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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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 我聽他這麽一問，腦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這“一個人”和“外國”，同時構成強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洶湧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響起嘹亮的喊叫聲：“去呀，去!你為什麽不去?” 我茫然地站著，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去不去都將決定我未來的命運，當時我隻有一種紊亂與無助的感覺。也許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聲告訴我說，這個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國留學，很想帶你一起去。 我聽說過徐先生要到法國的事，可是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竟要帶我一同去，由於一向對徐先生的好感和愛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將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脫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滿意，但他一再叮囑我，這件事千萬不可泄漏，否則會有很大的禍事，關於出國的一切準備和手續，徐先生自會替我辦理。我的神誌逐漸清醒，想起自己是一個已經訂婚的人，在當時是絕對不能解除婚約的，所以隻好秘密出走。 這以後徐先生便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碧微。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一隻上刻“悲鴻”，一隻鐫著“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問他這是什麽意思，他便得意地答：“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人家追問他未來的太太是誰，他隻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開始積極地準備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揚言某月某日將啟程去法國，其實他仍舊留在上海，為我申請護照，辦理出國手續，購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時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園康有為先生的家裏，當時康有為已經收他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從上海到法國的航線不通，徐先生決定帶我先到日本，再看風色。他把一切出國事項都辦好了，定於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愛丸駛往長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當晚天黑以後，到愛多亞路長發棧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來邀請父親、母親和二姑出去吃晚飯，飯後再去聽戲。大概是傍晚六點多鍾，我看暮靄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鎮靜，把早先預備好的一封信，放在母親擺針賬的抽屜裏。我那封信故意寫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說我深感人生乏味，頗有想去自殺的意味。就這樣，我離別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開始走向艱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長發棧，徐先生已經等候得很著急了，一見到我如約而至，不禁大喜過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隻刻著碧微兩字的水晶戒指，從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遠赴日本、法國 日本的印刷術優美精良，出版的藝術書籍相當豐富，還有許多仿印的原畫，都是徐先生視為至寶的，他經常到各書店去瀏覽觀賞，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慮地買下來。在東京住了半年，帶來的兩千塊錢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餓，於是我們隻好在當年11月間，又從東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見康有為，康先生建議，現在我們既不能啟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個官費出國名額，兩個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寬裕些。於是，12月間我們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後，徐先生拿了康有為先生的介紹信，輾轉找到了當時的教育總長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隻要停戰開航，他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費生的資格去法國留學。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幫助下，徐先生以官費生資格到巴黎，進了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 徐先生刻苦好學，努力奮鬥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國以前，繪畫藝術已有相當造詣，入學後更廢寢忘食地潛心攻習。