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夏，李誌綏與妻子吳慎嫻在中南海南船塢合影留念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國青年雜誌社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樓的宿舍，和我貼鄰。他平時知道我喜歡作點雜記，其中個別篇章，他還看過，這是他勸我選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從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一者為了消磨時間，二者有時拿出來翻翻，作為流逝的年華的紀念，完全沒有想發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絕了《中國青年》雜誌的征稿要求。開始隻是記錄一些趣聞趣事。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到一九六六年時，已經積累了四十幾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李誌綏妻子吳慎嫻——編者注）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我抱著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裏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麽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片紙支字都沒有保存下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曆。
一九七七年夏，葉劍英到三零五醫院檢查身體。檢查間隙，葉同我談到往事。他說：“你給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時間可不短了。你應該將你知道的事，寫了出來，這也是曆史啊”。他並且說，他要向一些報刊代為宣傳。此後多種報刊雜誌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們願意優先刊登。但是我不願投稿。因為經過這麽多年的觀察，凡是講真心話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為右派，即冠以反動文人的稱號，沒有一個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但是我又不願意讓我的這些年的經曆，煙沒無存，於是我重新拾起舊憶，撰寫回憶錄。
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執筆，斷斷續續，又寫了二十多本。我並沒有想整理發表，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何況我不想因之取禍。這隻不過作為我和嫻逝去年華的雪泥鴻爪，留作紀念吧。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勢日趨嚴重。兩個孩子、兩個兒媳，都十分焦急。他們一再催促我攜嫻來美國求醫。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嫻繼續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嫻的飲食和治療，雖然嫻多次提到，將舊作整理出來，但是我哪裏有這種心境和時間呢？
十二月中旬，嫻因感冒，病勢急轉直下，送入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點檢行篋，取出了舊記和帶來的全部資料，開始了寫作生活。這一方麵是對嫻的永久的紀念。另一方麵，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如果讀過這本書以後，讀者能夠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將是我和嫻多年來的最大願望。
經過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戰爭，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終於取代國民黨，統治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亞。由我大哥的從中介紹，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嫻一道回到北平。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香山門診部，後遷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門診部。我工作勤奮，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級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的讚譽，被選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甲等工作模範，吸收入黨，並被任命為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後為中南海保健辦公室主任、中央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副秘書長及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三零五醫院院長。一九五四年，經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推薦，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意，由周恩來批準，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並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處工作，即驚異於他的生活習慣與眾不同：飲食睡眠都沒有一定的時間，正是“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對他說來，一天二十四小時之分，畫夜之分，毫無意義。他的一切公私活動，甚至接見外國元首，都以他的意願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動。即使在身邊工作的人員，也摸不清他下一個行動是什麽。加上共產黨內部控製嚴密，強化保密製度，毛本人親自規定：“不要說這裏的情況”，所以他的真實狀況，從政治活動到私人生活，都籠罩在一層迷霧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權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鬥。但是我雖在他身邊，在他的周圍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進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漸穿過這層密障，進入了他的生活實際。原來他正如演員一樣，除去前台的經過種種化裝的他以外，還有一個後台的真實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們隻看到他與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號召“一邊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目為“異端分子”，是“白心的紅皮蘿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蘇聯，受到極大的冷淡待遇，住了兩個月，在他最後憤然要回國時，斯大林才見了他，簽了這個條約。他認為蘇聯是中國的最大威脅，最終目的是吞並中國。隻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的破裂才公開化。
