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的春天，在中國的大地上，陰風怒號、餓鬼哀鳴，大量的農民被活活餓死，出現了在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慘劇。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真相仍然被掩蓋著，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慘劇；有些人雖然聽說過但半信半疑；還有一些人出於各種動機竭力否認大饑荒餓死過很多人。最近三十多年來，許多有良知的記者、作家、曆史學者和普通民眾，通過資料搜集和實地調查，寫出了很多很有價值的文章和書籍，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本人作為大饑荒的親曆者和幸存者，有責任向不明真相的年輕朋友談談自己對大饑荒的了解和認識，以解他們心中的疑惑。
提起“大饑荒”，人們一般會想到“三年困難時期”，這兩種說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國範圍（包括城市）都嚴重缺糧，全國人民都餓肚子。而“大饑荒”一詞則是最近二、三十年來由曆史學者提出來的，它特指在這三年當中有大量農民被餓死這一嚴重事件。其實準確說來，被餓死的農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結束後一個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麥收之前）的半年之內，死人最多的是3、4、5三個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憶文章的題目就叫做“麥苗青菜花黃”，就是指在這個季節發生的事情。從本人家鄉的情況來說，在這半年的時間段之外，基本上沒有人被餓死。當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餓死人的情況發生。如果按照有些學者推算的全國餓死三千多萬的數字，那麽，在這半年之內平均每天餓死農民16萬多，這是一幅多麽悲慘的圖景，它比曆史上發生的任何戰爭都要殘酷，數千萬農民慘死在不帶血的屠刀之下。
至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完全是當政者為了推脫罪責而編造的謊言，因為在這三年當中在全國根本就沒有大範圍的自然災害，跟其它年份的情況相當。我的家鄉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雖然由於“大煉鋼鐵”造成糧食大減產，但所收獲的糧食也足以保證不會餓死一個人。用劉少奇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這還是給毛澤東留了麵子。其實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人禍，罪魁禍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澤東。“非正常死亡”一詞是1961年至1962年間各級政府根據中央（主要是劉少奇）指示統計餓死人情況時使用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因為“餓死”一詞太刺眼，說明當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學者也經常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就顯得太不嚴謹、太沒有勇氣了。在大饑荒中死去的農民，除了被餓死的就是被打死的（很少），哪有什麽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鄉安徽省某縣是大饑荒的重災區，全縣農民被餓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員和主要親戚被餓死的也在30%左右。那時我有幸上了中學，在學校裏可以吃個半飽，總算撿了一條命。我的有些童年夥伴，由於沒有上中學，在家裏就被活活餓死了。當時在我們的中學裏也充滿了悲哀的空氣，因為每隔三兩天就有鄉下來人找某某同學，說是他家誰誰死了，於是這個同學匆忙趕回家，幾天後再回來時腰裏係了一條白布帶（孝布）。那時，我們每天中午的午飯是一個紅薯麵窩窩頭，大約有3兩多，有的同學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時帶回家給家裏人吃。後來我也學著這樣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簡直不堪回首。幾年前我回到中學母校時，對校長說：母校最值得我們感謝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幾百個農村少年的命。
有些年輕人說，我的家鄉也是農村，可是我們那裏並沒有餓死人。我可以告訴你，在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哪個省、地、縣的第一書記最左，最無人性，跟毛澤東最緊，那個省、地、縣餓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個地方的第一書記不是很左，還有點人性，那個地方餓死的人就較少，或者沒有餓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貴州的周林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省委書記，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最積極，在1959年秋後搜刮農民的糧食最凶狠，所以這幾個省餓死農民最多。這6個省餓死的人數占全國餓死人總數的2/3左右。比如甘肅省和陝西省比鄰，前者餓死人很多，後者餓死人較少，許多甘肅的農民逃荒到陝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個省內，各地區、各縣餓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並不能說明其它地方沒有餓死人。
