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後介紹
(轉貼)
韓石山
—— 在同濟大學中文係的演講
感謝郭春林先生，感謝同濟大學的邀請，能來同濟大學作一次演講，在我是很榮幸的。
今天我的講題是《一邊是魯迅，一邊是胡適》。五月底，郭先生跟我聯係講題的時候，我說，我不知道你們學校的情況，提兩個題目你們定，一個是談寫作的，一個是談魯迅和胡適的，就是這個。郭先生說，就講這個吧。
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比較，不是我要這樣，也不是哪個學者要這樣。幾十年來，我們的思想文化界，就是這麽做的。結論是，魯迅是進步的，胡適是落後的，魯迅是革命的，胡適是反動的，魯迅滿腹經綸，胡適沒有什麽真本事，總之是，魯迅是偉大的，什麽都好，胡適是渺小的，什麽都不行。事情總是這樣，要是各自都給以應有的對待，應有的名分，誰也不會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比較，更不會對立起來，可是你開了這個頭，就不能擋住別人做深一步的探討了。
這算是開場白，下麵就進入正題吧。
( 一 )
同學們都知道，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中國文化史上，除了孔夫子，就數魯迅了。
不知道你們想過沒有，你們這些觀念是怎麽來的？
上個月下旬，十幾天前，我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作過一次演講，提到了我對魯迅的看法，互動時，有個女同學提出個問題，她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我們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你這麽說魯迅，我們思想上接受不了。在中國，除了魯迅，誰還當得起這樣偉大的稱號呢？
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說，這個同學的提問，我是能理解的。可你想過沒有，你對魯迅這樣的認識，是怎麽來的。是你自己讀書得來的嗎？是你研究過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文化史，思考之後得出來的嗎？我敢說，不是的，是你讀中學課本上的魯迅作品得來的，還不是你理解後得來的，是你的老師給你反複講解之後得來的。也就是說，你的這些看法，是別人灌輸給你的。當然，你也可以說，要是魯迅不是這麽偉大，中學課本上怎麽選了他那麽多的文章？這個問題是最難回答的，我隻能說，課本是人編的，不是用個什麽機器篩選出來的。編的人，也不是按他的想法編的，是按著某種既定的思想編的，就是要體現某種思想，灌輸某種思想。一句話，就是要對學生進行革命思想的教育，至少也是讓你記住，舊社會是黑暗的，新社會才是一片光明。語文不語文，作文不作文，他們是不管的。
編課本的人的想法，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是從毛澤東主席那兒來的。 1938 年毛澤東在《魯迅論》裏說，魯迅是 “ 一個偉大的文學家 ” ， “ 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 ” 。到了 1940 年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評價就更高了： “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新文化的方向。 ”
你們想想，你們關於魯迅的認識，是不是這樣的？這些，在你們上中學的時候，通過課本，通過老師的講解，不知不覺地，也是沒有商量地，灌輸到你們的腦子裏，成了你們的思維定式。就好像從小唱 “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 ，唱的多了，你就覺得毛主席最親了，你爹你娘反而不如毛主席親了一樣。
現在我要說，這些話，不能說全是對的。從當時的革命需要來說，是對的，但是，從中國文化建設，中國社會發展的長遠意義上說，就不那麽對了。
不光你們，我對魯迅的認識，也有個過程，從堅信到懷疑，從懷疑到反思，最後是理智地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
上中學時，魯迅的課文，我讀的滾瓜爛熟，好些段落都能背下來。比如《記念劉和珍君》裏， “ 慘象，已使目不忍視；流言，尤使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 比如《 “ 友邦驚詫 ” 論》裏， “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即使所舉的事實是真的也罷，但這些事實，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麽驚詫的臭麵孔呢？ ”
這些文章，當年讀起來，真是義憤填膺，熱血沸騰啊。
我上過十七年學，我們那時大學是五年製。中學六年，年年都要學魯迅的作品。我當過中學教員，教過十年的中學語文。加在一起，接觸魯迅的作品，共是十六年。中學課本上選那麽多魯迅的作品，我從沒有懷疑過，覺得偉大作家嘛，就要多選幾篇。可是後來離開學校，看的書多了，就有些懷疑了，就開始反思了。魯迅的作品，半文不白，中學生要學純正的白話文，怎麽就選了這麽多？學了頂什麽用？
六年中學，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課本上共有多少篇魯迅作品呢？我後來做過統計，共是十七篇。別的作家，都是一篇兩篇，有那麽點意思就行了，獨獨魯迅是十七篇，零頭都比別人的多。以體裁說，有小說，有散文，有雜文，以內容說，有說曆史的，說寫作的，有批評同時代人物的，有責罵當時的政府的，什麽都是魯迅的。聽說現在的中學生裏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說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做作文。實際上這三怕是有聯係的，文言文和周作人，都是難懂，學了文言文和周樹人，卻要寫通暢的白話文，當然不會寫了。
等到我寫《徐誌摩傳》的時候，因為徐誌摩和胡適是好朋友，有些事就是一起做的，也就讀了許多胡適的文章，看了許多胡適的傳記資料，我開始理智地看待魯迅了，也就把魯迅和胡適放在一起比較了。也就明白了，為什麽中學課本上選那麽多的魯迅的作品了。這叫為政治服務，隻有魯迅的作品，能起這個作用。
( 二 )
