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轉載▼汪東興輯錄毛澤東1971年在南昌、杭州、上海、豐台等地的談話
抗日戰爭時期，任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組織科科長，八路軍衛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科科長，白求恩國際和平總醫院政治委員，中共中央社會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直屬隊司令部副參謀長，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1947年任毛澤東貼身警衛。曾隨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轉戰陝北，負責警衛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兼警衛處處長，公安部八局副局長、九局局長，公安部副部長，江西省副省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總參警衛局局長。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決定去南昌。當天上午１０點多鍾，我們就把專列準備好了。１２點半，我送毛主席到長沙火車站，火車不到下午１點鍾就開走了。我送走毛主席後，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東西收拾好，然後就去吃中午飯。下午１點半鍾，我坐的飛機起飛了，到南昌是２點鍾。毛主席在湖南時，已經要我通知許世友和韓先楚到南昌談話。我到南昌後，又用我坐的飛機把許世友從南京接來，韓先楚坐福州軍區的飛機由福州到南昌。許世友、韓先楚是下午５點鍾左右先後抵達南昌的。他們到了以後，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們和江西 的程世清一共三個人傳達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談話內容。我是以提綱的方式傳達的，重複的內容隻講一遍。傳達從下午５點半開始，到７點半結束，共傳達了兩個小時。
８月３１日晚９點，毛主席抵達了南昌。我們一起到專列停車處去接毛主席。專列停好後，我們上了車。毛主席在車上與我們談了幾句。毛主席說：車既然停好了，許世友也剛來不久，那就幹脆到住地去談吧。我們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頓下來。晚上１０點多鍾，毛主席就同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和我開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談話。毛主席開門見山，講黨的曆史和路線鬥爭問題。他說：中國的十次路線錯誤，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毛主席對許世友說：在長征路上，張國燾搞分裂，他們成立偽中央，你是清楚的。許世友趕緊說，偽中央沒有他，有陳昌浩等人。毛主席聽許世友說到陳昌浩等人時，擺了擺手，表示他沒有問許世友這些，不希望許世友講下去。其實，張國燾搞的偽中央的名單，中央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接著說：陳獨秀搞分裂，有８１個人組成“中國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頭一名是陳獨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劉仁靜。他們還發表了文告（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陳獨秀等８１人公開發表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作者注）。
毛主席接著又談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問程世清說：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主席又問許世友說：許世友同誌啊！你與上海、浙江的關係有些緊張、有些問題呀？許世友馬上回答毛主席說：我與上海的關係比較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春橋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為我說話的，並且有我的大字報時，他還派人去覆蓋。毛主席說：覆蓋不對。不應該覆蓋嘛，讓人家去看嘛。有什麽關係呢？許世友說：我與王洪文的關係也比較好。
在當時的條件下，許世友講這些話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對許世友說：你這個許世友呀，應該高抬貴手，刀下留人。毛主席說過“刀下留人”的話後，許世友緊張了，他有些怕了。他說：哎喲，我和浙江南萍的關係請中央派人來調查。毛主席說：據說舟山的問題到現在沒有解決。你這個司令員沒有責任呀？那樣搞武鬥，南萍有責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責任嗎？毛主席轉向韓先楚問道：你是湖北人吧？韓先楚回答說：我是湖北人。毛主席說：湖北的人我認識得很多，也可以說是不少吧。有個李求實是湖北人，有項英是湖北人，有黃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還有惲代英，這些都是我們黨的名人嘛。這些都是湖北佬。韓先楚隻是笑，沒有說話。
毛主席興奮地說：湖北出人才呀！毛主席接著說：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武漢、長沙談話的內容，講了廬山會議的問題。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我們這個軍隊是不是哪一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或者是哪幾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我看不是，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