還有的年輕人說，農民是生產糧食的，手中有糧食怎麽會挨餓呢？如果真的挨餓，為什麽不跑出去要飯吃呢？這說明這些年輕人對毛時代的曆史太不了解了。總而言之，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這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君，老想創造奇跡，當世界領袖，於是常常異想天開，胡亂指揮，卻無人敢於阻攔。“反右”運動以後，黨外人士再無人敢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和建議；整倒彭德懷之後，黨內高官也無人敢對毛澤東說半個“不”字。沒有製約的專製製度使一個天才變成了瘋子和傻瓜。
中國為什麽會發生1960年的大饑荒？主要是由於毛澤東親自製定和強力推行的四項惡政造成的惡果。
一、浮誇風導致的高指標、高征購，將農村生產隊的糧食收繳一空。
在毛時代，上麵的壓力逼迫下麵的幹部必須虛報產量，虛報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揚和提升，報得少的就要受到批評、鬥爭和懲罰。毛澤東喜歡看到糧食產量不斷創造新紀錄，於是《人民日報》上就“捷報”頻傳。錢學森火上加油，在報上撰文說根據光合作用分析，糧食畝產可以達到20萬斤。毛澤東看後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報》上所登的離奇的產量，並親自把1959年的全國糧食征購任務定為1100億斤的超高指標，並分派到各省。據說，後來李銳（也有人說是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是農民出身，怎麽能相信畝產萬斤呢？毛說：我是聽信了大科學家的話。可見，錢學森的文章影響了毛澤東的思維和決策，助紂為虐，加重了災難。可是，錢某人至死也沒有向中國農民說半句道歉的話。
浮誇風愈刮愈烈，虛報的產量比實際的產量高出好幾倍。比如，在河南省召開的1959年秋季糧食產量預報會上，信陽地區報了72億斤，結果呢？隻收獲了20多億斤。既然報了這麽多就必須按比例上交給國家，而農村的生產隊呢，即使把口糧和種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務。結果，信陽地區餓死了大約100萬人。
二、“反瞞產私分”運動，把農民家裏收藏的少量救命糧搜刮得幹幹淨淨
從全國糧食產量預報的情況來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個大豐收，可是國家糧庫怎麽隻收上來一小部分呢？天才領袖早就想出答案了：一定是生產隊長瞞報了產量，把剩下的糧食分給農民了！因為在1958年秋後就出現過生產隊普遍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的情況。毛澤東在1959年2月親自起草了“反瞞產私分”的中央文件，這個文件在全國大規模實施是在1959年的秋後。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麵吊打審問生產隊長，讓他們交代瞞產私分的糧食都藏到哪裏去了（全國打死了不少生產隊長）；另一方麵組織搜糧隊挨家挨戶搜糧，他們拿著鋼釺或鐵鍬，在農民家的牆上和地上亂捅亂鏟，挖地三尺，把農民私藏的極少量的救命糧搜刮得一粒不剩。我們家在收割後的地裏撿了一些綠豆和豇豆，大約有30多斤，裝在一個鐵皮箱子裏埋在廚房柴草下麵的地下，結果也被搜糧隊挖走了。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產隊幹部掌握了農民的生死權
毛澤東在1958年創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這個“新生事物”，並強行在全國農村推廣。公社不再給農民發放口糧，也不許農民在家燒火做飯，許多地方把農民家的鍋都砸了。大食堂在開頭幾天還能吃上幾頓幹飯，後來隻能吃稀飯，而且越來越稀。到1959年的秋後，由於生產隊的糧食全部被政府收走了，大食堂隻能吃政府供應的少量“返銷糧”。由於政府總以為生產隊留有一部分口糧，所以供應的“返銷糧”很少，而且越來越少。到1959年春天，供應給每個農民的口糧每天隻有2兩左右，而且是粗糧（我們家鄉供應的主要是紅薯幹和原本用來喂豬的豆餅），經過大、小隊幹部的多吃多占，農民能吃到的實際不到1兩。當時農民有句順口溜說：一天吃1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指食堂管理員）。在六零年，凡是幹部家基本上都沒有人餓死，凡是普通社員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餓死。如果有社員有意無意得罪了小隊長，小隊長就命令停他家的飯，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後來，許多食堂就幹脆停夥了，農民隻好挖野菜、吃樹葉充饑。
據說，興凱湖勞教農場在困難時期有一個“研究成果”：一個人隻要不幹活兒， 躺著不動， 每天吃三兩八錢的玉米麵就可以餓不死。這是保證人活命的最低標準了，而許多中國農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糧食遠遠低於這個標準，怎能不被餓死呢？
四、野蠻的“攔外流”政策，剝奪了農民外出逃荒要飯的權利
遇到災荒在家沒有糧食吃，外出逃荒要飯，這是農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幾千年來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個殘酷的年月，這種逃荒要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根據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發了《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根據這個緊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車站、汽車站和渡船碼頭攔截外出逃荒模樣的農民，關進收容所，然後遣送回原住地。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圖逃荒的農民被堵住了，有少數人隻好扒敞篷運煤車外逃。也有一部分人隻好步行，避開檢查站，這樣一般不能走得很遠，而近處的情況都差不多，所以要飯也非常難.。那時候經常有人走著走著就倒在路邊。我的一個舅舅就是餓死在離火車站不遠的路上。