每天上午他在學校素描班畫石膏，下午學校沒有課，他便去敘裏昂研究所畫模特兒。除了勤學不輟，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館流連徘徊，欣賞古今畫苑的珍品。他最喜歡在回家途中繞道塞納河邊，那裏是舊書、古版、印畫的集散地，他經常瀏覽搜求，一耽擱便是好幾個鍾頭。 那時法國藝術學校聘請的教授都是當代大師和著名畫家，徐先生對名師佛拉孟極為崇拜，便選擇到他的畫室學習。外國的高級學校，大都是進去容易，而畢業很難。藝校的正式學生，一定要經過理論科目，如解剖、透視、美術史等考試及格才算結業，而徐先生是中國學生中唯一通過理論考試的人。 當時有一位大畫家達昂先生，徐先生對他極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門下，隻是苦無機緣。最後他不顧一切地登門拜訪，拿出自己的畫作請他指教，果然獲得達昂先生的青睞，收他為入門弟子。以後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畫室去麵聆教益，漸漸地我也成了達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於達昂先生的關係，我們又結識了法國當代最偉大的雕塑家鄧甫脫(Dampt)先生，鄧甫脫夫婦都很慈藹好客，和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有一位曾做過國家藝術學校校長的貝奈爾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們第二次到巴黎時，他已八十四歲高齡，我們去拜訪他，他還在我的紀念冊上為我畫了一幅素描像。 有“家” 1927年12月26日，我們的長子伯陽出生。徐先生對伯陽鍾愛萬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過去十年的坎坷艱辛，我常常想，像我這樣結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間恐怕不多，此後，上天總不會再把我的幸福快樂剝奪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聲名鵲起的畫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來康莊大道的起點，用他這支如椽畫筆，辟出他的遠大前程，我將為他而驕傲。 回國以後，我們的經濟一直很拮據，不但沒有收入，回國的旅費還是借來的。這時吳稚暉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見二位長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義，聘請徐先生為幾位元老繪像。前後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徐先生為吳老先生、張溥泉先生和張靜江先生夫婦畫了四幅畫像，每幅得到兩百元的報酬，其中以吳老先生的像畫得最好，他非常滿意，自己花錢五彩製版，複印了許多張，分贈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設在南京的中央大學邀聘徐先生擔任藝術係教授，徐先生表示願予考慮，不過因為我們家居上海，他說每月隻能餘出一半時間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也答應了。從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幣三百元。 我們在上海定居後，田漢便常來找徐先生商談籌組南國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個月在南京，半個月住上海。自從他被田漢拉到了南國社，徐先生把他的畫具全部搬過去，從此徐先生就變成了半個月在中大，半個月在南國社。除了回家睡覺，我整天看不見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黃孟圭先生任職福建省教育廳長，來信邀我們到福州小遊，順便請徐先生畫幾張大幅的油畫。徐先生很高興地答應了，帶著我和伯陽，以及一個女傭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廳裏為我們準備了兩間臥室，還指定了照應侍候的人。於是徐先生開始安心作畫，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時濟南被難圖》。1928年北伐，日本軍閥在濟南橫生阻撓，蔡公時以外交特派員的身份辦理交涉，竟被日軍慘殺，釀成曆史上有名的“五三慘案”。蔡公時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請徐先生將那壯烈的一幕繪成油畫。 徐先生在福州作畫兩月，教育廳送了三千元的潤資，我們這才把積欠的債務償清。9月間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聘書，請他擔任院長，於是一個人又匆匆地趕去北平。才做了三個月，學校發生風潮，他便辭職南回。
變故 正在心情沉重的時候，接到徐先生的來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說，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愛上別人了。我帶著孩子到家的當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認，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動，他很喜歡一位在他認為是才華橫溢的女學生，她的名字叫孫韻君，今年十八歲，安徽人，她曾在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學院，沒有考取，於是就到藝術係旁聽，徐先生對她的畫作特別青睞，讚賞有加。 盡管徐先生不斷地向我聲明解釋，說他隻是愛重孫韻君的才華，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 從這時開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總是一清早去上課，下午再去畫畫，晚上還要到藝術係去趕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歸，並非完全由於教學上的需要，其中還夾雜有感情的因素，因為在那充滿藝術氣氛的畫室裏，還有那麽一個人。——當丈夫的感情發生了變化時，妻子都會有敏銳的感覺。但為了徐先生的名譽和前程，我不敢將徐先生師生相戀的事告訴任何人，隻希望有一天，他會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對妻子兒女的責任，迷途知返。 