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政治和解：理念、困境與現實途徑

政治和解：理念、困境與現實途徑

——在墨爾本“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獎會的發言


王軍濤


政治和解問題：怎樣才能讓和解成為偉大的理念


我不遠萬裏到這裏是祝福一個偉大的事業，這個事業值得我們這樣祝福。因為，如果有和解，中國就會避免災難，人民會享受到和平，社會將有建立正義社會所需要的政治條件。

我祝福這項事業，當然是對這項事業情有獨鍾，也認同這項事業的基本信念。然而，對一項事業有信念，並不是說這項事業不會失敗。偉大的事業之所以是偉大的，不僅是因為其美好、而且因為其艱辛，能夠實現一個美好但艱辛的事業，才是偉大的工作；最偉大的事業永遠是有風險的探索後而成功的事業。 政治和解，作為一個理念要想成為現實，必須正視自己的困境。

因此，據我看，此時，在這裏，對政治和解的一個充滿希望的祝福，還不應該僅僅是祝賀和讚美，而是揭示我們可能遇到的困難，探討我們可能的方向。因此，今天我的發言不是賀詞，反正你們已經有足夠的賀詞了，我想給這項事業在實踐中注入一些生命力，即羅列出這項事業在中國可能麵臨的挑戰及我們解決這些困境的希望所在。

如果我們在這裏僅僅因為一個理念是美好的和需要的，如果我們僅僅是揭示了這些美好和需要，就以為這個理念可以成為現實，那這個理念很可能不是偉大的，而是一枕黃粱美夢。

其實，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確定，政治和解，對於中國人，究竟是個偉大的觀念，還是一個牆上的餅或者水中的月；我們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畢竟錯過太多的好理念、好製度和好機會。如果政治和解不能成為現實，那麽，無論它多麽正確、美好和需要，就是一張畫在牆上的大餅，而和解智庫的朋友和今天頒獎和祝賀的朋友，就是在畫餅充饑！

我不是在這裏惡語傷害和解智庫的朋友，而是想提醒朋友們，在實現這項偉大的事業時，最需要考慮什麽。就在今年7月11日，我度過了自己的50歲生日。一位朋友想畫幅漫畫給我祝壽。我讓他畫一個人正在趴在牆上，艱難地啃著一張畫在牆上的大餅。我對這個朋友解釋，理想主義者如果陶醉在理想帶給我們的美感，而不去真正正視和解決現實的困境以實現理想，那麽理想主義者在旁人看來，不過就是畫餅充饑的笑料。因為那個趴在牆上艱難地啃大餅的人，知道大餅是美好的和必要的，但是他永遠得不到這張餅；他的執著和堅韌，不會讓他顯得偉大，而是讓他顯得可笑。我要這樣一幅畫作為知天命之年的生日禮物，當然不是為了幽默地自嘲。我是為了警醒自己，不要以為有理想，就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的結局除了偉大，還有笑料。

今天，我把這個自我警覺送給和解智庫的朋友們，是分享我的人生經驗，要爭取讓政治和解成為偉大的觀念，而不是笑料。當我們看看今天的中國現實，政治和解這個詞，太容易招致國人的攻擊了；誤解政治和解為笑料，可能還是較好的情形，許多人認為，政治和解其實是自欺欺人的麻醉劑；甚至有人認為，政治和解，在殘酷的政治現實中，是別有用心的毒藥！

據我觀察，在這些非議中，執意迫害反對者的暴君和變態反抗秩序的邊緣人，作為惡意的誹謗者，是少數。多數誤解者和反對者，是從政治理性和普通人的常識出發，否認這一偉大的理念在中國現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現實可能性。我們也許可以忽略前者，但是我們不能不正視後者提出的挑戰。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常識和理性都否認一個觀念，那麽這個觀念將不會得到百姓和民眾的認同和追隨。讓我們看看，常識和理性是如何否認這一觀念的，然後我們看看，有什麽辦法能夠解決這個困境。

今天，我發言是以一個政治學者的身份和角度探討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實踐者宣示政治主張。


