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解之謎：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何投河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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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馮玉祥、閻錫山先後易幟，京師震動。

　　四五月間，革命軍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在河南為奉軍擊敗，河北、山東情勢非常危急，時局可謂一夕數驚，北京各界大為恐慌。 此時，清華大學校園內尚屬安靜，國學研究院剛剛評定完學生成績。

　　6月1日，國學研究院第二班畢業。中午，王國維參加了師生敘別會。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宴會上，王國維為門生謝國楨及其朋友著青在扇麵上各題詩一首，後又為同學們侃侃而談蒙古雜事。王國維自從1925年接受清華教職以後，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兩年來著作頗豐。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一直以來鄉音不改，別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話，所以大家聽得聚精會神。平時十分緘默的王國維，此時似乎興致非凡，學生們很受感染，覺得老師正當盛年，學養深厚，治學興趣如此之高，日後如能繼續受教，定當收益良多。席間有個別學生有感時局動亂而發歎息，但並沒有影響到整個聚會的氛圍。

　　6月2日，天色微亮，王國維照常起床，潘氏夫人為他仔細梳發辮並編結起來，服侍他洗漱之後，和當時在家的三子貞明、女兒東明共進早餐。餐畢，去書房整理了一會後，一人獨自出門，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八時許，王國維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辦公處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裏，這時他才發現已經批改完的學生成績本沒帶，就讓院裏的聽差去家裏拿。然後，就和侯厚培商談下學期招生的事情。談完之後王國維請求侯借給他兩元錢，候身上沒有零錢，就隨手給了他一張5元的鈔票。王國維一向不理財，當時清華給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經算是高薪階層了，不過他領到工資之後就直接交給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時身上從不帶錢，隻有去買書的時候才會向夫人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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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拿了錢出公事房，在院裏吩咐聽差雇洋車，正好輪著三十五號車當值，他坐定後，即吩咐車夫往頤和園方向而去。

　　十點鍾，到達頤和園，王國維買票入園，並給了車夫5角，讓他在園外等候。王進得園內，四顧無人，徑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後漫步進入魚藻軒，從懷中取出紙煙，慢慢抽起來，煙盡火滅，突然縱身跳向昆明湖。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原本在遠處忙碌的園丁聽到有落水聲，急忙趕來，見先前入園之人已在水中，急忙下水打救。水很淺，但湖底的淤泥很深，隻見王國維頭入泥中，費力撈起後，口鼻之中全被汙泥塞滿，探摸鼻息，已經咽氣，這時距園丁聽到落水聲不過幾分鍾而已。

　　王國維逝世當天，其外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裏給在天津的羅振玉拍了電報：“師於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代奏。”羅振玉與王國維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兒女親家(王之長子潛明娶羅之第三女)，聽聞噩耗甚為悲痛，準備親來北京清華園吊唁，家人恐怕他來後時局有變故，極力阻攔。無奈，隻好派其子赴京奔喪。

　　6月7日，羅振玉據情上奏溥儀，並代遞了一封遺折，這封遺折在當時掀起了軒然大波 ，人們對王國維的死因眾說紛紜。其實這封遺折是羅振玉感念他與王國維的友誼，對於兩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為了彌補自己的歉意，不惜冒著欺君的罪名為他謀求諡法，因此讓他的第四個兒子模仿王國維的筆跡作了個“遺折”。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溥儀看過“遺折”後大受感動，發出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惻朕懷”，於是特“著加恩予諡忠愨”。派貝子溥伒當天前往祭奠，賞給陀羅經被和兩千銀圓治喪。3個月前，康有為猝死青島，門生們曾向溥儀申請諡號“仁忠”，但遭拒絕。可見溥儀對王國維的“殉清”相當看重。

　　王國維的家人遵照他的遺命，於陰曆五月十七日(公曆6月16日)申刻卜吉營葬將靈柩下葬，墓地選在了清華園往東二裏的七間房。

　　下葬當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濘。由於正值暑假期間，研究院很多學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隻有包括校長在內的幾十人。 事後，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一年內，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

　　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仁請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陳為王國維寫下墓誌銘：“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後，中國戰禍連綿，國將不國，人人自危，一代大師魂魄飄零，伶仃於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麽原因讓一個正當盛年的天才學者如此決絕地走向不歸路呢？

　　王國維遺書中，“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16字意味深長。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王國維生於光緒三年，父親王乃譽也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16歲就中了秀才，之後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

　　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1893年、1897年兩次鄉試均名落孫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選擇坐館教書或者當師爺去，他的父親就曾經在浙江溧陽當過幕僚。

　　但是這是一個列強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湧動的時代。

　　甲午戰爭之前，西學的影響僅限於國內沿海的幾個大商埠，中國的幾大書院都沒有西學的痕跡，科舉考試製度尚未被觸動，大多數的讀書人仍在四書五經的氛圍中。戰後，西學在國內陡然興盛，日本成為學習的樣板，學新學、救國家的風氣使許多人在傳統科舉考試的道路之外多了一個選擇——留學。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即達5萬人以上。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王國維順著社會潮流學習新學，但也像當時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有一種人生目標被顛覆和理想實現途徑被阻斷之感。就是在這種苦悶的情緒中，王國維接觸到了悲觀主義哲學。可是隨著他對西學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漸產生了厭倦之情，認為西學的根本精神在於“競爭”和“貪”，中國人本以中庸為貴，但由於對西方的盲目學習而導致“紀綱掃地，爭奪相扔，財政窮蹩，國幾不國”。可以看出，傳統的“三綱六紀”執行得好壞，是王國維評判朝政的標準，他對於西學救國的主張是持批判態度的。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後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製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製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於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於絕望。

　　1917年，張勳複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製，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禦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既然沒有死成，王國維在心理上便覺得名節有虧，遺書中說“隻欠一死”，應當是指此次自殺行動，而“欠”字則代表名節有汙，必當贖回。

　　1898年，王國維第二次鄉試落第後，希望去國外留學，可家裏無力資助。不得不於1899年到上海謀生，利用工餘在東文學社就讀，主要學習新學及日語，為前途尋找方向。在此過程中他對西洋哲學萌發了興趣，發生了他學術人生的第一次轉變。以後數年醉心於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但是他研究哲學的最後收獲卻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理智上雖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卻與中國舊文化無法割舍，形成了尖銳的矛盾，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漸，王國維對於哲學有了厭倦之情。

　　接下來填詞成功使他在文學中找到了樂趣，遂轉向文學研究，是為學術方向的第二次轉變。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悶，在文學、哲學之間徘徊不定，不能決定專攻方向。

　　1909年，王國維隨羅振玉進京，在清朝的體製內謀到了一份職。這個階段的他心態相對安定，開始轉向戲曲研究，這可算作是第三次轉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隨羅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後，王國維的治學發生了第四次重大轉變。

　　這時的王國維正處在家國無望，漂泊異鄉，前景渺茫的時期，內心的苦悶是顯然的。

　　羅振玉在這個時候起到了精神導師的作用，他堅定地告訴王國維：“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hw.c")>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TopChineseNews.com"; ; return false;}">

　　王國維聽了羅振玉的慷慨陳詞，如聞雷擊，覺得自己從多年的茫昧中醒了過來。以前覺得濟世無門，才灰心於西洋哲學、文學、戲曲研究。現在羅振玉指出了一條道路，讓王國維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價值所在。
來源: 千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