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教授的教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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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默秋 

在國際漢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劍橋中國史》在提到陳寅恪時，給予了異乎尋常的褒獎：“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製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製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紮實、嚴謹和令人信服。”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關於陳寅恪的傳奇故事，就一直在清華園裏流傳著。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們一再討論——當年，清華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裏並沒有“恪(què）”這樣的讀音，有人請教他：“為什麽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他似乎更希望人們了解他的學問及其價值，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術連在一起的。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坎坷中，為學問付出了一生。

　　——編者

　　被稱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說梁啟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麽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麽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遊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一年後，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裏。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麵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曆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協助下正在著書(攝於一九五七年)

沒有博士頭銜的陳寅恪，卻被稱為清華園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遊學海外13年帶回的卻是東方學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閉塞之地，在洋務運動中卻突然開風氣之先，興學、辦報、開礦、建工廠，這得益於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有個助手，也就是他的兒子陳三立，父子倆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原因是他們在湖南率先變法。

　　陳寅恪就是這陳家的第三代。這一年他9歲。家國大難之後，陳寶箴攜家帶口回了江西老家，陳三立索性專注於詩歌創作，“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個中國近代曆史上的顯赫門庭，走向了與傳統仕宦截然不同的結局。

　　父親陳三立不要孩子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並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後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複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陳寅恪成績優秀，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後的1909年，陳寅恪畢業，他帶著複旦公學的文憑，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張文憑，登上了去西洋的輪船。父親陳三立趕到上海，送別陳寅恪。他把父輩兩代人變法圖強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陳寅恪一輩子以家族為榮，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終生背負著家、國的使命。他輾轉遊學13年，從德國到瑞士、後又去法國、美國，最後再回到德國。他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裏，他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22種語言。

　　陳寅恪在德國讀書，都沒有要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他自己注冊的是印度學係，他就在那兒自己讀書，沒事去聽課，完全是一種文人求學，有點像中國傳統的遊學。陳寅恪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了自己寬闊的學術視野。

　　13年的遊學，陳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學術中發現了什麽？他在自己的發現中又確立了怎樣的專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學，但沒想到的是，他從西方帶回來的竟是東方學。

　　陳寅恪發現，在世界學術中，中國文化的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地位低下的現實完全相反，跟國內批判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樣。他後來明確主張中國學術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以這樣一種感受作為基礎的。

　　開辟國學研究新領域

　　陳寅恪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也接受了嚴格的西學訓練，但他從不滿足，僅梵文一項，就先後學了10年。當時中國學術正處在逐漸走向國際學界這樣一個轉軌的時候，在清華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啟超、王國維的鼎力支持下，陳寅恪為中國學術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不同民族語文與曆史的比較研究。

　　每逢上課，陳寅恪總是抱著很多書，吃力地走進教室。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是用黃布包著書來的；而講其他的課程，他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他的講課旁征博引，隻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成了後來的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薑亮夫、曆史學家謝國楨、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等等。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係招收新生。陳寅恪應係主任之邀出考題。不料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作文，最奇怪的是隻要求考生對個對子，而對子的上聯，又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衝之”。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陳寅恪的預料。

　　用“對對子”這樣的文字遊戲，來作為堂堂清華大學的招生試題，當時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也有人誤以為這是以舊學的看家本領向新文化挑戰。其實，陳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當時很多學者都並不清楚真正的中國語文的特色在什麽地方，陳寅恪覺得用對對子這個方法，其實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歐語係的區別在哪裏。陳寅恪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

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教授

晚年的陳寅恪雙目失明，但他永遠睜大著眼睛，目光如炬。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這個時候，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學界通稱的“中古史”。這是陳寅恪第一次學術轉向，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與抗戰有關。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父親陳三立這時已85歲了，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時，夢裏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開始絕食了。五天後，陳三立死了。

　　為父親守靈的那些晚上，陳寅恪久久地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發。這時，陳寅恪由於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已經看不清東西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術，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陳寅恪最終選擇了不做手術，就是說，為了離開淪陷區，他放棄了複明的希望。

