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 / 作者：王海光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官方的曆史敘述中，1957年的整風鳴放是因為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趁機向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共中央因此發動了反右派運動。右派分子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在民主黨派內、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和黨政機關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們閱讀1957年的整風鳴放言論時可以看到，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能夠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提出意見的，隻是極少數具有良好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意見是在報刊上作為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組織全民進行討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論則是反映基層民眾“今不如昔”的生存狀況的。特別在基層的“反右”鬥爭中，這類言論可謂車載鬥量，是各地“右派言論”的主體方麵。主要反映的是對統購統銷、合作化、農民生活和城鄉政策等方麵。言論者並不限於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工人、農民、職員、幹部和其他勞動階層都在其中。這些關於民瘼的大量言論，反映了社會真實的生活狀況和鮮活的民間輿情，是“右派言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它們發自於言論者親身感受的生活現實，其意義並不亞於那些大知識分子的治國宏論。從中可以看到，廣大民眾對於剛剛進入的社會主義是不認同的。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反右”運動開展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8、9月間接連下達了在農村和工廠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工人農民中開展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大辯論。那些散布過不滿言論的幹部群眾都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處理。

本文選取的主要材料來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編：《反動論點摘錄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編印：《本市機關、學校右派言論輯要》(1957年10月)；中共大連造船廠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大字報匯編(摘要)》(第二輯)(1957年11月)；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傳部編印：《毒草匯編》第一集、第二集等內部反右資料匯編。

一、關於統購統銷“搞錯了”的言論

1、富庶和貧窮地區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縣地處長三角中心地帶，是江南有名的“魚米之鄉”，素有“金平湖”的美譽。當地幹部的不滿言論有：“糧食是搞糟的……平湖是餘糧之鄉，吃飯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飽是普遍的，糧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試行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當時官方輿論稱：“三定”使農民安心生產了。從相關“右派言論”反映，此舉並沒有真正解決讓農民安心生產的問題。)後農民拖老攜女外出求乞“。還有的發牢騷說：“人民政府死要糧，共產黨好是好，三頓稀飯吃不牢，蔣介石壞是壞，三頓白飯不用憂”。(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6、147頁)

寧波當地幹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講得比較政治：“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有的講得比較生活：“雜糧農民一貫來當菜吃，芋艿從封建時代以來就不當口糧；現在要抵口糧，使農民實際留糧減少。因此農民吃不飽飯了”。有的還講：“糧食是農民生產出來的，農民反而吃不飽。”“糧食供應城市寬，農村緊……(國家)隻管一億城市人民吃飽飯，不管五億農民吃不飽飯。”(同上，第146、147頁。)

其他地區的意見，也是大同小異。山東、安徽、江西等地，雖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對統購統銷的不滿並無二致。再具體到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雖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體感受不一樣，結論卻是相同的，都是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搞糟了”。

如安徽一個農業廠的技術員汪朝元總結說：“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4頁。)江西等地的民眾說：“國家對農民的糧食限製得太死，農民無米下鍋，吃青菜，還要勞動。農民種田餓肚子，種棉花沒有衣服穿，牛耕田(農民)馬吃穀(幹部)。”(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匯編》第二集，第29頁。)這種牛耕馬穀的言論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流傳。

河南的言論說：“我現在明白了過去梁漱溟說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農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確的。”“河南統購太狠了，都統到人民肉裏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滿。”“解放初期糧食夠吃，物資不緊張，可是實行統購統銷後糧食不夠吃了，物資緊張了。”(河南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編：《反動論點摘錄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頁。)

具體接觸統購統銷工作的一些部門，特別是來自農業、商業和糧食等部門的言論，因為業務原因，了解具體情況比較多，對問題的感觸更深刻。這在各地的“右派言論”中是比較突出的。下麵兩則言論是來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級機關幹部之口的。