自從斯諾等人訪問陝北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奇跡以來，他對美國，特別美國人，有很大好感。當他號召“學習蘇聯”，大家學俄語的時候，他不學俄文，而學英文。他自嘲說：“我是言行不符”。他身邊所用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都是受英美教育出來的人。他決不將由蘇聯培養出來的人放在身邊。至於韓戰及越戰是由許多因素，也包括美國一些不了解毛的內心世界和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有歧見的人士造成的曆史大不幸。
從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複中美友好關係，而這一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實現的。毛對蔣介石，雖然終生為敵，但並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蔣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貼耳聽命於美國。他說：“蔣介石和我都主張隻有一個中國，在這點上我們誌同道合。”共產黨核心領導中的鬥爭，既複雜又曲折。
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謂“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演變到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麵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實際上卻存在一個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有“反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引起一連串反應。毛從種種跡象感到，他作為全黨的最高領導地位受到動搖，因而作出一係列相應的反應。正如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所說：“毛認為，全黨沒有誰都可以，可是不能沒有他。”
毛的私生活駭人聽聞。外表上，他凝重端莊，而又和藹可親，儼然是一位忠厚長者。但是他一貫將女人作為玩物；特別到晚年，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他沒有別的娛樂，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樂趣。汪東興說：“他是不是覺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撈一把。要不然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興趣，這麽大的勁？”江青說過：“在政治上，無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他（毛澤東）的縱橫捭闔的手段。在生活問題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給毛寫傳記，隻不過作為毛的保健醫生，在二十二年的風風雨雨中，將我的親身經曆，及所見所聞，筆之於書，用以紀念與我患難與共的愛妻嫻，沒有她生前對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勵，我不會寫成這本書。時間間隔太久，又沒有讀些參考文獻，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盼讀者方家斧正。
毛澤東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澤東盡力抬起眼睛，嘴唇囁囁地動著。呼吸機的麵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著。我俯下頭，但除了“啊，啊……”外，聽不清他說些什麽。毛的頭腦仍然很清醒，但聲調中已失去希望。我是毛澤東的專職醫生，也是他的醫療組組長。自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廳內的心電監護器顯示心肌梗死之後，兩個多月以來，我們二十四小時照顧他。護士人手原本不足，從醫院又調來一批，每班三個人，另有兩名醫生做心電圖監護。我晝夜二十四小時待命，一個晚上隻斷斷續續睡上三、四個小時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個桌子下麵。
毛澤東已成不死之軀體。對成千上億的中國人來說，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個神祗。將近二十年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與日常生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已儼然成為事實。全國各地的街道、工廠、學校、醫院、餐廳、戲院和家庭中，充斥著毛的肖像——還有這句口號。甚至那些懷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會活得較一般人長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當時即將被選為毛的接班人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林彪聲稱，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歲。誰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險。中國人民此時仍被蒙在鼓裏，不知道毛病倒了。他們隻能從毛與國外顯貴會晤的幾張應景照片中，略窺毛衰老的情況。毛的最後一張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與寮國領袖凱山的合照。雖然那張照片顯示他們的領袖已垂垂老矣，新聞媒體仍堅稱毛紅光滿麵、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仍高喊著“毛主席萬歲”。
但在那天晚上，我們這些隨時在毛身邊的人心裏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副主席華國鋒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名委員張春橋和汪東興，這四個人自從六月二十六日毛發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後，也一直分成二組；輪流晝夜值班。
負責拯救主席生命的華國鋒對毛忠心耿耿；他誠摯地關心毛的健康和舒適，試著了解醫生的解釋，並相信醫療組已竭盡所能。我們建議從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飼食時，隻有華國鋒願意先親身試試這種新醫療方法。我喜歡華國鋒。他的正直和誠懇，在腐敗的黨領導階層中十分罕見。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時，認識華國鋒的。華國鋒當時是韶山所屬的湘潭地區黨委書記，毛非常欣賞他。兩年後，在大躍進使全國經濟衰退之際，許多地方領導仍在謊報糧食產量節節高升，隻有華國鋒有勇氣直言。他說：“經曆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一折騰，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講什麽高產糧食，是不可能的。”毛對我說：“他的話，我看是大實話。”
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這是毛死前權力鬥爭的一大勝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華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哀悼周恩來，並抗議造反派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這個遊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動”。毛為了安撫造反派，以煽動不安罪名整肅鄧小平。毛為了搞調和，不選造反派，而選華做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因此成為毛確認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黨務，造反派轉而指控華右傾。