這就要說到中國的政治了。太複雜了，不好說。我說的不頂用，得用名人的說法。中國有個有名的政治學家，叫張奚若，這個人可不簡單，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 1913 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1924 年回國，曾任清華大學政治係主任，解放後當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教育部部長，中國外交學會會長，是個有名的正派人，敢說話的人。 1957 年幫助黨整風時，毛主席親自向他征求對共產黨的意見，他說了十六個字： “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 反右開始後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絕不改口，還逐句作了解釋，證明自己是對的。他的名聲太大了，中央對他也沒辦法，也沒把他打成右派。早在前一年，他還說過一句有名的話： “ 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 ” 千萬別以為這個人隻跟共產黨叫板，不，跟國民黨也一樣。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相當於戰時議會的議員，他是西南聯大的教授，有次在重慶開會，他提的意見很尖銳，蔣介石不高興了，說： “ 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 ” 他聽了，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再開會時，接到通知和往返路費，當即回一電報： “ 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 。可見這是一個真正懂得政治學，品格又高尚的人。這樣的話，他敢當著毛主席的麵說，且堅持不改，可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自認為是正確的。
四句話中，前兩句不說了，隻說後兩句，就是 “ 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 ，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再加兩句就更準確了，就是 “ 無論何事，現在最好 ” 。你們可以想想，自從你們懂事的時候起，中國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用這個模式來辦的？這要是難以理解的話，再想想，在中國的報紙上，你什麽時候看到批評當時在任的中央領導、省市級領導、甚至部局級領導的文章？別說領導了，連批評當下政策的文章，也看不到。鄭蓧萸，國家藥監局的局長，最近判了死刑，當然是大快人心，可是他在當局長的時候，你見報上說過他一個不字嗎？沒有，肯定沒有。無論何事，都是現在最好嘛。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更是這樣。一說解放前，就是萬惡的舊社會，一說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明天。似乎為了明天，什麽罪過都可以赦免，什麽苦難都得忍受。沒有今天，哪有明天？
而魯迅的思想，魯迅的文章，最合這個口味。不是說，我們黨提出個什麽，魯迅就說個什麽，那樣的話，就不靈驗了。而是，魯迅過去說的話，恰恰符合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比如，我們說萬惡的舊社會，吃人的舊社會，魯迅的書上就有： “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 ' 仁義道德 ’ 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 ' 吃人 ’ ！ ” （《狂人日記》）說我們的悠久曆史，燦爛文明的時候，就說什麽三千年文明，四大發明，多少誌士仁人，多少英雄業績，但一到了要否定曆史的時候，就是萬惡的舊社會，吃人的舊社會，哪個時代都一無是處，隻有眼下的中國，是最先進，最文明的社會，這不是笑話嗎？
我們從解放後，一直是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教育了這麽多年，整個民族的素質不見提高，反而墮落了。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前些年的貪官，還是幾十萬，後來是幾百萬，現在動輒就是幾千萬。可是，我們還是在不斷地教育人民，要人民認識到，不是中央不實行民主政治，是我們自己的素質太低，需要不斷地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覺悟。魯迅的小說《藥》裏，寫的就是，革命者為民眾謀福利，叫官府殺了頭，而民眾卻要蘸著他的血吃人血饅頭，這樣的民眾，還不該進行思想教育嗎，這樣的民眾，不教育還能建設社會主義，還配享受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嗎？
解放後，我們黨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要鞏固政權，人民的思想是好辦的，難辦的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所以，除了極少數人，比如郭沫若這樣的人，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叫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更是嚴加改造的對象。在這上頭，魯迅的功勞最大。因為魯迅活著的時候，幾乎把有名望的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罵遍了。胡適是蔣介石的謀士，是給蔣介石的獻策的；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徐誌摩是淺薄小人；邵洵美是上海灘上混混，娶了官僚的女兒做太太，實際上人家是娶的是表姐，邵家原本就很有錢。人文知識分子罵，科技知識分子也一樣的罵，地質學家李四光，就讓魯迅痛罵過。反正魯迅罵過的，沒有一個好人，解放初期沒遭殃的，文革中都遭了殃。
因為在思想教育上，什麽都要把魯迅放在前頭，當作旗幟，而魯迅並不是在什麽方麵都是最優秀的，於是便鬧出了不少的笑話。以前強調鬥爭，強調仇恨，那好辦，魯迅這方麵的議論多的是，隨便選一篇就是，後來改革開放了，要顯出魯迅仁慈的一麵，童心的一麵，大概實在不好選，就選了一篇《阿長與〈山海經〉》。裏麵有一段話，你們聽聽：