安徽蕪湖市財貿辦公室幹部樂平說：“統購統銷是一種主觀主義，是糧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錯誤(不能認為是缺點)。過去農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鬥'，可是現在是490斤原糧，怎麽叫農民夠吃?……農民不夠吃硬說夠吃。”(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4頁。)

安徽六安專署農業局副局長何少桓說：“農民480斤原糧實在太少，民生問題是大事，民以食為天嘛!”“國民黨是抓壯丁搞垮的，共產黨就失敗在統購統銷。”“糧食是農民手裏種出來的，為什麽不給農民一點富餘呢?”(同上)

2、江西臨川縣地方幹部的反映

作為縣級的材料，江西省撫州地區臨川縣的“右派言論”，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幹部對統購統銷的意見。

(1)統購統銷搞得吃不飽飯。

臨川縣委農村工作部長傅瑞林說：“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是勞民傷財，嘉溪區因買糧有20％的社員誤工，使農民吃虧5萬元。”“政府購多了，我家吃了兩天糠，餓死老婆倒沒關係，餓死小孩更成問題。”“480～520斤的留糧標準真不夠吃，現在比過去要多吃飯，沒有吃飽腳是軟的。”“餓得難受……這是實際問題，不解決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匯編》第二集，第44頁。)

臨川縣糧食局幹部胡亦昌說：“撫州市掌握糧食定量不夠，米不夠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糧，大人隻有吃稀飯”。(同上，第45頁。)

臨川縣糧食局幹部周龍光說：“統購統銷搞得不好，定量過死，搞的絕大多數農民把種子糧都吃了。……我家裏就沒有飯吃，仔女餓的吼吼叫”(同上)。

(2)統購統銷搞“左”了。

臨川縣溫圳鎮人委幹部徐節元說：“我村不實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糧搜去，還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風車去扇，當地主看待，結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認為糧食統購統銷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沒有收到，硬說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頁。)

糧食局周龍光說：“五五年我在南昌開會，討論糧食定量問題，省對吉安專區的定量很滿意，並以吉安地委黨校每人每天用糧十三兩做典型。我認為是假的，左了。……是卡緊腰帶做典型，那樣長的人十三兩怎麽夠呢?在工作方法上寧願過左些，其實後來又要加，怎樣黃鰍同黃鱔賽拉的呢?”

(3)統購統銷的價格不合理

臨川縣報社的伍攀增說：“糧食供應價格不合理。購糧按質論價是合理的，地區差價是必要的。為什麽糧站供應群眾的稻穀不按質論價呢?買、賣一擔穀子相差五角錢，群眾說是剝削，我對這個問題思想上也鬧不通。”

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陳清泉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說：“秋後把口糧都賣得去，以後又買回來，一反一複，非但耽誤了生產，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價格上也多少有些差價，相差五毛錢一擔，這使得農民對我們國家、黨有不好的印象。建議政府應除下口糧來買餘糧，不應把人家口糧買得去，以挽回農民對我們黨的印象”。

臨川縣溫圳糧食公司的喻瑞波說：“可能帶普遍性都是這樣：報喜不報憂，違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本來購餘糧不購口糧，周轉糧還要批準。農民說：'明明我是夠吃戶，硬要賣糧，上半年又要買回去。賣6.25元，買6.75元，這不是國家硬要我們吃點虧!'就拿白城鄉一戶農民賣糧來說，我問'為什麽要賣?'他說：'幹部要我賣啊!'而今年買進口糧，這是勞民傷財，耽誤農民生產”。

臨川縣供銷社幹部沈中基的話，更是一針見血：“統購是層層擴大數字，統銷是層層留指標，弄得農民吃不上飯”。(同上，第47頁。)

