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名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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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曆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句話出自胡適的名文《實驗主義》，是胡適當時的一個長篇演講稿，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適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原話是：“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裏麵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狠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裏，由我們雕成什麽像”（《胡適作品集》第四集，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麽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您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麵。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輯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誌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製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麽談主義的人那麽多，為什麽研究問題的人那麽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麽樣的沈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隻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民國八年七月

八不主義與白話

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胡適是最重要的啟蒙人。早在民國六年一月，他即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當時文學的八個主張，也就是後來的八不主義：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胡適主張使用“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的基礎，對於白話，他的看法是：
　　一、白話的“白”是戲台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幹幹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