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革舊照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並不足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的自殺情況，是因為這一期間此類人士的自殺人數驚人。一個社會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自殺，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種自殺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正常社會裏常見的自殺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會從社會學觀察通常的自殺現象的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而是通過剖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來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
本文選擇的研究時段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這一時代可以被稱為毛澤東時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於毛時代結束之時。由於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檔案檢索而統計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的完整人數（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並不難做到）。本文隻能根據有關的回憶和有限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麵：一，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二，筆者對死者家庭的訪問記錄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內部參考》，此刊物為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的內部參考資料，1949年9月22日創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本文注釋均注明引文出處之期號和頁碼。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人並不知名，但由於相關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於知名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學者、名演員、科學家、大學生等。
一、不同時期的的自殺現象
1. “反右”之前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反右運動開始前，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就有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批判電影《武訓傳》、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社會主義教育等。 這些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雖然不同，運動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別，但都有一個基本特點即整人，都是以毀滅個人尊嚴和人格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統一思想、消滅個性。由於采取了極為殘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個國家處在一種恐怖的氛圍中。這樣的生存環境，給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理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這是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開始大量出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過當時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製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他天津、北京、武漢、重慶、沈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麵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幺！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上海中共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采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僻靜之處，均派兵逡巡，不準行遊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築是竹笆，要衝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後即不準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籍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麵積極予以訓練，一麵督令嚴密防範，凡重要目標，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稅。跑馬廳七層樓公寓那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為著欠稅。自殺也有一種風氣，“五反”的自殺方式以跳樓為最風行，服毒次之。像華成煙草公司姓沉的副總經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數。跳樓所以風行，也是由於這種自殺方式較簡單，而且不易被防範。上海流行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婦人牽著一個孩子打霞飛路經過，後麵不知哪個熟人喊了她一聲，她剛立定腳跟回過頭來看時，離開她兩步路外，樓上忽跌下一個人來。如果那個人不招呼她一聲，她和她的小孩豈不都被壓碎了嗎？有一個時期，高樓大廈之下經過的人確都有戒心。跳黃浦是最不聰明，不僅黃浦江邊防備森嚴，就是有機會跳進，遇救的機會也比較多，而且屍首漂失了隻以為失蹤，家屬還有幫助隱匿或縱逃的嫌疑。自殺一定要達到自殺的目的，萬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膽敢拿死來威脅政府和人民！”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1]
麵對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長陳毅在廣播裏說：“我不懂為什幺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2] 他或許不知道，像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是在嚴寒初春之時被迫穿著短衫褲在金城大樓七樓跪了五天五夜，經受了職工的疲勞審問後身體實在忍受不了而跳樓的。[3] 當時廣州的“五反”高潮較上海稍遲一點，四五月間最厲害，自殺的也最多。
一位當時在上海目擊過“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寫道：反右和“三反”一樣，也有自殺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華丁夷同誌，被批鬥而自殺，此外還有一位市勞動局副局長，也在反右中自殺。估計他們可能過去自詡革命過，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鬥，戴上右派帽子，好象從萬丈高崖一下墜入萬丈深淵，心理上實在承受不起，於是自毀生命，走向自殺。也有心靈脆弱，實在承受不起猛烈的衝擊而致自殺的。總之是由於采取逼供信無理批鬥所造成的惡果。“三反”時，在延安東路口，親眼看到一人從高高的五樓縱身躍下，立時墜地身亡，死壯之慘，目不忍睹。“三反”後聽陳毅市長作報告，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反右自殺者有多少，則不得而知了。[4]
目前所見到的關於當時自殺規模的主要數字來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難者的敘述，有人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五十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二十萬人自殺。[5] 周鯨文寫道：“有一個動人的例子發生在北京鋼鐵學院。這個案件轟動了北京以及各處的學術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卻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學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絕加入青年團。因此黨和團的積極分子就想以他為鬥爭的對象，而且是在大會上開始對他鬥爭。這個學生性情耿直，以為埋頭讀書，還鬧成這個樣子，人生有什幺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們的汙辱。他想這是沒法活下去了，於是決定自殺。他的自殺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轟動了遠近。他決定自殺之後，決以頭顱抨擊這個昏無天日的運動；他選擇了學校汽爐的七八丈高的煙囪。事前他買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書包裏，另外帶了十幾塊碎石頭。他就拿著這些東西向煙囪上爬，忽然被一個同學看見，要他不要上去。 他說：‘你近前來，我就用石頭打你。’這個同學見勢不好，就跑去告訴學校當局。不一會，院長、 教授和大批同學都圍在煙囪底下。院長勸他下來，說：‘一切都好辦。’這個學生坐在煙囪上，把瓶飲酒，吃著糖果，用沉著語氣回答：‘你們不必想汙辱我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學生，我沒有罪。我要以純潔的學生身份，拿頭顱鮮血，評判你們這無法無天的運動。……’接著又是飲酒。誰要上來，他就投石打，而且說逼他緊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緊張觀望他的時候，他飲完了酒，躍身一跳，他的腦血染紅了灰色的洋灰地麵。接著是同學們一陣哭泣的聲音。”[6] 由此可見當時運動的殘酷程度。
雖然上述數字可能是被誇大了的，但是，即使根據官方材料也可以發現，當時自殺顯然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並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自殺現象並未得到製止。1955年的第237期《內部參考》有一篇“北京市自殺事件增加”的報導，提供了北京市的完整數字：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1954年發生的自殺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1955年10個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根據今年10個月發生的自殺事件分析，有如下情況：（一）自殺者的身份和政治麵貌：在工廠企業中有185人，在機關幹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婦女中有326人，在學生中有75人，在軍警中有13人；臨時散工、獨立勞動者19人；小商販、資本家及老弱病殘和無業者共179人；在農村的農民中有109人。其中，黨員47人，團員57人，群眾1，142人。（二）自殺原因：在肅反運動中自殺的484人，其中大部份是因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另外，也有由於個別地區在肅反運動宣傳中方式簡單、對坦白材料處理不及時而自殺的。