臨川縣商業局長吳仁華反映說：“目前農民生活仍很苦，群眾反映很大。有一個農民對我說：'農民一擔穀僅賣得七元多，而一擔穀釀成酒則要賣我們幾倍的價。政府比土匪還惡，如果我們有槍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幹一場'。”他憂心忡忡地說：價格問題“如不及時研究解決，農民是會算賬的，'匈牙利事件'應作為我們的教訓。”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統購統銷不僅是農民不滿，城市居民也不滿；不僅縣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滿，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滿。這裏輯選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滿言論，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買不到農副產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開區稅務分局黨員幹部郝金耀說：“統購統銷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統購統銷以後生活沒什麽提高。我不同意人為的製度，一個月跑一趟派出所領油票、糧票。是真供應不上呢，還是人為的製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編印：《本市機關、學校右派言論輯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頁。)

大沽化學廠共青團員邱清芳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搞的市場買不到副產品。”

塘沽區人民銀行張伯旋說：“過去串親戚不帶鍋，現在串親戚得帶鍋(指糧票)”。

工會聯合會虹橋辦事處共青團員李鬆春說：“黨的統購統銷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農民賣得多，我大舅不樂意賣，鄉幹部動員。買糧食去隻(給)賣幾天的，所以說太苛薄。……解放前糧食夠吃，解放初期還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後便不行了。”他還大膽提出：“黨要改變一下統購統銷政策，這樣買賣糧食可以不受限製”。

二、關於農業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論

關於農業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論，全國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異。大同是都反對輿論宣傳對農業合作化的頌揚，不承認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不承認農業合作化是自覺自願的等等。小異是論證合作化“搞糟了”的個體經驗是不同的。

1、否認農業合作化有什麽優越性

來自山東的言論說：“農業合作化以來農民缺糧，要求退社，有的搶糧鬧事，到底是優越不優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農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堅決說不優越。農民不參加合作社不隻四五十元。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2頁。)

安徽的言論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糧食局保管組長楊培成說：“農村裏從貧農到上中農，都對農業合作化有意見”。合肥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王義超說：“有農民說：現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幫工，以前還能吃飽飯”。(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3頁。)

浙江基層幹部的言論，除了一般性地說明合作化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對合作社和單幹的優劣做了詳細比較。如定海縣有幹部說：“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糧食浪費多，三、生產懶漢多，四、盲目急躁推廣先進經驗多，五，砍伐森林多，六、爭工分吵架多，七、負債多。(六缺是)一、養豬缺，二、糧食缺，三、產量收入缺，四、燒柴缺，五、零用東西缺，六、零用錢缺。”

遂昌縣的幹部具體說了合作社空頭收入多的問題。即：“一、造水庫化工分多；二、社務開會誤工多；三、調換種子差價多；四、打稻機等廢物花錢多；五、搞副業損失多；六、社內開會旅費多；七、旱災減產空頭收入多；八、技術推廣工分浪費多。”安吉縣有幹部形象地說了合作化後的農民負擔重的問題：“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諸暨縣有的幹部說：合作社看不到優越性，單幹倒有十大優越性：“不用開會、不賣餘糧、不交農業稅、勿用排生活(即生產)、勿用評工分、用錢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橋鋪路不管。辦好了合作社還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

如臨川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傅瑞林講：“轉社後比過去增產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長得缽子大，過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擔穀子，入社後禾長得還沒點點大，收入減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匯編》第二集，第40頁。)

2、關於農業合作化搞“冒進了”的言論

在整風鳴放中，各地“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澤東批小腳女人，掀起了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論，直接批評到了毛澤東的頭上。

如山東的“右派言論”講：“農業合作化過去批評是小腳女人，現在是否是大腳女人?農民要退社不允許，死逼梁山。拿一縣來說好的占寥寥”。“農業合作化冒進了，這是毛澤東批評小腳女人的結果”。“中央說農業合作化成績是基本的，這是睜著眼說瞎話……我看缺點是基本的”。(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頁。)

