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持續不斷、卷帙浩繁的熱點所在。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的研究還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澤東的理性的層麵，諸如他的思想、理論、政策等等。而對他一手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條理化、非規範化、非邏輯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現象，至今還缺乏足夠的研究。其實，我們完全不必、也不應當把毛澤東的個人活動和他領導的混亂的文革看作是完全有理性和規律支配的必然發展過程，相反，我們應當肯定種種非理性因素對他的決策、思想以及對文革進程的巨大影響。這樣，我們才能充分認識曆史進程的偶然性和複雜性，比較客觀地解釋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撲朔迷離、跌宕起伏的曆程。如果我們否認偶然性等非理性因素對文革的作用，那麽曆史進程就會變成一團永遠無法解釋和透視的神秘迷霧。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存在，但理性並非人的一切。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麵，因為他作為文革中中國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曆史進程起到了一般的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麵，種種非理性因素――他的意誌、情欲、幻想、猜疑等等在晚年的毛身上表現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態人格、潛意識情結更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推波助瀾、層層加碼，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災難程度。最後，不研究毛澤東非理性的一麵，甚至不符合他對自己的客觀評價。毛澤東自己從不違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二十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災難。
凡此種種，都凸現出了一個非理性的、至今缺乏係統研究的毛澤東。
本文作者宋永毅，原題為《非理性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潛意識》
波普藝術代表人物安迪·沃霍爾所作的毛澤東畫像。
該畫像是沃霍爾在1972年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華之際所作，他將其用紅色和黃色表現出來，以映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背景。2014年初，在倫敦某拍賣會上以760萬英鎊（約合人民幣7663萬元）的高價成交
一，私人情欲：在溫柔鄉的“塌上亂天下”
人的情欲和性欲在社會關係所允許的時候、範圍和程度內，對社會曆史的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卻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沒有人的情欲和性欲，血親關係和婚姻關係等重要的社會關係是無法形成的。而這些社會關係一旦形成，對處於社會峰頂的政治領袖的影響便常常不可低估。在中國古代數千年的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無道而直接導致國家衰亡、或因專寵後妃造成後宮幹政，陷整個王朝於混亂中的例子都不勝枚舉。前者有商紂王殷辛、秦二世胡亥、隋煬帝楊廣，明世宗朱厚驄等，後者也有唐高宗與武則天、清鹹豐皇帝和葉赫那拉氏（慈禧）等故事。甚至在文明社會裏，人的情欲和性欲也常常插足到重大的政治生活中去。如果不提凱撒大帝和埃及女王的風流豔史，便不能全麵地揭示羅馬帝國興盛和衰落。英國的新教改革盡管有更深遠的根源，但亨利八世不斷喜新厭舊的離婚案卻是它的直接原因。
說起“後妃幹政”，人們很可能會自然地想到文革中的江青，並認為她在文革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是她作為毛所寵愛的“夫人”的結果。其實，這裏有很大的誤解，因為江青的“幹政”實際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寵的的結果。1949年中共建國時，江青不過35歲，尚是一個風韻猶存的年齡。但是她和毛在豐澤園中已經分居兩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顧了。顯然，這和毛澤東的多次婚姻中一貫的有始無終、喜新厭舊的特點有關。但另一方麵，江青在那時不幸得了嚴重的婦女病――子宮頸口糜爛，後來又被診斷為子宮癌去蘇聯治療。對於性欲極為旺盛的毛澤東來說，疾病也使她自然在實質上失去了毛在性關係上對她的寵愛。但是，毛澤東礙於他偉大領袖的名聲，既不想離婚，又想滿足他的婚外淫欲――“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這就必須要得到他的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認。當然，如同任何一樁民間法庭外了結的這類“不離婚案”一樣，這種默認也必然是丈夫對他名義上的妻子的補償為必要前提的，隻不過毛對江的補償不是在金錢上而是在政治上。根據在毛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在文革中的回憶：“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3〕
根據專門研究毛澤東婚姻和私生活問題的中國大陸女學者陳小雅的考證，毛江之間的夫妻關係的戰略調整早在五十年代初就開始了：
妻子疾病的發現，對於一個“不能再娶”的丈夫來說，自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踵而來的問題自然是，如何調整安排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安排妻子的角色？如何過新生活？……為了適應這個調整，江青對外也大造輿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早已沒有“夫妻生活”，他們的關係，隻是“政治夫妻”。對此，毛澤東也不違言，予以配合。〔4〕
然而，江青畢竟是毛名義上的夫人，毛在外麵不斷升級的拈花惹草自然傷害了她原來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的合法的“夫人”的地位的心理恐懼。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她又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來和毛保持長期利益上的一致的政治夫妻關係。正是這種病態的恐懼和野心，使得江青從延安時期一個性格溫順的女子在1949年後變為一個刻薄待人、歇斯底裏的怨婦，從而在文革中更成為一個瘋狂報複、暴戾恣睢的政治毒婦。舉江青在文革中對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報複為例，就有很大的文革前她對毛的情欲導致的防衛性的猜忌。根據最近出版的王光美的回憶錄，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非常喜歡請年輕漂亮的王光美一起遊泳，還派秘書專車接送。據王光美回憶，有一次竟然發生了這樣醋海生波的不快：
遊完泳上來已經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主席先用餐，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誌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他一見這場麵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
雖然王光美當場陪笑、平複了江青的情緒，但江青的猜忌無疑導致了她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兩個女人的戰爭”。雖說曆史不能假設，即便是楊開慧在世或賀子珍仍然是毛的夫人，她們也完全可能在文革中充當毛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毛和江在中共建國以後的夫妻性關係和諧、江青沒有因上述病態的恐懼和渴望所造成的陰暗心理和瘋狂個性，文革在某些領域內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至少會有所減輕。這裏毋庸違言的是：江青文革中的不可一世和她文革後的可悲下場很大程度上皆根源於她身後那位尋花問柳的風流老公的情欲。
當然，也有學者從另一個方麵來分析毛、江名存實亡的夫妻關係對文革進程的積極影響。他們認為：如果江青在文革中仍然有向毛澤東吹“枕邊風”的機會，會給國家造成根大的災害。例如，香港學者寒山碧就持這一觀點：
江青雖然一直掛著“毛主席夫人”的招牌活動，但實際上毛、江已經分居。具體分居日期尚待考察，不過相信是張玉鳳介入之後才分居的。一九七四年“四屆人大”時候，正因為毛、江已分居，江青見不到毛澤東，無法告枕頭狀，才不得不推選王洪文到長沙告密；正因毛、江已分居，江青才不得不委屈請托王海容、唐聞生向毛告周、鄧的狀；正因毛、江已分居，毛對江的支持削弱，周、鄧才可以在“四屆人大”中掌握實權，抗拒江青的“搶班”。〔6〕
這一分析當然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它畢竟忽略了我們前麵所作的分析：如果毛江琴瑟和諧、感情和性生活正常，江青或許就不會在政治上變態。
對於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預謀和發動，不少研究者常常追溯到1962年1月11日至 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因為劉少奇總結了大躍進失敗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被迫作了自我批評。這些研究者的結論常常引自毛澤東在文革中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麵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7〕