　　在為父親守孝49天後，右眼失明的陳寅恪攜妻將雛，離開了已經淪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離開北平之前，陳寅恪把他的藏書寄往將要去的長沙，但趕到長沙，還沒等到這些藏書，便又匆匆隨清華大學南遷雲南。可是當書到長沙，竟悉數被焚毀在戰爭的大火中。

　　陳寅恪做學問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書上隨讀隨記，也就是古人說的“眉批”，眉批上寫滿了他的思考、見解和引證，這是他學術研究的基礎。書燒毀了，而他隨身帶著的常用的、備用的書，在繞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盜走了。這意味著，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將主要依靠他積攢的記憶了。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就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陳寅恪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他把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書基本上都看過，然後回過頭來，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後是一個“寅恪按”，實際上是以論帶史，而絕對不是一個考據家。跟早年做的那種，從語文學到曆史學精細的對照，完全不一樣。

　　在中古研究裏麵，他注意到的若幹解釋中古中國的架構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課題。比如對於文化種族的關注，對於家族的關注等。說陳寅恪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是因為他並不是在具體的領域裏奉獻了什麽具體的結果，而是說他開創了一個研究的範式。

　　這是兩本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著作。陳寅恪寫書的種種細節，至今仍被後世記憶著。在四川李莊的時候，鄧廣銘先生住在陳寅恪的樓底下，傅斯年對他說，陳先生如果有什麽事一跺地板，你就馬上跑上去。有一次鄧廣銘跑上去，看見陳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說我要快死了，我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我不寫完這兩稿，我不死。

　　在國際漢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劍橋中國史》在提到陳寅恪時，給予了異乎尋常的褒獎：“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製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製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紮實、嚴謹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學1939年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該校漢學教授，並於此後數年一直虛席以待。因為他們認為，陳先生是當時“最優秀的中國學者”。

　　“國可以亡，史不可斷”

　　就是這樣一位“最優秀的中國學者”，“一個天生的導師”，此時卻身處戰火之中，他的工作條件驚人地惡劣。陳寅恪之女陳美延回憶說：“父親工作的時候汗流浹背，在一個茅草房裏，風雨一來，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種房子裏頭，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一個小凳寫文章。”“他寫完，需要休息，就帶我出去散步，我那時候很小，就穿個木板鞋，在山上跑，滿山的映山紅啊……父親隻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一種遠離戰亂的歡愉。”

　　“那時我還放羊，為什麽放羊呢，因為實在沒有營養，隻好買一隻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給父親擠一點奶。那時候父親還能看得見，帶著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還問我，羊喜歡吃什麽，羊的脾氣是怎麽樣的，一隻鄰居的狗在前麵引路，他問為什麽狗要在那兒撒尿做記號啊？說這些的時候他都挺開心的。”

　　由於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的視力急速下降。當他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到學期期末考試評卷時，他已經難以把學生的成績，及時無誤地填入欄格細小的成績單裏了。為避免出錯，他隻能無奈地讓大女兒代他把批好的分數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後一種《元白詩箋證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這天早上，陳寅恪起床後痛苦地發現，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隻得叫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他在成都的醫院做了眼科手術，但手術沒有成功。半年後，二戰結束，依然記得他的牛津大學，請他赴倫敦治療眼疾。然而數月奔波，他的雙目還是沒能看見光明。

　　在抗戰如此嚴酷的境遇裏，陳寅恪頑強地為後世留下了他對中國唐代曆史的係統研究。他在大災難麵前，恪守著一個民族的史學傳統：“國可以亡，史不可斷，隻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曆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

　　永不熄滅的學術之光

　　抗戰勝利了，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由人攙扶著重新回到清華園，這時他57歲。失去了學者治學讀書第一需要的雙眼，他將如何度過後半生的學術生涯？