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基層官員在執行上麵的政策時有一個基本思路，即“寧左勿右”，這種政治運動方式造成了自殺現象的蔓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當時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幹部都習以為常；雖然上層官員也提醒基層注意這樣的事，但並沒有采取措施製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從官方內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與自殺有關的報導，但從中既看不出對自殺現象的特別關注，也看不到對死者的同情和關懷。從下麵列舉的《內部參考》中的相關材料可以看出這一點：
1952年11號79頁，“西北區的單位在三反運動中宣傳政策不夠發生自殺事件”：西北區級機關為迅速展開三反運動，自本月7日起實行首長十日包幹製後，部份機關已發生簡單急躁宣傳政策不夠的現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生鐵炳坦已畏罪自殺，西北企業公司經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殺未死。
1952年16號118頁，“上海鐵路管理局三反運動開展後高級技術人員貪汙嫌疑分子自殺者已有三起”：該局直屬單位三反運動深入後，至17日已連續發生四件自殺案件。自殺的除一個是鐵路公安部隊的戰士外，其餘三個都是高級技術人員中的大貪汙嫌疑犯。如上海鐵路管理局材料處計劃科科長陸逸智（曾留學美國），於1月16日即表現情緒不安，領導上發現這一情況後即由該局政委譚光啟、副局長吳良珂親自找他談話，鼓勵他坦白，並向他說明不一定要在群眾中坦白，可以找個別負責同誌坦白。陸逸智當時很受感動，但回宿舍後又服DDT自殺，經急救後未死。中央鐵道部材料局駐滬辦事處采購組副組長吳培鬆被該處采購員塗耀南當眾檢舉後，次日即投黃浦江自殺，臨死前留了一個條子說：“我為塗耀南而死”。上海鐵路管理局衛生處藥濟師王英才服嗎啡自殺未死。這些高級技術人員大貪汙犯的自殺事件，該局領導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號143頁，“沈陽三反運動中發生工人自殺事件數起”：沈陽在三反運動中發現幾起工人自殺事件，其中沈陽市電車廠就有兩個20多年工齡的工人，因為自己有貪汙行為，基於階級的自覺，認為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而自殺。市委書記凱豐認為這一問題嚴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運動和相互檢舉（檢舉工廠領導和奸商在外），對工人應著重進行階級教育，否則就會紊亂了鬥爭的陣營，模糊了鬥爭目標。
1952年35號125頁，“上海市在打虎運動中強打硬仗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十分嚴重”：華東區級機關亦發現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如合作總社至16日為止，已捉到大老虎17隻，但其中有8個人坦白後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個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圖自殺未死。華東財委辦公室主任蔡輝（一隻很大的老虎）撤職查辦後，於11日臥軌自殺，影響到該重大貪汙案已無法破獲。
1952年35號130頁，“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我國最大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突於2月8日自殺身死。自殺原因尚待了解，外間揣測可能是：（一）解放前盧與蔣匪勾結很緊，可能有政治問題，怕“三反”、“五反”運動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盜竊國家財產很嚴重，害怕坦白和被檢舉，據說民生公司內部已有職工檢舉盧貪汙事情。（三）民生公司內部有派係鬥爭，近有輪船兩艘被特務擊沈，盧的周圍也有特務，盧死的原因甚為可疑。盧是國內航業巨頭，在四川影響尤大，但死後卻少見議論，主要是因為工商界進行“五反”甚緊，人們不便顧此，有的人也不敢發言或表示態度。記者與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們均故作鎮靜，但言語之間仍透露了他們的心意。上層人物如李仲平（重慶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認為盧死並不突然，甚至說：“死得其時”，意謂再活下去將來查出政治問題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業者則傳說紛紛，揣測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極情緒很濃，有的說“五反後我把產業賣了，不幹了”。民生公司內盧所培養提撥的高級職員曾號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該公司附屬的民生機器廠副廠長說：“盧作孚白手興家（盧青年時候是一貧苦小職員，由於攀附得法，迅速變質為資本家，以後從掠奪性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大資本家），平生也沒有幹過什幺壞事，落得這般下場，有些可惜”。但在該廠工人中則確認為盧有政治問題，情緒未受影響。
1952年40號185頁，“三反簡訊”：在三反運動中，南京市自殺的貪汙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還有8個貪汙分子的家屬自殺。貪汙分子用“自殺”嚇人的手段抗拒運動以及在鬥爭大會自打自傷的現象也有。
1952年55號95頁，“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問題嚴重相持二十多天還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鵬飛（日本留學生、工程師）在打虎戰鬥開始不久投井自殺了。
1952年82號133頁，“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殺總數達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份係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係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於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份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中小戶為“大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份子並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製後，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四月八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對此問題有的單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號444頁，“上海二期失業登記中發生自殺事件四起”：有一個人是因為申請登記後害怕追查他們的曆史，不登記又沒有辦法，最後隻好自殺。
1952年231號67頁，“甘肅武都專區在土地改革試辦中幹部宣傳不夠連續發生自殺事件”：甘肅省武都專區在試辦土改中先後發生自殺案件30起，其中有中農14人，地主9人。發生自殺事件的原因，一方麵是有些惡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殺。另方麵是由於該專區在土改中宣傳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幹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確，觀點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現象。
1953年58號370頁，“重慶因婚姻問題自殺者增多”：重慶市“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在上月下旬開始後，因婚姻問題自殺的案件驟然增多；僅據一、二、三、五等四個區不完全的統計，截至3月3日止，已發生自殺案36起，因領導機關先有布置。控製較嚴，全市自殺者隻死了2人，其餘獲救未死。……上述自殺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發生的，三月以來已減少了，如二、五兩區已有五六天未發生此類事件，其原因是各區工作幹部已經下去，根據中央補充指示進行了宣傳糾正了急躁現象，同時各區負責同誌都下去親自指導，由專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殺者，並分別情況進行了教育和處理，所以群眾情緒已超穩定。
1953年66號573頁，“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學校中的青年團組織對所謂“反動”、“落後”的學生采取孤立和打擊的態度。 嚴重的如四川大學團委，僅1951年3月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到去年7月為止，被孤立的學生共達418人，占全校學生總數14％以上。被“孤立”的學生，包括曾經參加過反動黨團者，社會關係複雜者，個人曆史複雜者，生活作風惡劣者，“有沒落階級情緒者”等等。“孤立”的辦法是不讓他們和同學們接近，常常被鬥爭和打擊。……該校相繼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去年暑期，曆史係四年級學生周彥能投河自殺（未死）；去年12月，曆史係二年級學生張可成墜樓自殺（傷）；同月，農學係三年級學生馮壽夫用剪刀割喉自殺（傷）。該校前後得神經病者三人，並有退團退學者。又如重慶高級工業學校團支部，於去年3月，將32個所謂有“反動思想”的學生進行集訓，其中3人挨過打，兩人挨過捆。“五一”遊行、成渝路通車、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團來渝都不準這些人參加。對這些學生的行動限製直到去年10月團市工委的檢查組下去後才停止。
1953年132號183頁，“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廳通報農村轉業幹部李文元自殺事件”：山西榆次區企業公司營造廠秘書李文元因工作不適應自殺。
1953年141號355頁，“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況”；祁東、嘉樂、耒陽、臨武等縣已先後發現饑民因病餓自殺和自殺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號316頁，“貴州王家司選區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死人事件”：貴州都勻縣紙坊鄉王家司區在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偏向，致選民王繼華自殺。主要原因是由於以往的曆史問題，不給王繼華選民資格。
1954年8號124頁，“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在糧食統購中，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與投機糧商鬥爭中，沒有注意策略。望江縣灑口區區委書記江良，在公審投機糧商徐樹華的群眾會上，用“打雞罵狗”的辦法，點了私商胡效祝（開屠宰店、南貨店、兼營糧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後，很畏懼，與妻一同自殺。
1954年76號33頁，“遼西第二批基層普選中發生自殺事件十四起”：綏中縣某村工作組因對政策交待的不全麵，不清楚，該村一個富農因沒有得到選民證上吊自殺了。