然而，根據中國大陸學者最近對七千人大會的詳細考證，發現毛澤東其實並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有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氛，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8〕
顯然，毛澤東給他和劉少奇等人的最初分歧杜撰了一個虛假的但是冠冕堂皇的理由。這一杜撰還很可能完全是下意識的掩蓋行為。雖然我們沒有必要排斥他們之間在七千人大會上在如何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災難上確有理論上的一些分歧，但是事實上還有著非理性的原因導致的衝突。換言之，毛澤東對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的預謀，是他和劉鄧等人一係列理性和非理性衝突的綜合結果。說到這裏，就不能不提1961年春天震動中共上層的對毛的“竊聽事件”。根據最近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的署名文章，這一“竊聽事件”的梗概如下：
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談話結束，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 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9〕
這裏，中共官方的報道掩蓋了最重要的史實，即這位“服務員”的性別及她和毛的關係：這位“服務員”是一位青年女性，是和毛澤東有性關係的“女友”。更重要的是，這位負責錄音的工作人員錄下的是她和毛在專列中發生性關係的浪聲淫語。在毛的這位“女友”向毛作了匯報後，毛澤東當即惱羞成怒、大發雷霆，指責為“特務手段”。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采取的一個拍馬屁的決定。把毛澤東外出時的談話都錄下來，就能使他們隨時了解毛的政治思路，以便在他們的工作中采取主動、討毛的歡心。沒想到在陰差陽錯之中錄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縱，又被毛的“女友”告密――馬屁派到了馬腳上。引發了一場毛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
雖然事情的最後替罪羊是由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但是毛心裏清楚得很，他們背後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對於中央一線領導人“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些黨史”的解釋，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可見毛完全把它看作是中國式的“水門事件”。
根據自始至終在事件現場的毛的醫生李誌綏回憶，這一“竊聽事件”才是毛和劉等人關係敵對化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毛以後發動文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毛的私生活的放縱早已是領導間公開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懼還是在對他權力的潛在威脅。……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的行動，采取的特務手段。結合這些年來反斯大林的經驗，他認為這是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很自然，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都在文化大革命是爆發出來。〔10〕
在文革準備階段，楊尚昆便被調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文革一開始，他又被打成“彭陸羅揚”反黨集團成員。 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裏，楊被指責為：“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1〕在這一反黨集團中，至少有兩人：楊尚昆和彭真和這一由毛的私人情欲引發的“竊聽事件”有直接關聯。為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毛對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的仇恨極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源於他的非理性因素。
然而，毛對於自己放蕩糜爛的私生活的態度是極端虛偽的。一方麵，他肆無忌憚。另一方麵，他又要欺世盜名。為此，他對於任何一點可能的影射都會無端猜疑、惱羞成怒，引發出新的政治風暴來。顧名思義，文化大革命是在文化領域內肇始的。其中發生於1963年的“批鬼戲”的風波是文革的重要先聲。但有趣的是，這場風波的發端便和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關係。1963初，經手下工作人員提議，毛為了消遣調新編昆曲曆史戲《李慧娘》來中南海演出。不料該戲的內容是將南宋末年奸臣賈似道私生活淫亂，在西湖殘殺想爭取愛情自由的寵姬李慧娘，結果李慧娘化作厲鬼向賈複了仇。無巧不成書，在毛看此戲之前，他的一個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麵自由戀愛的男青年結婚，但是毛不肯批準。她為此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剛剛鬧出了一個不小的宮闈風波。為此，毛馬上下意識地認為此戲是在影射他同樣是驕橫淫逸的私生活：
當演出至賈似道攜帶眾姬妾遊西湖征逐歌舞，遊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脫口而說：“美哉少年”時，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歡去的地方。接下來演氣憤異常的賈似道殺死寵妾李慧娘。我記憶中演員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原來就是心猶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賈似道報仇的情節。當我看到毛的神態一變。毛除了偶然大發脾氣外，很少讓他的不悅流露於外。但我學會觀察他情緒的變化――鎖緊眉頭，眉毛高挑，身體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諱了，好像以戲劇演出來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這情節使人想起了毛不準機要員和她的愛人結婚的事，她那時罵毛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馬上發動了對《李慧娘》和所有“鬼戲”的批判。一方麵，他讓江青找上海柯慶施在《文匯報》發表罕見的長達一萬三千多字的文章，題目是〈駁“有鬼無害”論〉，猛烈抨擊《李慧娘》等鬼戲“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還正式發出文件指責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 增加，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又恢複了原來的麵貌，甚至有嚴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戲”，也重新搬上舞台，“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報告要求全國各地，無論在城市和農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題材。”〔14〕就這樣，一次由毛偶然看戲、毫無道理地懷疑該戲“影射”了他的私生活的小事，釀成了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成為後來文革的導火索之一。還為後來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創了從“影射史學”入手進行上層政治鬥爭的先河。當然，該戲的編劇孟超也因此被打成向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進攻的“黑典型”，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致死。
