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沙身陷“造假門” 神話破產警示世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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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柯冠  

近日，人民日報資深編輯李輝撰文對“國學大師”文懷沙年齡、入獄的原因及學識三個方麵提出質疑，稱其不配為“國學大師”，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化界頓時掀起軒然大波。人們質疑，既然沒有什麽學術成就，那麽文懷沙為什麽會頭頂如此之多的光環？“國學大師”、“活屈原”這類稱謂沒有媒體的加封，公眾又何以熟知他頭上的這些光環？“文懷沙事件”給當前浮躁的“國學熱”澆了一盆冷水，人們冷靜之後，難免還會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國學究竟路在何方？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

　　國學大師倒掉　李輝“拷問”文懷沙

　　文懷沙遭遇翻老底 “百歲國學大師”光環破碎

　　大師鬧劇年年有，已成中國文化界的景觀，2009年這起“大師門”事件尤其熱鬧，因為身陷其中的是之前公眾形象接近完美的“國學大師”文懷沙。學者李輝帶有“炮轟”性質的文章，從年齡、經曆、學識三個層麵，對文懷沙進行了“一個缺點也不放過”的質疑。從現在的發展態勢看，又一位大師的倒掉，幾乎成為現實。

　　在中國的文學藝術界，有這麽一位特別的老人，我們很難用一句話來描述他在學界的身份。有人說，他是楚辭專家，因為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與郭沫若等人一起進行屈原詩歌研究，幷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據說，著名雕塑家蔡漢文根據他的形象創作了雕塑作品《屈原》，此後人們也將其當成“活屈原”，不僅是因為他風流倜儻的外表，更主要的依據還是來自他豐厚的學識和高潔的品格。也有人說他是紅學專家，因為他幾十年來潛心研究《紅樓夢》，出版了許多有份量的文章。另外，他還是中醫專家，早年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授。他還是書法家，他的字體獨樹一幟，每個字可以賣到萬元以上。最有趣的是，此人在文壇還以浪漫多情聞名。此人就是被稱作百歲老人、“反江青”英雄和國學大師楚辭泰鬥的文懷沙。

　　然而，傳記文學作家、《人民日報》文藝部記者李輝2月18日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的《三疑點詰問真實年齡及其他——李輝質疑文懷沙》一文，對文懷沙的年齡、入獄原因及時間、學術水平提出質疑，不啻於一顆“重磅炸彈”。這篇行文嚴謹、邏輯清晰的“檄文”立即被全國各大媒體轉載，登上各網站首頁，很多網站還開辟了相關的討論專區和網友調查。

　　長期從事文化老人研究的學者李輝在文中認為，文懷沙生於1922年而非1910年，年齡造假，虛報12歲，故所謂“章太炎是其老師”為不可能；文懷沙入獄時間是1963年，罪名實為“詐騙、流氓罪”，而非“文革”中因“現行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作藏頭詩諷刺江青而入秦城監獄，後經胡耀邦親自過問獲解放亦屬空穴來風；文懷沙的楚辭研究能力與“泰鬥”相距甚遠，隻相當於一中學教員。不難看出，這些質疑具有相當的分量，如果李輝這些論斷是真實的，對“百歲文化老人”、“國學大師”文懷沙的打擊將是沉重的，其公眾形象將轟然倒塌，其所作所為與胡萬林之流的江湖騙子沒有任何分別。

　　文懷沙大打悲情牌 “問心無愧”難解公眾質疑

　　李輝的質疑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媒體引起極大的討論。2月20日，文懷沙發表啟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我誕生於憂患頻連之己酉臘月初五，即陽曆1910年1月15日，其他歧說，俱不足信。後世史家當以此為據，無勞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贈後賢及我不認識之子孫，已公開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知我，罪我，有書為證，烏足道？“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的回應雖然簡短，但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開篇，悲情色彩極為濃厚，重點落在“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沒有從正麵去回應李輝對其年齡、學識、人品等的質疑，大家看到的是回避和躲閃，而不是用事實回擊“流言”的信心和勇氣。