華決定他無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訴毛主席造反派的攻擊危及他的地位時，我也在中南海。會後華與我透露他們的談話內容，並把毛寫的字條給我看。毛蜷曲的字體寫著：“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著急”。那時毛已口齒不清，他發現用筆比較容易溝通。華國鋒將紙條拿給政治局看，毛的紙條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點，毛澤東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為了急救，剛剛給毛從靜脈的輸液管道內注入了升脈散，血壓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強了一些。華國鋒殷切的眼睛望著我，他低聲急促地問我：“李院長，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了？”王洪文、張春橋和汪東興都湊了過來。我沉默地凝望著華國鋒。室內除了呼吸機的嘶嘶聲以外，空氣好象凝結了。我小聲說：“我們已經用盡了各種方法……”大家又沉默下來。
華低下頭沉思了一下，然後對汪東興說：“立刻通知江青同誌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員，要他們即刻來北京。”汪起身出去時，內室中的一位值班護士跑過來，匆匆對我說：“李院長，張玉鳳說毛主席在叫您。”我繞過屏風，走到毛的床邊。
張玉鳳是毛十四年最親近的的隨員。張玉鳳曾為毛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上的服務員，現在則是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與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長沙舉辦的晚會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時年方十八，天真無邪，有著大大圓圓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膚，她主動請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會上，毛與張連續跳了幾場舞，等到舞會結束，我親眼看見了毛攜了張玉鳳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與張的關係十分親密，毛也有其他幾位女友。現在仍有兩位原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孟錦雲和李玲詩在做毛的護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張玉鳳待在毛身邊最久。雖然在歲月催折下，她也開始飲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因肺癌住院，張便接管毛每日批閱公文的收發。在毛視力衰退以後，她便負責將那些公文讀給毛澤東聽。張於同年年底由汪東興正式任命為毛的機要秘書。
我是毛的私人醫生，給毛檢查身體時，還可以見到毛，談幾句。別的任何人，要見到毛，首先要經過張玉鳳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華國鋒到遊泳池來，要向毛報告工作。叫張玉鳳三次，張睡覺不起，另外兩個值班的是孟錦雲和李玲詩，不敢向毛說華要談工作。她們說，不經過張，直接同毛講了，就不得了。華等了兩個多小時，張仍然不起床，華隻好走了。孟錦雲告訴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鄧整風”後，鄧的女兒給毛寫了一封信，說批鄧以後，撤走了工作人員，鄧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顧父母。這封信是否交給了毛，很值得懷疑。因為結果鄧的女兒仍沒能夠去照顧她父親。
張玉鳳能爬到這個位子，完全是因為隻有她聽得懂毛的話。連我都要透過她翻譯。
張玉鳳對我說：“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
毛用力點點頭，同時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橈動脈的搏動很弱，幾乎觸摸不到。兩側麵頰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豐滿的麵容。兩眼暗淡無神，麵色灰青。心電圖示波器顯示的心電波，波幅低而不規律。
我們六周前將毛從中南海遊泳池搬到代號為“二零二”這座大廈內的一個房間。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發生了強烈地震。北京東北一百裏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毀。二十五萬餘人當場死亡。北京市雖沒什麽傷亡，但房屋倒塌多處。數以百萬的市民唯恐再發生一次強烈餘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幾個禮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進了中南海的室內遊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內遊泳池內一個房間裏。地震時遊泳池也受到強烈震搖。我們決定將他遷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一九七四年遊泳池以南的舊平房被拆掉，蓋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廈，旁邊又修了隨從人員的住房。大廈有走廊連接遊泳池。這座大廈就稱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當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這棟屋內，幾乎沒有任何感覺，其實那時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會有什麽感覺。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澤東奄奄一息的生命。
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和汪東興此時靜靜地走到毛床前。我聽見另一批人從屏風後麵悄悄進房的聲音。房裏都是人，大家正準備換班。
我站在那，握著毛的手，感覺他微弱的脈搏時，江青從她居住的春藕齋趕到。她一進門就大聲嚷道：“你們誰來報告情況？”
如果將毛十四歲時，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卻拒絕圓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內，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顧共產黨政治局的激烈反對，與江青在延安結婚。傳說江青在延安時期對人溫和有禮。但在一九四九年後，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妻子，卻因無法掌握實權而對人生厭煩，並變得不可理喻，難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後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才得以運用她的權勢刺激消除舊隙。毛和江青長年來各過各的生活，但毛並不想和她離婚。毛恢複自由之身後大可以和別人結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搬去釣魚台國賓館。直到毛六月發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齋旁新建的一所華麗的大房子。