從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竊聽事件”還使毛身邊最貼身的工作人員的性別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五十年代的男衛士群體變為六十年代的“女友”群體。如同李誌綏所說：“使他更為震動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這些人往往告訴他真的情況。”〔15〕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毛身邊的年輕的性夥伴有增無減。對這些圍著他“女友”，他常常懷有一種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織的心態。在他晚年和孟錦雲、張玉鳳等最親密的女友談論《紅與黑》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等作品中情欲關係時，他總是把兩性關係解釋為一種征服者的“階級戰爭”，並把這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權力征服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6〕一方麵，毛的這種權力征服欲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態：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國家的後妃變為自己的女奴和嬪妃。而隻有在性方麵占有了她們後，才認為自己獲得了徹底的勝利。而她們也才因此而成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麵，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為《紅樓夢》裏的賈寶玉，理應得到眾多美女的青睞和忠誠，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後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17〕毛的這種奇怪的心態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樂工具外，還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說她是毛的一條狗，要她咬誰就咬誰……利用性關係為政治服務，毛是史無前例的”。〔18〕作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時也給他帶來極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要刺殺毛的陰謀，就是他的一個“女友”（謝靜宜）通過她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丈夫（蘇延勳）得到消息後及時密報毛的。〔19〕
但是，毛的“女友”們有時也會出於自身文革中的派別利益，向毛報告一些片麵的消息。而毛出於自己的膨脹的情欲需求又答應了她們的要求。其結果是反而破壞了他自己一手建立的權力製衡。1967年震動全國的“5·13事件”便是這樣的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武鬥的雙方是：1）演出派，即“老三軍派”。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軍機關、海軍機關、總後勤部機關和它們所屬的文體單位、院校，群眾組織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在空軍中保吳法憲； 在海軍中保李作鵬，在總後中保邱會作，人數較少；2）“衝派”，即“新三軍派”。他們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即所謂“造反派”，人數較多。當時的“造反”是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來支持的。軍內的蕭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時任代總參謀長）隨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大派。最初，周恩來堅決要求兩派聯合演出，其實是建立了軍內在林彪嫡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比較傾向於毛自己掌控的蕭華、楊成武之間的權力製衡。〔20〕從全國的權力格局上來講，也在以江青為代表“文革派”和林彪軍人集團之間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
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毛在1967年4月在他中南海的臥室見了他在空政文工團的女演員、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劉在文工團是保吳法憲的絕對少數派，她一見了毛就哭訴“造反派在文工團奪權後，就將三人趕出宿舍……她們已經在街上轉了三天。”
毛見了劉和另外兩個，說：“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皇’羅。”劉從和毛的“特殊關係”中得到不少好處。毛命中央軍委文革小組葉群替劉及另兩個女孩平反。葉不但照辦，還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命劉為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劉在短時間內便成為紅極一時的人物。自此後，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一住下來就有五天十天。〔21〕
毛澤東非但讓他的“女友們”自己去找葉群，正陷於火熱的情欲泥沼中毛為了討好她們，還派了秘書徐業夫去找葉群。葉群也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用來擴張林彪等人對軍委的直接控製權。林彪秘書張雲生對葉群和劉淑媛等人的會麵有如下的詳細記載：
1967年4月的一 天，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到了毛家灣。葉群接待後，把我叫了去，說：“張秘書，我去接見空軍文工團的幾個演員，你跟我去做一下紀錄。不然，她們幾個對我一個，事後說我對她們講了一些什麽什麽了，我空口無憑。”
葉群接見演員幹什麽？既然要見，還找個“證人”在場做什麽？不待我問，葉群自己的嘴就漏了風：“徐秘書來，傳‘一組’（即毛澤東） 的話。空軍幾個女演員為陪主席跳舞，經常出入中南海。她們在空軍內部是受壓的少數派，要向主席反映情況。主席說，讓葉群找她們談談。”葉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小看他們，那是通天的！”
在一個事先安排好的小招待所裏，葉群接見了她們。為首的姓劉，葉群似乎認識她，至少知道她的名字。……
“葉主任，你知道，我們是保吳、餘（立金）首長的，可是在空政文工團裏，和我同觀點的，就這幾個人。” 她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幾位。“他們罵我們是老保，還罵……”
“我們現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圍攻。”另一個女演員補充說。
“你們保吳、餘，並沒有錯。”葉群說：“我和你們同一個觀點。”
“就是聽說林副主席和葉主任也保吳、餘，我們才保的。”小劉這時才有些笑意。
“你們經常去中南海，沒有問一下‘最高’（指毛澤東）是什麽態度嗎？”
“主席說，我也是保吳法憲的。”小劉回答說。
“那你們就放心保吳司令，沒有錯。”
“文工團是演出單位，現在什麽也不排練了。”小劉又說：“我們想排點節目，爭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 時演出，葉主任支持嗎？”
葉群說：“我支持，林彪同誌也支持。你們搞演出，要熱情歌頌毛主席，歌頌江青同誌。江青同誌使館文藝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們還要歌頌林副主席。”小劉補充說。
“還要歌頌‘文化大革命’，歌頌中央文革。”葉群越說越有勁。“你們先排好，我爭取先讓江青同誌看看。他會支持你們的。”
“我們就這幾個人，怎麽排練呢？”另一個演員問。
葉群說：“你們人少， 可以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同一觀點的串連一下，與他們聯合演出。”
葉群的主意確實發揮了作用。小劉 等人經過串連，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團、戰友文工團一些同觀點的人聯合排練了一些小節目。5月13日，她們在禮堂舉行試驗演出，由於這一演出是背著軍內各單位文藝團體居於多數的對立麵群眾組織高的，結果遭到了這些組織的衝擊。〔22〕
因為演出實際上是同一觀點的群眾組織的聯合，不同於周恩來和蕭華指示的不同觀點的聯合演出，蕭華當然勸他們不要演出。但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們”的承諾，林彪公開支持演出，激發武鬥。事後，林彪又利用這一事件、通過葉群幕後操縱，掀起了打倒蕭華的政治風暴。根據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記載，對打倒蕭華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蕭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毛澤東就是通過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向葉群、吳法憲等人傳達的。〔23〕
6月9日，林彪又帶上他的嫡係人馬和中央文革成員們再一次在人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導。此舉大長了“老三軍”的威風，大滅了“新三軍”即的誌氣。從此，林彪等人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老三軍派”）從中央文革手裏奪過了對群眾運動的指導權，就連紅得發紫的聶元梓都不得不奔走於它的門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他們馬上在6月初組建了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李作鵬的副手）組成的“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後來林彪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24〕接著，他們又都在“九大”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澤東認識到一個尾大不掉的林彪軍人集團已經對他的絕對權力形成威脅時，已經一定要動大手術來解決了。追溯毛澤東政治平衡格局的打破，竟然發端於他對那幾個“女友”的一時討好和情欲縱容。對此，毛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鬧翻後有所覺察：