“ 那裏的話？！ ” 她嚴肅地說， “ 我們就沒有用麽？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麵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
這樣的課文，你讓教員在課堂上當著那些男孩子女孩子怎麽講？勉強講了，你讓那些男孩子們對他們的女同學發生怎樣的感想？古人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將這樣的文章選入初中語文課本的人，其無兒女乎？
為什麽我們這麽捧魯迅呢？一是魯迅在晚年，和我們黨有一段時間的合作關係，在對蔣介石政府的攻擊上，確實幫了共產黨的忙，功不可沒。再就是，魯迅死後，毛澤東對魯迅作過高度的評價，說他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說他是新文化的巨人，現代中國的聖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魯迅的思想，魯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最符合我們黨改造中國社會，統治中國社會的需要。
我得強調一下，對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周樹人先生，對作為一個作家的魯迅先生，我一點也不反感，一點也不反對，相反，還是很欣賞的，作為一個社會人，他是個有個性的人，作為一個作家，他是一個有建樹的作家，這沒說的。我反感的是，把他抬得太高，脫離了他的實際，把他作為新中國的聖人，把他作為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把他作為教育中國青少年的榜樣。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的國民素質，關係到中國社會的前途，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就要堅決的反對了。
( 三 )
再說胡適。大陸解放後，曾進行過一場批判胡適的運動，人人都知道，胡適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凶，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學術上的唯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隻有清算了胡適的罪行，清理了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思想，中國思想文化界才能樹立起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思想。
胡適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先看一下他的經曆。安徽績溪人， 1891 年出生， 1910 年十九歲時，考取中國庚款第二期留美，先入康奈爾大學學農，後來轉入文學院， 1914 年畢業，考入哥倫畢業大學， 1917 年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此後任過北大文學院院長，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抗戰後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抗戰過後任北京大學校長。 1958 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長， 1962 年 2 月，在中研院酒會上，心髒病突發去世。
唐德剛，這個人是個留美的大學者，學問好，文筆好，他寫過一本書叫《胡適雜憶》，對胡適有許多獨到的評價。他說：胡適是 “ 傳統中國 ” 向 “ 現代中國 ” 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杆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還有的外國學者（格裏德），說胡適是中國文藝複興之父。這是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比作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說的。
有趣的是，魯迅得到過大陸最高領袖毛澤東的評價，胡適也得到過台灣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評價。胡適去世後，蔣介石送過一副挽聯，是這樣寫的： “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 他的墓在台灣的南港，因為胡適一生崇尚白話文，碑文也是用白話文寫的： “ 這是胡適之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這裏安息了。 ”
在對胡適的評價上，有一點是要分辯的，就是他和國民黨的關係。否定胡適的人，總是說他是依附國民黨的，反對共產黨的。這個事情，要曆史地看，全麵地看。不要輕易地說誰是依附誰，反對誰。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裏，並不是每個人都依附一個黨，反對一個黨。會不會有這樣一種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見，覺得誰對就支持誰，就是支持也不是無原則的，對的就支持，不對的就反對。胡適就是這種人。
1987 年，季羨林看到報上有人說，胡適 “ 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 ” ，忍不住寫文章辯駁，說 “ 胡適不讚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死心塌地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 ” 接下來說，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當然，國民黨是個很複雜的黨，民國時期的軍政界，也是很微妙的。 1948 年，內戰最緊張的時候，蔣介石幾乎把半壁江山都交給傅作義負責，坐鎮北平，統兵數十萬，可傅作義也不是國民黨員。這在現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是不是國民黨員，說明不了多少問題。季先生又說， “ 胡適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杜威的試驗主義，崇拜的是美國的民主製度，隻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 季 先生當時說這話，是大膽的，也是有忌諱的。 “ 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 ，好像胡適在國民黨政權麵前撒嬌似的，這麽說是太小看胡適了，他挑的是大毛病，鬧的不是什麽 “ 獨立性 ” ，而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社會信念。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是小非。
