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文革中教師為何兩度遭遇暴力高峰
左：陳毅之子陳小魯；右：陳小魯通過網絡公布的道歉信。
導語：8月20日，陳毅之子陳小魯一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發了網絡熱議。…[詳細]今人對道歉信中所言及的文革時針對教師的暴力行為，雖已相當熟悉，但卻未必了解其前因後果。本期專題，擬就此作一點介紹。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針對教師群體的暴力，大多數人會想到1966年夏天。這年夏天，“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說：“據現有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為什麽大規模的暴力行為會在1966年夏天降臨到千千萬萬的教師們頭上？
1、文革初期對教師的暴力迫害，與“老紅衛兵”把文革當成反右搞有很大關係
盡管毛澤東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過內部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但直到文革爆發，絕大多數人仍不了解這場運動的真實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領導層乃至大多數地方省、市領導，也不了解，以至於劉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公開表示：“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革命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吳德也回憶：“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我更是摸不著頭腦。……‘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對中央存在的黨內鬥爭更是毫無所知。”這種“摸不著頭腦”，使大多數人誤以為文革將繼續沿襲之前的反右傳統，仍以“地富反壞右”為主要鬥爭對象。
在這樣一種認知下，最早興起的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和各地省市區由黨組織出麵創設的“官辦紅衛兵”，迅速將他們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各自所在學校的教師群體。這些“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對教師群體的批鬥是“正確”的，因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一封給林彪的信中明確寫道：“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北京“恐怖的紅八月”，許多教師倒在了紅衛兵的皮帶之下，正是這樣一種“反右傳統”的結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的天下，“造反派紅衛兵”直到周恩來、陳伯達代表中央親赴清華大學為蒯大富等人平反後，才在9月份漸成氣候，隨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與“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展開激鬥。在此之前，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校領導、工作組及校文革都普遍認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當積極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內的教師、學生按之前反右運動的邏輯和標準，劃左、中、右，進行隔離審查乃至暴力批鬥。8月份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後，95%的各校工作組被認定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局勢才開始逆轉，之前被“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壓製、打擊成“右派”的“造反派紅衛兵”得以翻身。但教師群體的境遇並未因此好轉。
對文革初衷認知錯位，把文革當成反右來搞，並不僅限於北京。以寧夏為例，6月4日，自治區黨委按照劉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組進駐銀川各校領導文革，即按反右運動的邏輯，將運動矛頭指向了教師和基層幹部。6、7月間，以寧夏大學為例，83%的老師遭到了大字報批判，42%的教師被劃為壞份子遭到批鬥，許多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學生，也成了工作組重點鬥爭的對象。直到10月份，以這些受打壓的非紅五類學生為骨幹的“造反派紅衛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據上風，將運動的鬥爭矛頭重新定位為“官僚主義者階級”，即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文革初期教師群體所受暴力缺乏統計數據，但可參考“反右運動”中教師的遭遇
文革初期發生在北京各大院校針對教師群體的種種暴力，已有相當多的資料披露，此不贅述。盡管在此一期間所發生的慘劇並沒有也不太可能有詳細的數據統計，但這些慘劇既然以“反右”的邏輯進行，則不妨參考一下反右運動期間教師群體的遭遇。
據中山大學李若建教授統計披露，“一般認為，右派是知識分子，這並沒有錯，但是右派是哪一類知識分子，卻少有人注意。根據大量的地方誌和地方文獻記載，半數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學校教師。1957-1958年河南省有7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師4.1萬人，占58％，是筆者所見到省級右派職業構成中，教師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內部，一些地區右派中教師的比重更加高。55萬多名右派當中，絕大多數並非著名人士，而是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人。……過去受到關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實絕大多數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鄉村。而且越是基層，右派的比重越高。……筆者估計在右派分子中間，大約40～50％是中小學教師，另外20～30％左右是縣級以下基層幹部，還有5％左右是大中專學校的學生。也就是說，這些小人物構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層反右運動的社會學解讀》，《開放時代》（廣東）2008年第4期）