毛的女友劉和她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允許進入中南海。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林立果現在空軍權傾一時，毛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25〕――“特務”之說，顯然是毛的杜撰和自辨。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毛的一絲不願說出口的悔意。
然而，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放蕩淫逸君主一樣，他們都常常是要為自己的“權色交易”付出政治代價的。1974年年初由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本來的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係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力。為此，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在1月24日、25日連續召開軍隊係統和國務院係統的“批林批孔”的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刊出一係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係工農兵學員鍾誌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6〕
七十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入學參軍的歪風邪氣已經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焦點。應當公平地說，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時，是符合黨心民心的， 是有著在軍內擴充勢力乃至在毛的支持下重新洗牌的可能的。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出了就自己的“嚴重錯誤”所作的“檢討”，但是毛卻在2月15日複信中說：“劍英同誌：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麵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27〕毛的回答顯然是不符合基本邏輯的，江青、遲群所批判的“走後門”實際指的是走後門的形式，並沒有給前門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大開後門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要這麽說？據毛澤東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 ……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28〕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而隻能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他們之間有約定的“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曆史係的範達人回憶說：“1973年，北大曆史係來了三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三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準她們在係裏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人 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範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曆史係學習。”〔29〕據範回憶，這樣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原中共資深新聞幹部沈容在《我所見所聞的幾位毛澤東身邊女孩》中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30〕――現在事情清楚了，原來毛出於他的“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而且不少還是通過周恩來等元老派來安排的。這樣他自然沒有了抓住這一機會整倒元老派的勇氣，而隻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與他們妥協了。兩年以後，當他認識到葉劍英的威脅，采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他“生病”、“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時，〔31〕已經為時太晚了。因為葉已經在軍內又苦心經營了兩年，形成的盤根錯節早已經是資曆尚淺的陳錫聯所無法取代的了。
論及毛的情欲和文革的關係，不能不涉及他和他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根據李誌綏的回憶，張玉鳳是在1970年毛在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關係失寵以後正式調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過他風燭殘年的最後六年裏，張本人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著毛的私人保險櫃。裏麵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澤東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無疑代表著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誰都知道，這批材料對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製了黨政軍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家人”，即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隻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才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也隻有張才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複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乃至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2〕當然，由於中國宮廷秘史資料的一貫缺乏，我們對此很難下任何具體的結論。最後，在海外最近披露出來的張玉鳳的回憶中，竟有這樣的內容：
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 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3〕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在臨終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麵性的政治安慰（尤其是當著她的麵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和她含而不露的政治追求（否則她為什麽不向毛當麵拒絕？）。甚至，這一安排及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認清楚張玉鳳有政治抱負對分析毛張關係對文革最後幾年的影響非常重要，因為她的對毛的影響會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稱）的範圍。在目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錄可以看到，江青對張玉鳳不斷地“巴結”、“獻殷勤”，因為毛後來根本不願見江青。毛的房間隻有兩個人可以隨便出入，那就是張玉鳳和孟錦雲。不管是誰，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4〕盡管有江青放下正式的“毛夫人”身價的拉攏，張玉鳳和江的關係其實並不和諧。一方麵，她們之間的“大奶”和“二奶”的爭寵奪利的關係極難和諧。隻要張玉鳳在實際上是毛的妻子，掌管著毛維持生活一切而毛對她的依賴日深，毛就不可能還想得起江青。在另一方麵，張也是一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了毛的一個客人而和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一時被毛趕出過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後來陳女士去了香港，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5〕