　　1948年，國民黨準備退踞台灣，動員了很多學者離開大陸。陳寅恪對腐敗的國民黨極度失望，拒絕去台灣。嶺南大學的校長、教育家陳序經邀請陳寅恪到廣州任教，因為他仰慕陳寅恪很久了，也因為他一直想把嶺南大學，也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辦成一流的高等學府。就這樣，陳寅恪在南國找到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國校園很美，一年四季樹木常青，但是陳寅恪看不見，他在黑暗中已經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憶，陳寅恪以前上課是很有特點的，講到深處，他會長時間緊閉雙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著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著眼睛，一如我們今天見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前，有一條白色的水泥小路。這是陳寅恪到嶺南後，當時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長陶鑄親自囑咐為他修建的，以方便陳寅恪在工作之餘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裏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是倔強的。眼睛瞎了，對他是一種怎樣的毀滅，他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讓人讀到他內心的痛楚。據家人回憶，在最初的日子裏，他變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歸於寧靜。

　　當他被人攙扶著回到清華園時，校長梅貽琦曾勸他休養一段時間。陳寅恪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麽能叫教書匠呢？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麽能光拿錢不幹活呢？”學生們回憶，陳先生說這話時，臉上雖是笑著，但讓他們感受到的神情，卻是嚴肅而堅決的。

　　一個瞎子被聘為教授，為大學生授課，在世界上實在是絕無僅有。清華為陳寅恪配了三個助手來協助他的教學和研究。這三個助手都是他當年的學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歡的一個。陳美延回憶道：“我父親喜歡的人是有一個標準的，一定要數學好，思維邏輯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數學特別的好，所以他們就可以無話不談。”

　　陳寅恪對助手說：“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實上，如同自然科學一樣，陳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個精確推導的過程。而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陳寅恪在遊學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確性和徹底性的德國學術傳統。

　　陳寅恪是以古代書院的精神授課的，師生之間以學問道義相期。後來成為陳寅恪助手的胡守為，清晰地記得這樣一堂課：那天他是唯一的學生。當他來到陳宅時，陳寅恪正在工作。在他來後，先生挪步到樓上，下樓時，竟鄭重地換了一身裝束：長袍。後任中山大學教授的胡守為說：“這件事對我的教育很深，這就是為人師表啊！”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屋前的小路即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與家人1951年在廣州

　　口述撰寫《論再生緣》

　　因為生病，陳寅恪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學術轉向。1953年，在清華時的學生蔣天樞，給自己的老師寄來了長篇彈詞《再生緣》，陳寅恪聽了，大受震動。他認為，這就是中國式的史詩，以前大家以為中國是沒有史詩的，而《再生緣》就是史詩。陳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寫《論再生緣》。由此，他開始了對明清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當陳寅恪沉浸於新的學術領域時，他得知一個消息，中國科學院擬請他出任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長。在北京的許多好友都希望陳寅恪接任這個職務，然而他卻拒絕了。

　　這一年，又一位清華的老學生，也就是當年他最喜歡的汪篯，帶著同樣的使命，到廣州來看望他。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們開始談得很好。但不久就談崩了。陳寅恪感受到這個昔日門生，已經摒棄了自己恪守的治學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學生！”

　　即使在這樣的狀態下，還是由陳寅恪口述，汪篯做記錄，為曆史留下了今天的讀書人都略知一二的《對科學院的答複》。答複的第一句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的碑文中。”

　　為紀念清華研究院導師王國維而修建的那座紀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華園中。陳寅恪在碑文中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讀書治學，隻有掙脫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發揚。陳寅恪認為，包括他和王國維在內的任何人，在學術上都會有錯，可以商量和爭論，但如果沒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意誌，就不能發揚真理，就不能研究學術。在這個意義上，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陳寅恪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讀了《資本論》的原文。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後來很多的知識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張“不要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這樣的觀點，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其實，陳寅恪主張的就是實事求是，他將此視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萬言著就《柳如是別傳》

　　在工作的間隙，居所前的“陳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現兩個身影，陪伴陳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陳寅恪之女陳美延說：“在我們眼睛裏，我母親真是非常偉大，而我父親更是天天這樣跟我們說。他一直說的就是，‘我們家裏頭，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母親。’他說母親是我們家裏的主心骨，沒有我母親，就沒有我們這個家了。”

　　唐筼和陳寅恪一樣出身名門，自1928年和陳寅恪結為連理後，風雨同舟，成為陳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陳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請自己的妻子題寫封麵。

