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藝的啟蒙音樂家——李叔同

ZT

李嵐清　發布時間： 2008-06-04 07:35　光明日報

1919年的弘一大師 　　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李叔同是一位以創作“學堂樂歌”而著稱的音樂家。同時，他在戲劇、美術、詩詞、書法、篆刻等方麵也有較深的造詣，特別是在我國近現代美術和話劇等方麵， 有著開創性的貢獻，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充滿傳奇經曆而又多才多藝的奇才。 名重一時的風流才子 　　李叔同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字叔同，成年後自取別號息霜、岸等，1880年10月23日出生於天津一個官僚兼鹽商家庭，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圓寂，終年62歲。 　　李叔同的祖父早年移居天津經營鹽業和銀號錢莊。李叔同的父親李世珍，字筱樓，自幼攻習儒學，後來考中舉人和進士，曾在吏部任職，不久辭官經商，繼承家業，成為天津巨富。李世珍有三個兒子，長子文錦早逝；次子文熙為清末秀才，後成為天津著名中醫；李叔同是其父在68歲時與年輕的側室所生。李叔同幼年喪父，受母親的影響較多。7歲時受教於二哥，開始誦讀《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傳統讀本。當時，他雖不懂這些書的內容，卻常把自己關在書房裏誦讀不怠。年齡稍長後，他就開始吟讀唐詩、“四子書”及《古文觀止》等，他還愛好書法和篆刻，也寫得一手很好的篆字。由此可見，李叔同很早就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麵打下了比較深厚的基礎。 　　李叔同16歲時入輔仁書院學習，17歲時隨天津名士趙幼梅學習填詞，同時從書法篆刻名家唐靜岩學習書法和篆刻，小小年紀，已成為一位文采出眾的才子。由於家庭的影響，李叔同18歲時入天津縣學，寫過多篇文章，並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後來，在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下，李叔同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袖十分崇敬，相傳還篆刻“南海康君是吾師”印章一方，以表其誌。他曾說：“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自存”。維新變法失敗後，李叔同攜母親、家眷定居上海。當時，上海聚集了很多文人墨客，也有不少文化社團組織。在上海，李叔同感到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應邀參加了由許幻園、張小樓、袁希濂、蔡小香等名士創辦的“城南文社”。他們以文會友，時常雅集相聚，還結為金蘭兄弟，時稱上海的“天涯五友”。由於李叔同才華出眾，他的詩文常常在唱和應答中名列前茅，許幻園等人對他甚為傾慕、敬佩。許幻園還邀請李叔同移居自己的“城南草堂”，並親自為他的居室題寫“李廬”二字。李叔同在此如魚得水，詩文泉湧，編撰印行了《二十自述詩》、《李廬印譜》、《李廬詩鍾》等著作。許幻園夫人還寫了一首讚譽李叔同的詩：“李也文名大似鬥，等身著作膾人口。酒酣詩思湧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不久，李叔同又與書畫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編輯《書畫公會報》交《中外日報》隨報發送，他的詩、書、篆刻等作品常刊於此報，他也因此名聲大振，成為聞名上海的書畫名流。 　　1901年，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與邵力子、黃炎培等同窗，成為蔡元培的得意門生。1902年冬，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學生相繼退學。1904年，愛國運動風起雲湧，李叔同與黃炎培等在上海創設了“滬學會”，以“興學”和“演講”的方式，傳播愛國民主思想。在“滬學會”的補習科，李叔同還講授樂歌課。李叔同由此開始了樂歌的創作活動。 　　青年時代的李叔同才藝出眾，參加的藝術活動較多，又與藝伎坤伶時有交往，可謂是風流倜儻的才子。 驚世駭俗的“新世界之傑士” 　　1905年4月，李叔同的生母病故，他和家眷一起扶送母親的靈柩返回天津。在治喪時，他衝破傳統的外喪或側室靈柩不得進門入廳的習俗，力排眾議，棄舊鼎新，不僅在家中為母親舉辦“追悼會”，還不讓家人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裝，拒絕接納喪儀，由吊唁者致悼詞。他自己則坐在鋼琴旁，自彈自唱悼歌。這一舉動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天津的《大公報》對此還做了報道，稱讚李叔同為“新世界之傑士”。為表達喪母之痛，李叔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哀。這時正是晚清末年，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李叔同麵對國家河山破碎和社會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實，在報國無門的苦悶心境下，決定東渡日本留學，探求救國之道。