　　或者有人認為李輝的質疑中多數屬個人隱私，不宜公開，更不應在媒體追究。如果對一名普通人或一般情況下固然應該如此，可是文懷沙先生卻是近年來一位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公眾人物，盡管文先生聲明他從未自稱“國學大師”，但一些媒體將他稱為“國學大師”已有多年，往往他本人也在場，有的就用之於他的“著作”或講演，為什麽從未辭謝或拒絕呢？一般人的年齡完全可以不向公眾公布，但文氏的年齡事關他的履曆，如他幾歲當教授，幾歲發表著作，這是構成 “國學大師”的因素之一，也是用以自譽幷為人讚歎的養身之道的證明。如果李輝所揭是實，那麽有些輝煌紀錄就不複存在，其養身之道的效果多少也要打些折扣。

　　又如文氏與章太炎、魯迅的關係。本來與交遊廣泛幷曾設帳授徒、開課演講的名人有各種形式的關係的人不計其數，心儀或“私淑”者更不需要任何證據，到了一定的歲數回憶往事會出現誤差或矛盾。但這兩項對文氏卻非同一般，一是這位當今的“國學大師”與公認的國學大師之間究竟有無薪火傳承的關係，一是他是否屬魯迅研究專家、他對魯迅舊體詩的注釋是否屬“開山之作”。如果這些都不過是信口開河，那麽“國學大師”的基石豈不是又抽去了兩塊嗎？

　　就是文氏曾被勞教的往事，本來也不必再提，更不應該再公開。但一旦自稱因右派而獲罪，且在“文革”中寫“藏頭詩”反對江青，這也成了文氏“國學大師”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水準。要是不公布他“文革”前就已勞教，江青下台後才恢複解除，幷且從未關入秦城監獄的事實，這兩點如何澄清？

　　學界人士集體沉默　文懷沙濫竽充數到如今

　　連日以來，文懷沙成為各媒體文化板塊的最大賣點。人們震驚之餘，也不由令人困惑，為何文懷沙現在才遭到公開質疑？李輝的文章中證據充分，可信度頗高，其中提及另外一些文化老人，他們對文懷沙的經曆、品行和學術水準相當熟悉，但他們均沒有站出來說出真相，隻是私下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為什麽選擇了沉默？原因或許是不願惹麻煩上身，也或許是不屑於質疑。在李輝文章發表之後，一些學者也發文力挺，但這些人為何此前從不質疑文翁呢？

　　如果說此前文化知識界的集體沉默是一種縱容，那麽，為何文懷沙近幾年來頻頻出鏡卻未嚐遭到媒體質疑？“國學大師”、“活屈原”這類稱謂沒有媒體的加封，公眾又何以熟知他頭上的這些光環？此前多家電視媒體采訪過文翁，國學大師和文化偶像硬生生被樹立起來了，或許連其本人也未料到。媒體在報道人物時，輕信其一麵之詞，卻沒有加以任何佐證。

　　楚辭功力有限　文翁深陷“造假門”

　　楚辭泰鬥名不副實 “國學大師”乃是造假大師

　　自學者李輝在《北京晚報》發表質疑文章之後，“國學大師”文懷沙成了眼下最受關注的文化人物。李輝的文章認為：文懷沙在年齡、經曆和學識三個方麵，均存在造假行為。年齡和經曆，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和認識角度，但在決定一個人是否具備大師資質方麵，學識卻是重要的衡量內容。道德和行為上的瑕疵對一位“大師”重要不重要也許會有人商榷，但學識方麵的較真，卻容不得半點馬虎。

　　在文懷沙“是國學大師、楚辭泰鬥嗎？”這一部分中，李輝引用知情者舒蕪、柳白、李一氓、湯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對一直被標注為“文懷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釋》等作品，進行了質疑，質疑內容可以簡單總結成兩點，一點是這些“著作”是當時出版社領導安排的校注任務。當時包括文懷沙在內的參與編輯人員，“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麽學術性”；第二點是，文懷沙的譯文質量有問題，“譯文非常不連貫”，“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瞭解原文”，“文法也欠通”，“一出手就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李輝的觀點說得很明白，文懷沙的“著作”缺乏原創性，放在一般學者教授那裏用於職稱晉級、評評獎倒也罷了，作為“國學大師、楚辭泰鬥”，這點“家底”實在說不過去。