1954年131號174頁，“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內因家庭和婚姻問題死了六百人”中說：自殺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頁，“河南省今年有25萬初中、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學生的不滿情緒日益表麵化”中說：全省已發生自殺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頁，“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工作中發生十起自殺事件”：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中，由於調查方式不當和政策交代不明確，在不到一個月內，已發生十起自殺事件（其中六人自殺已死，四人自殺未遂）。……有不少報告員和宣傳員對打擊刑事犯罪的政策領會不深，在宣傳中“信口開河”地亂講，有的還歪曲了黨的政策。金縣十區山後村宣傳員在群眾大會上講，“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戀愛的都是流氓，都應檢舉。”已引起許多青年男女不安。金縣六區河阿爾賓村農民侯忠良愛喝酒，有時酒醉罵大街，在1月6日晚召開打擊刑事犯罪的宣傳大會上，有人提到：“我們村裏有喝酒罵人的，為什幺不處理？”當時公安派出所的同誌也未進行解釋便散會。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後便上吊自殺。大連機車車輛製造工廠61歲的老工人邱馨齊，1月7日在工廠聽報告，當聽到“有偷竊行為的人自己說吧”的話後，表現驚慌，過了兩天便投井自殺，並留有遣書一封，上寫：“我拿了工廠一點釘子，東西雖少，很可恥。”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等工作中副死群眾113人”：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和發展互助合作組織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況嚴重。根據最近不完全的統計，全省自去秋糧食統購統銷以來，群眾被迫自殺已遂者達133人。嘉興專區在土改掃尾、統銷補課、發展互助合作組織以及這次統購統銷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條人命。金華專區在糧食統購統銷中，自殺74人。據省委辦公廳在一月份的統計材料分析，自殺者除地主、富農外，貧農和中農要占到50％以上。嘉興專區三個鄉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農18人，雇、貧中農193人。據金華專區的了解，自殺和受逼害者，還有青年團員、村幹部、勞動模範、互助組長、人民代表、轉業軍人和軍屬。
1956年2103期231頁，“江蘇複員軍人自殺事件逐年增多”：從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頁，“吉林的十所中學這一學期有七名學生因失學失業自殺身死”。
從上述中共內部關於1952年到1957年4月前發生的自殺現象的通報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現障礙（如升學、婚姻、失業、饑餓、工作中壓力等）而自殺的隻有少數幾例。絕大多數自殺現象都與政治相關，特別是在“三反”和“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自殺達到了1949年以後自殺現象的第一個高峰。1956年沒有發生大的政治運動，從以上的官方報導中可以看出，就隻發現兩起常態情況下的自殺現象。
2. “反右”期間
1957年4月以後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在這次運動中，自殺的知識分子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又一個高峰。這一時期被逼自殺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各文化單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校比比皆是，中國許多知名作家和科學家即在這一時期自殺。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
當時的自殺現象相對集中在大城市。下麵列舉幾例：著名生物學家湯非凡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於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自殺。[7] 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曆史係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並無反黨言論，但他尚未回國，學校裏就已製造出一個“餘（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丁則良定成右派；他返國後回到北京大學擬繼續編寫教材，可是東北人大卻電話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對來勢凶猛的運動毫無思想準備，遂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自殺。雲南昆明的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以為自己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傳出消息雲，他照樣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係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幺？》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鬥臭鬥垮鬥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鬥，直到倒下後噴水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樓自殺。雲南大學中文係有四名同學因向係黨總支的領導提了意見，一並被定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鬥爭的侮辱，其中一位黨員跳河自殺。[8] 著名電影演員石揮反右時剛完成一部根據真事改編的電影《霧海夜航》，由於片中有一幹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家夥，算是“誣蔑黨的幹部”，他平時說的笑話（指電影局的人為“警察局派來的警察”、“咱們拍鏡頭都要經過警察局批準”）也拿來作為罪證；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後，他登上自上海赴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吳淞口外的揚子江，年僅42歲。[9] 胡適留在大陸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雖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開宣布和“反動”的父親劃清了界線，但《人民日報》報導該校機械係主任孫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時，特別注明胡是“胡適的兒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殺。廣東某縣一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區右派指標缺一個時被補入名單湊數；他被準許留校，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曆史、語文，隻能教數學及做雜工；每月僅得15元生活費，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對全縣宣布：“右派、特務、反革命XXX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下”。[10] 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女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台灣，隻因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舍、培養、使用和鑒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鑒別和評價”，因而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鬥爭，鬥爭之餘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受不了，上吊自殺了；第二天設計院照樣召開“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的安排下，發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11] 還有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擔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以及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等，都是此時自己結束了生命。[12]
當時對“反右”時自殺的人都以“畏罪自殺”而論，人們不敢公開表達對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識分子曾就此前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現象有過一些反映，但這些意見最後均未受到重視。[13]
以下則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兩個月裏內部通報過的29起自殺事件，當時對“反右”時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均不報導，這些作為內參上報的案例隻是其中極少的一部份。在這29起自殺事件的報導中，因正常社會問題引起的隻有兩起，其餘全是政治運動所致。
1957年2214期13頁，“清華大學學生‘放’的勁頭不足”：最近學生中陸續發生6起自殺事件，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57年2215期27頁，“武漢醫學院被迫停課情況”：對在運動中自殺身死的學生劉卓勳應做出結論，如是冤屈而死，應做好善後工作。
1957年2216期52頁上的一篇報導中說：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鬥爭了80％，已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
1957年2218期13頁，“天津大學掀起了大字報風潮”一文稱，有一個叫周樹仁的女生在肅反中投河自殺。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說：黨員秘書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務員偷竊的，逼得那個公務員自殺，被救後變成了神經病。
1957年2219期12頁，“天津大學許多學生貼出大字報追查於逢自殺事件”，提到在肅反時於逢的人格被汙辱損害了，……於先生終於被迫自殺。
1957年2220期13頁，“天津高等學校的‘鳴’、‘放’普遍活躍”：河北師範學院也開始出現活躍的情況，許多大字報提到“李奎順自殺事件”。同期新華社記者李正傑的文章“南開大學‘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學繼續在肅反問題上糾纏”提到，鑒於天大揭發的肅反中幾個事件的情況，南大黨委顧慮因類似事件也會在南大引起波動（南大有兩個教授、一個教師在肅反中自殺）。
1957年2223期19頁，“山東師範學院‘鳴放’情況》：化學係在肅反時教授崔永福自殺，崔不是肅反對象，是被嚇自殺的。
1957年2224期13頁，“南京高等學校‘鳴’‘放’情況”提到江蘇醫學院的情況時曾就陳少伯教授為何自殺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頁，“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引起一學員跳樓自殺”：1月25日，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導致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跳樓自殺。（未死）原因是懷疑陳廁所裏寫了“打倒共產黨”“消滅共集團”的反動標語。
1957年2150期208頁，“內蒙古複員軍人中發生多起自殺、被殺和烈屬、軍屬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頁，“重慶市反右派中連續發和自殺逃跑事件”：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派在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鳴”、“放”的黨員幹部胡漢懺2日晚八時三刻左右在該院自殺身死，自殺發生在他參加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個布置反右派鬥爭會議後的兩個小時內。據重慶市公安局檢驗證明，胡係用自備小型洋刀在頸項左右動脈戮了五刀後死的。……胡本人有問題未徹底交代可能是自殺的原因，而反右派鬥爭的壓力則促成了這次自殺。文章還提到，西南農學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囑其妻準備後事，表示要自殺。