華國鋒搖搖手說：“江青同誌，主席正在同李院長講話。”
雖然我心裏清楚毛毫無希望，我仍試圖安慰他。這幾年來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況。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後不久，當時身為黨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毛欽定接班人，全中國公認為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背叛毛，並策劃暗殺他。林彪在他的計劃暴露之後，與他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一起搭機準備潛逃到蘇聯。飛機因燃料用盡，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人員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後，毛更加沮喪，無精打采，且持續失眠，最後他終於病倒了。
在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來中國訪問的幾個禮拜前，毛仍抗拒著醫生所給他的任何醫療措施。直到尼克森預定抵達的三個禮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狀況再不改善，他便無法親臨這場曆史性的外交會晤。他叫我給他治療。
當時他的病況過於嚴重，完全恢複是不可能的。經過不斷的治療，肺部感染得到控製，心髒功能明顯好轉，水腫在消退，但是直到會見尼克森的時候，露在衣服外麵的頸部和雙手水腫還沒全消，兩足更是明顯，原來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雙大鞋，他此時行走仍很困難。我在中南海室內遊泳池門口迎見尼克森總統的座車，領他到毛的書房後，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將急救設備準備好，以防萬一。也因此我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現年八十三歲的毛百病纏身，他長年吸煙的習慣毀了他的肺，並有慢性氣管炎、肺炎和氣腫發作。他的左肺中有三個大的空泡，所以隻能向左側傾臥，這樣右肺才能充分膨脹吸入足夠的空氣。他常常隻能借助氧氣機器呼吸。在幾次急救中，我們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訪問中國時送的美國製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診斷確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測的帕金森氏綜合症（另稱震顫性麻痹），而是一種罕見而又無藥可救的運動神經元病（另稱內側縱索硬化症）也就是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隻能活兩年。因為，喉、舌癱瘓，會引起肺部的反複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飲食，勢必更加衰弱。必須經鼻道裝胃管飼食。受影響的肌肉組織失去功用，呼吸困難。現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毛的病情如專家所料的惡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髒——那老邁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髒。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張玉鳳一次劇烈爭吵中，爆發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則是第二次。第三次發生於九月二日。醫生們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臨，但沒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掙紮。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刹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毛的逝世並未使我感到難過。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時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時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我剛開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鬥。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時，這崇拜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終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我那時仍是共產黨員，但我對它毫無信心。“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著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著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麽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裏，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著多麽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麽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舉動中都能嗅出陰謀。二十年前我們就處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務集團中的一員。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裏值班，醫療組的同誌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裏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歲，是政治局裏最年輕的委員。他從原本是上海一家紡織工廠安全幹部，竄升到最高政治權力階層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給他取了個“火箭式幹部”的綽號。沒有人知道毛為何喜歡這年輕人，並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長得高大英俊，可他是個金箍馬桶，隻有中學程度，不學無術，隻會賣弄小聰明。他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沒有任何貢獻。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惡化時，王還建議我給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絕了。為此汪東興還批評我不尊重黨的領導人。毛也從未服用過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時，王原本該負起看守的責任。但他卻常跑去國家高層領導專用的西苑軍用機場獵兔子。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觀看香港進口的電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權力隻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說：“醫療組的每項工作都報告了我們，我們都清楚，也……”沒等王說完，江青搶著說：“為什麽不早通知我？”