行前，他按《金縷曲》詞牌填寫《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一闕，詞中有“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辜負！”抒發了他離別祖國前的愛國情懷和抱負。 多姿多彩的留學生活 　　1905年秋，李叔同抵達日本東京。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位於東京上野的東京美術學校，學習西洋美術，同時在東京音樂學校修習鋼琴和作曲。他不僅是我國第一批赴日學習西洋美術的留學生，還在日本著名戲劇家川上音二郎、藤澤淺二郎的指導和幫助下，與同學曾孝穀等人組織了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後來，歐陽予倩等人也加入了該社。1907年2月，李叔同在為賑濟國內徐淮水災舉辦的義演活動中，在《茶花女》中飾演了女主角，首開中國人演話劇的先河，為中日有關人士矚目。日本評論家鬆居鬆翁在《芝居》雜誌上撰文寫道：“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位學生，但他組織的‘春柳社’劇團，在樂座上演《椿姬》（作者注：即《茶花女》）一劇，實在非常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擬。看到這個戲，使我聯想起在法國蒙得爾劇場那個女優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同年7月，“春柳社”又公演了《黑奴籲天錄》，也得到好評。李叔同在日本學習美術時，從素描寫生入手，創作了若幹裸體寫生畫，不僅表現出超群的繪畫技藝，也表現出衝破陳規陋俗，大膽嚐試探索的精神。後來，他回國教授美術時，也在國內率先開設裸體寫生課。 兢兢業業的教學生涯 　　1911年，李叔同學成回國。此時，由於經營不善，他的家業已經瀕臨破敗。他不諳經商之道，經商也不符合他的誌趣，所以他對此也並不十分看重。回國後，李叔同以教師為職業，繼續從事樂歌和圖畫教學活動。他先在天津直隸模範工業學堂教授圖畫，1912年初離開天津南下上海，就職城東女學，教授文學和音樂。同年，他應柳亞子之邀任《太平洋報》廣告部主任。1912年夏，《太平洋報》負債過重，大有停辦之趨勢，李叔同於是應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1913年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經亨頤的聘請，赴杭州任該校圖畫和音樂教師。從此，他一改西服革履的著裝，改穿長衫布鞋，過起了樸素清苦的教師生活。當時，夏丏尊、馬敘倫、沈尹默、薑丹書等名流也在該校任教，學校的聲譽很高。李叔同到該校任教後，由於師德高尚、學識淵博，深受師生愛戴，圖畫和音樂這兩科原本比較薄弱的課程，地位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 　　作為一名教師，李叔同對學生在學習上要求嚴格，在生活上關心備至，他曾用自己的薪水幫助學生劉質平出國深造。在教學中，李叔同親自編寫各種講義，他撰寫的美術史教科書，是中國人自行撰寫的第一部西洋美術史。李叔同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西洋音樂、美術學養，及其人格魅力和敬業精神，培養了一大批音樂和美術的優秀人才，在我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國“五四”時期不少著名的音樂家、美術家和作家，如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李鴻梁、潘天壽、曹聚仁等，都曾受到過他的教誨。 　　李叔同在音樂教育實踐中，始終把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放在優先地位，這與他的老師蔡元培美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人格審美教育”不謀而合。在這方麵，李叔同的同事和學生有過許多讚譽和評說。夏丏尊曾說：“我和弘一法師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教的時候……當時我們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氣息，懺除將盡，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功夫。我擔任舍監職務，兼教修身課，時時感覺對於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就忽然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外出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隻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出發，我隻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豐子愷曾說：“他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曹聚仁曾說：“在我們的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無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他們……同學中也有願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誌以藝術作終身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學生對李叔同，也心存感激。