上述數據提醒我們，按50年代反右運動的邏輯，1、教師群體在“右派分子”中占據著絕對的數量優勢，是整個反右運動中受災最慘重的群體；2、這一群體內部，受災最慘重的是基層中小學教師，但後世對反右運動關注的焦點，往往集中在一些著名知識分子或著名大學教授身上，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曆史的真相。文革初期對教師群體的鬥爭，既然沿襲了反右的邏輯，大約也應該具備上述兩項特征。
3、“造反派紅衛兵”亦曾參與迫害，其上台並未改變教師群體的境遇
誠然，許多“造反派紅衛兵”骨幹因出身並非“自來紅”，曾和教師群體一起，被“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打入“右派”另冊。但這並不意味“造反派紅衛兵”壓倒“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後，教師群體的境遇能夠得到改善。譬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在和“老紅衛兵”隔樓對壘時，即曾用布蒙住萬邦儒校長、韓家鼇副校長及另外三位老師的眼睛，將五人驅趕到四層樓頂，用皮鞋底抽打五人。如此做的原因，是對麵樓上的“老紅衛兵”罵他們“保守”，故而以此來證明自己“革命”的徹底程度。
當然，一者，“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是“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故而多在社會上活動，對校內的“地富反壞右”關注度有限，1966年夏天那種對教師群體狂風暴雨式的的暴力迫害已經有所緩和。此一過程，正如文革學者王友琴所描述的那般：“1966年7 月28日決定從學校撤離‘工作組’，8 月5 日就有老師被打死。到8 月下旬，發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9 月後每天被打死的人數漸降。”二者，為了區別於“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也曾將部分被打倒的“右派教師”重新樹立為“革命教師”，如“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寫的《天翻地複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修訂本，北京，1967) 1966年6月23日條下，就有這般記載：“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一萬零二百一十一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個革命教師打成‘反革命’”，這2591個被打成右派的教師，又被重新確認為“革命教師”。但總體上，隻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學校”這一定論不變，無論哪一派紅衛兵在校內掌權，教師群體的境遇始終都好不到哪裏去。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宋要武（左二）
1968-1969，第二次暴力高峰
文革期間教師群體所遭遇的暴力，有兩次高峰。第一次即前述1966年夏天由“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為主體掀起的針對教師的集體暴力。第二次迫害高峰始於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更為組織化、係統化，持續時間也更長，但了解者卻並不多。
1、“不是所有教授、教師一個也不好，但有一部分很不好。這次文革就是清理他們”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緣自高層對文革愈演愈烈的武鬥現象的一個基本判斷。1967年12月18日，在同阿爾巴尼亞外賓談話時，毛澤東曾明確指出：“這（武鬥）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毛澤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武鬥是“反動勢力”操縱的結果，不好判斷。但在1968年，麵對武鬥失控，毛澤東曾多次發表過類似的講話。譬如6月21日，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毛澤東甚至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過去我們留下了一批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教師，沒有辦報的，沒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國話的，隻好收羅國民黨的一些人或者比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地隱藏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裏。……當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但有一部分很不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做工作，壞的踢開。”
所謂“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顯然並非由衷之言。文革的初衷，是針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並非是為清理“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但文革進行到1968年，欲破者已破，欲立者未立，亟需想辦法收場，此種論調顯然是為收場服務。更早一些時候，1968年5月11日，毛澤東在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談話時，已明確將文革基本性質從“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換為“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毛澤東說：“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這種轉換，究竟是出於策略（與黨內高級幹部和解），還是發自肺腑，自可見仁見智（事實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所打擊的對象，仍包括大量省部級在職高官，換言之，雖然叫法不同，但“打倒走資派”和“清理階級隊伍”，在內容上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一句“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對教師群體而言，則意味著又將麵臨一場狂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正如《毛澤東傳》（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所總結的那樣：