政治和解困境：常識與理性是如何挑戰政治和解的偉大理念的？

我們所說的和解，是政治和解。那麽，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是誰和誰和解呢？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再看看他們的現實處境和心態，然後問：他們會和解嗎？

人類現代政治智慧體現在現代政治學中。現代政治學的推理基礎是博弈論。博弈論，就是假定博弈參與者采取適宜可行的行動戰略，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博弈論在考察博弈參與者的處境和心態及可供使用的戰略後，推演他們之間的戰略互動，來確認他們會采取的最佳戰略，進而推算博弈的最終結局。

政治和解的反對者告訴我們，在中國的現實中，和解是個欺騙性概念。它誤導人們忘記或曲解人們的真實政治情境。因為，按照現代政治智慧，今天的中國是在暴政治理之下。

什麽是暴政？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暴政概念是，某種殘暴統治讓人們無法生活下去。但是，現代政治學的暴政概念不是這樣；現代政治學關於暴政的概念是，統治者未經被統治者同意而用國家暴力強迫被統治者接受統治。根據這個概念，當執掌和行使暴力維持秩序的公共權力被不受製約地壟斷並隨時會被濫用時，人們就生活在暴政統治下。中外關於暴政概念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暴政概念其實是設立一個標準，用於判斷什麽時候會發生和應該發生改朝換代的起義造反；而現代政治學的暴政概念強調的是，暴政是那種沒有製度空間確保可以修正治理中的問題，最終隻有政治革命才能結束的統治。現代政治學關於暴政的概念具有某種預見性：一個沒有可靠的製度製約和修正的統治權力，最終會導致腐敗、暴虐、革命和內戰。

那麽，今天的中國是不是暴政？按照中國傳統政治觀念，當然還不是全麵的暴政；雖然局部和趨勢是滑向暴政。但是，按照現代政治學的智慧，中國是暴政治理。因為，中國的統治者是沒有製度可以可靠地製約的。有人爭論，盡管沒有製度可靠製約，中國現在的治理並不是暴虐無道的暴政。他們還可以舉出中國也可以糾正一些問題。但是，現代政治智慧指出，在暴政治理中，由於好人好事是沒有保障和壞人壞事沒有製約。政治腐敗和暴虐最終侵蝕整個治理係統。

其實，在今天的中國，暴政已經導致普遍的腐敗和暴虐，整個社會已經在底層和局部處於內戰狀態。所謂內戰，就是人們不再相信通過某種製度化程序講理可以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惡鬥相互征服。有時，距離太近常常使得我們無法對自己的社會作出準確的判斷，因為我們對罪惡和荒誕習以為常，把常識中的標準忘掉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們已經很難讓我們的孩子相信和理解那時的荒唐和怪誕的罪惡。今後，我們很難讓人們理解，今天暴政下的罪行是如何得以發生的。

那麽，在暴政中,我們能期待博弈的雙方采取什麽政治行動戰略參與博弈呢？政治和解會是他們的選項嗎？他們能接受政治和解的建議嗎？初看起來，朝野雙方都不會考慮政治和解作為政治行動選項，政治和解幾乎是不能的。簡單地說，從政治理性行動者的角度看，政治和解，隻有在博弈雙方誰也吃不掉誰，或者博弈雙方誰也沒有把握吃掉對方，或者是博弈中勝方麵對勝利多要付出的代價猶豫不決時，才有可能成為政治行動策略的選項；隻有在博弈雙方選擇政治和解比選擇不和解政治都得利更多時，博弈雙方才會選擇政治和解。而且，隻有博弈雙方都選擇和解，和解才會發生；一方選擇和解，和解都不會發生。顯然，在中國的政治暴政中，博弈雙方如果理性地選擇行動，都還不會選擇政治和解作為行動策略。