但即便是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經公開披露的材料，也可以看到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沒有在毛麵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的回憶中就提到：毛澤東和她（及張玉鳳）慎重地談過和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6〕如果張一直在毛麵前為江說好話，毛絕無可能、也無此必要和她們大談離婚的打算。此外，據中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記載，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年底起，多次因為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發生嚴重衝突。為此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 “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7〕如果我們聯係到毛對江青在文革中最嚴厲的批評，即搞“四人幫”正是發生在1973年年底以後，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張玉鳳在毛對江青的嚴厲批評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起著更重要的離間毛江關係的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在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容。因為她們兩人當時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和江青有私人矛盾，也就利用聯絡員的特權、在極為封閉孤獨的毛麵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自然，王海容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8〕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曆史學家餘英時教授在總結毛澤東治國方式使用了“在塌上亂天下”的比喻。此其一是指毛澤東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就是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9〕確實，毛澤東的晚年不僅生活在情欲橫流的溫柔鄉裏，還不時地陷入和引發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然而，他也為情所累、為欲所害。例如，1976年5月11日，毛就又不知道因為什麽無聊的糗事，和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竟導致他心肌嚴重梗塞。雖然搶救了過來，但大大地縮短了他的壽命。〔40〕毛生前雖然妻妾成群，但死時屍骨未寒，他的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自殺。對於“在塌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應和嘲諷。
二，病態人格：在不間斷的妄想中清除假想的敵人
多疑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於他們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運用了的眾多的陰謀詭計，推己及人，他們自然地防範著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的無上的權力。然而，多疑在某些主客觀情況下會發展成為一種惡性的妄想症的精神病態。例如，當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心胸狹隘的獨裁者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便會發生。另外，人到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會發生器質性和功能性的病變，使本來並不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劇。他們首先不斷地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製的權力，進而采用極端的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
根據毛的醫生李誌綏的回憶：毛澤東的極度的疑懼／妄想症起源於1956年以後對中共八大反“個人迷信”等路線的不滿，“他逐漸有一種非理性的懷疑恐懼，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才完全成形。”〔41〕 依據李的回憶，我們從如下的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發展及其特點：
時間和地點――事件――政治形勢
1958年初，四川金牛壩――懷疑遊泳池被下毒――和周恩來等人“反冒進”鬥爭
1965年底，江西南昌――懷疑自己發燒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製批判《海瑞罷官》
1966年2月，武漢梅園招待所――懷疑房間天花板上藏有壞人――接見彭真等人以後，彭等人帶來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綱》
1966年7月，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懷疑被裝了竊聽裝置――剛回北京，認為劉鄧等人在中央仍占優勢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一號樓――懷疑這裏有毒――同上
1966年7月，從玉泉山搬到釣魚台國賓館――懷疑“仍不安全”――同上
1966年8月，從釣魚台搬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住得比較久，到最後懷疑仍不安全――和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生公開衝突
1966年年底，搬到中南海遊泳池――沒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對劉少奇鬥爭的勝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發覺服務員全部穿了軍裝，懷疑被他們監視，要他們全部撤走――開始和林彪發生矛盾
1970年9月後，北京中南海――懷疑原來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是林彪“特務，”再不允許進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因“國家主席”問題發生衝突
1970年9月後，北京中南海――懷疑診斷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同上
在精神病學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礎上產生的不符合實際的錯誤信念，是一種病態的判斷與推理。它本身與事實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實現，但病人卻堅信不移，即使經過充分的說理和有力的論證，都難於動搖他的信念，是精神病中常見的症狀之一。妄想症，又稱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對某真實事件的曲解，進而逐漸形成一複雜糾結的妄想係統。據臨床研究顯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見的妄想內容包括誇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等。在這一症狀形成的過程中，情感對思維進程有明顯的影響：病人妄想內容往往與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鬱病人往往產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產生誇大妄想。從上麵所列的毛澤東的恐懼妄想中可以看到：1）這是一種 “被害妄想”；2）許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識，如天花板上怎麽可能“藏人”（後來證明是一隻野貓）？3）他在政治鬥爭中受挫的心態作為一種重要的情感因素影響著他的疑懼／妄想。
李誌綏還提到了毛的疑懼／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礎：毛長期以來的“神經衰弱”而導致的嚴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鍾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瘙癢和陽萎，嚴重使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到，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 毛的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誌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麽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42〕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為晝的生活／工作習慣，使他永遠在黑暗中思維，隻有更多地幫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長的曠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明白了毛澤東晚年其實已經患有妄想型精神病，便不難理解為什麽他會在文革中一手製造那麽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錯、假案。論及毛的“被害妄想”，恐怕首先要提及的是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謂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文革已經過去了四十年，曆史已經證明當年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反革命政變”。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害妄想”像一個不可擺脫的噩夢貫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的死亡。究其原因，其實是毛自己在打倒劉少奇時先調動軍隊搞了一場貨真價實的政變。由此及彼，才時時、處處妄想著別人要對自己搞所謂的“反革命政變”。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個著名的“反政變”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43〕關於使毛恐懼了幾個月的“政變”者，這裏林彪顯然指的是“彭陸羅揚反黨集團”。但事實很快證明：這是莫須有的罪名，甚至是他們睡夢中都沒有過的想法。但毛的妄想又造成整個中共上層的互相猜疑指責，在5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陳毅、周恩來等人甚至毫無根據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黃袍加身”。以至朱德嘲諷著反詰道：“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44〕顯然，這又是一出天方夜譚。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責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要搞“二月兵變”。有關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9月2日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裏有如下的描述：