多年以來，許多農民一直以為，發生大饑荒的主要責任在下麵的基層幹部，上麵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他們不了解全局的情況和上麵的情況，不知道根子就在上麵，總根子就是那個自稱“大救星”的毛澤東。
大饑荒是毛澤東時代的核心事件和關鍵性事件，因為它是“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的直接惡果，又是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原因。雖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人對大饑荒的發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當他們得知大量餓死人的嚴重後果之後感到震驚、恐懼和內疚，並且想辦法進行糾正。惟獨毛澤東這個罪魁禍首對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衷，沒有半點自責。
他在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說“錯誤就那麽一點，沒有什麽了不得。”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前，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彭真組織北京市委的鄧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查閱大躍進以來中央下發的文件，看製定過哪些後果嚴重的極左政策，哪些領導做過錯誤的批示。這個“暢觀樓”事件被毛澤東認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開始就首先打倒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以及對“三麵紅旗”表示不滿的講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他認定劉少奇一夥一定會在他死後象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來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此時他就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少奇，以除後患。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目的就是防止劉少奇等人日後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什麽“反修防修”、“繼續革命”都是他編造的借口，其真實目的是說不出口的。
毛澤東的最大罪過不是發動文革，而是他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這筆帳總是要清算的，劉少奇沒有了機會，人民總是有機會的。我相信，在20年也許是50年之後，“1960年大饑荒”一定會寫入中國的曆史教科書，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記住，讓曆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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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大饑荒”，人們一般會想到“三年困難時期”，這兩種說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國範圍（包括城市）都嚴重缺糧，全國人民都餓肚子。而“大饑荒”一詞則是最近二、三十年來由曆史學者提出來的，它特指在這三年當中有大量農民被餓死這一嚴重事件。其實準確說來，被餓死的農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結束後一個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麥收之前）的半年之內，死人最多的是3、4、5三個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憶文章的題目就叫做“麥苗青菜花黃”，就是指在這個季節發生的事情。從本人家鄉的情況來說，在這半年的時間段之外，基本上沒有人被餓死。當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餓死人的情況發生。如果按照有些學者推算的全國餓死三千多萬的數字，那麽，在這半年之內平均每天餓死農民16萬多，這是一幅多麽悲慘的圖景，它比曆史上發生的任何戰爭都要殘酷，數千萬農民慘死在不帶血的屠刀之下。
至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完全是當政者為了推脫罪責而編造的謊言，因為在這三年當中在全國根本就沒有大範圍的自然災害，跟其它年份的情況相當。我的家鄉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雖然由於“大煉鋼鐵”造成糧食大減產，但所收獲的糧食也足以保證不會餓死一個人。用劉少奇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這還是給毛澤東留了麵子。其實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人禍，罪魁禍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澤東。“非正常死亡”一詞是1961年至1962年間各級政府根據中央（主要是劉少奇）指示統計餓死人情況時使用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因為“餓死”一詞太刺眼，說明當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學者也經常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就顯得太不嚴謹、太沒有勇氣了。