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胡說”白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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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胡適，可以從“胡說”開始。胡適應邀到某大學講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的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黑板上的幾個字引得哄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民國學界流傳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方麵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麵也表明了胡適交友之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夫馬弁，與胡適同時代的其他學者無人可及。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問題：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後，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麽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隻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後，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遊”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麽地方呀﹖”胡大使聽後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麵嗬?”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以創作許多白話詩歌實踐著自己的文學主張。胡適寫了首詩《朋友》，據說是我國第一首白話詩，發表於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上，詩題改為《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麽，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首詩意象清新，詩意淺露，在古詩今詩的交界處是一次大膽的嚐試，所以後來胡適幹脆把他的白話新詩集命名為《嚐試集》，打響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文化解放第一槍”。

胡適還寫過一首關於文字方麵的白話打油詩：“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嚐少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這樣深入淺出、詼諧幽默地介紹古今文字知識，將文言文與白話文對照，確實妙趣橫生。

1934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講白話文的優點，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不免萌生了抵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缺點嗎﹖”胡適衝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複電拒絕。複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複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

幾分鍾過去，胡適讓同學們自動舉手，報告用字數目，然後從中挑選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

胡適說，這12個字確實簡練。但我的白話電報卻隻用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接著他解釋道：“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暗示拒絕之意。由此看來，語言的精練與否，不在白話與文言的差別，在於能否恰如其分地選用字詞。經過這一堂課，不少同學對胡適對白話文都有了好感。

“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大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裏去’才對。”胡適聽後一時語塞。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隻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隻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