一九六六年春，北京軍區從外地調了一個團給北京衛戍區，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的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到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借房子。七月上旬，北京大學有人貼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是要搞兵變。康生抓住這個捕風捉影的材料，不經任何調查，就在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蠱惑人心，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經過，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當時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有餘同誌認為這是謠傳，康生就指控孫“替彭真辯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立場”，要罷他的官。還有一些人為此受牽連，挨批鬥。〔45〕
隻要稍有政治頭腦的人便不難明白，這種根據幾張莫名其妙的大字報所作的指控完全是捕風捉影的事。問題是毛不久便相信了康生和林彪的誣陷，對賀龍從“保”到“棄”，使賀龍被隔離審查，陷入他的政治對手林彪之手，隨即被迫害致死。根據不少學者的看法，使毛下決心打倒賀龍並非隻是“二月兵變”的莫須有罪名，恐怕更是賀龍和蘇聯軍方的可能的“勾結”。〔46〕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紀念活動。在11月7日的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私底下向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對此，賀龍當場進行了反駁，並立刻報告了周和毛。本來，這無疑是賀龍向毛表示忠心的行為，但毛澤東卻一直疑雲未消，使它相反成了文革中賀龍被毛最後拋棄的重要原因。
賀龍在曆史上雖不是毛的嫡係，但一直對毛忠心耿耿到了甘作“家臣”的程度。據說在延安時期，毛執意要和江青結婚遭到眾人反對，時任軍中要職賀龍為保駕甚至拿出他原來的土匪腔說：“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麽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槍斃了他！”一時頗得毛的歡心。但從毛對他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終作為假想的敵人消滅的回報來看，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積極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卻常常越是引發毛的疑懼／妄想，最後被當作“敵人”在他的妄想中消滅。其實，這在“被害妄想”症的臨床表現上也並非少見，因為患者的疑懼／妄想常常從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開始。從這一角度來窺視文革中被打倒的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命運，或許會有新的理解。羅瑞卿一直是世人所皆知的毛的大忠臣。在他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對毛的安全保衛可謂鞠躬盡瘁，已經到達了一種“私人保鏢”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就準備讓他在將來代替體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但陰差陽錯的是：劉少奇在1965年5月接見一個外國客人時先提到：“每個人都要準備自己的接班人，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47〕不久，劉少奇的講話還作為正式文件下發。毛澤東看到這一文件，很可能會對羅產生猜疑：一個心胸狹窄的主人是不能想象和容忍他的私人保鏢被他正在策劃打到的政治對手提名為國防部長人選的――在他看來，這裏麵一定有什麽類似“政變”之類的陰謀。 更何況，1965年時候的毛已經是一個妄想型的精神病人了。
美國曆史學家唐德剛在總結毛澤東的文革清洗時用了“毛派抑毛，毛殺毛派”的說法。〔48〕如果說前半句還稍有一些誇大――因為毛派的中共政要在建國以來主要是“捧毛”而非“抑毛”――那麽後半句實為至理名言。在中國古代君主中，親手殺死和逼死兩位自己的儲君的人恐怕也屈指可數。而毛就是這樣的怪人。從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裏，他連續殺死和逼死了劉少奇和林彪――他先後欽定的兩位“接班人”。劉、林兩人非但在曆史上都是毛的嫡係，還都是對毛的吹捧最不遺餘力者。在中共曆史上，劉少奇幫助毛在延安整風中擊敗了他黨內最強大的對手王明，又是在第一個正式和係統地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人。至於林彪，毛的文革的發動完全得益於他倡導的對毛的個人迷信和他直接領導的解放軍的“保駕護航”。但不可理喻的是：毛對他們的疑懼／妄想程度最深，時間也最長。以林彪為例，1966年5月18日他關於“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完全是他揣摸毛的本意，並得到毛批準後的言論。他關於毛幾個月來“多少天沒有睡好覺”在防止政變的陳述也都是大實話。在林彪做這一報告時，他還是毛的“親密戰友”、毛林關係更處於熾熱的政治蜜月期。但僅在一個月後，毛竟然在寫給他的另一位更親密的戰友江青的信中說：
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49〕
在這裏，毛顯然非常懷疑林彪大談政變的動機。換言之，在毛沒有明言的下意識裏，隱隱地蘊含著這樣一絲深藏不露的疑懼：這位熟稔於“政變經”的朋友，是否自己也有這方麵的打算呢？ ……
曆史的發展還真是令人驚訝，按中共的官方說法，林彪及其死黨（其實是他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真地策劃了暗殺毛的政變。但綜觀曆史，這一“政變”其實是毛的日益嚴重的“被害妄想症”所一步步逼出來的。1970年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是毛、林公開衝突的開始。雙方的爭執焦點似乎是“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據今天多位學者的調查，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毛並沒有說一定“不設國家主席”，林也從沒有說他要當“國家主席”。〔50〕但研究者們常常忽略了對毛澤東的妄想心理的線索追蹤。在毛的〈我的一點意見〉裏，他主要的批判對象是陳伯達。陳是毛的秘書，又是毛任命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當然是毛的“家臣”。但是廬山出現局麵卻是：陳伯達和林彪意見一致，並為之搖旗呐喊。甚至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一時站到了林彪一邊。如同毛澤東下決心打倒羅瑞卿時一樣，一個狹窄狡詐的主人最不能容忍又最容易引發他的疑懼／妄想的恐怕就是“家臣”的任何叛變行為。毛自然地懷疑到他們一起在搞“政變”。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被說成是“在廬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51〕從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會議來看，毛的妄想症在廬山會議後的發展日益嚴重。李誌綏講到的毛把周恩來派來的三個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胡說成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特務便是明證。接著，毛對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妄想似乎越來越固執，他采取了一係列先發製人的極端做法。例如，他作為一個黨的主席，公開破壞黨的紀律，在他1971年8－9月的南巡中到處拉攏地方軍政大員、攻擊黨的副主席林彪，並積極準備再發動一場打倒劉少奇這樣的宮廷政變。如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他的朋友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說：毛“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52〕說來真是弄巧成拙，年輕氣盛的林立果等人的政變想法就是這樣被毛的政變“妄想症”逼出來的鋌而走險。
