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第一人”聶元梓曝毛澤東罵北大“池深王八多”

十一前夕，前往醫院去探望因急性肺炎而住院的聶元梓。一搭訕，已經米壽之年(八十八歲)的老人又把話題提到往事上去了。回首前塵她真是有一肚子的委屈與埋怨。

毛澤東最恨知識分子

回顧曆史，聶元梓認為，毛澤東最恨知識分子，因為與北大有宿怨，這是因為他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登錄室勤工儉學時，曾受到代理館長張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為毛的字體潦草，張還要他重新再填寫一本圖書卡片。延安時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詢問張申府的情況，建政之後，他幾次提到「張申府、張老板麵色很難看啊」。所以，張申府於建政前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都與此有關聯。

據史料記載，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北大教職工打成右派的九十人，學生右派四百二十一人，共計五百一十一人。但毛澤東不高興了，嫌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把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到了這年十月以及來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就是給明顯搞錯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一百七十三人，總數達到了六百九十九人，其中教職工一百一十人，學生五百八十九人。

聶元梓回憶，文革初起，各個院校都有造反組織，可毛澤東偏偏選定了北大作為他的「文革策源地」，是有一定目的的，還是想報當年的一箭之仇。當時，有人在北大曆史係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被監督北大文革的李訥匯報給毛澤東聽了，毛澤東說：「什麽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並且讓女兒李訥向聶元梓傳達了這句原話。一個「深」字不要緊，運動又火上澆油似地升級了。盡管如此，毛還是不滿意，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四大領袖」，直接對聶元梓說，「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麽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到了這年年底的十二月十八日夜，北京大學副校長、曆史係主任翦伯讚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也是熬不過去的結果。

認為自己是政治判決

到了今年，應該是聶元梓退出曆史政治舞台的四十年的日子。她說，拿這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來說，該由誰來承擔曆史的罪錯?是被人稱為「五個指頭」

大拇指即發動者毛澤東的罪錯，還是林彪、四人幫的罪錯，甚或是我們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領袖」的罪錯?誰又能知道，一個被全國上下視為「造反第一人」的聶元梓，僅僅兩年之後，就被江青說成是「聶元梓太驕傲，誰的話都不聽，叫她反右她反左」，就把我給逐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了。

對待曆史，聶元梓認為，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浩劫、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舉手讚同文革的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加害別人;有的造反派頭頭竟還成了聲名顯赫「國學大師」。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罪錯，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我們幾個人身上了，難道這就是官方刻意營造的曆史，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決書上，清清楚楚地寫道：「本庭確認，被告人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十年文革，政治風雲瞬息萬變，人事滄桑白雲蒼狗，其後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中渡過的，如果有正常曆史思維的話，請問：文革初期，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嗎?如果沒有形成，當初我所追隨的，又是什麽「集團」?判決書上為什麽非要把我與這後來才有的兩個集團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與鄧樸方跳樓一案無關

鄧小平曾說過，一看到聶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樓的大兒子鄧樸方。所以，這也決定了聶元梓一案不讓上訴，不讓證人出庭這些違背法律的政治判決。聶元梓叫屈說，鄧樸方的跳樓致殘，與我有關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時間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隊進校十天以後的事情，而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軍宣隊進入北大後，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也已經失去自由被隔離審查批鬥了，與鄧樸方的跳樓有什麽關係?

更可笑的是，判決書認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於是，硬把這件事情的發生時間提前了將近五個月。什麽叫「人治」，什麽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於此可略窺一斑。現在的鄧樸方先生，已經廁身政協副主席這樣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了，他心裏應該最清楚，到底是誰逼迫他跳了樓?這裏麵除了那個瘋狂的時代和不正常的體製之外，還應該包括他的父親、即身為黨的總書記也舉手讚同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鄧小平本人。

最大願望是回北大

當年的「五大領袖」，除去譚厚蘭早逝，其餘的三人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各有事業。聶元梓本人經過多方申訴，現歸北京市民政局救助扶困，暫借其住房兩間，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生活費，看病按離休人員待遇報銷。但聶元梓認為，在高消費的北京，這點待遇遠遠不夠，也就是雇用一個保姆的工資。北京市有明文規定，像我這樣提前假釋、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應該由原單位接受，但我多年來屢屢給北大、國家教委甚至胡錦濤寫信，要求按照國家政策，還由北大來接受我，可迄今仍無下文。我又曾一度要聘請大律師張思之先生，狀告北大校長許智宏，可惜已精力不逮了。

聶元梓說，她已經擬好了給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一封信，申訴自己的現狀與委屈。她說，她與習副主席的母親齊心是延安時代的同學，看看能否起點作用。「我沒有別的奢望，就是想回北大，讓人生有個歸宿。盡管我有罪錯，可我還是一九三七年便參加抗戰的老革命，也是一個北大人啊。」

看著眼前這個白發皤然、步履蹣跚的老太太，不禁讓人泛起一絲苦笑。說實在話，在一個幾十年來已經習慣了對政治替罪羊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體製內，作為正常

人的倫理良知與道德底線已經完全失守，所以是很難指望一封信或是一個老同學，就能使自己的境遇得到改善的。誠如前些年筆者為她寫的一首「打油詩」所描述的那樣：

老皤然蹣跚太婆，當年領唱造反歌。

「何其好也」大字報，鳥盡弓藏入網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