赴歐洲舉辦巡展 這一次歐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為孩子太小，留在家裏實在不放心，但轉念一想，假如我不去，萬一徐先生帶著愛人同行，又怎麽辦呢?還有，我也想趁此機會，看看我們有否重歸於好的可能。 1933年1月22日，我們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國輪船博多士號啟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達巴黎。劉大悲和張鳳舉兩位先生聽說我們到了，便來旅館訪晤，商議舉行畫展的事。我們當天就去拜訪李石曾先生，報告有關畫展的籌備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說他即日回國，展覽會的事以後請與顧維鈞公使接洽。經費預備兩萬元，由他負擔一半，其餘所需的款項，叫我們去請顧公使設法。 一看這信，我們驚駭慌亂，手足無措，四個人商談的結果，隻好一同去拜訪我國駐法公使顧維鈞先生。顧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訝異，因為李先生對他並未交代，他當然無法做任何的承諾。 當時錢昌照先生擔任教育部次長，我們寫信請他設法接濟。錢先生很幫忙，由教育部撥寄了一筆錢來，使展覽會得以順利進行。後來法國政府買了我們十二張畫，成立一個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室，拿到這一筆售畫的款子，經費問題方始解決。 5月間，展覽會在巴黎舉行。因為這是第一次將中國現代美術介紹給法國人，因此非常轟動。報章雜誌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報道，推崇備至，評論極佳。 開完展覽會，我們又匆匆動身到倫敦。徐先生這一趟到倫敦，是為了臨摹一張西班牙名畫家佛拉斯蓋司所畫的《維納斯與鏡》，這幅畫很有名，徐先生臨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為我們介紹了英國最著名的水彩畫家戈納先生，這位大畫家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仍精神矍鑠。他邀我們到他畫室參觀，我們見到了他的模特兒，非常漂亮。後來有一天，戈納先生突然打電話來，說他結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綺年玉貌的模特兒。 我們的意大利之行，是因為意大利國立米蘭博物館館長，聽說我們在巴黎舉行畫展獲得極高的評價，便寫信邀我們到米蘭舉行展覽。這次邀請，對國家、對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榮的事情。 好友孫佩昌先生，在國內時便請托徐先生，到德國的法蘭克福博物館臨摹一張17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畫的《參孫與大莉拉》的名畫。這幅名畫所畫的是《聖經》故事之一。倫勃朗畫中的大莉拉一手拿著剪刀，一手提著頭發，參孫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劍正插在他的眼中，鮮血淋漓四濺。包圍他的敵軍，臉上有驕矜、狂暴、驚懼、猙獰，種種複雜的表情，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令人疑為鬼斧神工。 我們到法蘭克福的那一段時間，天氣一直不好，博物館裏光線不足，所以徐先生臨這幅畫足足花費了十多天。完成了臨畫的工作，我們從柏林啟程再回意大利，因為蘇聯對外文化局已與我國駐蘇使館商洽好，邀請我們到蘇聯去舉辦畫展。 於是我們再坐火車，穿過瑞士抵達意大利的熱那亞，由熱那亞乘船，經地中海、愛琴海、達達尼爾海峽和黑海，再從奧德薩換乘火車，北上莫斯科。 展覽會在莫斯科博物館正式揭幕，頗有一番盛況，接連一個月參觀者絡繹不絕，收到了比預期更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歐洲的時候，就知道蘇聯有一位人像畫得極好的畫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機會拜見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員推說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願接見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堅持要見。終於有一天，我們在對外文化局人員的陪伴下，到了這位大畫家的家裏，夫婦倆殷勤地出來招待，請我們參觀他的畫室和作品，看起來他的晚景相當淒涼寂寞。 我們還認識了當時蘇聯的畫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歲。見我以後他要求為我畫一張像，我答應了。一共畫了四天，完成了一幀半身的油畫像，我穿著黃格子的洋裝，戴寬邊帽，圍黃狐皮。據說這幅畫後來陳列在莫斯科博物館。畫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紀念冊上畫了一幅素描，他在畫上寫道：“為紀念我們從1934年6月3日到6日的合作。” 6月底，我們又應邀到列寧格勒舉行展覽。1934年8月，我們結束了二十個月的第二次歐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後來我請戴先生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字，不料他竟工筆為我繪了一幅《鬆柏長青圖》，大家都詫異地讚羨不已。隻是我捧著這幅畫，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種種切切，在感激這位藹然長者的誠摯祝福之餘，不禁深心悵惘，慨歎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經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後，終於1945年12月1日，在重慶沙坪壩重大教授宿舍簽字離婚。 徐先生於1946年春買棹東下，回到上海，然後乘津浦路車到北平，就任北平藝術學院院長，於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歲。 在徐先生畫室裏掛著一副對聯，那是他集前人句親筆寫的八個大字：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橫額是他的齋名：應毋庸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