比如，劉質平不但視李叔同為恩師，更終身以慈父侍奉之。李叔同出家後，一次他大病尚未痊愈，有位高僧請他赴西安宣示佛學，他自知此行生死難卜，臨行前立下遺囑。劉質平見到遺囑後，料想老師此行凶多吉少，便立即跑到碼頭，苦苦相勸，最後把李叔同背下船來，送回原地繼續養病。 　　1918年農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結束世俗生活皈依佛門，出家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最終成為佛教的律宗大師。 對近現代音樂的重要貢獻 　　李叔同為我國近現代音樂作出了許多卓越貢獻，一些貢獻和成就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1905年，李叔同曾手書《祖國歌》的詞譜，作為“滬學會”補習班的唱歌教材。這首以中國民間樂曲《老六板》為基本曲調的歌曲，抒發了強烈的愛國熱情，深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很快由上海傳唱到其他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1905年，李叔同編印出版《國學唱歌集》，歌詞選用了《詩經》、《離騷》、唐宋詩詞等，表現出作者深厚的“國學”底蘊和對國學的重視。 　　1906年，李叔同獨自在日本創辦了《音樂小雜誌》，在日本印成後，寄回國內發行。這本雜誌雖然隻發行了一期，卻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的第一本音樂雜誌。這本雜誌包括圖畫、插圖、樂史、樂典等欄目，除樂典、三首詞作、部分插圖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內容（包括封麵設計和水彩畫）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雜誌的“序言”中寫道：“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歟！”他論述了自然界各種音響給人的不同共鳴和感受，並認為將自然界的音響加工成“音樂”，就能發揮巨大的社會功能。這篇序文也體現了李叔同的音樂啟蒙教育思想和音樂觀。 　　這本雜誌還刊登了李叔同填詞編寫的三首樂歌：《隋堤柳》、《我的國》和《春郊賽跑》。《我的國》是他根據自己在上海時寫的歌詞，選用一首日本樂曲 　　編成，豪邁壯闊的歌詞充滿愛國激情，表達了他希望祖國富強的強烈願望。李叔同彈奏並吟唱這首歌時，為飽受列強侮辱的祖國和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陣痛。《春郊賽跑》采用德國歌曲《木馬》的曲譜，歌詞寫道：“跑跑跑！看是誰先到。楊柳青青，桃花帶笑。萬物皆春，男兒年少。跑跑跑！錦標奪得了。”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和健康快樂的情感。 　　李叔同還根據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樂史》中的資料，編寫了介紹音樂大師貝多芬的文章《樂聖比獨芬傳》，並用炭筆精心繪製了“樂聖比獨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國人介紹貝多芬的中國人，也是尊稱貝多芬為“樂聖”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錄》一文中，還對音樂簡譜和五線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簡譜者。今則自幼稚園唱歌起，皆用五線音譜。吾國近出之歌唱集與各學校音樂教授，大半用簡譜，似未合宜。”他還針對自己剛出版不久的《國學唱歌集》未能身體力行使用五線譜而痛悔自責：“去年餘從友人之請，編《國學唱歌集》，迄今思之，實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囑友人，毋再發售並毀版以謝吾過。”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時編輯《白陽》雜誌，他在雜誌上刊登了介紹西洋樂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詞作曲的合唱曲《春遊》。這本刊物還包括文學和美術方麵的文章，從音樂方麵來看，它可以看作是《音樂小雜誌》的姊妹篇。 　　李叔同是我國近現代的啟蒙音樂家和樂歌作家。我國近現代音樂起源於大多用外國曲譜填詞的“學堂樂歌”，李叔同就是“學堂樂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詞和選曲配詞的音樂作品有近百首，確切數目已無從考證。豐子愷和裘夢痕合編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錄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樂歌。