　　學術成果寥寥無幾 文化界接連質疑文懷沙

　　拋磚引玉之後，李輝表示不再就“質疑風波”撰文回應，幷希望有識之士繼續探尋“大師造假”真相。果不其然，“帶頭大哥”前腳“擱筆”，有識之士便接踵而至。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中山大學史學教授桑兵，中國屈原研究學會副會長郭建勳等專家學者紛紛就此表態，簡言之，專家學者們意見統一：文懷沙幷無突出學術成就。事到如今，李輝“打假”這一出獨唱終於演變成了大合唱，文懷沙“大師”地位岌岌可危。

　　據報道，文懷沙助手李之柔為文懷沙專門作了一個專業個人網站，網站中舉出文氏可以“藏之名山”的作品，有《隋唐文明》、《文懷沙詩詞選》、《魯迅舊詩新詮》、《屈原九歌今繹》、《屈原九章今繹》、《屈原離騷今繹》、《屈原招魂今繹》、《屈原集》、《文懷沙序跋集》、《中華根與本》、《燕堂講稿》和《四部文明》。幷稱“其中1947年出版的《魯迅舊詩新詮》，是魯迅研究學術史第一部魯迅舊詩詮釋，在魯迅詩歌研究史上是開山之作”。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聽記者報知《魯迅舊詩新詮》書名，再次詢問之後，說自己沒有見過這本書，謙虛地說“恕我孤陋寡聞，我在北大圖書館沒見過這本書。沒有看過所以也不好評價”，但是隨後表示：“不過按我幾十年對魯迅的閱讀和研究，前幾代魯迅研究專家中好像沒有這個人的名字吧？”

　　搜索文懷沙的個人介紹，除了國學大師、紅學家、書畫家外，新中國楚辭研究第一人的稱號特別醒目。如今這“第一人”的頭銜也遭到了屈原研究學會的質疑。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郭建勳和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方銘都是屈原研究學會的副會長，這個全國性的學會經常匯聚在一起參加學術討論，但兩位副會長都稱， “文懷沙沒有什麽學術論文，所以在研究領域可以說沒什麽地位。”郭建勳教授說，屈原研究學會跟文懷沙沒有聯係，而郭建勳在近40年的學術生涯裏，除了上大學時期讀過文懷沙編的屈原作品集子，對文懷沙的研究成果知之寥寥。

　　就在文懷沙的學術成果被質疑的同時，其學術地位似也不被學術界認可。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史學長江學者桑兵從事曆史學和國學研究，他說：“在民國以來的學術脈絡裏，根本沒有文懷沙的一席之地。媒體現在評價他的學術成就，就是假設他有學術成就了？但是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什麽學術成就嘛。沒有成就卻大談他的學術成就大小真假，豈不可笑？”

　　媒體先吹捧後揭短　《四部文明》巨著神話破產

　　近年出版的《四部文明》是文懷沙以“大師”自立的依據，也是文懷沙誇耀於世的亮點，還是他在聲明中反駁李輝質疑他的學術成就時的證據之一。但是，一位曾在該叢書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的人士向曝料稱：“在我工作的幾個月時間裏，編輯部成員中，隻有我一個是本科學曆，其餘六七人連高中學曆都沒有。” 這位人士向人們公開了《四部文明》的編纂過程：編輯部設在西安，由文懷沙當年一位“獄友”的兒子具體負責，對文懷沙從北京弄來的古書進行掃描、複印。編輯部有兩個專職工作人員，一是位小姑娘，在計算機學校學過photoshop，負責清除掃描書頁時出現的黑邊，另一位是從農民工市場上隨機叫來的，因為“他當時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實”，負責搬運古書。

　　一部文懷沙自稱終其大半生心血編纂的叢書，一部要“為中華文明聚原典，為子孫後代存信史”的《四部文明》，經是未加多少潤飾的古書“複印本”！2007年12月，這套書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發儀式，全套售價竟高達為8萬8千元。更值得注意的是，首發儀式上，學術界眾口一詞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部曆史巨著是對中國先秦至隋唐兩千餘年間的曆史文化一次全麵的、學術的、總結性的大規模纂述，是展現中華文明前半期的精髓與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堪稱周秦漢唐文明集成”。儀式上，各路專家競相發言，或稱“《四部文明》的編纂與發行，是一件別人不能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事情”，或說“文老是一個偉大的仁者，是仁者的榜樣，《四部文明》的發行，體現了文老及投資方對人民的摯愛與忠誠，對民族與文化的鍾情與忠誠”。