但我們早跟江青報告過好幾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們醫生從來將病情說得嚴重，是謊報軍情。她怒斥我們是資產階級老爺，還說醫生的話最多隻能聽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聽過我們對毛病情惡化的正式報告後，她氣衝衝趕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華國鋒打電話將江青從大寨催回北京。當晚江來了一下，說太疲勞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處，並沒有詢問毛的情況。
九月七日，毛已進入垂危狀態，江青下午來到二零二，與每一個醫生和護士握手，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她似乎以為毛死後她會當然接管權力，我們也會期盼她的領導。
醫療組的人都感覺很奇怪，為什麽江青這樣對待毛呢？我將這些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不奇怪。江青認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人，就是主席。”
這時張春橋背著雙手，踱著八字步，兩眼看著地上。
一旁的毛遠新則臉色鐵青，走來走去，似乎在找什麽東西。
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澤民的兒子。毛澤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新疆省省長判處死刑。原本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盛世才，曾熱烈歡迎毛澤民前往他的轄區。但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他便轉而投靠蔣介石和國民黨。毛澤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裏產下毛遠新。他母親再婚後，毛澤東便負起養育侄子的責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遠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見麵。
我是看著遠新長大的。遠新小時和江青處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二十多歲。他寫信給毛為自己與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現年隻有三十多歲的毛遠新是沈陽軍區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毛遠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聯絡員。江青信任毛遠新。
其他人們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詞說些什麽。張耀詞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與江青素有嫌隙。汪當時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並身兼數個要職。他不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是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及中央警衛團黨委書記。想發動政治局政變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障礙已經消失，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麵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裏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麽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著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誌，謝謝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麵說：“好的，江青同誌。”
此時張耀詞氣急敗壞從室內走出來，向我說：“李院長，你問問值班的人和別的人，有沒有看見床旁桌子上的那塊手表？”
我說：“什麽表？”
“就是郭老在重慶談判時，送給主席的那塊手表。”毛沒有戴手表的習慣——他起居無常——那隻瑞士亞美加表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兼學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給毛的。郭後來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終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隻表極具曆史價值。”
我說：“剛才大家都忙著搶救，誰也沒有注意那隻表，你問問張玉鳳。”張說：“我看見毛遠新走來走去，東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說：“我沒有看見，醫療組的人沒有誰有膽量拿。”張又急忙回內室。
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你趕快去想辦法，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準備吊唁和瞻仰遺容。一定要保住，天氣太熱，不要壞了。”我說：“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汪說：“你趕快去辦，我還在開會，你回來後立刻告訴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裏，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裏去呢？無處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
我家五代都做醫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後隻準醫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將頭上的鈿子擲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慈禧沒有殺他，但摘去頂戴，帶罪當差。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不要戴帽入殮，把帽子放在旁邊。”並告誡子孫，不要做禦醫，怕沒有好下場。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禦醫的遺言，往後沒有人再做禦醫。
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但我無法回絕。我嚐試離職好幾次，毛都將我召了回去。
隻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他們常警告我，做為毛的專任醫生，可能會有悲慘結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指責你，可就不好辦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親的幹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看到我說：“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幸虧我沒有去。你這裏如果發生點事，那可不得了啦！”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