首先，統治者不會考慮政治和解，因為他們不需要和解，也不能和解。作為統治者，他們現在完全可以控製局勢，鎮壓任何反抗，不需要與被壓迫者和解。從另一個角度看，任何和解的姿態及表現出的慈眉善目，都會削弱統治者，因為這會被認為向被統治者示弱，這會解除人們 -- 被統治者對暴政的恐懼，從而提出統治者不能解決的問題：腐敗和暴虐的行為及後果。暴政需要人們的恐懼心才能維持。當人們不再害怕暴政時，不僅現實問題將因為說服工作的難度而難以解決，而且一些曆史舊賬也會被翻出來要求重新解決。在免除恐懼的討論中，現實和過去的問題、過失和罪行，會導致人們追究責任，希望更好的治理，從而要求更換統治者。因此，從政治理性行動的角度看，暴政中的統治者不會接受政治和解的理念，更不會作為自己的行動選項。現實中，政治理性使得他們不斷改進鎮壓機器，強化鎮壓的手段，

其次，暴政下的被統治者也不會接受政治和解；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甚至不會想到，政治和解可以是個行動戰略選項。中國的被統治者處於什麽境地？在政治博弈中，他們可以選擇的行動選項是什麽？目前，中國的政治被治理者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專業精英，他們憑借著一技之長，也可以分享腐敗發展的部分成果。另一類是廣大民眾，他們在經濟上有些許改善的同時，但承受著發展的主要代價，是暴政的主要受害者。在暴政中，所有的被治理者的尊嚴、安全和權益，都沒有可靠的保障。現在，經濟的貧困和匱乏，不是主要問題；政府的腐敗和濫用職權導致的不正義和暴力虐待，是被治理者深受其苦的主要災難。這些問題在嚴重快速惡化擴展。那麽，人民麵對暴政的主要反應是什麽？有四種反應。第一是忍耐；這是主流反應。第二是以暴抗暴，這是這些年發展迅速的反應形式。第三是維權，試圖在現行製度框架中解決問題，這種形式前些年人們寄很大希望，但是這些年遭遇的挫折，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都不再抱希望，這種反應形式正在成為一種反抗形式。第四是革命，結束現在製度，建立新的製度。多數革命者不一定自稱是革命，也不是暴力的主張者；但他們相信，隻有更換製度才能根本建立可靠的安全、尊嚴和權益的保障。因此，對於中國被治理者，要不要反抗暴政以及如何反抗暴政是主要的任務。政治和解，對於他們是太奢侈的行動選項。他們根本不認為，他們有實力和可能去寬恕暴政的施暴者。也就是說，政治和解，還在他們正常的常識理性思考範圍之外。

但是，如果我們假設有一天中國的民眾有實力和機會去處理今天的治理者，他們會怎樣？就現在他們出於絕望的憤怒，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清算和報複。我知道，主張和解的朋友覺得政治報複不是高尚的情感。但是，這既是常識理性、也是常識正義的選擇。其實，在多元的人類社會中，宗教信仰和美好精神不是社會秩序的規範，法治才是真正的秩序基礎；而法治中的正義原則，就是理性、公平和適當的報複：你製造了一個傷害，就要接受一個相等的懲罰。憲政秩序的基礎是常識理性。

在暴力的迫害下，他們之中的積極行動者的情緒自然而然地有些偏激。對於和解在感情上難以接受；暴政，對於民間政治文化的最大毒化，就是讓和平主義者、理性主義者和秩序遵守者，顯得無能和可笑，把他們在民間運動中邊緣化，甚至出局。暴政，會讓民眾崇敬、相信和追隨激進主義，產生暴力崇拜，從而為以暴易暴創造條件。不論我們多麽不喜歡暴力，我們必須看到，這也是正義的選擇，是常識理性智慧的選擇。

總之，在中國處於暴政情境中，朝野都不考慮政治和解，而且這不是少數迫害狂和邊緣人的偏激情緒，而是多數人是從常識和理性出發作出的選擇；在理性和常識的主導下，暴政會使得政治博弈變成暴力較量，這裏少有和解的空間。


政治和解前景：怎樣在中國創造政治和解

如果中國的朝野在正常的思維中，都不接受或沒考慮政治和解，那麽，政治和解怎樣才能成為中國政治的前景？我認為，要有三個條件。第一，要有根本的政治轉型機會出現；第二，要有憲政民主的政治框架；第三，要有一批投入和敬業的誌願者做出努力。