　　這部由文懷沙主編的大型國學文典《四部文明》叢書共計一萬八千二百餘卷，一億四千餘萬字，被媒體稱為“展現中華文明前半期的精髓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實在無法想像，這樣一部耗資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主編的身份竟如此被嚴重懷疑。所以，出於對龐大的文化工程負責，期待文懷沙能夠站出來，還自己一個清白，也給文化界和公眾一個交代。

　　“大師”泛濫成災　國學高帽滿天飛

　　談國學者必是大師？文翁成也媒體敗也媒體

　　既然沒有什麽學術成就，那麽文懷沙為什麽會頭頂如此多的光環？文懷沙也曾接受采訪表示：“至於大師也好，權威也好，我自己從來沒有認為我是大師，我還差得很多。”這一番謙遜言辭，頗有大家風範。文懷沙口口聲聲“我自己從來沒有認為我是大師”，可不禁讓人思考：這個大師稱謂到底是誰封的？正如二十多年前把所有歌者一律稱為“歌星”一樣，今天，介紹某學者前必定加注“資深”、“著名”或是“某某家”的標簽，否則，反倒“不正常”，難免會被人視同草芥；而“國學”、“大師”更是幾成“固定搭配”——談“國學”者，豈能不“大師”？

　　文懷沙是何時戴上“國學大師”這頂高帽的，恐怕李輝先生現在也未弄清楚。就如中山大學史學教授桑兵所說：“文懷沙這樣的‘國學大師’已經是一種普遍現象，這跟媒體非理性炒作有關。你看《世紀大講堂》、《百家講壇》有多少大師，很多是做不好學問才上去的！現在把學問當江湖已經很普遍，他們還算好的。有人不是說他（文懷沙）是裘千丈嗎，這種人現在在大學內外很多。像文懷沙這種‘大師’都是媒體或者他自己封的，我們（學術界）沒有一點這意思。”

　　針對文懷沙事件，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嚴炳罡表示，媒體不能刻意去製造“國學大師”，真正的“國學大師”也不是媒體能製造出來的。嚴炳罡說，“其實學術界一開始幷不瞭解文懷沙，我也是通過媒體才知道的文懷沙。從文懷沙本身的學問水平看，他的確不夠‘國學大師’的分量。文懷沙事件，可以說是‘成也媒體，敗也媒體’。部分媒體缺乏道德自律和職業自律，動不動就用各種名頭進行炒作，因此在文懷沙這個事件上，媒體也是有一定責任的。文懷沙事件證明，媒體無法製造‘國學大師’，真正的‘國學大師’是靠學養、靠修為的，是必須經過曆史認可的。”

　　文懷沙“時事造英雄”　學術大師竟是媒體塑造

　　不到十年，文懷沙忽然間被媒體和社會製造成“國學大師”，足以令人們深思之。隨著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變化和國力增強，人們對文化越來越熱愛，對文化人也越來越敬重。隨之，對文化大師的出現，也越來越渴望。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希望借弘揚“國學”而增加中國文化 “軟實力”的努力，也就成為曆史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懷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國學大師”幷以此獲取最大利益的可能與空間。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表示，“現在的大師五花八門，很多所謂大師隻是商業和政治結合的產物。最典型的大師應該有3種，一些是民間炒作出來的大師，一些是官方欽定的大師，還有一些是學術界自己公認的權威、大師級學者。官方欽定的大師很多，比如民間藝人、民俗大師，有些可以接受，有些就莫名其妙了，比如有位作家是上海政府部門規定的大師。民間的大師一般是炒作起來的，大多華而不實。因為這些，許多人反對在當代談大師，認為‘當代無大師’。”

　　談到這種大師“遍地開花”的原因，桑兵說，除了媒體的炒作，“這種國學大師的產生更跟大學學術評價有問題密切相關。太多的利益欲求主導各種評價，使得學術界彌漫追求頭銜之風。而真正的學者大師是一種口碑，是整個圈子拋棄利益成見的非利益評價。所以，現在雖然成立了那麽多國學院，雖然有那麽多國學大師，但有幾個懂國學是什麽？”

　　李輝在《我為什麽要質疑文懷沙》一文中寫道：質疑文懷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響，超出我的預料。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麵證明，我們的公眾多麽需要曆史真相，多麽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麽需要真正對得起後人的文化成果。

