的錯誤，並主持了「黨內政治生活若幹準則」的起草。
1989年4月20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對耀邦一生作了評價，悼詞是經過鄧小平和中央負責同誌討論過的，還是比較公正的。但 由於1987年1月「生活會」上強加給他的那些不實之詞，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黨內外廣大黨員和群眾為之憤憤不平，以致後來引發了「六四」政治風 波。對胡耀邦的作為，要有一個全麵公正符合實際的總結，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我們黨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問題。如果不能正確認識昨天，也就掌 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兩個「左王」的幹擾也不存在，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好形勢。第二個「曆史決議」對毛澤東晚年錯誤做 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這樣，進一步全麵改革開放的路就會好走一些。經過30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太大， 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們用掉的煤炭大概佔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貪汙、腐敗愈演 愈烈。現在全國人口的0.4%掌握了全國財富的70%，貧富懸殊比美國還要厲害（美國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財富）。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 勾結，使共產黨淪向了一個利益集團、構成了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近幾年來，中央領導人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 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 這涉及到政治體製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對它的解決不能再猶豫不決了！政治體製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 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我88歲自壽詩中的 尾聯。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製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引出 了許多危機。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2009年2月）
作者簡介
現年92歲、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素以敢言著稱，也因敢言而先後被毛澤東重用、棄用，近年被稱為體製內的自由派。2006年，李銳曾致函中共總書 記胡錦濤，希望中共停止以黨代法以重建信譽。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李銳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實民主，便會危機叢生。
1958年初，李銳任水利電力部部長助理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時，曾向毛澤東陳述三峽工程引發的問題並提交文章，獲毛賞識，毛還說：「我們要有這樣 的秀才。」李就當了毛的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對毛領導的「大躍進」，但李大膽直說，其後被開除黨籍，文革期間被關在秦城監獄 8年。至1979年，李銳獲平反，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其後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