“他對敵情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又在‘文化大革命’以來異常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和極為緊張的政治氛圍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張旗鼓地發動這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結果，各地到處出現對被懷疑有曆史問題或視為有現行反革命行為的人任意扣押批鬥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現象，導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會的方方麵麵，時間雖不長，造成的後果卻很嚴重。”
2、陝西高校教師53.6%被立案審查；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占到了全省教授總數的12%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造成的後果究竟有多嚴重？可以通過一組數據來體會：據1969年4月統計，安徽全省揪出各類“叛徒”、“特務”、“壞人”43萬餘人；浙江全省被關押揪鬥者10萬餘人，被逼致死者9198人；山東清理出11.36萬各類“叛徒”、“特務”、“壞人”；從1968年5月到10月，吉林挖出“階級敵人”9萬餘人……
具體到教師群體，據1980年11月5日高檢特別檢察廳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起訴書中的統汁，僅教育部所屬單位和17個省、市教育界受誣陷、迫害的幹部、教師就有142000餘人。衛生部直屬1所高等醫學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誣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僅陝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審查”的教師就達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師總數的53.6%。河南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幹部被立案審查的有46000餘人，約占全省教職工總數的20%。“文革”期間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則占到了全省教授總數的12%。中小學教師也橫遭迫害。天津市區中小學教職員被審查的有3756人，占市區中小學教職員工總數的33.13%。市內6個區被審查的對象中有35%的人被關進“牛棚”，有23%的人被批鬥。四川省中小學幹部、教師被“立案審查”者達311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開除的有4866人。
再以南京大學為例。該校在江蘇文革動亂最劇烈的1966-1967年間，沒有人因為遭到群眾批鬥致死，也沒有人在武鬥衝突中死亡。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據不完全統計，全校共組織學習班9期，組織批鬥大會15次，批鬥29人，各係自行組織批鬥的對象85人，批鬥345人次。全校成立285個專案組，辦專案隊伍達1510人，全校被立案審查對象141人，定案41人。審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但因為種種原因，對教師的迫害程度遠甚於1966年夏的這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反倒有逐漸被人遺忘的趨勢。
文革剪報宣傳畫：《清理階級隊伍》
3、高層權力鬥爭是作為“死老虎”的教師群體屢屢在運動中被波及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應該注意到的一點是：自反右運動以來，全國絕大部分大中小學校的教師，實際上已經是“死老虎”。對現行政治，尤其是教育改革，基本上處於一種失語狀態。這樣一個沉默的群體，之所以仍屢屢被卷入政治運動，成為被整肅的對象，除了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之外，其身為高層權力鬥爭的一粒棋子，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以南京大學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為例，據董國強教授分析，“清隊”不但“是毛澤東收縮群眾運動的重要舉措”，還為當時執掌江蘇大權的許世友“清除各種異己勢力提供了便利”，同時還“為南大校內‘多數派’打擊、排斥‘少數派’提供了合法性掩護”，正因為三方力量“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利益共同體”，“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才得以在南大“轟轟烈烈地開展”。
再如，圍繞著對文革爆發前17年教育戰線的功過問題，張春橋等人和周恩來也曾有過多次激烈的正麵角力，角力的動機當然不在於教育改革本身該怎樣搞，而在於：作為文革新貴的張春橋等人，需要通過徹底否定文革前教育戰線的成就，來打擊周恩來等務實派的政治地位，因為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正是周恩來等務實派主抓的。這種高層角力的結果，必將直接影響全國所有大中小學校教師的人生命運。張春橋堅持認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戰線，無產階級從來沒有占領過，“不要說‘徹頭徹尾’（沒占領過），說百分之九十九（沒占領過）好不好！”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一開始，上海代表即發難稱：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領導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周恩來則強調：“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張春橋則反稱“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這場角力最終以張春橋一派獲勝告終，會後刊布的《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宣稱：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間，“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原有教師隊伍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如此，張春橋所謂的現在的教師隊伍“要大換一批。對這些人我恨惱火，可都槍斃也不行啊”的論調，也就有了政策支持，教師群體的境遇，再次雪上加霜。其他如黃帥事件、考教授事件、白卷事件，無一不與高層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無一不對教師群體的境遇影響甚深。
結語
反思曆史，懺悔曆史，不但要知其然，還須知其所以然。文革期間教師群體所遭受的苦難，已為世人所熟知，是可謂“知其然”；但這些苦難的具體發生邏輯，卻至今迷霧重重，仍“不知其所以然”，專題所述，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第203期 本期責編 諶旭彬
出品 騰訊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