　　醜聞幷非個人之過　文懷沙為社會膚淺買單

　　對現在一些媒體以“文懷沙醜聞”的特大專題來製作這個話題，其實這起碼不應是文懷沙個人的醜聞。麵對這個被媒體和社會製造出來的“國學大師”，最該受質疑的不是文懷沙，而是這些製造者。文化是曆史的、大家的，但是媒體卻把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等等使命強加於一個人，最後漏了底卻又說他是欺世盜名。這是他們的淺薄之處，也是這個時代一些所謂的文化人道德標準和勇氣的貧瘠。而參與質疑文懷沙的學者們大都也認為，是媒體把他炒成“大師”，如今，媒體“揪他這麽一個老人大肆做文章，有些苛刻了”。

　　就像李輝所質問的：我們的時代為何失去了文化判斷力？為何失去了對大師這一稱號的應有的敬畏？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曆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

　　不是說文懷沙會吟會解楚辭、會編《四部文明》就是國學大師了。他的學術隻不過是一家之言，於堂堂國學、泱泱中華文明隻不過是一種承繼，所以說他是國學大師，實在是文化界，甚至整個社會的膚淺。但是，現在卻要讓文懷沙為這種膚淺“買單”，實在有些冤。

　　彰顯社會浮躁　國學複興泡沫化

　　國學複興運動升溫　文懷沙印證國學熱亂象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文化界最令人關注的事件，莫過於“國學大師”文懷沙遭到《人民日報》記者李輝著文質疑。而這一本屬學術界、文史界範疇的話題之所以引發街談巷議，與近年來國內掀起的“國學熱”大背景有關。雖然，對文懷沙的此番質疑屬於個案，卻是當前這場浮躁的國學熱潮的必然。近年來的這場國學複興運動從官方到民間都陷入了一派迷狂。明明是沒有什麽國學大師，楞是有如此之多的人頂著大師的華蓋招搖過市；明明是沒有靈魂，卻在商業的訴求下譽之為現代人的“心靈鶏湯”。這場國學複興沒有標誌性的靈魂人物，隻有商業偶像。

　　2006年，隨著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的走紅，“學術超男”易中天爆紅大江南北，緊接著“學術超女”於丹迷死男女老少，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股學國學的熱潮。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複旦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國學院，全國許多“總裁班”，原來都以開“西學”為榮，比如西方管理學、西方營銷理論、西方人力資源課的設置等等，而現在紛紛以增設“國學課”為時尚了。讓幾歲孩童開始讀經，“國學”從娃娃抓起，已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教育現象。而“講壇紅人”也成了社會名流，從簽名售書到給人作序，從開辦講座到當頒獎嘉賓，到處趕場，風光快活，不亦樂乎。

　　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伴隨著於丹簽售被抵製、閻崇年遭掌摑等一係列事件的發生，部分有識之士開始對這股國學熱進行深入反思。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就認為，現在確實湧現出了很多國學班，但有些是為了謀利，許多國學教育將對象瞄準的是社會上的老板階層。當下的國學隻是文化產業，我們千萬別將這種國學熱當作一種時尚來追趕。複旦大學教授錢文忠接受記者專訪時對現如今中國社會的國學熱也心存疑慮，他看到的是國學熱背後國人的盲目、趨從與自大。他提出自己的三點看法：“第一，國學真的熱了嗎？我隻能說比過去稍微回暖了些，但絲毫還是不熱呀，考文史哲的學生遠遠少於金融法律。第二，我認為國學也沒有必要熱，國學隻需要一小群人去守先帶後，去看護住它。第三，所謂‘國學熱’裏，能看到中國人的狂傲。從五四開始，我們認為傳統一無是處，現在傳統撿起來什麽都是好的了，這也很可怕。其實，還是要承認普世的價值，還是要靜下心來向西方學習。”錢文忠曾經聽說現在很多企業規定，員工一定要讀《弟子規》：“這個東西能替代企業製度嗎？那就是老板過過癮吧？現代企業製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不踏踏實實向西方學習，拿一套《弟子規》來就行啦？”