　　《論再生緣》完成了。封麵依然是唐筼題寫的。但當時無法正式出版，陳寅恪隻能請人用蠟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全書結尾處，陳寅恪用自己的兩句詩，隱喻心境和誌趣。

　　在陳寅恪的晚年，像他這樣學問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來越少，聽他課的學生也越來越少，他所看重的學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陳寅恪竟成了學術界“拔白旗”的對象。他不再教課，轉為專力著述。

　　雖然那時候陳寅恪的學問，已經不為主流學術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潤在他所構築的那個純粹的學術世界中。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他還固執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強調文責自負，著作裏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

　　陳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論文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個詞，被他嚴辭拒絕，為此，這本書竟沒能在當時出版。

　　就在這段艱難的著述歲月裏，來了一位女性，自願給陳寅恪當助手，她叫黃萱。黃萱每天準時來到陳寅恪的住處，為眼睛看不見的陳寅恪查找書籍，朗讀材料，謄錄書稿。14年始終如一，直到“文革”開始，她被趕走。晚年陳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黃萱一字一句記錄完成的。她見證了這位大師在學術之路上踽踽獨行的每一個細節。

　　1961年8月30日，是個陰天。陳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同學，早先清華研究院的主任吳宓。

　　吳宓走進陳寅恪寓所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而陳寅恪仍然端坐著，等待著。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描述他闊別12年的摯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麵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禿頂，眉目成八字形……”

　　陳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論再生緣》油印本，作為禮物送給吳宓，還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寫的一部宏偉著作的大綱。這就是後來的那部大書——《柳如是別傳》。

　　在以往的曆史敘述中，柳如是不過是明末清初的一個煙花女子。但陳寅恪的研究發現，柳如是其實是一位有主見的才女，在那樣一個大變動的年代裏，從事著地下的反清複明運動。

　　陳寅恪很感慨，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竟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他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過這樣一個人物，把明末清初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以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展現出來。

　　這部百科全書，皇皇85萬言，陳寅恪為此耗費了整整10年的時間。書寫得很艱難。柳如是的遭際，觸動了陳寅恪對經曆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抗日戰爭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懷。

　　這部“痛哭古人，留贈來者”的書，展示了百年中國的一位大學者的大手筆。全書“忽莊忽諧，亦文亦史”，極其豐富的史料，經過精密的排比和考據，與自由穿插其間的陳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為一體，書中濃縮了陳寅恪一生的學養和誌趣。

　　學術傳承 澤被後世

　　《柳如是別傳》完成於1964年，這年陳寅恪75歲。生日前夕，陳寅恪見到了專程從上海趕來給老師祝壽的複旦大學教授蔣天樞。盡管這對師生在1949年以後，隻見過兩次麵，但多年來，他們通信不斷。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的時候，很多材料是蔣天樞在上海找到以後再寄給陳先生的。

　　當許多昔日的學生紛紛遠離之後，這位出身清華的老門生的造訪，對年邁的陳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鄭重地作出了一個“生命之托”：請蔣天樞將來為他編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隱秘的心跡，寫進了這篇送給蔣天樞的文章中。

　　18年後，《陳寅恪文集》問世。這是蔣天樞在自己80歲的時候完成的恩師的囑托。當時蔣天樞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來，首先整理陳寅恪的書。

　　陳寅恪最後的7年，大部分時間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時摔跤骨折。1966年，已經無法下床的陳寅恪，沒能逃過一場曠世的劫難。

　　“文革”開始了，造反派要把陳寅恪抬出去批鬥，當時家裏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來了。但是後來卻並沒有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劉節先生代他去批鬥了。

　　劉節也是陳寅恪的清華早年弟子，當時是中山大學曆史係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說：“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這樣的師生之誼、朋友之道，當如學術的承傳，澤被後世。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79歲的生命曆程。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隻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陳寅恪沒有遺囑，但他取得的學術成就卻垂範著後世的中國。他留下的著作，以繁體字豎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樣。這些文字，烙刻著以學術為生命的獨特印記，“留贈來者”。

　　

　　

　　

　　
來源: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