胡適對國民黨的認識，也是有個過程的。
1926 年，國民黨北伐的時候，胡適正在倫敦開會，他是英國庚款委員會的委員，開庚款委員會議。有個叫沈剛佰的人也在倫敦，見胡適在倫敦幾個大學演講，都支持國民黨的北伐，就問他，是不是受國民黨的委托，有意在作宣傳。胡適說，我是反對武力革命與一黨專政的，但革命已經爆發，隻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減少戰爭，從事建設。目前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政府，國民黨總比北洋軍閥有現代知識，隻要他們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便可有利於國，一般知識分子應該給以支持。可見他最初支持國民黨，不是出於私心，而是犧牲個人主張，顧全國家的大體。
後來胡適經日本回到國內，北伐已完成了，國民政府成立了。胡適沒有回北京，就住在上海，當了中國公學的校長，同時跟徐誌摩幾個人辦起《新月》雜誌。 1929 年 4 月，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看了，很不滿意，就在《新月》雜誌上寫了篇文章，叫《人權與約法》，給以批評。說政府明令保護人權，我們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我們喜歡一陣之後，揩揩眼鏡仔細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所望。命令中說， “ 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範圍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 ” ，胡適認為這道命令沒有具體規定什麽是 “ 自由 ” ，究竟是哪幾種自由， “ 財產 ” 究竟怎樣保護， “ 依法 ” 是依的什麽法，他質問道： “ 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保障人民的人權？ ” 正好這時，又發生了劉文典頂撞蔣介石被關押的事，胡適說，這是人治，絕不是法治。命令中又說， “ 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出麵證明為反革命者，法院就當以反革命處分之 ” ，胡適說，如果是這樣，法院不需審問，隻憑黨部一紙證明便可定罪，豈不根本否認法治了嗎？接著又在《新月》上寫了《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後一篇是直接批評孫中山的 “ 知難行易 ” 學說的。
過了兩年，《新月》因為發表羅隆基的文章，受到 “ 沒收焚毀 ” 的處分，胡適在給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的信中說： “ 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們心服。 ” 陳布雷接信後，約胡適來談談，胡適不去，朋友勸他去，他說： “ 請告訴他們， ' 共同認識 ’ 必須有兩點：一、負責的言論絕對自由；二、友意的批評政府必須完全承認。 ” 當時國民政府剛成立不久，權勢極大，我予我奪，胡適敢說這樣的話，是很了不起的。
這種態度，就是你對，我支持你，你不對我就反對你。
他的名聲太大了，國民黨政權又有接納名流參政的傳統，對他還是很客氣的。他自己呢，心裏很清楚，絕不能參政，而願意有所建言。 1931 年在武漢第一次見蔣介石的時候，他送給蔣介石一部書，叫《淮南王書》，意思是希望蔣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樣，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真正建設現代國家。。
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根本上的轉變，是從抗戰開始後開始的。有人會說，你是說蔣介石讓他當了駐美大使吧？這個問題不能這麽理解。胡適回國後，曾立誌專心做學問，二十年不談政治，更不會參政。為什麽抗戰開始後，讓他當駐美大使他就當了呢？胡適說， “ 現在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敢推辭。 ” 這是胡適給蔣介石回電中的話。胡適在大使任內，是做了許多大事的，又很廉潔。大使有一筆特支費，就是一大筆錢由你花，不需要報賬的，四年大使任內，一分錢也沒有花，離任時原封上繳國庫。他說： “ 旅行講演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講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 ” 現在的幹部能做這一點嗎？我看懸。
經過抗戰，胡適對國民黨的看法改變了，他是主張非暴力的，覺得要做好中國的事情，隻有依靠國民黨政府。他覺得，國民黨和蔣介石，對辦好中國的事情，還是有誠意的。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曾想讓他出來做官，他不幹，甘願當國民黨的諍友，就是一個身在政權之外，隨時提出自己意見的朋友。你們可不要以為，是當個政協委員什麽的，那可是大官，第一次行憲的時候，想讓他當總統候選人，後來想讓他當行政院長，他不幹。閻錫山當行政院長時，還發表了他是外交部長，他也不幹。不管別人怎麽說，他什麽官都不當，隻當他的北大校長。