　　國學成了一個“筐”　存續複興必須深入思考

　　“文懷沙事件”給浮躁的“國學熱”澆了一盆冷水，人們冷靜之後，難免會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國學究竟路在何方？說實在的，現代人對於什麽是“國學”估計誰都不清楚。大學裏的“國學院”往往是由中文、曆史和哲學拚湊而成的大雜燴，小學裏則把“之乎者也”當成了國學。“國學”成了一個筐，無論什麽東西都可以往裏裝。這些亂象，其實有著深刻的曆史根源。“國學”誕生於上世紀初西學東漸之時，是當時的“國粹派”害怕西方思潮東進而提出的名號。首倡者是誰已不可考，但無論是章太炎還是鄧實，均以“相對於西方學術的本國傳統學術”來概括。顯然，“國學”一出生就充滿了時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壟斷包裝，目的是為了抵禦西方文化對中國的侵蝕。因而，國學存在著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不費吹灰之力就從形神上擊碎了“國學”，使得中西文化交融幷兼成為時代主流，科學民主深入人心。

　　也正因為“國學”的先天基因不成熟，才導致了後學者的夾生跟從。加上中國從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有個傳統文化被壓抑的思想斷層，故而近 20年現代人對“國學”有一種饑不擇食的浮躁，才造成了“國學”攤子的急就，引來了一些江湖學人的擾亂，造的是一大批名不副實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去年自辭“國學大師”名號就是對“國學大師”泛濫的諷刺。至於前兩年康有為在所謂“十大國學大師”評選中落選更凸顯“國學”範疇外延和內涵界定上的不確定性。

　　大師倒了國學活著　切莫因此誤讀傳統文化

　　學者李輝因在《北京晚報》發文質疑“國學大師”文懷沙的年齡、經曆和學識，一時間在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讀過李輝的很多著述，他對當代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可謂自成一家。初見李輝對文懷沙的質疑，幷未感到特別詫異，因為努力呈現當代文化史的真相，一直是李輝的工作。隻是通過大眾傳媒，如此針尖對麥芒地質疑一個文化老人，在文化界幷不多見，所以它引起任何震動都是可能的。然而，因李輝的質疑，很多人便借勢攻擊起了國學，看著一些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解，反倒明白了“國學大師”能唬人的原因。

　　文懷沙不是什麽“國學大師”，這在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術界，應當屬於一個常識。然而這個常識多年來，與媒體和公眾基本是隔絕的，這不僅表明學術話語與公眾話語的隔絕，也表明學術界的好好先生太多。這幷不是傳統文化的悲哀，而是當今知識界的一個普遍現象。很多人把此歸罪於國學的流毒，認為儒家塑造的就是溫良恭儉讓的好好先生，這其實是對儒家最大的誤解。

　　孔子是非常厭惡好好先生的，他專門給這種人取了個名字，叫“鄉願”。所謂鄉願，就是一鄉之中誰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唯唯諾諾，左右逢源。孔子認為這種人為“德之賊也”，是德行的禍害。孔子輕蔑地說道：有一種人從我門前走過，不進我的房間，我絲毫不會感到遺憾，那就是鄉願。孟子也討厭這種八麵玲瓏、四處討好的鄉願。孔子與孟子之所以如此反感鄉願，是因為儒家強調的“為士之道”，張揚的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與批判精神，而不是委曲求全的“妾婦之道”。如今的知識界，卻成了鄉願的豢養地。孔子曾明確說，遇到這些所謂的“謙謙君子”，他寧願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為“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要是學界沒有這麽多的鄉願，“國學大師”的帽子也絕不會滿天飛，因為太多的人在真相麵前選擇的是退卻。

　　有人認為李輝的質疑屬於特立獨行之舉，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這恰恰錯了。我們常以為“特立獨行”這一觀念源於西方文化，其實這是儒家思想評判人事的一個重要標準。“特立獨行”四字，出自唐代大儒韓愈的《伯夷頌》。韓愈通過伯夷叔齊，批判的就是當年的學者，他說那個時代的學者，有一家反對，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於一國一州的人都反對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沒有這種人了。所以韓愈極力彰顯伯夷之道，呼喚的正是學者的獨立人格與批判意識。

　　之所以談及儒家的這些觀念，無非是擔心有人因此誤讀了傳統文化，更擔心有人把李輝的質疑看作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清算。李輝多年來與文化老人打交道，他對傳統文化應該是充滿敬意的，相信這也是他質疑的理由之一。如果我們對“國學”多一分修養，對“國學大師”誤會和錯認就會少一些。
來源: 中國評論通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