1957年2254期11頁，“武漢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的第一個高潮中有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自殺的是中南財經學院經濟係二年級學生彭先讚。彭是共青團員，湖南人，23歲。他看到反右派鬥爭聲勢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殺。這一情況該院已向湖北省委書記匯報，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院方已將此事向全院宣布，並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布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
1957年2256期28頁，“上海外國語學院在反右派鬥爭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上海外國語學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該院一年級七班學生陸立時（女，21歲）於8日中午自殺身死。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天上午班裏開會批判其右派言論，因陸態度強硬，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曾高呼“隻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繼續抗拒隻有自絕於人民”等口號，這時陸承認有反黨言論，並表示願在下午交代。會議結束後，校方為防止發生意外，曾派兩名女同學注意她的行動，吃飯時那兩個女同學沒有留神，陸即奔宿舍，寫了一封簡短的絕命書，隨即用剪刀剪斷喉管自殺，發現後，經校醫急救無效，死亡。另一個自殺的是工友施永豐（未死）。
1957年2256期31頁，“湖南各地中等學校醞釀鬧事”：最近，有些地方由於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沒有跟上去，已發生學生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
1957年2263期29頁，“安徽省右派分子呂蔭南畏罪自殺”：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原因是他不承認對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藥自殺。
1957年2274期7頁，“最近陸續發現有右派分子逃避鬥爭、自殺和逃跑現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個專區發生自殺自死一起，死者為淮北公路運輸分局薑福海。他在第一次鬥爭會議被提名為右派分子並責令繼續交代以後，當晚即投淮河自殺。文章分析原因說：領導上缺乏警惕，沒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動態，有的已表現了緊張情緒亦未引起足夠注意；同時對右派分子隻一味強調鬥爭，而沒有進行啟發誘導等勸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頁，“湖南中小學畢業生發生自殺失蹤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頁，“重慶市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六起”：重慶反右派鬥爭期間先後發生自殺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傷2人。死者除1人係小孩被父母自殺前殺死外，有黨員4人，共青團員1人。論職別：處長一，科長一，一般工作人員三。自殺未遂之二人，一為一般工作人員，一為學生。自殺者一般都有政治曆史問題。如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1939年參加過國民黨，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平時他有一係列的反動言論，大“鳴”大“放”期間，他又竭力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有殺父之仇，因此他們以全家三口自殺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文章還說：“據了解，自殺事件大部份發生於反右派鬥爭初期，可能是因來不及全麵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頁，“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學校的中、小學畢業生思想波動很大”一文說：“目前已發現未考取學校的的學生自殺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頁，“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畏罪自殺案件多起”：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地主、富農分子畏罪自殺事件多起。據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殺身死。如信陽專區發生自殺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4人，農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頁，“吳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三起自殺事件”：吳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普遍提高，發揚了正氣，壓倒了邪氣，但有部份基層幹部和群眾卻隨之產生了偏激情緒，以致在運動中出現了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情況，最嚴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內竟因此先後發生了3起自殺身死事件。本期還有一篇文章，“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連續發生自殺事件”：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個另地區發生重點批判麵過寬、亂點名、亂鬥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罰跪、遊街等現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殺的嚴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統計，已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內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頁，“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青海省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從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2人，漢民9人，地主1人，上中農8人，下中農1人，貧農1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後，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文章分析原因：“總的來說是對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打擊鬥爭和對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說理批判沒有嚴格分清，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把土改時鬥爭地主的方式用於社會主義大辯論。
1957年2322期9頁，“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鬥爭中一周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來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殺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 文章分析原因說：“經過開學前的批判右傾思想後，開學後的反右派鬥爭聲勢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壓力很大，驚慌不安。如華中工學院死了的一學生，原來是劃做中右，他在大鳴大放時隻偷偷地寫過一張大字報，反右派鬥爭開展後也沒有跟任何人談，開學後思想鬥爭很激烈，一時轉不過彎來就自殺了。武漢大學物理係教授畢長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學期未點他的名，暑假中他還和李達校長等一同去廬山休養，回來後也還未動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係一個教師到他家閑談，談到物理係開會時對他意見頗多。畢長林聽了後惶惶不安，晚上8時談的，10時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頁，“遼寧省各民主黨派反右派鬥爭的情況”：有些右派以死威脅。如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薑陟庭（民建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已經服毒自殺。
1957年2332期11頁，“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河北省各地農村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據不完全統計，53個縣發生105起，死95人。據79起自殺事件統計，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5人，頑偽人員、人，富裕中農4人，中、貧農19人，軍屬2人，村、社幹部3人。”文章說，這其中“畏罪自殺的12起。另外，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對黨的政策宣傳不夠深透，使一些有問題的人，摸不著底，恐慌自殺的38起。還一個原因是，由於鬥爭方法簡單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辦法，使被鬥對象感到無路可走，造成自殺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頁，“黨內右派分子、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畏罪自殺”：黨內極右派分子、原中共山東省委時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已於10月28日夜畏罪自殺身死。劉建死時，年齡僅39歲。在劉建死後，山東省委認為：劉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眾日報根據省委指示已經和正在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肅清劉的影響。
1957年2371期13頁，“山東省秋糧征購、定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在定銷方麵，由於摸底不清，安排遲緩，個別地區民發生鬧糧、外逃和自殺現象。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間的自殺者未必是因為懦弱。有的人是見到與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劃為右派後受盡淩辱，為免自己受辱而寧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為親人被鬥爭，不願與之“劃清界線’而寧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學生因為說“蘇聯並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而被檢舉，當局便責令其父“揭發”，父親不願傷子而臥軌自殺。[14] 還有的父母因為孩子成為右派而自殺的。[15]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許多自殺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抗議行為，這可能與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有關。不僅許多人以終結自己的生命向當局及其追隨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後的不屈的抗議，甚至還有為朋友被整而憤然自殺的。例如，當劉賓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時，其好友戚學毅即以跳樓表現了“士為知己者死”之氣概。[16]