你們會說，北大校長不是官嗎？這也是不好解釋的，因為我們理解什麽，隻能按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裏的道理來理解，不知道在這個道理之外還有別的道理。按那個時候的社會觀念，校長確實不是官，至少不是政府官員。比如民國時期的大學組織法上就規定，政府官員不得兼任大學校長。 1948 年梅貽琦當清華大學的校長時，又任命了教育部長，他想把校長也兼上，朋友們就勸告他，要當部長就辭了校長，要當校長就辭了部長，不能壞了規矩，他後來就辭了校長。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胡適還是支持蔣介石的。支持不等於依附，該批評的時候還要批評，該反對的時候還是要反對。大陸解放後，很長時間，胡適住在美國， 1951 年冬天，回台灣講學，蔣介石請他共進晚餐，交談中他建議實行民主政治，對蔣介石說： “ 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敢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
1956 年 10 月，蔣介石生日前夕，有朋友勸胡適為蔣介石寫篇祝壽文章，胡適推托不過，就寫了，你看他是怎樣的寫的。題目叫《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小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台灣給艾森豪威爾叫艾森豪。第一個故事是，艾森豪威爾當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之後，有一天，副校長說，學校的各部門首長都想見見校長，匯報工作，他們人太多，你就見見各學院的院長和相關學科的部主任吧，一天見上兩三個，一人談上半個小時就行了。 ” 艾森豪威爾覺得應該，就開始接見，見了十多個之後，他打電話把副校長叫來，說，照你的安排，我一共得見多少位先生？副校長算了一下說，得見六十三位。艾森豪威爾一聽，把兩手往頭上一舉，說，天啊，太多了，太多了！我從前做聯軍統帥的時候，那是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最大的軍隊，可我隻須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揮的將軍，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過問，也從來不接見。想不到我做大學校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主要首長。他們談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細心聽他們說下去。我問的話，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話，他們對我客氣，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這是糟蹋他們的寶貴時間，於學校實在沒有多大好處！副校長先生，我看你定的那張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個故事，艾森豪威爾當總統的時候，一天，正在打高爾夫球，秘書長派人送來一個急件，要艾森豪威爾批一下，他知道艾森豪威爾不願多麻煩，就事先擬了兩個稿子，一個是同意的，一個是不同意的。艾森豪威爾看了，不能決斷，就在兩個稿子上都批了同意，對來人說，請狄克，替我挑一個吧。狄克就是後來的尼克鬆總統，當時是他的副總統，
美國人說這兩個故事，多少有諷刺艾森豪威爾的意思，但胡適把這兩個故事當作壽禮送給蔣介石，卻另有深意。講完這兩個故事，胡適說，我們的憲法裏總統製本來就是個沒有實權的總統製，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人所說的 “ 無智、無能、無為 ” 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 “ 禦從智 ” ，無能無為而能 “ 乘從勢 ” 的元首呢？後來蔣介石要連任第三屆總統時，胡適也是反對的，認為不符合憲法精神。
1960 年，台灣的雷震要組織反對黨的時候，胡適也是支持的，答應入黨。他的理念是，假如一個國家不能產生一個好的反對黨，也就不會產生一個好的政府。後來組黨的事被鎮壓了，雷震被判了刑，胡適從國外開會回來，蔣石接見時，胡適說，為這件事， “ 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 ” 。出來以後見了記者說， “ 大失望，大失望！ ”
這些事，一以貫之幾十年，能說是 “ 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 嗎？
有個學者指出，看魯迅的文章， “ 他對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確是不妥協的，他的硬話都是在文章中說的，他直接和政府對抗的事並不多 ” （謝泳）。我們的印象也是，魯迅敢說那些話，骨頭真是硬呀。這樣說，是沒有將一個因素考慮進去，那就是，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它組建的政府，實施的也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尤其是進入 1930 年代以後，它的執政能力成熟多了，很少以言治罪的。看看當時上海一地，辦了多少報紙，多少出版社，出了多少作品，多少大作家大學者，就知道了。浙江省黨部是有過呈請查辦墮落文人周樹人的事，但也隻是呈請，並沒有批準，更沒有實施，真要實施的話，魯迅就住在上海，門牌號數清清楚楚，不會逮不住的。相比之下，胡適就不同了，是直接抗爭，直接進言，既不故作激憤，也不曲意逢迎；既對國家負責，也保持個人的尊嚴。不說不負責任的話，不做不負責任的事。
前麵說的是胡適跟國民黨的關係，順便也說說胡適跟共產黨的關係。
胡適跟共產黨也是有關係的。我看過一個資料，說是大約 1920 年前後，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組建共產黨，最初找的不是陳獨秀而是胡適。這也是有道理的，胡適當初名氣很大，又年輕，不到三十歲，可是胡適那個時候，一心做學問，抱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很客氣地推辭了，把來人介紹給陳獨秀，這就有了後來在北京組織共產主義小組， 1921 年正始成立共產黨的事。
再就是，他從來沒有罵過共產黨，隻是覺得共產黨的做法，不符合他的社會理念。他是主張非暴力的，共產黨搞階級鬥爭，要武裝奪取政權，當然不合乎他的社會理念了。 1948 年 11 月，解放軍已經把北京包圍了，胡適應傅作義的邀請，給他的司令部的人演講，談到暴力革命時說： “ 馬克思列寧認為社會製度不合理，應該改革，應該平等。但他們認為必須抓著政權，以少數人的意誌，強迫多數人跟隨著走向另一種生活方式。 ” 這種改革社會的方式，是他不能認同的。