毛主席接著指出：南昌起義後，由於在指揮上、路線上有錯誤，起義軍南下廣東潮、汕地區與敵人作戰，結果損失很大，最後餘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帶。毛主席又說南昌起義以後，指揮上、路線上有錯誤，想依靠外國人。朱德同誌當時到了桂東地區，他有一個同學、朋友，姓範，叫範石生（範石生是時國民黨軍隊的將領。朱德同誌早年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學、至交。——作者注），關係不錯，搞到一起，範送了他一點槍、錢、衣。
毛主席再次說：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誌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毛主席說：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長征時，同我們一起的右路縱隊，有四軍、三十軍，這兩個軍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他們當時把槍丟給幹部團的學生，我還是要他們把槍帶上，他們願意回去就回去，張國燾有命令嘛。他們不願意回去，我們也歡迎。當時不能幫忙，軍隊不能幫忙，都拿著槍啊。張國燾打電報讓他們回去，他們也願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許世友都是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後來還是回去了。毛主席對許世友等人說：你們和張國燾是一個部隊的，你們要接受這個教訓。後來你們不是和我們又會合在一起了嘛（韓先楚、程世清隨紅二十五軍長征，沒有卷入張國燾分裂活動。——作者注）。
毛主席談的這些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因為在座的幾位司令員當時都掌握著軍隊，並且有的是四方麵軍的人。全黨要團結，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並且提醒他們注意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這時許世友轉換了話題。他對毛主席說：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麽辦呀？毛主席說：怎麽又談到“五一六”啦？許世友說：“五一六”在南京相當厲害。文鳳來是“五一六”分子，這個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主席問許世友說：毒害我的事，你們查清楚了沒有呀？許世友回答不出來。毛主席說：這件事，你們要查清楚，不忙作結論。接著，毛主席問許世友：你們南京軍區不是有一個有名的王、林、鮑嗎？還有別的人？他們都是造反派嗎？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維先、鮑先誌（王必成當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林維先當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鮑先誌當時任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作者注）之外，還有一些幹部，難道他們都是造反派？許世友說：他們都是造杜平的反。毛主席反問許世友：他們為什麽不造你的反？許世友回答說：不。他們不造我的反。毛主席對許世友說：你這個地方缺少一個“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準備另找一個政委幫幫你的忙。
最後，毛主席又提出了學習的問題。毛主席說：現在有個口號，叫作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人民解放軍。要加一條，人民解放軍學全國人民。後來，中央的文件和社論把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公布了。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談話，大約談了一個半小時左右。毛主席談完後，時間已到夜間零點。毛主席要我組織許世友他們座談一下。９月１日，毛主席休息。這天下午，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了座談。當天下午給毛主席檢查身體，發現體溫升高了，３８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臥床休息。９月２日上午８點鍾，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問我：我們要走了，怎麽辦？我說：您看呢？毛主席說：還是見他們一下吧。我馬上就通知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來。可是怎麽也不找著他們。我想這可糟糕了。找了半個小時，才知道他們打獵去了。
我馬上派人把他們喊了回來。毛主席這一次與他們見麵談話的時間不長，比較簡單。毛主席對他們說：今天我要走了，汪東興同誌向你們傳達的我在路上談話的情況，你們也談了談。你們昨天座談得怎麽樣？有什麽新的意見沒有？韓先楚先發言。他說：我在座談會上說，要聽毛主席的。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大家都起了哄，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做自我批評，請主席放心。許世友請示毛主席說：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們解決這個問題？許世友提問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決他與南萍鬧矛盾的問題。毛主席不準備解決這個問題，便說：不談這個問題。到浙江不談這個問題啦！許世友問毛主席說：我回去嗎？毛主席說：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大家再也沒有說什麽。
９月２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４０分鍾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飯後，便離開了南昌。從南昌到杭州，專列走了近１３個小時。毛主席在車上一直休息，抵達杭州的時間是９月３日的零點。