3. “文革”期間
“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反右後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運動而導致大量自殺的現象又開始集中出現。僅湖南省道縣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間被迫自殺的即達326人；文革期間，零陵地區的自殺人數達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據那裏的教師敘述，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筆者曾看過的一個材料說，僅在北京大學，“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期間，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曆史係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曆史係辦公室主任的吳偉能文革中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曆史係文革委員會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離開了“學習班”，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死後第二天，北大曆史係召開了針對他的批判會，給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在吳偉能的屍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裏還有三具屍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19]
其實，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國，豈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教授、清史專家、副係主任傅洛煥看到大字報和遭到“鬥爭會”攻擊後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文革時天津有一陣子自殺成了風，據說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的自殺開的頭。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訴筆者其親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他在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麵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三具。由於人們普遍見過投水自殺的屍體，以致於北京市民中流傳著一種說法，不用看死者的麵容，僅看屍體浮起時的狀態就知道死者的性別，女的仰著，男的趴著。這種生活經驗大概是中國人獨有的。
“文革”中自殺現象與以往不同的一個特點是，隨著政治運動向社會各階層全麵延伸，其殘酷程度越來越高，自殺行為也蔓延到了社會各階層，不再集中於某幾個階層。從大學到中央機關，從普通工人到中小學生，都有人遭到或懼於政治迫害而自殺。[20] 但迄今為止關於這一時期自殺的記錄始終是零散的。[21] 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怪的特點，即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筆者居住的大院裏“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文革中的自殺行為一直延續了幾年，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一萬多人。由於關於文革的資料和回憶錄比較多，讀者可以從許多出版物中找到類似敘述，這裏就不再進一步說明了。
二、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分析與評價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間自殺者的案例中，以知識分子的自殺最引人注意。下麵的分析以筆者選擇的部份知名知識分子的案例為基礎[22]，這一名單與上一節注[21]的自殺名單基本不重複。在這一名單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本世紀上半葉的大學畢業生，不少人曾留學國外，多半學有專攻，是各自學科或領域內的骨幹，也可以說是民族的知識精英。他們在中共建立政權時都留在大陸或在中共建政後特地從海外回國，投身祖國的科學文化建設事業。他們是愛國的，並非中共的政敵，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黨員和重要幹部。但是，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這樣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政治打擊的對象，使得他們走上了絕路。
1. 39例自殺案例的歸類分析
為找出自殺現象的共性特征以研究其成因，筆者曾按下列項目分析對比過名單中的案例資料：1.自殺的具體時間和地點。2.自殺的具體方式（如跳河、跳樓、跳煙囪、跳海、跳井、跳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3.自殺的直接動機。4.生前工作單位。5.生前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係。9.自殺時的年齡。10.自殺後單位的結論。11.自殺者家族成員中有無自殺史。12.其他特殊情況。
經過歸納分析後，發現了如下特征：
第一，在諸種自殺方式中死者通常選用最簡單、成功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自縊，這表明知識分子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和必死的決心。他們選擇的自殺方式還受製於物質條件的製約。例如，隻有少數人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氣使用率較高的上海；自殺的高級官員中多采用服安眠藥的方式；而其他自殺者則往往選擇自縊和跳樓等痛苦或慘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殺者中，除少數人外（老舍67歲、饒毓泰77歲、盧作孚69歲、王重民73歲、周瘦鵑67歲），其餘35人的年齡約在45歲至55歲之間。自殺者的這一年齡特征說明，自殺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處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例如，其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四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饒、謝兩位還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還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國學大師。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既然處於這一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有較多自殺者，說明社會生活是極不正常的，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絕路上，一般情況下其自殺動機本來可能會比其他年齡段的人低。
第三，自殺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協文聯、藝術團體，這些職業恰恰是“思想改造運動”、“反右”和“文革”的矛頭所向。
第四，自殺者中有不少是夫妻雙方同時自殺，如翦伯讚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鬆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張宗穎夫婦。這種現象說明，這些自殺者的婚姻狀況良好，他們選擇這種方式反映了夫妻雙方對自殺身死有高度認同。
第五，絕大多數自殺者的家族中都沒有自殺記錄，從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狀況裏，都找不到明顯的自殺理由。由此可以推測，這些自殺現象的原因與社會學通常對常態社會裏自殺現象的假設不同。
2. 自殺現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會學家愛米爾·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係統的研究[24]，他從對宗教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利己型（egoistic），這類自殺的根源在於個人未與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而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自殺（anomic），它的產生是由於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調節，個人需求和欲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製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與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導致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的原因與杜爾凱姆的分析並不吻合。因為，杜爾凱姆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筆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卻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的這種自殺現象。僅在分析某些個案時，杜氏的理論或許有參考價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與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本來並不存在特別的緊張和衝突，但是，在當局有意識地引導操縱下，形成了一種對知識分子強加政治壓力的社會政治環境，這種壓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達到了高峰，而知識分子的自殺率則與這幾年政治運動中的政治壓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殺的時間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這三次高峰，這些自殺高峰與當時的三次幾次政治運動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實質。
這一時期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還帶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傳染性。當許多人處於幾乎相同的政治壓力之下時，個別自殺者的行為具有對其他社會成員的某種暗示性，而別的正感到恐懼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這一暗示，而選擇相同的結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樂家傅雷夫婦自殺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係係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殺；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該音樂學院鋼琴係係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25]；隨後，該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係主任陳又新也相繼自殺。
在這二十多年裏，有這幺多的知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確實是令人吃驚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自殺的原因。
