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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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中行

                                   一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
——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
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
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於幾方麵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
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麵。有些年輕人
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願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
也願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於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方
麵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
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
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麵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
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
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
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這模模糊糊，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
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隻有我一個人。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
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
無大差別，可以不重複；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等等。這類不上
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
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麵，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
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
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麽辦?辦法是求
管點名?進課堂看座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鑽
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
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
隻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
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
著，這就是學術空氣。
　　記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
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
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裏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
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
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麽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人答話。梁先
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麽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
像是恍然大悟，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
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
向講台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麵。還有嚴正的一麵，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
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裏士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
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裏就是提
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
　　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
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
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
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
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後來
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麽叢書裏的什麽書。胡很驚訝，也很高
興，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據說是對於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隻要能夠
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
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
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於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
學之後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
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
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
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
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麽，說是規定隻說補
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於
是以失敗告終。

                                   三

　　再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6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
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
生不隻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
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麵目一新，這裏是隻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
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隻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
有什麽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幹我的，你幹你的，
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於五十多歲吧，課講
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
下，由小皮包裏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塗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
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
若無其事，也就恢複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
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曆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於寫文章，下筆
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
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
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
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最後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
子。他是師範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
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定要考兩次。上一學
期終考，他來了，發下考卷以後，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後寫他自己的什麽。考題四
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
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卷走進教務室，並立刻空著手出來。後來知道，錢先生是
向來不判考卷的，學校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格”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
照封麵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
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於是學校要
依法製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薪金雲雲。錢先生作複，並附鈔票一包，雲：薪
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
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