９月３日零點，專列抵達杭州後，在筧橋專用線上停放。毛主席在車上找南萍、熊應堂、陳勵耘和我一起談了話。當時，南萍任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熊應堂任省軍區司令員，陳勵耘任空五軍政委。這次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開始談話時，毛主席問南萍：你們省裏現在的情況怎麽樣？南萍主要匯報了浙江天旱與抗旱的情況。毛主席聽後說：天不幫忙噢！毛主席很快把話題扯到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上。他問南萍、陳勵耘他們：廬山會議你們有什麽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了，他搞的那一套，說不是有八個人嘛？毛主席看著陳勵耘，又問道：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那個王什麽（指王維國——作者注），還有福建的那個叫什麽？是不是就是那幾個人。你們空軍就八個中央委員嘛？陳勵耘聽了立即緊張起來，慌忙解釋：在廬山，吳法憲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時，陰一句，陽一句。這個人說話不算數的。
毛主席聽後順著說：是啊，說話不準確！接著陳勵耘又說：上山前都不知道他們這些事。毛主席說：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軍有，海軍有沒有？他們是不是內部有通知呀？陳勵耘望著毛主席發怔，未作回答。毛主席回過來談九屆二中全會六號簡報的實質，把問題點得很透。他說：那份簡報影響最大，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我也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麽這樣搞？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我看他們是恐懼。在座的人聽了都沒作聲。
毛主席接著談如何正確對待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犯錯誤的人的問題。他明確地說：我看前途有兩個，一個是改，一個是改不了。他們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們是受騙、受蒙蔽。對犯錯誤的，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比如說，我當班長，你們三個都是兵，我總是那麽凶，抓著你們辮子不放，那麽行嗎？毛主席這些話，顯然帶有開導的意思。但是陳勵耘繼續掩飾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他不了解情況，跟著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看了陳勵耘一眼，接過他的話題說：要搞唯物論，不要搞唯心論。接下去，毛主席繼續談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他說：廬山亂了三天，實際一天半，後來停下，逛廬山，到現在一年了。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指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作者注），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林彪兩次打電話、寫信都被他們阻止了。
毛主席所說林彪打電話、寫信的情況是這樣的：九屆二中全會前，林彪曾經有兩次想要打電話、寫信給毛主席，但是都被葉群和黃永勝阻止了。毛主席繼續說：廬山問題不那麽好，但沒有廬山會議，也不會有現在的情況。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光開不到一百人的會議不行，軍隊還可擴大到軍長、政委參加，地方也要有相當這一級的同誌參加。
毛主席進一步談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和陳伯達的問題。他說：廬山會議，主要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主席問題，一個是天才問題。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那幾個副詞，我圈過幾次了。毛主席說的“三個副詞”，就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經常在文件上寫的“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話。在“九大”黨章草案中也曾經提到過“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在修改時被毛主席圈掉了。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憲法工作小組會上和８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吳法憲堅持要在憲法草案表述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句子中加上“三個副詞”，為此他與康生、張春橋發生激烈爭論。根據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和會後發生的問題，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誌強調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搞山頭；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主席進一步要求大家：要學習列寧為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２５周年撰寫的那篇文章。列寧講，唱《國際歌》走到哪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歌詞中講“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這就是強調講團結嘛！學馬克思主義就要講團結，沒有講分裂的！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首先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再一條即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對人要和氣，對戰士、對下級要和氣，不搞軍閥作風。其他的也還有點問題，比如不打人、罵人，不調戲婦女，但在軍隊中問題不大。