歌集一經出版，就被各地學校選作教材，連續再版十次，成為中國近現代傳播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的教學歌曲集之一。豐子愷在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因而當時能兼作詞曲者，隻有李先生一人。”文中雖然難免對恩師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李叔同在樂歌創作中的地位。 　　李叔同的音樂教育思想也貫穿於他的樂歌創作中。李叔同編寫的樂歌，體現了他“促社會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樂觀，影響深遠。早在1904年“滬學會”時，李叔同就邀請沈心工在“滬學會”文化補習班開設樂歌課，自己也一起聽講，接受音樂的啟蒙教育。當時，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際，需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李叔同在“滬學會”教唱的《祖國歌》，詞曲配合貼切，主題鮮明，富有濃鬱的民族音樂特色，歌頌了中華文明古國，抒發了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後，雖專心研究和弘揚佛學，但在“念佛不忘救國”思想的指導下，仍應邀創作愛國歌曲。他這一時期的作品，結集為《清涼歌集》，1936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李叔同創作的樂歌藝術水平很高，尤其在多聲部合唱歌曲方麵具有首創性。他的《春遊》是我國最早的一首三聲部聲樂作品，也是中國作曲家運用西洋作曲技法進行多聲部音樂創作的最早探索。這首歌的和聲和曲體非常工整，旋律優美，自然清秀，堪稱校園歌曲的典範。 　　李叔同歌曲中流傳最廣、影響最為久遠的一首樂歌是《送別》。《送別》的歌詞實際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實寫照，感人至深，與稍加改動的美國作曲家奧德威的曲譜搭配得天衣無縫。其中有一句歌詞在流傳中產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有的人把這句中的“瓢”唱為“觚”，有的人唱為“斛”或“壺”。對此，由於迄今沒有見到李叔同手書的《送別》歌詞，很難做出鑒別。《送別》最初公開發表的版本是豐子愷、裘夢痕合編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該書《送別》歌詞中是“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後來，豐子愷又編了《李叔同歌曲集》，此書收入李叔同作詞作曲或填詞的歌曲作品32首，歌詞全部是豐子愷的毛筆楷書，所收《送別》的歌詞中，這一句也是“一瓢濁酒盡餘歡”。因此，有人認為“豐子愷版本”的可靠性無可懷疑，應視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來舀水或撮取麵粉等的器具；而“觚”卻是古代一種盛酒的器具。據此，也有人對“豐子愷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質疑，認為“觚”與“瓢”字形相近，可能是豐子愷在書寫過程中有誤。 　　《送別》在傳播過程中出現了“觚”、“瓢”、“斛”、“壺”等版本，莫衷一是。不過，我對這一句中采用“斛”、“壺”的版本不以為然，一是缺乏根據，二是像李叔同這樣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詞中用“斛”或“壺”。 　　這首歌曲還被電影《早春二月》和《城南舊事》分別選作插曲和主題歌，廣泛傳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幾十年來最喜愛的歌曲之一。 　　李叔同由一個富家風流公子和文壇名士，變為一個剪掉辮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學生，變成一個西裝革履佩戴金絲眼鏡的報紙編輯，變成穿長袍馬褂足蹬布鞋的教師，又在中年決然皈依佛門，以苦行僧而終其一生……可以說，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個階段中的角色，都發揮到了極致。因此，我總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沒有出家。不過，李叔同給我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象，還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厭的《送別》。 　　李叔同從日本留學回國到1918年出家為僧的幾年，是他藝術教育和樂歌創作最重要的時期。在我國音樂教育剛剛起步，對是否需要音樂教育尚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他毅然選擇了音樂和美術教育工作，並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李叔同是我國近現代音樂教育的先驅者，是多才多藝的啟蒙音樂家。（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李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