首先，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製度產生了一種嚴重威脅知識分子生存的氣氛。在自殺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義理想、並有留學和國外生活背景的知識分子為多。這些知識分子曾經感受過自由社會的生活方式，他們回國前或者對中共的製度不了解，或者是對這一製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結果國內現實的政治環境與他們所期待和願意接受的顯現出巨大的差異。發現受騙上當後，他們的內心可能長期處於複雜的矛盾狀態下而無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臨的政治打擊，就很可能導致他們的精神崩潰。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當年從香港回到中國的三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薑永寧、容國團和傅其芳，最後全都選擇了自殺的道路。另一方麵，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識分子本來是可以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由於對新政權抱有幻想而留了下來。當後來他們麵臨政治高壓時，或許會對自己當年的選擇有一種追悔莫及之感，這也是令他們走上自殺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產生了一種媚上賣友、不擇手段打擊同事甚至親友的極為惡劣的政治文化，而且這種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號而受到政府鼓勵。社會當中充滿了對立，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友情被無條件對黨和幹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會人際關係受到很大的破壞。這樣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也是這些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從以往早已習慣了的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落入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並且毫無選擇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許多知識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殘，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無法通過任何渠道釋放出來。人際關係的普遍惡化，甚至使家庭、親戚、甚至長幼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異化。知識分子自守的個人道德和人格，無法對抗這種由政權強加給整個社會的無道德化，因而他們會有孤立無援之感。長期生活在這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氣氛中，讓許多正直而潔身自好的知識分子產生厭世的社會心理，這是自殺現象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會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滅了傳統的日常文化生活；人為地製造階級對立，使整個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由於取消了教會，使一切與教會相關的博愛觀念都淡化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自顧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社會成員也普遍失去了人類本應有的同情心。在這種情況下，絕望而有可能走上絕路的人們以及已經自殺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別人的關心和愛護，反而受到更嚴酷的打擊。從本文列舉的自殺案例中可以發現，某人自殺後，其所在單位往往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他們的多數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說過：“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功擊死者。”[26] 不僅在社會基層如此，黨政高層也毫不關心絕望者的命運。毛澤東就曾對他的醫生李誌綏說過這樣輕鬆的話：“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殺現象缺少起碼的人道關懷，也是加劇自殺現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自殺率，與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中對他們人格的惡意侮辱有關。從已知的自殺案例中發現，自殺者往往相對地集中在這樣幾個社會群體，即大學教授（學者）、作家、大學生、名演員。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而曆史上中國作家卻很少自殺。[27] 為什幺在特定曆史時期在這些知識分子中卻集中出現了一個自殺的高峰呢？其原因隻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從案例中發現，當時對知識分子的人格汙辱有時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鬆夫婦就是在被人當麵扇了耳光之後自殺的，其他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讚等都有類似情況。知識分子是高度自尊傳統上也受到社會充份尊重的社會群體，隻是到了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才史無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係統、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這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原因。
最後，自中共建政以來，除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高壓外，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也迅速縮小，他們一旦受到打壓就隻有死路一條。知識分子以傳播思想文化為職業，但1949年後完全取消了新聞和出版自由，逼著知識分子隻能依賴現存體製生存。同時，政府壟斷了幾乎一切知識分子可能就業的場所。如果知識分子被這個體製所排斥，他們將再也無法以自己的知識技能謀生，而隻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原來的職業，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害後的絕望正是由此而生的。這種為了明確的政治目而塑造的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這一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既不同於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裏，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並不意味著在民間無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間，民間社會基本上消失了，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後根本就沒有任何回旋的餘地。
當時對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兩種方式都以急劇改變知識分子的生存條件為特點，從肉體和物質上進行雙重折磨。前一種方式把原來生活狀況尚屬中上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習慣於南方氣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鄉間，故意從物質條件和精神狀態兩方麵長期折磨他們，目的是要讓思想上比較獨立的知識分子臣服。後一種方式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有榮歸故裏、衣錦還鄉的文化傳統，但把來自農村的、好不容易才從鄉間掙紮出去的讀書人遣返回老家，讓他們戴著右派、曆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在故鄉的前輩、親戚、朋友麵前認罪，是對他們的尊嚴的最後的嚴酷打擊。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受到主政者鼓勵的政治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裏，這無形中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時考慮最終出路產生了極為負麵的影響。
三、結論
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是人類的恥辱。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裏，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麵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殺現象對中國所產生的負麵影響是極為明顯的，而且為禍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識分子的大批自殺與打擊知識精英的其他結果一起，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和人文藝術的正常發展，造成了學術文化發展的斷層，進而妨礙了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損失可能是永遠也補不回來的了，何況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縛著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由此就更可以體會到堅持類似研究的意義。
謝泳，廈門大學教授。
【注釋】
[1] 華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頁，友聯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處同上，第68頁。
[3] 上海解放後，殷紀常第一個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國最大的腳踏車零件廠送給政府“合營”，在銀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請範長江到行裏向職工演講的，這種人他自不想死，但終於受盡折磨還是不免跳樓一死。見華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頁，出處同上。