在大饑荒中死去的農民，除了被餓死的就是被打死的（很少），哪有什麽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鄉安徽省某縣是大饑荒的重災區，全縣農民被餓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員和主要親戚被餓死的也在30%左右。那時我有幸上了中學，在學校裏可以吃個半飽，總算撿了一條命。我的有些童年夥伴，由於沒有上中學，在家裏就被活活餓死了。當時在我們的中學裏也充滿了悲哀的空氣，因為每隔三兩天就有鄉下來人找某某同學，說是他家誰誰死了，於是這個同學匆忙趕回家，幾天後再回來時腰裏係了一條白布帶（孝布）。那時，我們每天中午的午飯是一個紅薯麵窩窩頭，大約有3兩多，有的同學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時帶回家給家裏人吃。後來我也學著這樣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簡直不堪回首。幾年前我回到中學母校時，對校長說：母校最值得我們感謝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幾百個農村少年的命。
有些年輕人說，我的家鄉也是農村，可是我們那裏並沒有餓死人。我可以告訴你，在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哪個省、地、縣的第一書記最左，最無人性，跟毛澤東最緊，那個省、地、縣餓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個地方的第一書記不是很左，還有點人性，那個地方餓死的人就較少，或者沒有餓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貴州的周林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省委書記，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最積極，在1959年秋後搜刮農民的糧食最凶狠，所以這幾個省餓死農民最多。這6個省餓死的人數占全國餓死人總數的2/3左右。比如甘肅省和陝西省比鄰，前者餓死人很多，後者餓死人較少，許多甘肅的農民逃荒到陝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個省內，各地區、各縣餓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並不能說明其它地方沒有餓死人。
還有的年輕人說，農民是生產糧食的，手中有糧食怎麽會挨餓呢？如果真的挨餓，為什麽不跑出去要飯吃呢？這說明這些年輕人對毛時代的曆史太不了解了。總而言之，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這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暴君，老想創造奇跡，當世界領袖，於是常常異想天開，胡亂指揮，卻無人敢於阻攔。“反右”運動以後，黨外人士再無人敢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和建議；整倒彭德懷之後，黨內高官也無人敢對毛澤東說半個“不”字。沒有製約的專製製度使一個天才變成了瘋子和傻瓜。
中國為什麽會發生1960年的大饑荒？主要是由於毛澤東親自製定和強力推行的四項惡政造成的惡果。
一、浮誇風導致的高指標、高征購，將農村生產隊的糧食收繳一空。
在毛時代，上麵的壓力逼迫下麵的幹部必須虛報產量，虛報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揚和提升，報得少的就要受到批評、鬥爭和懲罰。毛澤東喜歡看到糧食產量不斷創造新紀錄，於是《人民日報》上就“捷報”頻傳。錢學森火上加油，在報上撰文說根據光合作用分析，糧食畝產可以達到20萬斤。毛澤東看後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報》上所登的離奇的產量，並親自把1959年的全國糧食征購任務定為1100億斤的超高指標，並分派到各省。據說，後來李銳（也有人說是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是農民出身，怎麽能相信畝產萬斤呢？毛說：我是聽信了大科學家的話。可見，錢學森的文章影響了毛澤東的思維和決策，助紂為虐，加重了災難。可是，錢某人至死也沒有向中國農民說半句道歉的話。
浮誇風愈刮愈烈，虛報的產量比實際的產量高出好幾倍。比如，在河南省召開的1959年秋季糧食產量預報會上，信陽地區報了72億斤，結果呢？隻收獲了20多億斤。既然報了這麽多就必須按比例上交給國家，而農村的生產隊呢，即使把口糧和種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務。結果，信陽地區餓死了大約100萬人。
二、“反瞞產私分”運動，把農民家裏收藏的少量救命糧搜刮得幹幹淨淨
從全國糧食產量預報的情況來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個大豐收，可是國家糧庫怎麽隻收上來一小部分呢？天才領袖早就想出答案了：一定是生產隊長瞞報了產量，把剩下的糧食分給農民了！因為在1958年秋後就出現過生產隊普遍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的情況。毛澤東在1959年2月親自起草了“反瞞產私分”的中央文件，這個文件在全國大規模實施是在1959年的秋後。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麵吊打審問生產隊長，讓他們交代瞞產私分的糧食都藏到哪裏去了（全國打死了不少生產隊長）；另一方麵組織搜糧隊挨家挨戶搜糧，他們拿著鋼釺或鐵鍬，在農民家的牆上和地上亂捅亂鏟，挖地三尺，把農民私藏的極少量的救命糧搜刮得一粒不剩。我們家在收割後的地裏撿了一些綠豆和豇豆，大約有30多斤，裝在一個鐵皮箱子裏埋在廚房柴草下麵的地下，結果也被搜糧隊挖走了。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產隊幹部掌握了農民的生死權