最為微妙的，是他跟毛澤東的關係。胡適初回國，在北大當教授的時候，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事，也去聽課，可說是胡適的學生。毛澤東回湖南辦新民學會的時候，還給胡適寫過信，請胡適給以指導，這信保存下來了，現在都能看到。 1938 年斯諾在延安采訪毛澤東的時候，毛對胡還是讚頌的。解放戰爭剛起來的時候，毛澤東還通過傅斯年，想做胡適的工作，支持共產黨，胡適給毛寫了封公開信，勸毛放棄武裝鬥爭，以反對黨的身份，與國民黨一起共建新中國。毛澤東當然不吃這一套。到了解放戰爭後期，共產黨的廣播上還說，胡適若留在北平不走，可以當北平圖書館的館長，胡適還是走了。大概毛澤東很生氣， 1949 年 1 月公布第二批戰犯名單的時候，就把胡適列進去了。解放後，人們對把胡適列為戰犯很不理解，不就是個北大校長嘛，怎麽就成了戰犯？毛澤東的解釋是，胡是戰爭鼓吹者。
胡適是那種世事洞明的人，對中國的事，看的比較清，比如大陸快解放的時候，有的學者不願意到台灣去，說，我留在大陸怕什麽，到時候不說話不就行了？胡適說，就怕到時候你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後來曆次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不斷地自我檢查，自我批判，真讓胡適說中了，真的是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
胡適也曾讚揚過蘇聯的共產主義製度。 1926 年夏天，去倫敦開會時，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經由蘇聯赴歐洲。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參觀了監獄、學校、博物館，會見了一些教育界、科學界的人士。在給一位張姓朋友的信中說， “ 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偉大的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隻此三項已足以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麽配批評蘇俄！ ” 又說， “ 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專製），但他們卻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製度。 ” 他的信共三封，這位朋友把這些信，交給徐誌摩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徐誌摩給發了，但他絕不同意胡適的看法。一年多之前，徐誌摩也去過俄國，作過認真的考察。他對蘇聯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按語中說，他說胡適 “ 這是一種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 ” 。由專製政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製度，這不等於說由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當時英國的首相）嗎？他認為，胡適所以做出這樣錯誤的判斷，一是因為他過分注重實幹精神，二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 “ 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 ” 。後來，胡適也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確實不準確。
順便說一下徐誌摩這個人，我寫過《徐誌摩傳》，對這個人還是有發言權的。可以這麽說，在思想訓練的層麵上說，他比胡適還要強些。胡適研究社會，研究政治，是半路出家，他則是本行。可以這麽說，在中國那一茬知識分子中，有徐誌摩那樣的好的思想訓練的，沒有幾個。看看他的學曆就知道了，北大時候學的是法學，在美國上大學學的是曆史，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學的是政治學，在英國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後來進了劍橋王家學院，學的也是政治經濟。這麽完整，這麽高等次的思想訓練，就是現在的是留學生難以做到，從國內到國外，從美國到英國，都是名校名師，而且是法律、曆史、政治、經濟全包了。
可惜的是，他的詩歌的名聲太大了，婚姻戀愛的動靜太大了，把他的這些優長都遮掩了。
( 四 )
現在我們把胡適和魯迅作個比較，大道理不必說，隻說簡單的道理，容易理解的道理。
也得把魯迅作個簡單介紹。浙江紹興人。 1981 年出生， 1902 年赴日本留學，初入東京弘文學院，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兩年， 1908 年回國， 1912 年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南北議和成功後，隨教育部遷北京，任僉事兼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1926 年離開北京南下，在廈門、廣州等地大學教書。 1927 年到上海，專事寫作。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聘為特約著作員。 1936 年在上海去世。
這樣吧，我們先不要說把胡適和魯迅做比較，隻說世上有過這麽兩個人，我們把他們做個比較。比什麽呢，誰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誰的社會理念先進，要改造中國社會，我們該信誰的那一套。什麽都不要管，隻記住一個（胡適）比另一個（魯迅）小十歲就行了。
有人會說，兩個人差十歲，就沒有可比性，不是誰說他們有可比性，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把他們比著，一直說一個是進步的，一個是反動的。就好像，一個老頭子，一個小夥子，誰都知道小夥子的勁大，可你偏要說老頭子的勁大，小夥子的勁小，那就得比一比了。