毛主席說：我沒有同你們講過路線問題，過去見麵，吹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無非是同南京的關係的事，誰知後邊還有一個廬山會議。過去我就講過，一個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主要傾向，誰知“三支兩軍”掩蓋著一個廬山會議的主要傾向！毛主席接下去說：聽話要分析，不要聽小道的話，不要盡聽，人家一吹就聽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況。所以要調查研究，聽話要分析。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還講到他對“天才”提法和“偉大”提法的一貫的態度，他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了“三個副詞”，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還需要嘛。“九大”後就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到處掛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曬雨淋，可憐噢！還有那個“偉大”。我就有四個“偉大”，你們就一個沒有啊！偉大的導師，就是一個教員嘛，當然導師比教員更高明一點。“九大”黨章草案上那“三個副詞”，我就圈去了。“九大”黨章已定了，你們為什麽不翻開看看。
毛主席還談到幹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問題。他說：這次廬山會議上，不少人連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們要學習馬、列的書。現在學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學幾本。最後毛主席又談到軍隊問題，他說：進城那時，我管打仗，也管軍隊。朝鮮戰爭人家打勝了，我就沒有管了，要人家去管。軍隊開始是聶榮臻管的，以後是彭德懷管，後頭是林彪管。但他身體不好，也管不了那麽多，羅瑞卿、楊成武也不聽他的，我幫忙也不夠。現在的幾位大將（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們單獨談得不多，集體談得也不多。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
毛主席接著談及北京軍區的情況。毛主席說：除了他們外，主要是北京軍區，他們先整了二十四軍，又整了二十一軍、六十九軍，最後整了三十八軍，有的采取組織調整的辦法。二十一軍調到陝西時，胡煒（二十一軍政委、軍長，後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陝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作者注）就講這下可好了，脫離了他們的指揮。都高興離開北京軍區。對六十六軍就說不服，他們的前軍長就頂住了，就是不讓他們鑽到天津市革委會裏去。北京衛戍區他們就插不進去，因為有謝富治、吳德、吳忠，不聽他們那一套。
這次談話中，毛主席還問浙江舟山的武鬥問題。毛主席問南萍：舟山還武鬥不武鬥啊？南萍回答說現在不武鬥了，但群眾組織中派性還很強，政策還不夠落實，最後地區會議開得比較好。毛主席說：舟山主要是中級、上級的問題。有些問題，你們也支持了一下。這裏講到的“中級、上級”，我理解是指省裏、大軍區或更上一級。當時，對舟山的問題，許世友和南萍就談不到一起，葉群也坐飛機去舟山調解過，好像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位副部長也去過，都沒有解決問題。毛主席再一次說：對林要保。同時，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講話：什麽一句頂一萬句，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談話快結束時，毛主席又提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人民解放軍，這不完全，還要加上解放軍要學全國人民。最後，毛主席說：今天談到這裏。有些在別的地方談的，請汪東興同誌再同你們談談。
９月４日、５日，我向南萍等人傳達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幾次談話的內容。並座談了一次，還對過一次筆記。在杭州期間，毛主席已經察覺和了解到林彪一夥進行陰謀活動的部分新的情況。９月１０日，毛主席決定離開杭州，讓我中午通知南萍、陳勵耘他們。下午２時半，他們來向毛主席道別，毛主席又同他們談了一次話。參加談話的人有南萍、熊應堂、白宗善及陳勵耘。我也參加了。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時，問道：你白宗善為什麽不來看我？白宗善當時任空五軍軍長，毛主席對他很熟悉。陳勵耘慌忙接口說：他那天在值班。握過手，毛主席首先對他們講了一個寓意深長的故事。他說：齊國和魯國打仗，我是幫齊國，還是幫魯國呢？魯國小，人少，但團結得好。齊國向魯國進攻，魯國利用矛盾，結果把齊國打敗了。這意思是講大家要搞好團結，不要分裂，否則革命事業要失敗。
毛主席接著說：聽汪東興同誌說，你們批陳整風搞了兩次，搞得還可以嘛，還不錯。汪東興同你們談了一次，座談了一次，對廬山會議認識深了些，學《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們辦了。毛主席再次向他們談到我們黨曆史上的路線鬥爭問題。他說：紅軍三十萬，到陝北剩下兩萬五千人，當時中央蘇區八萬，隻剩八千。那時張國燾搞分裂，不願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後來，對四方麵軍回來的同誌鬥得凶，檢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都通不過，過分了。當時到我這裏告狀的都是四方麵軍的人，一方麵軍的一個也沒有。四方麵軍就灰溜溜了，一方麵軍就翹尾巴了。
