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1972]第12號
轉發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
負責同誌的談話紀要的通知
毛澤東：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種兵種黨委，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視，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進行了多次重要談話。許多單位要求將毛主席的談話整理印發。中央根據毛主席在各地談話紀要，綜合整理了一個紀要，現印發給你們，請你們按照中發[1972]3號文件規定的範圍，即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進行傳達。
毛主席的談話，以路線鬥爭為綱，總結了我黨五十年來十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問題，明確指出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反複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
毛主席的談話，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加強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有力武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談話，進一步展開對林陳反黨集團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鬥爭進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的談話紀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麽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隻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讚成分裂。從曆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八十一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裏麵有我說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杆子裏麵怎麽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讚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
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麵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陝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到陝北隻剩下八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陝北，那怎麽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麽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那麽多根據地呢？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麽“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
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廬山會議的鬥爭。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麽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1]。“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麽不翻開看看？《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是專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林彪同誌那個講話[2]，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麽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3]。既然有理，為什麽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以後，我采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麽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麽看法？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4]，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5]，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麽行呢？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毛主席說，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隻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無非就是路線學習，糾正不正之風，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講團結。軍隊曆來講雷厲風行的作風，我讚成。但是，解決思想問題不能雷厲風行，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
廣州軍區寫的那個三支兩軍的文件[6]，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語上，我添了“認真研究”四個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視。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應當由地方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如果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嗎？
過去我們部隊裏在軍事訓練中有製式教練的科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是隻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
一好帶三好，你那一好也許帶得對，也許帶得不對。還有那些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開得好的，也有好多是開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線問題。路線不對，那積極分子代表會就開不好。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毛主席說，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7]，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嘛！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隻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這幾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就是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要耍驕傲，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這是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
毛主席說，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高級幹部連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麽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麽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8]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獲。損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幹部還站不出來。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總是極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麽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些同誌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麽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參閱：
汪東興輯錄毛澤東1971年在南昌、杭州、上海、豐台等地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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