毛澤東晚年的病態人格在多疑上常常走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他和彭德懷在廬山上的衝突甚至和彭的乳名“彭得華”密切相關。據警衛員回憶：毛在決定整倒彭德懷的哪一夜“吃三次安眠藥仍然沒睡覺”，他還對自己身邊的衛士田雲玉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麽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53〕再如，1971年林彪事件時，毛澤東曾向人打聽說∶“李醫生（李誌綏）的兒子取名李重，重是千裏，誌在千裏，李誌綏是不是有野心？”〔54〕
毛晚年的“被迫害妄想症”還帶來了一個不容忽略的副作用：他的偏執型人格障礙。《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中將偏執型人格描障礙敘述為：
⒈廣泛猜疑，常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或無足夠根據，懷疑會被人利用或傷害，過分警惕防衛。
⒉將周圍事物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可成為超價值觀念。
⒊易產生病態嫉妒。
⒋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
⒌好嫉恨別人，對他人過錯不能寬容。
⒍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
⒎忽視或不相信與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觀證據。因而很難以說理或事實來改變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狀至少要符合上述項目中的三項，方可診斷為偏執型人格障礙。偏執型人格的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偏執行為持否認態度。〔55〕
毋庸違言，毛澤東晚年的偏執型人格幾乎符合以上所有的七個特征。並且，他“很少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偏執行為持否認態度”。如上所述，毛對賀龍的表忠心“過分警惕防衛”，又把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正常的國策建議（設國家主席）當作是值得懷疑的“搶班奪權”，“解釋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陰謀’，並可成為超價值觀念”（“防止反革命政變”）。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老年人性格上的表現，常是青壯年時期性格的加強和發展。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唯意誌論”者，又是一個激動型的詩人。他身上本來就存在的非理性的唯意誌和失控的激情在他的晚年發展成為偏執的病態。自然，心理上和行為上的變化，在年輕時尚有足夠的自製力，控製某些性格向極端傾向發展。到了老年之後，自控力變弱，原來比較隱蔽的性格特征，屆時可以完全暴露出來。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毛澤東和他的“敵人們”的衝突的起源和發展，常常會發覺衝突的驟然升級不是因為什麽“理論分歧”，而是一些本來相對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引發的意氣之爭。在許多場合，毛突出地表現出了“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的偏執人格的第6個特點。毛在文革中一直說：他和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是爆發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56〕毛和劉在“四清”的一些問題上有一些不同看法，劉少奇在毛講話時插了話。但是據當時會議的參加者回憶：他們隻是各說各的，沒有任何直接的衝突。不久，會議閉幕了，鄧小平出於照顧毛的身體，建議他可以不參加閉幕式。不料毛立刻“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失去了自控。不僅勃然大怒，還拿出了《憲法》和《黨章》，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 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57〕從此，毛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使毛澤東把劉少奇等人升級為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來炮轟發生在1966年8月4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回到北京，對他同意的派工作組的做法出爾反爾，當眾指責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忍無可忍地表示：“無非是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58〕本來，這一爭論錯誤的一方是毛澤東，因為他食言而肥。 但是，毛的“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他的偏執性人格的特征使他立刻將錯就錯，擴大事態。馬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報，不僅把劉的問題擴大到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馬上牽連到成千上萬的幹部；又立刻改變大會議程，改組了政治局，確立了林彪為接班人。
毛澤東的這種容易被一些小事激怒，“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的偏執型的人格障礙，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就被他的衛士長李銀橋注意到了。李甚至認為：如果沒有彭德懷的過於梗直的賭氣和毛的進一步意氣用事，或許廬山會議的結局不至於把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李有如下的回憶：
對這份意見書，毛澤東開始並沒有當作太大的事，也就是個一件唄。形勢座談會上兩種意見爭論厲害，毛澤東開始也隻是認為彭德懷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並沒有太高的綱。毛澤東站台上一看， 嘟囔：“彭總沒有來？”我在他旁邊指指，毛澤東才發現彭德懷坐在最後一排，沒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一道坐前排，而且頭剃光了，很亮。毛澤東吮吮下唇，沒說什麽，可以肯定心裏不太高興。
會散以後，彭德懷“與毛走了個對頭”。毛澤東提議和彭德懷談談，但是彭拒絕了：
彭德懷漲紅著臉甩手而去，腳步始終沒有停一停。毛澤東怔了怔，吮吮下唇，繼續下山。就這樣不歡而散。當時許多中央首長看到了這個場麵。 ……彭德懷一睹氣，引起一些人的公憤，在毛澤東那裏講了一些話，結果事情變大了。〔59〕
作為至今還很熱愛毛的李銀橋，他的回憶中自然有不少為毛開脫辯解之詞。但從他傳神的毛兩次“吮吮下唇”的極不高興的動作仍中可以看到：毛非常注意這些同誌間意見不同時的態度和小事――往往是這些事，而不是什麽重大的理論分歧――決定了他對他的敵人們的打擊和處理。這就不能說不和他的偏執型的人格障礙無關了。
從精神病病症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晚年的很多多疑殘忍的“黨內鬥爭”絕非是一種標新立異和危言聳聽。實際上，不僅毛澤東，在整個發動和領導文革的中共上層集團中，有病態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絕不是少數。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專家診斷為有“強迫觀念和雙重人格”；〔60〕康生“建國後一段時期……被毛澤東冷落，中共許多領導大多熟知其整人善變的習性，同他疏遠，所以他一直稱病韜晦、深居簡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 當時康生的病情挺嚴重，有幻視、幻聽的症狀，明明窗明幾淨，可他偏說有壁虎在爬動。”〔61〕至於副統帥林彪，多名醫生（包括他的保健醫生）都診斷他精神有問題。文革初期李誌綏去為他檢查身體，一看到他就認定“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62〕法國學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學者皮埃爾·朗契尼克在1996年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病夫治國》。在書的序言裏他們寫道：“在人類曆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像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63〕――這正是為這群程度輕重不一的精神病患者們所領導的混亂的文化大革命的絕妙寫照。
三，幻想和潛意識：在自欺欺人中幹革命
缺乏想象力的領袖人物很難開拓新的局麵，取得劃時代的成就。但沉溺於幻想中的領袖可能把國家作為巨大的實驗室，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毛澤東正是後者。