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發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身體越來越壞，特別是神經係統症狀出現以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象蘇聯在斯大林死後那樣的“醫生謀殺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鍾的時間，坐車回家一趟。慎嫻上班，孩子們上學，隻有老保姆在家。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我打算，如果發生“醫生謀殺事件”，我坐牢，天冷時還有棉衣穿。離開家以前，我到每個房裏看了看，心想，再見吧，或許是永別了。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死豬不怕燙”，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死豬”了。後來，慎嫻告訴我，老保姆同她說，李院長這麽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麽事情。在北京，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
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約她到她家立刻麵談。她問我有什麽事，這麽急。我講見麵後再談。
另外兩個研究員前往英國的蠟像博物館研究如何複製蠟像。他們這小組決定，至少在蠟像製造技術上，中國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國。工藝美術學院所製作的毛澤東蠟像栩栩如生，英國蠟像館裏的陳列像看起來就假多了。
我們研讀了大量科學刊物，最後決定，唯一保存毛澤東遺體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馬林灌注法。毛的腦部保持原封不動——我們不想剖開他的頭顱——但我們必須取出內髒，也就是心髒、肺、胃、腎、腸、肝、胰、膀胱、膽囊和脾髒。我們可以把這些內髒分罐浸泡在福爾馬林液中。身體內空腔裏則塞滿浸泡過福爾馬林液的棉花。遺體保護組並可透過插在毛頸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爾馬林液。玻璃棺材內則灌滿氦氣。遺體保護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間後隨即秘密展開。我們的工作地點便在“五一九工程”內。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國、蘇聯發生了珍寶島武裝衝突後，毛發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在北京秘密建設了地下通道，代號便為“五一九工程”。隧道寬度可以並行並開四輛汽車，溝通人民大會堂、天安門、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灣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零五醫院大樓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備戰時中央做為臨時指揮部及轉移之用，三零五醫院大樓下麵的隧道中設有小型醫院，設備很全，正好用來作為保護遺體之用。
吊唁一周後，九月十七日午夜，將毛的遺體由人民大會堂運到地下醫院，華國鋒、汪東興、衛生部正副部長和遺體保護組的數位負責人，在警戒森嚴的摩托車隊護衛之下，分車前往。我伴隨毛的遺體經過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兩個哨兵守衛的毛家灣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揮手示意通過，小型汽車便往下開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駛向十五分鍾車程外的三零五大樓地下的醫院。到醫院後，便將毛的遺體移入手術室，開始了遺體防腐工作。
數天後，我第一次看見運來的蠟像。它後來被鎖在手術室附近的房間裏。工藝美術學院教師們的技術令人歎為觀止。那蠟像詭異的就像毛本人。
隻有少數幾人知道，泡在福爾馬林中的毛遺體和毛蠟像一起在地下醫院裏收藏了一年。這期間我每個禮拜都去察看兩個毛澤東。連看守醫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們在保護什麽。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門的紀念堂完工，且準備公開展示毛的遺體時，兩個毛澤東——以及那幾罐浸泡內髒的福爾馬林——一起被轉運到紀念堂下的大陵寢裏。此後，曾參與毛遺體保護工作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組織學助理研究員徐靜，便被指派去繼續保管毛的遺體，並被任命為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局長。
自此以來，每天有數以萬計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訪客，前來紀念堂瞻仰這具遺體——曾任中國共產黨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蠟像，則作為日後一旦遺體腐敗毀壞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後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會。我們從下午二時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東側禮台。天氣很熱，在太陽下站立，真是揮汗如雨。自從共產黨解放中國之後，毛的肖像便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兩側則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革命口號。
下午三點整，全中國停擺，全中國各地的工廠和火車鳴汽笛三分鍾以示哀悼。全國人民繼之默哀三分鍾。然後全國各地的工作單位自行哀悼。大會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國致悼，華國鋒致悼詞。
我看著下麵的人海，不斷冒汗。幾個月來的長期疲乏突然淹沒了我。華國鋒開始致頌文時，我晃了晃，用盡全力才沒昏倒。自從毛在五月中旬發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後，已經有四個月過的是衣不解帶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時。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體重也驟減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時整天昏昏沉沉。我隻知道等一切都結束時，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也許我還可以回到我家人身邊。
下午五時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來以後，就睡下了。剛剛入睡，汪東興又來了電話，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在人民大會堂東廳，由醫療組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報告毛的患病經過、治療情況和死亡原因。醫療組的醫生全體參加，由我報告。汪說：“這次會很重要，你要準備好。”
我很清楚這次會議是萬分重要的。毛剛去世後發表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是隻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通過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員當時還沒有趕到。二十二日的會議則是全體委員都參加，如果他們通過了我的報告，就說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屬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而醫療組也盡到責任，所以這次會議關係著醫療人員的今後命運。