毛主席帶著警示的口氣說：不要帶了幾個兵就翹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條軍艦就翹尾巴，我不讚成，有什麽了不起。三國關雲長這個將軍，既看不起孫權，也看不起諸葛亮，到後來走麥城失敗。當然，那時沒有反驕破滿啦。我找黃永勝他們談了話，東興也參加了，當麵批評了黃。黃永勝不會不搖鵝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９月１０日下午４點，毛主席乘坐專列匆匆由杭州出發，走了５個多小時，晚１０點前抵達上海。在杭州動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電話告訴了王洪文，還叫他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毛主席要找他們談話。王洪文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專列到達上海，停到靠飛機場的支線上。我立即下車去接許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車後隻見到了王洪文，就問他許世友來了沒有。王洪文說許世友還沒有來，並問了我路上怎麽樣等問題。我引王洪文到車廂裏見毛主席。毛主席問王洪文說：東興同誌打電話給你，要你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怎麽沒有見他來呀？王洪文回答說：電話我打了，南京說他可能下鄉了。正在設法同他聯係。毛主席與王洪文聊了幾句，就說：等許世友來了一起談。王洪文隨即下車了，我去部署、檢查警衛情況，他再去住處打電話找許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１１日的上午１０點鍾，許世友才來。毛主席馬上開始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談了一個多小時。毛主席這一次談得很簡要，一個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個原因是與許世友在南昌已經談過話了。這次的談話，我隻作了簡要的記錄。毛主席問許世友說：許世友，你下鄉啦，去搞什麽呀？調查什麽問題呀？許世友回答說：我去看農場了，看大別山附近的軍墾農場去了。毛主席說：去那麽遠了呀。許世友說：坐吉普車去的。毛主席批評許世友說：怎麽連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這個司令員隨便離開工作崗位，怎麽行呀？向誰請了假呀？要是萬一發生問題，你怎麽樣辦呀？連南京軍區都找不著你！將來這樣的情況你要注意，告訴一下家裏嘛。許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評得對，內疚地說：真對不起。我想主席還會在杭州住幾天的，然後才能到我這裏。我昨天夜裏１２點多鍾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沒有打電話到上海。許世友接著匯報說：今年農業可能會大豐收。軍墾農場也不錯，莊稼長勢很好，豐收在望。毛主席說：那好嘛！你去看看農業也好嘛。許世友接著說：軍隊的情緒很好。軍隊裏比較穩定，亂哄哄的情況也過去了。我帶著那些造反派去遊過蘇北。毛主席問：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許世友說：我把兩派都帶上了。毛主席再次給許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領導機關搞亂了，更不能把軍隊搞亂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講了，要“高抬貴手”。許世友說：不會，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毛主席說：那好！王洪文這時說了一句話：許司令，毛主席等你快１５個小時了。毛主席馬上打斷王洪文的話說：不要這樣，不要緊嘛。毛主席的意思是說許世友下鄉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來的。毛主席緩和了一下氣氛說：這段時間我們也休息了一下。接著又說：不要提了，我們還是談正事。
毛主席回到談話的主題上來，他說：對廬山會議你們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決了問題呀？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呀？是不是都解決了呀？毛主席問了幾個問題之後說：我認為犯點錯誤是不要緊的，有的屬於認識問題。現在有的同誌對有些問題還認識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這樣說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過程中，犯錯誤的人自己應該爭取主動認識檢查所犯的錯誤。毛主席接著說：認識一點就寫出來，以便改正錯誤。犯了錯誤，也不認識，也不去想辦法認識，在那裏頂著，這個不好，可能不僅會使錯誤不能被認識出來，而且會加深的，甚至把錯誤當作包袱的。犯錯誤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這個不好。要把這個包袱甩掉，輕裝上陣，那樣人就會覺得舒服了。不然總是背著沉重的包袱，你不甩開，那怎麽會好受呢？許世友誠懇地說：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主席問他：我有什麽指示呀？許世友說：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說：那個不是在後頭嗎？是你們犯了錯誤後，我想了五天才寫的。你們是什麽時候講的，是２４、２５、２６（指８月２４日、２５日、２６日——作者注）三天嘛！許世友堅定地回答說：這個指示我擁護，我就是按您的意見辦的。毛主席說：不見得吧，我那個意見你學了沒有？我那個意見上說，什麽叫唯心論，什麽叫唯物論，你講一講，我聽聽！許世友當時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對許世友說：你不是說執行我的指示嗎？我要你們學習，你們又不動。人家要搞那個論“天才”，找了幾條稱“天才”的語錄，你找到了嗎？