[4] 何濟翔，《滬上法治夢》，第3頁，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嶽騫在“我親見的土改鎮反殺人”中也說過：所謂反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誰也無力還債，於是紛紛跳樓自殺。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行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聽完匯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降落傘部隊？”即是指跳樓商人。（見金鍾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第17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9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麵貌》，第224至225頁、235頁、258至259頁，時代批評社，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鯨文在書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時期，北京東四一個區在運動高潮時，就有26個老板自殺。天津中國實業銀行副經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藥自殺的。當時自殺者不下二三十萬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凍之後，一個冰孔處就撈起十幾具屍體。天津礦業學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不了人格汙辱，在自己的臥室裏懸梁自殺了。在北京大學，1952年“五月上旬，工學院兩名職員自殺身亡。被解除隔離的工程科一名職員和其妻子（總辦事處職員）投什刹海自殺身亡。校醫室一名醫生在家中自殺身亡。”（《北京大學紀事》上冊頁450，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寧坤的“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共產中國五十年》頁72）1949年以後，對各種政治運動中發生的自殺事件通常是不報導的，這也是延安時代的傳統。1942年4月以後，延安《解放日報》在整風運動的高潮中分別報導了中央黨校一男學員自殺和延安大學一女學員自殺的消息，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有些消息如黨校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第4期，第46頁，北京。
[8]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第350至353頁，《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年，香港。
[9] 當時曾發過一則內參“右派分子石揮不知去向”，其中寫道：“有人懷疑石揮是否會跳海自殺，但經查對上海碼頭售出的船票和寧波收回的船票數字相等，估計石揮已在寧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內部參考》，新華社編，1957年2372期，第16頁。
[10] 出處同注[8]。
[11] 出處同注[8]。
[12] 黃秋耘，《風雨年華》，第16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談到肅反時曾說：“這太過了。許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有些人自殺了。這不是平常的損失，這是我們隊伍，向科學進軍的隊伍中少了幾個人。”見《內部參考》1957年2212期，第24頁。民盟中央的陳新桂在“對過去幾陣暴風雨的批評和建議”一文中也談到了對曆次政治運動中自殺者的評價：“在運動中自殺的人，當時都被說成是‘畏罪自殺’，這是很不公平的，應深入調查，如是畏罪，應指出罪在那裏，如是畏逼、畏鬥自殺的人，政府應恢複其名譽，照顧其家屬生活。”為此，陳新桂後來成了著名的右派。見《內部參考》1957年2225期，第57頁。
[14] 出處同注[8]。
[15] “鳴放”期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的秘書吉世林奉謝之命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女生林希翎，說謝欲在家中見她。後來接見時吉也在場陪同。林被定為“大右派”後，吉也受累落網。老婆離婚帶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農村監督勞動。老母見此，憤而上吊自殺。又如，1957年80多歲的學者蔣維喬聽其子回家訴說被打成“右派”，蔣當即說“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處同注[8]。
[16] 從維熙，《走向混沌》，第6頁，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見《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轉引自《大時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廣州）。丁抒認為，“文革”初期自殺者約有20萬人，他提供了幾個具體數字：湖南大學在文革期間的“清隊”中有18人自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殺，包括從美國回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殺的達59人；上海市南匯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殺；青海省貴德縣“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殺；陝西省安康縣“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殺。（金鍾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香港）。目前關於“文革”中自殺人數的估計都是不準確的，因為官方不開放相關的檔案。
[18] 北大教授季羨林在回憶“文革”時，對於這個時期的自殺現象曾有特別的感慨。他寫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曆史係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幹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是‘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係總支書記程賢策。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杠杠。他挨過批鬥，六一八鬥‘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裏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著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裏。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栗。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外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鬥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鬥爭，我無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誌在必死，在水深隻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裏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係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能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從來沒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我原以為離開自己很遠很遠、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情，現在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我決無意於創建一門新的‘邊緣科學’，自殺學或比較自殺學。現在是箭在弦上，非創建不行了。凡是一門新興學科，必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我在別的方麵理論水平也很低，對於這一門新的比較自殺學，我更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想法當然是有一點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現在就公開出來。”見季羨林的《牛棚雜憶》第74、7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師王友琴的回憶。
[20] 例如，外交部幹部淩其翰敘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嚴重的衝擊，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淩辱，與夫人雙雙含冤而死。”（淩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在龍潭湖投水自殺，北京市第八中學曆史老師申先哲也在被毆打後自殺；兩年後，在新一輪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曆史老師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學的曆史老師焦庭訓，相繼自殺；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在文革的迫害中於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她又被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教師王友琴的回憶）。
[21] 筆者整理的文革時期部份自殺者的名單、自殺時間、自殺方式及部份相關記錄之出處如下：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藥）、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長李震（自縊於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裏，見高建國的《顧準全傳》頁724，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徐冰（1968年）、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藥）、紡織部副部長張琴秋（茅盾弟媳，沈澤民遺孀，跳樓）、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和南京師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夫婦（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學英語係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副秘書長餘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斷動脈）、天津市委副書記王亢之（1968年2月）、學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年，跳河）、哲學家李達（1966年8月24日）、電影劇作家海默（1967年）、電影藝術家應雲衛（1967年1月26日）、複旦大學教授周予同、華東師大教授姚啟鈞（1966年8月4日）、電影演員舒繡文（1968年，在獄中）、著名民主人士黃紹宏（1966年8月）、物理學家趙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員趙慧深（1967年12月）、王達仁（見《吳宓日記》，第9冊，頁464，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黃操良（見藍翎，《龍卷風》，頁121、12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經濟學家沉誌遠（見《徐鑄成回憶錄》，頁303，三聯書店，1999年）、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北京大學中文係62級學生沈達力（生前被打成“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動學生，1966年3月17日，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1966年10月18日，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中共新北大領導小組負責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學經濟係學生楊複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學生物係教授陳同慶（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樓）、郭民英（1968年）、鋼琴家顧聖嬰（與母親、弟弟一起，開煤氣，見顧訓中的“想起了顧聖嬰”，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匯報·筆會》第8版）、良卿法師（見“良卿法師自殺之謎”，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學體育教師薜壽虎（1967年，與其妻及4歲、6歲的兒子一起，開煤氣，據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袁進先生回憶）、《大公報》記者劉克林（1966年8月，見劉自立的“父親──“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幻滅》，《北京文學》1999年6期）、施濟美（自縊，見黃世瑜的“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匯報·筆會》12版）、乒乓球運動員薑永寧（自縊，見者永年主編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 