我當即召集了醫療組的醫生們，說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討論後，決定由我執筆寫出再討論。我動手寫報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寫完。那份報告有五十餘頁。我詳細交代從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搶救過來，逐漸出現神經係統症狀，直至發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過程，包括檢查與治療和死亡原因。後經大家討論，反複修改了幾次，到最後定稿時，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帶著這份報告去見汪東興。汪說他不看了，要我找華國鋒看。我即去見了華。
華看了後說寫得很詳細，但醫學名詞太多，政治局的同誌們不懂，還是要明確說明是什麽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來同大家說明華的意見，大家認為，醫學名詞要保留不動，因為這些名詞都有嚴格的科學涵義，不能口語化。在報告時，可以解釋說明這些名詞，至於死亡原因，因為身體內的主要內髒都處於衰竭狀態，不能說是由於單一原因死亡，不過可以強調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將報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見華，說明了大家的意見。華同意了這份報告稿，又囑咐說：“在會議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誌提出問題，要盡可能詳細回答，要讓人聽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半，張耀詞同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政治局委員們已經坐在沙發上圍成一個大圓圈。沙發後麵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華國鋒與葉劍英的背後。
當時任北京軍區司令的陳錫聯正站著大聲說：“我幹不了，沒有辦法幹下去了，我請求解除我的職務。”華說：“錫聯同誌不要著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後再商量，現在先聽毛主席的醫療組報告。毛主席病重以後，這些同誌連續晝夜值班搶救，已經四個月了。現在讓醫療組組長李誌綏院長報告病亡經過。”
這時葉劍英回頭對我說：“你語調聲音要大一點，好幾位耳朵不大好。”我開始讀我的報告，當中有幾位委員插話問醫學術語及名詞，我盡可能用通俗的語言說明解釋。在講到六月下旬病危時，坐在斜對麵的許世友突然站起來，走到我麵前說：“主席身體上為什麽有青黑斑？這是什麽原因？”
我說：“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難，全身嚴重缺氧，所以才有這些現象。”許說：“我打了一輩子仗，死人見的多了，沒有見過這個樣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見主席遺體，看到這些青黑斑，我就問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瑪，現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個伽瑪，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著又講：“主席是被毒藥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審醫生護士，是誰下的毒。”
我說：“用藥都是醫生寫醫囑，兩個值班護士核對，再由值班醫生複查後才用，而且每種都由醫療組討論後才用，藥品都是為中央首長專用的保健藥房準備的，各種藥都經過藥物鑒定，取來時都加過密封。”許說：“難道不會上下勾結，串通一氣，用毒藥暗害？這非徹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場都靜下來。許站在我麵前，兩手插腰。他的話是對我說，可是頭轉過去看定了張春橋。張春橋左手托著下顎，兩眼看著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發上兩眼直看著許。華國鋒緊張地挺起了身子。汪東興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圍沒有發生什麽事。王洪文左顧右盼，滿臉通紅。
葉劍英和當時任沈陽軍區司令的李德生回過頭來低聲問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麽回事？”我說：“主席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兩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嚴重，他是淩晨零時十分去世的，許世友同誌看遺體是下午四時，當中已相隔了十六個小時，是出現屍斑。人死後一般四小時後就開始出現。”
這時江青站起來說：“許世友同誌，主席的醫療組辛苦了幾個月了，你讓他們把報告說完。”王洪文也站起來說：“主席病危起，國鋒、春橋、東興和我就一直輪流值班……”許將上衣的兩個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麵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將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許大聲吼道：“政治局會議不許政治局委員發言提問題，你們搗的什麽鬼？”華國鋒立即說：“世友同誌有話慢慢講。”然後轉過頭來對我說：“李院長，你們先回去，匯報等以後再說。”這個會後來如何結束我不知道。醫療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頭喪氣，悶聲不響。
回中南海後，張耀詞警告我說：“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訴你，要同大家講一下，不要議論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煩，等候政治局決定。”吃午飯的時候，我將汪的話告訴大家後，大家都愁眉苦臉，就更加吃不下飯了。
對我來說，這決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說我們下毒的是許世友，而為我們辯護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來，指責我及醫療組最多的是江青。不過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張春橋參加了值班，不要說下毒，就是醫療上稍有失誤，他們也難於推脫責任。江與王和張是一夥的，目前政權大局未定，江青勢必要堅持醫療上沒有問題。這以後，上麵沒有再讓我出席政治局會議。
我晝夜不安的過了一個星期，到十月一日國慶節前，汪東興讓大家分別回到原來工作的醫院。於是醫療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並未結束，自然也不可能結束。大局在動蕩不安，毛澤東去世以後，共產黨內的權力角逐正加緊進行。
毛死前兩個月，也就是七月時，汪東興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計劃。雖然汪對江表麵上漠不關心，而華國鋒也一直是客客氣氣的，但我知道他兩人隨時會逮捕江青四人幫。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權力即將在握的篤定神態，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隻要政局未定，醫療組的命運也就難測，毛的死因隨時可能成為互相指控的把柄。
對我而言，即使權力鬥爭暫時落幕，江青四人幫被捕，但誰說得準另一場政治鬥爭又會在何時登場？在中南海旁觀二十七年後，我早就了悟了人生變換莫測的道理。我做了毛澤東二十二年的專任醫生，曆經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