安徽的“右派言論”也是如此。如《安徽日報》在1957年7、8月間刊登的一些言論說：“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規模大了。”“入社後產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報上所載糧食增產數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謝競成說：“農業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報告沒幾天，全國合作化都搞起來了。這是一陣風，哪有那麽多的自願參加的，不少都是拉進來的。”蕪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說：“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報告，是走幹部路線來的”。(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5頁。)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高潮過快的問題是有切身體會的。溫圳供銷社的塗元怡說：“我村裏原初級社都沒有，而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就將幾個村子合並一個高級社，領導能力薄弱，缺乏經驗，社裏的農具經常擺在外麵無人照管。過去一樣農具能用五六年，而現在到社裏隻能用一兩年。社員到田裏去做事是不願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湊數，派人下田。”

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蔣金華，講了親身經曆的農村搞合作化的情況：“五五年我在資溪搞農業合作化工作，當時去的時候還是互助組，後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報告，批判了有些幹部小手小腳搞慢了些，下麵一下就合作化起來。縣委書記到地委開會回來後向區委布置：你這個區限十天內要搞起來。區委書記作報告：你們發展多少社。下麵不搞，怕受批評，說我們小手小腳。這樣一下就合作化起來。要真正做到農民口願、心願、全家都自願是不可能的。……(農民)不參加怕扣落後帽子，怕買不到東西，不得不參加。好多地方連初級社都沒有建立起來，就建高級社”。(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匯編》第二集，第41、43頁。)這段親曆者的話，非常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各級幹部貫徹上級指示，違心地強迫農民合作化的情況。

三、關於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論

山東的言論反映：“總的說農民生活是苦的，他們勞動強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遠。如果農民負擔不減輕，工農聯盟就成問題。現在農民千方百計進城，國務院限製農民進城。這是消極辦法，積極辦法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生活改善成問題。”“中央不關心農民生活，於心有愧，是忘了本”。(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3頁。)

河南的言論反映：“從理論上說農民生活提高了，個別的有所降低，實際上大部分農民生活沒提高，不但上中農沒有提高，有的貧農也沒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農民困苦的言論中，許多言論還用數據說明了工農生活不平等，城鄉差距大的問題。如金華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職工說：“為什麽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華12尺，農民隻10尺。糧食杭州30斤，金華27斤。食油城市5兩，農民2兩。總的工人好，農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9頁。)

浙江平湖縣的人說：“解放前除了一般殘廢、懶漢、受天災人禍的以外，大部分農民都是每天吃著三餐幹飯還要加點心，而現在吃粥多了”。(同上)

還有人把農民收入從曆史上進行比較，說：“(農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級知識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級幹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農民連飯都吃不飽，更談不到提高生活，過去還可以借，現在借也無處借。”(同上，第148頁)

浙江有人從長時間的比較中說農民生活的下降：“農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後好，辛亥革命後比蔣介石叛變革命時好，抗戰前比抗戰後好，現在的農民更不如過去，生活很苦。原因：由於農業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糧征得多了些，口糧留得少了些，公家積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頁)

來自農村的幹部群眾的言論，對拉大的工農差距、城鄉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寧波人說：“工人是共產黨的親兒子，農民是共產黨的幹兒子。政府關心工人、城市，不關心農民、農村。”等等。實際上，普通工人大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對合作化後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態度，基本觀點與農民和基層幹部並無多少差異。

大連造船廠始建於1898年，是現代大機器工業的老廠，工人也是地道的產業工人，他們的言論應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鳴放中，大連造船廠的許多工人都反映了農村生活的艱難困苦。

1、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大，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到頭穿不上吃不上。

運搬車間相立春說：“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遠，工人穿料子衣服，但農民連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麵，工人吃的白麵、大米，有的地區農民連粗糧也吃不到。”

動力車間郭鏡太說：“城鄉之間生活水平相差太大，農民每人一年供給360斤麥子，而城市比農村多的太多，農民辛勤勞動一年，應多供給農民糧食，城市、農村生活水平應平等。”