兩個人都留過學，一個是 1910 年留學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一個是 1902 年留學日本，在一個醫學專科學校學習過，畢業沒畢業都還說不定。中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社會理念，最初是經過日本才傳到中國的。現在誰都知道，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必須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製度。那麽就要問一下：
是直接留美的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呢，還是留日的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
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的社會理念先進呢，還是一個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的肄業生的社會理念先進呢？
我相信，任何一個出以公心的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肯定是前者比後者，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前者比後者的社會理念要先進。可是長期以來，我們卻一直說，魯迅對西方社會看的更深刻，魯迅的社會理念比胡適的更先進。從來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到了魯迅這兒，卻成了前浪推後浪了；從來都是一代新人換舊人，到了魯迅這兒卻成了一代舊人換新人了；從來都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到了魯迅這兒卻要拐個彎兒，成了一江春水往西流了？不合乎常識嘛，沒道理嘛！
有人會說，不管怎麽說，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這是把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當成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了。）
不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主將式的人物，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胡適，沒有魯迅的份兒。魯迅隻能說是新文化運動中，某一方麵的一個將領，絕不是主將式的人物。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要方麵是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的發起者，是胡適。有個美籍漢學家周質平說的好：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魯迅不過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文，後來能否成為 “ 青年導師 ” 、 “ 文化偉人 ” 就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比魯迅更具 “ 先見之明 ” ，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魯迅比胡亂大十歲，發起新文化運動，開創白話文運動的不是魯迅而是胡適，實在是讓人太遺憾了。沒辦法，這是事實，這是曆史，誰也改變不了。
胡適這個人，有三點，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不能不讓人佩服的。
一是，堅信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違抗。他一生的努力，都是為了讓中國盡快地建成一個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國家。但他反對暴力革命，認為 “ 殘暴的破壞行為不會產生進步，進步是許多具體的改革積聚起來的 ”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為了國家的進步，可以妥協，但決不放棄自己的操守。有人說，胡適的一生在最大關頭的選擇，發表的意見，都是 “ 為國家百年設想 ” 。
二是，真心提攜年輕人。梁實秋說過， “ 大凡有真才實學的人，對於高官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而對於後起才俊則無不獎愛有加。 ” 在台灣的時候，胡適自己有一筆錢，專門用來支助年輕人出國深造。借給誰之後，言明希望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
三是，風度好，人緣好，人格高尚。我上大學時的一個老師，文革後跟我談起胡適，說他當年在北京上學的時候，聽過胡適的演講，說 “ 真是國士風度 ” 。當年社會上流傳的一句話是 “ 我的朋友胡適之 ” ，就是說，人們一認識胡適之後，都願意說胡適是他的朋友，他是胡適的朋友。
說句題外話。胡適還是個美男子，當年好多人，尤其是年輕女子，去聽胡適演講，不是聽內容，是看胡適的人樣兒。他去世的那天，酒會上，幾個女記者還跟他開玩笑說，要跟他這個四大美男子之一拍個照，比比美。胡適的人格之高尚，也是眾口皆碑。就說對待婚姻吧，他的妻子江冬秀是個小腳女人，沒有什麽文化，但夫妻相愛，終生不渝。同時他也有自己的戀人，像美國的韋蓮司，中國的曹誠英，都處理得很好。韋蓮司為他終身未嫁，曹誠英離婚後也是終身未嫁。解放前曹誠英就在複旦大學當教授。雖說是婚姻戀愛上事，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魅力。
胡適和江冬秀（中坐者）、長子胡祖
望（左），次子胡思杜（右）。
相比之下，魯迅就差多了，一是沒有明確的社會理念，對中國社會的前途是絕望的，認為這個民族是什麽事也做不成的。隻是在與共產黨合作後，才說過些讚頌蘇聯，讚頌共產黨的話，比如 “ 在他們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希望 ” 。再一個是，魯迅從根子上說，是一個舊文化人，不是一個新文化人。有個美籍華人學者（周質平）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他說，在新文化運動中， “ 從一開始，魯迅在氣質上就是個局外人，最終成了一個新文化人物的強有力的批判者 ” 。這話是事實根據的，看看他跟那麽多的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成了仇人，就不難明白。還有，他的文章，不是純正的白話文，半文不白，疙裏疙瘩，有點氣勢，有點精彩的地方，全是古文的句子。