毛澤東在1958年創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這個“新生事物”，並強行在全國農村推廣。公社不再給農民發放口糧，也不許農民在家燒火做飯，許多地方把農民家的鍋都砸了。大食堂在開頭幾天還能吃上幾頓幹飯，後來隻能吃稀飯，而且越來越稀。到1959年的秋後，由於生產隊的糧食全部被政府收走了，大食堂隻能吃政府供應的少量“返銷糧”。由於政府總以為生產隊留有一部分口糧，所以供應的“返銷糧”很少，而且越來越少。到1959年春天，供應給每個農民的口糧每天隻有2兩左右，而且是粗糧（我們家鄉供應的主要是紅薯幹和原本用來喂豬的豆餅），經過大、小隊幹部的多吃多占，農民能吃到的實際不到1兩。當時農民有句順口溜說：一天吃1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指食堂管理員）。在六零年，凡是幹部家基本上都沒有人餓死，凡是普通社員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餓死。如果有社員有意無意得罪了小隊長，小隊長就命令停他家的飯，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後來，許多食堂就幹脆停夥了，農民隻好挖野菜、吃樹葉充饑。
據說，興凱湖勞教農場在困難時期有一個“研究成果”：一個人隻要不幹活兒， 躺著不動， 每天吃三兩八錢的玉米麵就可以餓不死。這是保證人活命的最低標準了，而許多中國農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糧食遠遠低於這個標準，怎能不被餓死呢？
四、野蠻的“攔外流”政策，剝奪了農民外出逃荒要飯的權利
遇到災荒在家沒有糧食吃，外出逃荒要飯，這是農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幾千年來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個殘酷的年月，這種逃荒要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根據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講話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發了《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根據這個緊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車站、汽車站和渡船碼頭攔截外出逃荒模樣的農民，關進收容所，然後遣送回原住地。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圖逃荒的農民被堵住了，有少數人隻好扒敞篷運煤車外逃。也有一部分人隻好步行，避開檢查站，這樣一般不能走得很遠，而近處的情況都差不多，所以要飯也非常難.。那時候經常有人走著走著就倒在路邊。我的一個舅舅就是餓死在離火車站不遠的路上。
多年以來，許多農民一直以為，發生大饑荒的主要責任在下麵的基層幹部，上麵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他們不了解全局的情況和上麵的情況，不知道根子就在上麵，總根子就是那個自稱“大救星”的毛澤東。
大饑荒是毛澤東時代的核心事件和關鍵性事件，因為它是“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的直接惡果，又是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原因。雖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人對大饑荒的發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當他們得知大量餓死人的嚴重後果之後感到震驚、恐懼和內疚，並且想辦法進行糾正。惟獨毛澤東這個罪魁禍首對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衷，沒有半點自責。
他在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說“錯誤就那麽一點，沒有什麽了不得。”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前，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彭真組織北京市委的鄧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查閱大躍進以來中央下發的文件，看製定過哪些後果嚴重的極左政策，哪些領導做過錯誤的批示。這個“暢觀樓”事件被毛澤東認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開始就首先打倒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以及對“三麵紅旗”表示不滿的講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他認定劉少奇一夥一定會在他死後象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那樣，來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此時他就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少奇，以除後患。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目的就是防止劉少奇等人日後清算他製造大饑荒的罪行，什麽“反修防修”、“繼續革命”都是他編造的借口，其真實目的是說不出口的。
毛澤東的最大罪過不是發動文革，而是他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這筆帳總是要清算的，劉少奇沒有了機會，人民總是有機會的。我相信，在20年也許是50年之後，“1960年大饑荒”一定會寫入中國的曆史教科書，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記住，讓曆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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