動力車間劉福貴說：“國家應把大批資金投入農民，照顧農民的生活，我們國家農民有五億人口，而工人占極少數，農民生活很苦，一雙鞋補了很多補丁。”

機械車間石兆英說：“農村生活有點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沒有吃的、有的沒有燒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飽，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飽，我看不民主。農民都入社，有的農民說，不如不入社。所以農村男女都願意到城市來，是否應該改善一下農民的生活才對。”

鍋爐車間周平華說：“今年五一回山東，看農村生活苦極了，原因是糧食秋收後又枯了，來年三、四月就沒有糧食，農民到處去要糧也要不來，結果還得餓著，生活就沒有辦法搞。”

電工車間劉殿明說：“現在農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遠，我頭幾天回家看了下，他們都早起晚歸，中間還不歇息。吃的是地瓜葉、地瓜幹等，而且分的糧食還不夠。”

銅工車間李獻貴說：“往年給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給四百斤糧，農民不給工錢，這樣對農民，穿、零用錢從哪裏來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樣，農民吃得地瓜葉和豆餅。”

造體車間王世祿說：“我認為農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農民一年隻開兩回支不應該，應該和工人一樣，每月開支。物品分配也不對，如油類等，農民和工人一樣的勞動，但農民很苦，工農聯盟應該一樣才對。”

鍋爐車間於貴長說：“工農相比農民生活太差，這對工農聯盟來說是不好的，現在大多數的農村姑娘到城市來找工人。現在鄉下農民連一文錢都很困難，這樣工農生活不平等，建議應把農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連造船廠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大字報匯編(摘要)》，第二輯，1957年11月，第165、166頁。)

2、雖然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車間於作仁說：“我們國家往社會主義走，退回兩年來說吧，我是二級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飯以外，還能買27元的料子褲，現在生活趕不上過去了，買不起料子褲。過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錢，黨號召增產節約艱苦樸素，不能從人身上節約。國家到社會主義，為什麽我們的生活還不夠社會主義的生活呢?”

造鉗車間張本須說：“我們現在生活沒有1949年的生活好，現在我們工人的工資高，但商品價格比1949年的高，物價漲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體車間崔鳳瑞說：“工資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後物價也漲，不合理，和沒有改以前一樣，如果物價這樣漲下去，人民幣就很快和以前一樣了，過去人民幣一萬元一張，這得十萬元一張，工資改革是：有其名無其實。”

蔣廣海說：“工資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這次工資改革不但生活沒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資多了的時候就給割掉工資，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資，我們沒有增加倒減少，我看這樣做是不對頭的，上級給改革時，都不通過工人，到開工資時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後工資改革，不給工人減就行，物價穩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頁)

四、幾點認識和體會

上述這幾份材料，有貧有富，有城有鄉，有南有北，有工有農，有幹有群，有點有麵，應是具有時代的典型性。給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幾點：

（1）、對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的不滿，在全國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會各階層也是普遍的。無論貧瘠地方、富庶地方，城裏人、鄉下人，農民、工人、幹部、職員、學生都有自己的不滿，但感受有所不同。農民向政府賣糧賤，向政府買糧貴，價格明顯不合理，引起農民不滿。統購統銷不僅明顯讓農民吃了虧，市民也同樣是吃虧者。特別是大城市和小城鎮的供應，一開始就顯現出了不同等級差異。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農村，形成了一個供應鏈條上的不同級差。小城鎮的居民糧食供應也是很緊張的。

在農村，敢於公開反對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的農民，不是地主、富農，甚至也不是中農，喊得最響的是貧農。原因正如浙江吳惟平調查所得結論：“貧農因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壓，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6頁。)這是符合實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收集了農村反動歌謠四十則，沒有一個是地主富農編的。