1998年）、複旦大學副校長陳傳綱（1966年，服大量安眠藥，見陳四益的“傳綱之死”，1999年2期《隨筆》雜誌頁80）、教師蔣蔭恩（自縊，見唐振常的“舊稿舊事──憶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匯讀書周報》3版）、學者閻簡弼（倒入卡車輪底，見趙儷生的《籬槿堂自敘》頁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學者黃少荃（自縊，見趙儷生的《籬槿堂自敘》頁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顧準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來沙爾”藥水，見高建國的《顧準全傳》頁588，上海文藝出版社）、佟靄成（自縊，見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頁193，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劇孫笑林（1967年，自縊，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回憶）、珠江電影廠演員黃玉中（1968年，跳樓，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劉納女士回憶）、武漢大學教授楊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劇院著名青衣演員韓俊卿（服毒）、複旦大學哲學係總支副書記郭仁傑（1967年，見葛劍雄的《悠悠長水──譚基驤後傳》頁1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南開大學外語係教授吳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陳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縊，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經濟係講師孫兆祿（1969年1月24日，跳樓，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南開大學數學係講師孫鳳池（1971年4月25日，自縊，據南開大學張漢如教授回憶）、北京大學西語係教師吳興華（1966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回憶）、北京大學西語係德語教師徐月如和程遠（1968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回憶）、北京大學西語係西班牙語教師蒙複地（1968年，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女士回憶）、上海市北郊中學高中學生李大申（1975年，跳樓，斯坦福大學教師王友琴女士回憶）、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學生王祖華（撞向汽車，見謝蔚明的“早期的《文匯月刊》和他的作者們”，《山西文學》，2001年2期）、其母張啟行（服毒）、其父王熊飛（1969年，自縊）、小說《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誌（1967年，自縊）、留美歸國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繼自殺）、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讚（1989年生，武昌商專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學法國，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文聯，死於1966年，自縊）、老舍（生於1899年，北京師範畢業，留學英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文聯，死於1966年，投水）、儲安平（生於1909年，光華大學畢業，留學英國，生前工作單位九三學社，死於1966年，投水）、李廣田（生於1906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雲南大學、死於1968年，跳池）、陳夢家（生於1911年，燕京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考古所，死於1966年，自縊）、鄧拓（生於1912年，光華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市委，死於1966年，自縊）、範長江（生於1909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新華社，死於1970年，跳井）、許政揚（生於1926年，燕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南開大學，死於1967年，投水）、汪錢（生於1916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66年）、趙宗複（生於1915年，燕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太原工大，死於1966年，跳樓）、姚溱（生於1921年，大同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宣部，死於1966年，自縊）、李平心（生於 1907年，上海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華東師大，死於1966年）、楊剛（生於1905年，燕京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日報》社，死於1957年，自縊）、聞捷（生於1923年，生前工作單位上海作協，死於1971年，煤氣中毒）、田家英（生於1922年，生前工作單位中共中央辦公廳，死於1966年，自縊）、張宗燧（生於1915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物理所，死於1969年，自縊）、張宗穎（生於1917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社會所，死於1957年，自縊）、陳笑雨（生於1917年，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日報社，死於1966年，投水）、饒毓泰（生於1891年，中國公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南開大學，死於1968年，自縊）、謝家榮（生於1898年，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中科院地質所，死於1966年）、盧作孚（生於1893年，生前工作單位四川省政協，死於1952年）、言慧珠（生於1919年，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戲校，死於1966年，自縊）、上官雲珠（生於1920年，生前工作單位上影，死於1968年，跳樓）、葉以群（生於1920年，留學日本，生前工作單位上海文聯，死於1966年，跳樓）、鄭思群（生於1912年，留學日本，生前工作單位重慶大學，死於1966年，割腕）、楊朔（生於 1913年，生前工作單位全國總工會，死於1968年）、劉盼遂（生於1896年，山西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北師大，死於1966年）、田羽翔（生於 1900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山西大學，死於1957年，自縊）、王重民（生於1903年，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圖書館，死於1975年，自縊）、顧而已（生於1915年，生前工作單位上影，死於1970年，自縊）、劉綬鬆（生於 1912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死於1969年，自縊）、陳璉（生於1919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華東局宣傳部，死於1967年，跳樓）、張若名（生於 1902年，天津女子師範畢業，留學法國，生前工作單位雲南大學，死於1958年，投河）、方書春（生於1916年，中山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大學，死於1957年，自縊）、羅廣斌（生於1924年，西南聯大畢業，生前工作單位四川文聯，死於1967年，跳樓）、周瘦鵑（生於1894年，生前工作單位蘇州博物館，死於1968年，投井）、馮大海（生於1927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前工作單位中國作協，死於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於1910年，生前工作單位天津市委統戰部，死於1967年）。
[23] 季羨林曾說：“我用不著把曆史上和當前的自殺案例一一都搜集齊全，然後再從中抽繹出理論來。僅就我上麵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繹出不少的理論來。使用曆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我能夠把曆史上出現的自殺方式按社會發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類型。懸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強的方式，從原始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能使用。今天也還沒有絕跡。可謂數千年一貫製了。氰化鉀是科學發達國家法西斯頭子的專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隻限於日本，別國人是學不來的。這方式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可以使用。至於切開動脈僅限於懂點生理學的知識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過，我想，這也恐怕僅限於由於腦力勞動過度而患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終日鋤地的農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藥的。我為什幺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呢？中藥也有鎮靜劑；但藥力微弱，催眠則可，自殺不行。現在世紀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優越性之一吧。”出處同注[18]。
[24] 愛米爾·杜爾凱姆，《自殺論》，第128、174、20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陳丹晨，《在曆史的邊緣》，第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見丁抒的文章，載金鍾主編的《共產中國五十年》，第216頁，開放雜誌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陳丹晨在一篇比較中西作家自殺現象的文章中認為：“在古代曆史上，這種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專製迫害等等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詩人作家處境十分艱難，一般卻並不選擇自盡方法，而尋找了另一出路。”他認為，這與中國文人的生死觀有關。“中國傳統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上有一點絕對相似的是重生輕死。”出處同注[25]，第27、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