有這麽多的不同，現在我們就可以說了，一邊是魯迅，一邊是胡適，我們該選擇哪一個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本書，叫《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這麽個書名，是從 “ 少不讀三國，老不讀列國 ” 套過來的，意思是，魯迅的思想對青少年身心成長不利，所以少年人不宜讀；胡適崇尚民主自由，主張平等寬容，無論思想還是言論，都清澈明亮，易於接受，少年時讀了老年就不必讀了。書中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中國若不打算走向現代化則罷，若打算走向現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選擇一個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傳承式的人物，隻能是胡適而不能是魯迅。 ”
說的不少了，最後，我想用胡適的一首譯詩來結束今天的演講，這首詩是英國詩人勃郎寧寫的，胡適 1925 年一時來了靈感譯了。全詩三段，是這樣的：
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我能等到你的愛慢慢地長大。
你手裏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種，六月才開的嗎？
我如今種下滿心窩的種子；
至少總有一兩粒生根發芽，
開的花是不要采的， ——
不是愛，也許是一點喜歡罷。
我墳前開的一朵紫羅蘭， ——
愛的遺跡， —— 你總會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嗎？等得我千般苦惱了。
死算什麽，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我相信，隻要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真正關心國家前途的年輕人，隻要你看看胡適的書，了解了胡適的理念與品質，你總有愛他的一天。他會等著，永遠地等著。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你。今年六月不愛，明年六月，後年六月，總有一天，你會愛上這個人的。
出現今天這樣的情況：魯被捧在天上，胡被低估。都是我們後人因為政治的需要造成的。重新對二人進行評價，是很必要的， 但這篇演講又有些矯枉過正了。對於魯迅和胡適，我都很喜歡。
政治的頭銜都是有政治的目的的...
文學家需要頭銜嗎?文學家隻需要讀者記住他的文章就行了...
與他的混蛋本家另外一個周某人都是,日本人的走狗!!!
魯迅和胡適，兩位我都很喜歡。魯迅先生比較犀利，但胡適先生卻是厚德載物的人。
還有，對新文化運動做出的貢獻，胡適先生不在魯迅先生之下，隻是著眼點不一樣。
不過本文說的不是這個話題， 不扯了。
胡適當年說過， 他們來了，既沒麵包，有沒有自由。當年他的兒子在報上發表罵他的文章， 他很犀利地指出， 現在看來在那裏是連沉默的自由也沒有了。
恐怕他要是去世前知道自己的這個唯一留在大陸的小兒子在文革前就被逼上吊，又會是什麽心情。
很敬佩胡適的為人和學問。
稱魯迅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名不符實.而應該是胡適等人.
魯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太無聊.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也太拗口.
我都愛！
他們都是可愛的中國人！
更是美麗的中國人！
政治是暫存的物，好的人類思想會永存。
演講者對魯迅還要多思。
您說的沒錯，可能是作者的疏忽，將胡適先生描述得太完美了點。但‘人無完人，金無赤足’，許多人，也包括了我，還是十分喜歡、欽敬胡適先生的。
您跟我的看法相似。魯迅的才氣自不必說，但總覺得欠厚道。他憤世嫉俗的性格，在太平年景會活得無聊。所以我喜歡胡適那樣的溫文儒雅、貨真價實的博學多才。謝謝！
Hu appealed to both parties for a joint government. However, Mao declined it. History told us that Hu had a broad mi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not just for parties). Now we are trying to have dialogue (in stead of fighting) with Taiwan, going back 60 years. However, how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Why we Chinese people cannot compromise? Why we cannot tolerate others?
In the Chinese values system, equality doesn't mean equal voice in decision making, it means Equal Fortune. This is an important observation. So every power transition used it as the slogan and many times it is successful, and so was the communism.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at. The most unfortunate, however, is that we give up the socialism and go back to captitalism. Another cycle is anticipated when equality is fought for. I hope this would be done through reform rather than revolution (also Hu's philosophy, and Xia Hu's philosophy, please note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county and Da Hu was so much respected in his home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