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出生前就決定了的，有些是長大後改變的；有些事情取決於境遇機緣，有些事情取決於性格觀念。這些決定人生的因素，能理成個頭緒時，人生就會簡單明了，或順順當當，或平平淡淡；但是，它們往往理不成一個頭緒，於是就動輒得咎，或磕磕碰碰，或尷尷尬尬。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屬於後者。 趙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後裔，曾祖父、祖父、父親都在宋朝廷做到大官。趙孟頫本人十四歲就因父蔭補了官，通過吏部考試銓選，被任命為真州司戶參軍。假如這宋代國祚不斷，趙孟頫就很可能在他祖先創立的王朝裏順利地做他的官，度他的人生，官越做越大，人生也富足幸福，至少心中無愧。偏偏這宋王朝國運不昌，在他二十六歲那年就徹底滅亡了。他的宋官當然也就做不下去了，隻好回家閑居，讀讀書、寫寫字、畫畫畫兒，過一種比較優雅的鄉村地主的生活。趙孟頫是世家，至少也有些田地，平靜的鄉居生活應該是過得下去的；夫人管道升“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詞章，不學而能”（趙孟頫《魏國夫人管道升墓誌銘》），詩賦書畫也不是外行，兩人相互切磋，琴瑟和諧，“你儂我儂，忒煞情多”（相傳管道升跟趙孟頫開玩笑時說的話），家庭樂趣也不會少。可是，這種生活才過了六年，就在他三十三歲那年，元朝行台侍禦史程巨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到江南搜羅人才，就找到了他。出仕做貳臣，想必他的心裏是經過激烈鬥爭的。趙孟頫晚年在和好友姚子敬的一首詩中有兩句，“同學少年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就透露了這種心聲。當時是迫於淫威，是感於知遇，還是出於生計考慮，大概隻有他自己清楚，其中抉擇的痛苦也隻能由他自己一人承擔。 跟著程巨夫見忽必烈，場麵十分風光，“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忽必烈一見傾心，讓他坐在右丞相葉李的上方，緊挨著自己，不提防他是宋宗室的後人。見麵之後，忽必烈命令他為新設的尚書省起草頒行全國的詔書，詔書寫成，忽必烈非常高興，說：“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見麵融洽，君臣遇合，按說趙孟頫應該可以從此風雲際會，仕途通達了吧。可是出來一個大問題，元朝把人劃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這趙孟頫恰恰屬於第四等，而且又是前朝宗室，皇帝的賞識並不能得到朝廷實力派的認同。從此每當他表現出才幹，皇帝有意重用的時候，就會有人出來反對。所以，他官一直做不大，家庭生活一直也很拮據，“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英明果斷如忽必烈也隻能以這種方式予以照顧。就連這種錢財上的接濟，也會遭到掌權官員的反對，以至於在武宗皇帝海山賞賜趙孟頫五百錠鈔票時，怕有關部門找借口不給，特意吩咐身邊人員：“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也就是說皇帝也隻得拿小金庫裏的錢賞給趙孟頫。趙孟頫在朝廷時建言多有被采納的，在外放時也做了一些實事，但職位不過是“置於館閣，典司述作”之類無關痛癢的官職，曆經五朝。直到他去世以後，才虛張聲勢地給他“追封魏國公”。設想一下，假如趙孟頫遇事哼哼哈哈、韜光養晦，不跟那班蒙古大臣爭是非，興許也能把官做得更大些。在備受歧視的元朝廷裏，漢人、南人當時也有官做得比較大的。 趙孟頫在元朝為官，職位的高低大概還在次要，他作為降臣，內心道德的譴責也許才是他最苦惱的事情。有一次忽必烈讓他評論葉李和留夢炎兩個人的優劣高下。他的回答是：“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他純粹從兩人的才能上作出評騭。忽必烈不同意他的評騭，說：“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忽必烈以為趙孟頫礙於夢炎是他父親朋友，不便責備夢炎，於是讓他做詩諷刺夢炎。趙孟頫應命而做的詩裏有兩句，“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據說得到了忽必烈的賞歎。其實，我認為趙孟頫是有意識地避開前朝是非，避開品德評價的。他內心一定認為自己既然做了貳臣，就不配給他人做品德的評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