王洪文看許世友沒有講什麽，就開始向毛主席匯報。他說：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會的主任和副主任，針對廬山會議出現的問題座談了一次。毛主席問：你們座談了一些什麽呀？王洪文說：突出的是討論了林彪的講話。當時我們心裏就嘀咕。毛主席說：你們嘀咕什麽呀？人家是副主席講話呀。王洪文說：他是副主席講話，但當時我們都很少發言。毛主席問道：那你們不是也都聽了嗎？你不是也聽了錄音嘛！那時你們華東、上海就一個擁護的字都沒有說呀？
王洪文回答說：有。那個時候不擁護也不好。這次我們座談時，也講了一些意見，但有的人在廬山會議上沒有發揮。當時廬山會議上，就是安排要討論的，我們華東組除了林彪的一幫人搶著發言外，我們也發了言，我也講了幾句。事後，聽說林彪講話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講的，特別是論“天才”的語錄也以為是中央搞的。毛主席說：誰說這個論“天才”的語錄是中央搞的呀？當時我們發了語錄沒有呀？哪一個文件上說發了語錄呀？哪一個文件上寫有這幾條語錄呀？“天才”的語錄是林彪一夥人內部搞的，別人都沒有看過。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對語錄的看法。
毛主席說：這個簡報現在還沒有做結論，這個結論將來由中央來做。我認為是反革命簡報，起碼如你講的是有錯誤的簡報。為什麽有錯誤的簡報要在這個時候發呢？為什麽有的同誌發了言，登簡報，又不先讓本人看呢？毛主席接著說：聽了你們的意見，六號簡報是錯誤的，是有人搗鬼，有人在搞陰謀詭計，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團結，是搞分裂。我講話一句頂一萬句？在這個問題上，我看連一句也不頂。不是我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是陳伯達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夥人的問題的實質點透徹了。毛主席講完這些後，對許世友、王洪文又講了黨的曆史上曆次路線鬥爭的情況。談到１１點多鍾，毛主席說：我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王洪文，你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喝幾杯酒。你們都去。我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第一政委的王維國臉紅脖子粗地站在車門口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來，與毛主席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對王維國很冷淡，連話都沒有講。王維國就同他們一起走了。
送走他們後，我回到車上。毛主席立即對我說：我們走！王洪文陪許世友等人吃飯時，接到飛機場保衛人員打去的電話，報告說毛主席的專列在１２點半鍾就開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訴了許世友。許世友吃完飯後，於３點多鍾乘他原來至上海的飛機趕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們。毛主席乘坐的專列在南京站停了１５分鍾，毛主席沒有見南京的同誌，隻有我下車見了許世友。此後，我們的專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開。在濟南站，毛主席叫我打電話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台車站等我們，說要同他們談話。當時李德生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紀登奎任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忠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９月１２日１３點１０分，毛主席的專列駛抵豐台。車停好後，毛主席在車廂裏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談話，一直談到下午３點多鍾。這次談話，我也參加了。毛主席先問李德生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情況。李德生談了阿勞動黨對我國邀請尼克鬆訪華的態度和意見。聽完李德生的匯報，毛主席說：他們是左派，我們是右派。那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比較“左”，他們認為我們和帝國主義來往，我們是右了。毛主席說：怕美帝從亞洲撤出來會增加對他們的壓力，要我們把美帝拖住。他們（指美國——作者注）隻有兩億人口，經不起傷亡嘛，所以他們要撤軍。撤軍，不一定就會增加對他們的壓力。毛主席的意思是說美國撤軍後，不一定會對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增加壓力。美國在侵略戰爭期間，投入５０多萬軍隊，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屬於熱帶地區的國家，美軍對環境不適應，越南人又運用了遊擊戰術，打敗了美帝國主義。關於阿爾巴尼亞，那時我們兩黨兩國的關係還比較好。當時曾經用“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形容這種關係。“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澤東的名義發過一個電報，稱他們是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澤東同誌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其中說：“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作者注）。
