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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馬思聰的兒子、妹妹等親人向人們講述了那些不為人知的往事。 ●“文革”:腥風血雨中決定出逃 馬思聰的十妹、長笛演奏家馬思芸也曾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她回憶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老師們開始遭到批鬥,馬思聰等學院領導每天都被叫去掃廁所,幾個月來家人見麵都不敢對話。 1966年11月的一天,暮色初合,她在學院水房拐彎處巧遇馬思聰。“他四處張望確定周圍沒有人後,小聲問我,‘媽媽怎麽樣?’我趕緊回答說‘媽媽很好’。”說完兩人就匆匆分開。馬思芸說,她怎麽也想不到,那是她和哥哥見的最後一麵、說的最後一句話。 那時的馬如龍已經是20多歲的小夥子。朋友看情勢惡劣捎信讓他們趕快出逃。馬如龍從北京逃到廣州,母親帶著姐姐逃到南京,過了一段時間,才在南海會合。 馬思聰的小女兒馬瑞雪曾經回京偷偷去看過父親,“回來後告訴我們,父親完全變了一個人,臉上塗了墨,全身貼滿了大字報,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把打算到香港避風的計劃和盤托出,遭到馬思聰拒絕。“父親總想著受批鬥可以熬過去,但一走開就等於叛逃,什麽都完了。”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身心極度疲憊的馬思聰終於同意先回南海休息養病。 ●赴港:心驚肉跳偷渡離穗 “(1967年1月)我們離開廣州前後那十幾天,實際的驚險過程要比葉永烈先生所著的《馬思聰傳》所描寫的可怕很多。”馬如龍特別提起當年有兩個船工——何炳權和狗頭,他們答應帶馬氏一家外逃到香港,一來是想收路費賺點錢,二來這兩個船工都很崇拜馬思聰。當時馬思聰身上沒有錢,狗頭要求到了香港後寫給他欠交5萬港幣的字據。 馬如龍說,從廣州逃離時,連手提布袋都不能拿,怕被懷疑,更不敢背小提琴。父親那把名貴的小提琴事先由何炳權放入工具箱拿到船上藏起來。到江邊前為了不使人注意,全家人假裝互不認識,和其他船友分乘公共汽車,然後散步似地走到預定水邊。 到了香港,天還沒亮,怕被英國水警抓到,何炳權把船開向岸邊一塊大石頭旁,大家爬上岸找岩洞躲起來。何炳權和狗頭出去找地方打電話被巡差抓住,守在附近接應的親戚趕緊上前把厚厚一迭港幣塞給了巡差,這樣才放人。 ●出國:英美兩國秘密“交接” 在香港逗留沒幾天,馬思聰就攜家人匆匆飛往美國。 昨天,馬思聰大姐馬思錦的女兒徐美芬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三舅全家從香港飛赴美國,正是她一手操辦的。 徐美芬回憶說,當時她在香港定居,1966年底,香港的報紙開始鋪天蓋地刊登馬思聰離開北京的消息,她越來越擔心舅舅的安全。“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給學生上聲樂課,突然保姆過來說,馬思聰的電話。當時我愣了一下,隨後趕緊結束課程,跑去接電話。” “Naccy,我是三舅,我已經到香港了。”電話那頭傳來馬思聰低沉的聲音,徐美芬放下電話後便驅車從港島去新界接舅舅。“把他們接到車上後,我也不敢往家裏帶。報紙上到處都是他的照片,很容易被人認出來。無奈之下,我隻能把他接到九龍的一個親戚家先住下來。” “最後是我建議他們出國避一避,因為當時英國政府也不希望他們呆在香港。後來我就通過美國領事館的一個朋友,把他們送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馬思聰出走的消息,馬思芸是從“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中聽到的。“太突然了!隨後,中央音樂學院到處都貼著批三哥的大字報。三哥走後,家裏人接連受到牽連……”說到這裏,馬思芸不願再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晚年:閉關作曲歸心似箭 到了美國,馬如龍說,他們主要靠父親的音樂基金會及子女的工資度日。 馬如龍回憶說,父親到美國初期還有些演出,但很快就隻能“閉關”在家“專心”作曲了。“因為‘四人幫’無孔不入地製造麻煩,使父親出不來。” 晚年馬思聰越來越廢寢忘食地進行創作。每天一早,馬如龍起床時,常發現父親趴在客廳的桌子上睡著了,麵前的紙已經擺了一大摞。大型芭蕾舞劇《晚霞》、《雙小提琴協奏曲》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馬思聰晚年創作的作品主調由早年的歡樂轉為悲涼,這在他的《雙小提琴協奏曲》、《熱比亞》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來。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他是否在通過作品感懷身世,宣泄心中的悲憤。馬如龍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說,“父親生前一直對我們說,我沒有對不起祖國……魔鬼害了人,難道會使人覺得冤屈嗎?對的就是對的,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1984年,收到“平反”通知書後,馬思聰逢人就表達歸國的心願。他曾在給著名作曲家金帆的回信中激動地說,“我終於要回來了,我要在祖國的土地上奔馳,我要擁抱祖國的人民”。 1987年的一天,馬如龍開了輛中型四門的雪佛蘭轎車回來。馬思聰很喜歡。“父親初定回國後在南京定居,他說我的車很適合在南京乘用,因為坐在車裏可以安靜穩定地欣賞江南美景,尤其在細雨蒙蒙的日子裏。但大家都沒想到,還不到半年,他就走了……”(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