暴政的實施是以穩定為條件的，當暴政不能維持了，治理者對被治理者的力量對比將發生變化。傳統社會的暴政一般是被反叛的暴力顛覆的。現代社會的暴政是可以通過和平過程轉型的。對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政治轉型作比較研究表明，轉型可以有三個階段：由於出現嚴重問題，導致公共危機出現；進而引發大規模風潮；統治集團分化，改革派動員民眾支持，啟動轉型。這裏，有人質疑，為什麽統治集團會分化？現代政治分析揭示，不是理念、而是政治利益，會導致統治集團分化。這是馬基雅維裏解釋模型，是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在公共危機和社會抗議削弱提出統治合法性問題後，統治集團內部會圍繞著誰承擔責任和如何應對抗議而分化、衝突和分裂；此時，對第一執政的挑戰者有機會利用民心替代第一執政。當轉型不可避免時，統治機器中的主要成分會大規模地轉而支持轉型，以便在轉型後的政體中保留甚至改善自己的地位。

一旦轉型機會出現，選擇替代性製度就是未來政治的主要決定因素。憲政民主會在兩個方麵促成和解文化的產生。憲政的多元和法治，使得任何政治相互報複都是非常謹慎的，幾乎是象征性的；人們在程序中的辯詰，會使得人們增進人們的相互理解和善意。此時，和解可以有寬鬆和理性的環境。而選舉政治，會讓中派政治文化興起，增強溫和情緒，邊緣化激進思潮。

無論製度轉型還是憲政民主，都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創造和選擇的結果。為了出現上述兩種條件，我們需要第三個條件，這就是要有一批有智慧的人在政治和解還顯得不可能時，就提出和解理念，堅守和解精神，研究和解智慧，積累和解經驗，駕馭和解機會。

在提出和解理念和堅守和解精神方麵，馮崇義教授、中國和解智庫和今天的齊氏基金會，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並在中國眾多的政治意見光譜中，成為一個亮點。我認為，下一步，應當在繼續凝聚認同政治和解理念和具有宗教熱忱的人們的同時，在研究和解智慧和積累和解經驗上下功夫，同時注意策略和操作，為駕馭政治和解機會而作準備。因為，和解不能僅僅是理念；如果這樣，和解就是畫餅充饑了；和解必須是一項政治工程，要設計和建造。

研究和解智慧，要係統地開發、搜集和傳播人類政治史上的政治和解的正反兩方麵的案例和各種理論、戰略和方案，建立資料庫。要研究、搜集和介紹與政治和解相關的學科和專業。

積累和解案例，就是要介入政治和解過程，積累中國各種情形下促進和解的經驗，培養一支隊伍。工程建設的成敗的關鍵因素，是成功案例中經驗的積累，而不是理念的宣示。

駕馭和解機會，就是要注意培養與主要政治力量及領軍人物的戰略關係，不輕易得罪任何主要力量，同時要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政治姿態。例如，在第一階段，要抓住公共危機話題或突發事件做文章，討論起意義。在第二階段，要促進政治轉型的出現，不反對大規模政治風潮，與風潮中湧現的團體和行動中心保持溝通。在第三階段，要號召和支持統治集團中有改革和寬容心的力量，引導他們打開體製，動員民眾，促成轉型出現。當體製轉型啟動時，要防止多數暴政，力挺憲政民主。

我知道，做到這些，需要和解智庫的朋友創造一個奇跡。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工作，政治和解作為理念，對喜歡它的人而言，就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對於反對者而言，和解智庫的朋友就是畫餅充饑的笑話。我相信，中國的政治轉型，會產生一批自己的創造者。我衷心地希望，和解智庫可以成為其中一員，為了我們這個飽受暴力折磨的民族。

我個人在此承諾，不論作為政治活動者，在政治實踐中我作怎樣的政治定位，我都會作為一個和解智庫的朋友促進你們的事業。因為，因為在這項事業的背後，有我認同的偉大理念。





《衝突與和解》網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