那個電報的內容，當時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後說：阿爾巴尼亞怎麽成了明燈呢？它各方麵都不行。工業、農業生產都不好，中央的領導人也不團結，他們是極左的。當時毛主席對阿爾巴尼亞問題的看法是心中有數的。接著，毛主席談他要談的主要問題。他還是從黨的曆史上的路線鬥爭講起。他說：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人和槍也可能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什麽是綱？你們會打漁嗎？綱就是串魚網的那根繩子，目就是魚網上麵的一個個眼，你們講的那個目，三天也講不完。我今天是講綱。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八·七”會議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８１人簽名的“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說我們是壞人，紅軍是破壞分子，以後他們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後頭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
１９２８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的，李立三神氣起來，搞了三個月，那時總理還未回來。李立三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毛主席繼續說：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讚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會。王明倒台是在遵義會議。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把總理封為調和主義，出了《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毛主席說：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我們黨五十年的經驗，中國人不喜歡分裂，我們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沒有一次把黨給分裂了的。毛主席談了黨的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黨分裂成。他接著說：再就是去年廬山會議搞突然襲擊，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隱瞞著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這樣搞總是有個目的嘛！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我那個文章，找了一些人談話，做了一點調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寫的。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毛主席說：我同林彪談過，你說歐洲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這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毛主席接著說：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犯了錯誤要批評，做好了工作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麽好處。犯錯誤的人，允許改正錯誤。但發聲明是容易的，無非是講在口上、寫在紙上，問題在於是不是實踐他的聲明，改正錯誤。這些人最沒有勇氣，收場那麽快。劉建勳同誌說搞了一天半，我說是三天。為什麽那股妖風，隻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為什麽收回？說明他們空虛。我是哪裏有石頭抓起來就打，在廬山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塊石頭，濟南軍區三破三立的報告也是一塊石頭，三十八軍的報告是一塊大石頭。以後又有劉子厚的檢討，還有軍委開了那麽長的會根本不批陳，我加了批語，這也是甩石頭。
談到這裏，毛主席對李德生說：他們在廬山搞的那個材料（指論“天才”的語錄——作者注），你向他們要，一連說三次：“你的那個寶貝為什麽不給我？”看他們怎麽說。毛主席接著說：進城以後，我很少抓軍隊工作，管軍隊工作的，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再以後就是林彪，實際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三任參謀總長羅瑞卿不大聽他的。以後是楊成武、黃永勝。毛主席提到黃永勝時說：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不怎麽強，是有頭無腦。他檢討最沒有勇氣，怕得要死。要把腦子裏的東西向人家講出來。把正確的、錯誤的都講出來，就舒服了。毛主席又對著我說：他沾了一點邊，在一千多人的會議上做了幾次檢討。我補充說：正式地做檢討是三次。毛主席說到我在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做檢討時說：隻有七千兵，連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沒有倒呀！你把心裏話說出來，倒不了的。當然也有少數人幸災樂禍，說這次汪東興下不了台了（意思說檢查過不了關——作者注），但是多數人還是說他檢討得好。五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作者注）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檢討，承認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是宗派主義的。但是，他們的檢討裏麵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懷疑他們能否改好。這幾位大將的檢討，均非出於自願，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義，一個一個地催著他們把檢討書交來的。毛主席在他們每個人的檢討書上都寫有批語，特別是對葉群的檢討書批語最多。毛主席說他們的檢討吞吞吐吐，是因為他們在檢討中回避了很多問題，特別是實質性的問題，所以毛主席就懷疑他們能否改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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