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孫中山與蔣介石信任的人是誰？

ZT

孫中山對這位機要秘書既信任又愛護，還親筆贈送給戴季陶一副對聯：“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其言殷殷，寄托了對戴季陶的深情厚愛。

　　五四新潮流，是戴季陶繼“天仇時代”後的又一個高峰。

　　1920年11月，粵軍從福建回師廣東驅逐桂係軍閥，取得節節勝利。孫中山返粵重新建立軍政府，戴季陶也跟隨赴粵。12月下旬，戴季陶到浙江奉化探望蔣介石並勸說蔣介石到廣東任職。戴季陶以情動人，以理相勸，一方麵以“革命”、“黨國事業”等曉以大義，又以“廣州政府此時缺人”、“此去奇貨可居”等詞說明利害。但蔣介石嫌孫中山沒有授予大權，很不高興，以惡語相待。加上當時兩人都因交易所失落，政治上也不順利，彼此心情不好而大吵一架。戴季陶隻好怏怏而回。此後他仍接受孫中山的調遣，往返於廣州和上海之間。他為廣東政府草擬法律文件，並對有關的法律進行探討。

　　當蔣介石稍平靜後，給戴季陶寫了一信，檢討自己“為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認為“有何麵目以對良師益友”，大有“悔不該當初”的心情。戴季陶也回信一封，雲：“即勸兄赴粵，雖屬為公，亦有一半係為兄打算”，道明自己不遠千裏到奉化勸駕的一片良苦用心。從來往信件的字裏行間，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確是不同尋常。

　　1922年8月，孫中山在陳炯明叛變和北伐軍討陳失利後，離粵去滬。10月上旬，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勳派代表到滬晉見孫中山。孫中山命戴季陶入川，對川軍進行聯絡工作。這時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務私事上的挫折之後，心灰意懶，在途中又得悉川軍各派正在醞釀戰爭的傳聞，精神更加頹喪。戴季陶後來回憶他當時的心境說：“這時我的心裏，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來一件很錯誤的戀愛，種種魔障纏繞……再加看見四川的戰禍逼在目前…… 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於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拚命來招我了。”當戴季陶所乘之船駛向宜昌途中，他便趁夜跳江自殺，幸好漁夫搭救而未死。從此他便信仰佛教。戴季陶抵川後被四川省議會選為省憲起草員，11月18日到渝就職。他解釋孫中山對川局的主張是：消極的，避免戰爭；積極的，整頓教育、實業，以謀建國之基。由於軍閥混戰不休，戴季陶在四川期間工作沒有什麽成效。

　　蔣介石和戴季陶一樣，自從上海交易所經營失敗，革命又遭受挫折，心情極為沮喪，加上身體不適等原因，曾經產生過悲觀厭世情緒。在戴季陶自殺未遂數月後，1923年春蔣介石也心灰意懶，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閱書，不能治事，憤欲自殺者再”。直到4月15日，他才從上海起程赴廣州。

　　1923年12月上旬，戴季陶從四川回到上海。當他得悉孫中山已決定容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準備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便向廖仲愷表示，對國共合作“根本懷疑”。他主張說：“共產黨人加入，必須造成單純黨籍，不能存留兩黨籍。”

　　不久後，戴季陶被孫中山聘為機要秘書，當時隻有22歲的他，能受到孫中山如此垂青，確實很不容易，他也深以為榮，自豪地說：“本人在當年追隨總理的同誌中間，要算是最年輕的一個。”

　　孫中山對這位機要秘書既信任又愛護，還親筆贈送給戴季陶一副對聯：“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其言殷殷，寄托了對戴季陶的深情厚愛。

　　1924年5月，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戴季陶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為副主任。戴季陶掌管的政治部中人才濟濟，當時和後來成為中國革命風雲人物的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包惠僧、周逸群等共產黨人均曾在戴季陶手下任職。

　　戴季陶同時還被孫中山任命為大本營法製委員會委員長、大元帥府代理秘書長、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等，身兼多職，忙得不可開交。他還負責起草了考試院組織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這為他後來成為考試院院長並任職20年之久打下了一個基礎。

　　孫中山對戴季陶信任有加，還特地派他和蔣介石一文一武兩員大將，一道去汕頭做陳炯明的工作，希望能將該部改造成為一支革命部隊。但戴季陶走後不久，孫中山感到身邊實在須臾也少不了這麽一個得力幫手，遂發急電將他召回了廣州。不過，陳炯明對戴季陶印象特佳，比蔣介石有過之而無不及，忙電告廣州，要求孫中山準許戴季陶繼續留在汕頭。孫中山哪裏肯聽，又發急電說：“介石留下相助，唯季陶實難久離，望囑速返。”

　　寥寥數字，充分體現了孫中山對戴季陶的鍾愛和厚望。

　　1924年底孫中山到北京後，肝病進一步惡化，確診為肝癌。

　　戴季陶其時正在上海，得悉孫中山病情後，立即起程北上，前往侍疾。

　　孫中山見到戴季陶後，臉上露出了笑容，問道：“聽說你近些時在上海求學十分用功，不知看些什麽書？學些什麽東西？”

　　戴季陶回答後，向孫中山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孫中山能允許自己將多年來鑽研三民主義的心得體會寫成文章麵世。病中的孫中山微微點頭表示同意。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病情進一步惡化。何香凝和汪精衛曾根據孫中山的意見，起草了兩份遺囑：一份是政治遺囑，一份是家事遺囑。他們和戴季陶都認為應請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字。

　　有關史料對此作了如下記載：

　　午正，國父忽張目遍視床前家屬及各同誌，召之麵前曰：“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拿前幾日所預備的那兩張紙來呀，今日到了簽名的時候了。”汪兆銘將兩遺囑稿並水筆呈上，國父因手力甚弱，頗顫動，無法自持，夫人含淚托起國父右手腕執墨水筆寫下了“孫文”兩字……

　　這時在孫中山病榻前的，除夫人宋慶齡和兒子孫科外，尚有國民黨大員十餘人，其中有戴季陶。孫中山簽字後，宋子文、孫科、孔祥熙、何香凝及戴季陶等九人亦簽字證明。

　　3月12日淩晨，夜色沉沉，戴季陶接到通知，說孫中山病勢危急，他立即趕到了東城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孫中山的病床前。這時孫中山不住地喘息，已不能進食，不能講話。延至9時許，孫中山雙目向上直視，瞳孔漸漸不見，麵轉灰白色，手足漸冷。9時30分，20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孫中山走完了他59歲的人生曆程，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戴季陶痛心疾首，號啕大哭，他寫了一副挽聯：

　　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

　　吊民伐罪，功業並美列寧。

　　戴季陶追隨孫中山十餘年並參與了一係列重大革命事件，成為他傳奇生涯中絢麗多彩的一頁。

　　

　　
來源: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