另外，在社會各界人士的言論中，縣區機關幹部的言論是最值得注意的。他們自己都是體製內的人，清楚統購統銷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壓線，很少會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們對政策落實的具體過程是很了解的，在當時鳴放的氛圍下也還能在具體問題上講一些真話。特別是縣區的幹部，他們是落實政策最直接的執行者，對政策的利弊問題都非常清楚。他們反映的民眾生活情況，一般都比較生動具體，又有歸納提煉，很少有廢話空話，應該說也是比較具有客觀性的。他們的言論可以與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的言論互為參照。

（2）、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從這幾份材料反映，從實行統購統銷後，農村就開始餓肚子了。當時報刊說合作化增產糧食，這從人們的生活經驗上是不支持的。從各地“右派言論”中反映，大家都認為這是造假撒謊，紛紛從自己親身感受予以反駁。畢竟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和官方媒體的宣傳是不一樣的。以至於大家連同中央製定的農村12年規劃，也認為是欺騙人的，並不相信會真的實現。所以，對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的官方報道，其真實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們一般對上世紀50年代人民生活的認識是：在統購統銷和社會主義改造後，農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惡化的，而工人則是長工資比較快。在1956年工人還普調了工資。但從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來看，這個認識並不完全。工人雖然長了工資，但物價也都漲了，實際生活水平還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認識：1950年代由於國家工業化的啟動，拉大了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但這個差距的拉大，不是由於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農生活水平都在降低，隻是農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長暗虧，由此產生的落差。所以過去一般說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麽好，這是和農村生活比較的說法，實際上未必如是。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材料說明。

（3）、合作化使黨在農村基層社會出現了空前的統治危機。在1957年的鳴放言論反映，當時人--們生活對比參照係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動輒與解放前比，有的直接罵到毛澤東、黨和政府頭上。如：浙江象山縣的老百姓說：“毛澤東法寶大勿過。當初哄大家分田地，現在又叫阿拉進合作社。……過去給地主做長工吃飯還要愁嗎?共產黨領導辦合作社，到社會主義弄得人沒有飯吃，牛沒草吃，豬沒糠吃。這樣下去，寧可蔣介石回來，寧可給美國人一個原子彈炸死。”(同上，144頁)江西萍鄉縣是中共革命老區，流傳歌謠說：“毛主席領導好是好，再過兩年有米討；毛主席萬萬歲，買什麽東西都站隊”。新建縣流傳歌謠說：“總路線在過渡，老百姓在餓肚”。(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印：《毒草匯編》第一集，第58頁。)也都表示了對共產黨領導的牢騷和不滿。

許多基層幹部也都感到了黨在農村社會出現了統治危機。用浙江安吉縣的一位基層幹部的話說：農村黨員中，“積極可靠隻占40％，有50％的動搖，有10％的也反對共產黨”。群眾中“實足有70～80％的人反對共產黨”，“現在走路也講共產黨不好，吃飯也講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開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5頁。)其他地方的基層幹部也都有類似性的語言，認為中國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農民身上。

從這些“右派言論”中可以看到，新中國在搞的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讓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貧窮的地步。工農群眾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傷害，又以農民的利益傷害最大，廣大民眾對此是不接受的。當這些來自民眾社會的不滿情緒在整風運動中被釋放出來，立刻產生了連鎖反應，形成了反映民間疾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潮流。相比那些民主黨派頭麵人物和知識精英的煌煌大言，這些來自民眾切身感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對共產黨的統治可能是更具挑戰意義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都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對這類人心洶洶的民眾言論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為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言論。毛澤東之所以對整風運動緊急刹車，迅速轉到了“反右”運動，擔心民眾會借機鬧事造反，可能是比聽不得“右派”逆鱗之言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整治民主黨派的“引蛇出洞”的釣魚說，與“蛇無頭不行”的法、術、勢，實在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麵。所以也可以說，這些“右派言論”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僅比較真實地表達了當時的社會輿情，也可以對“反右派”運動發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縱深的了解認識。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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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