很多晚年毛澤東的研究者在解釋他的錯誤時常常把緣由歸結為他的“理想主義”，但是他們忘掉了：雖然理想和幻想同為非理性因素，但是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規律的理想容易變為現實，不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規律的理想隻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現存事物的某些方麵，對它們進行觀念的加工，用觀念的聯係代替了事物之間客觀的、真實的聯係，把這些個別的方麵加以誇大而虛構出來的東西。毛澤東的問題並非是他的理想主義， 而是空想主義和幻想主義。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中毛憑籍著“一天等於二十年”、“人又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荒唐的口號來“超英趕美”，妄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表現了他在經濟建設中遊離現實、陷入夢幻的空想主義；那麽，他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企圖通過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不斷革命”和“鬥私批修”來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建成一個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突出地表現了幻想對他政治實踐的滲透。
在人類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補償的積極作用，是一種正常的精神現象。但是，當一個人把幻想一味當作現實，便成為一種精神病症。如同正常的人可以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人卻真的要搬進那座城堡裏去住！在晚年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已不難發現他常常沉溺於幻想之中的症狀。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 1958年，毛澤東來到上海。市委負責同誌為主席準備文娛活動，征求他的意見。毛澤東想了想，說：還是看場《白蛇傳》吧。結果卻發生了如下的故事：
毛澤東是很容易入戲的，用現在的話講，叫“進入角色”。一支煙沒吸完，便擰熄了，目不轉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員。他煙癮那麽大，卻再不曾要煙抽。他在聽唱片時，會用手打拍子，有時還跟著哼幾句。看戲則不然，手腳卻不敲板眼，就那麽睜大眼看，全身一動也不動，隻有臉上的表情在不斷變化。他的目光時而明媚照人，時而熱情洋溢，時而情思悠悠。顯然，全是進入了許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們，讚賞他們。特別是對熱情、勇敢、聰明的小青，懷著極大的敬意和讚譽。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著鼓。
然而，這畢竟是一出悲劇。當金山寺那個老和尚法海一出場，毛澤東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甚至浮現出一種緊張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張開，下唇時而輕輕抽動一下，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囗。
終於，許仙與白娘子開始了曲折痛苦的生離死別。我有經驗，忙輕輕咳兩聲，想提醒毛澤東這是演戲。可是，這個時候提醒巳失去意義。現實不存在了，毛澤東完全進入了那個古老感人的神話故事中，他的鼻翼開始翕動，淚水在眼圈裏累積凝聚，變成大顆大顆的淚珠，轉啊轉，撲簌簌，順臉頰滾落，跌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觀眾可是不少啊。我憂心地用目光朝兩邊瞄，身體卻不敢有大動作，怕吸引別人更注意這裏。還好，觀眾似乎都被戲吸引了，沒有什麽人注意台下的“戲”。
可是，毛澤東的動靜越來越大，淚水已經不是一顆一顆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聲。附近市委領導的目光朝這邊稍觸即離，這已經足夠我憂慮。我有責任保護主席的“領袖風度”。我又輕咳一聲。這下子更糟糕，咳聲沒喚醒毛澤東，卻招惹來幾道目光。我不敢作聲了。
毛澤東終於忘乎所以的哭出了聲，那是一種顫抖的抽泣聲，並且毫無顧忌地擦淚水，擤鼻涕。到了這步田地，我也隻好順其自然。我隻盼戲快些完，事實上快完了，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就在鎮壓的那一刻，驚人之舉發生了：毛澤東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帶在坐下時巳被我解開，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褲子一下子脫落下來，一直落到腳麵。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的，縱身撲向前，抓住他的褲子，一把提上來。我的思維全停止了，隻剩下彌漫的不著邊際的自責和惶恐，用一雙顫抖的手，匆匆而笨拙地幫他係腰帶。我沒有保護好領袖的形象，我為此不安，難過了很久很久。
毛澤東絲毫沒有責怪我的意思，他甚至毫無感覺掉褲子。他仍然在劇中，大踏步向舞台走去。全場的鼓掌聲終於將他喚醒。他稍一怔，也跟著鼓起了掌。我鬆了口氣，主席回到現實中了。
但是，他從不善於掩飾自己的好惡。我的記憶中，他是用兩隻手同“青蛇”握手，用一隻手同“許仙”和“白蛇”握手。
他沒有理睬那個倒黴的老和尚“法海”。……〔64〕
原來隻是看一出戲，結果毛完全進入了戲中的虛擬世界。不僅動情大哭，還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褲子，大失儀態。如果說這些還是可以理解的“進入角色”，那麽他對於戲中人物“反麵人物”法海的仇恨：從看戲時的“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口”，一直到被掌聲“喚醒”後接見演員時，仍不“理睬那個倒黴的老和尚‘法海’”，便已經不可理喻，隻能用他的幻想症症狀來解釋了。
當然，我們從上麵的分析中已經得知毛在晚年早已是一個精神妄想症患者，對他有的沉溺於幻想的人格特征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他晚年的翩翩幻想，還會發覺這些常常帶有自欺欺人的特點。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在上廬山開八屆八中全會前，回訪了故鄉韶山。在那裏，他親耳聽到了他的鄉親們對大躍進的抱怨，並親眼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慘狀。他也聽到了一些在第一線工作的幹部對大躍進已經出現的惡果的匯報，並準備上山反“左”。然而，麵對這種極為困難、悲哀的景象，毛澤東卻馬上接二連三地吟唱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廬山》）。在當時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全中國赤地千裏、餓殍遍野。 毛澤東已經聽到了來自下麵有關大饑荒的實情匯報，也表示了自己不再吃肉與民共苦。但是在他的詩中還是一番“紅霞萬朵百重衣”和“芙蓉國裏盡朝暉”（1961年《答友人》）的歌舞升平的景象。同當時中國老百姓的悲慘處境和發自人他們肺腑的悲愴呼喚相比――比如，彭德懷到湖南考察時收集的當地流傳的民謠：“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照！值得指出的是：這是在毛澤東知道了民間真情後的詩歌。這固然是毛的文學幻想，但也充分說明了他幻想的自欺欺人的特質。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毛在晚年在許多方麵本能地、無意識地欺騙自己，創造並維護著他個人需要的令人愉悅的幻景。
進一步分析毛澤東賴以發動和推進文革幾個主要的道德依據和理論情結，會對他的這種自欺欺人的無意識或潛意識心理特質有更有趣更深入的理解。毛澤東一直申明並堅信：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符合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即便在他臨終之際，在實際上已經認識到文革的失敗時，他在看到電影《難忘的戰鬥》裏人民解放軍入城，市民和學生載歌載舞敲鑼打鼓夾道歡迎的鏡頭時仍老淚縱橫，表現出他對於他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文革大業的“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感歎。〔65〕由此可見，“人民”是他發動文革的第一個最主要的道德依據和理論情結。
確實，毛在發動文革時用了大量的“人民”和“人民利益”作為他的道德依據。其言之多，其情之誠，似乎很難用簡單的“欺騙”兩個字來解釋。或至少毛在進行這些道德包裝時，他是本能的和下意識的。例如，1966年6月，正值文革風雲如火如荼之際，毛澤東遠在韶山寫下了《七律？有所思》。以詩言誌，表達了自己發動文革的心跡。他寫道：“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66〕如果說前兩句寫的是大中學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那麽後兩句便抒發了毛的政治理想。在這裏，毛用了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一個月後的7月8日，毛在那封給江青的心中又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這裏的右派政變，顯然是纏繞於毛心中的“反革命政變”的妄想。〔67〕（77月16日，毛在武漢暢遊長江，麵對狂熱的“人民群眾吹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歡呼：‘人民萬歲！’”〔68〕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同林彪的談話時還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69〕對於毛的《七律？有所思》，大陸學者高華作了如下的精彩闡釋：“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70〕作如是觀，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索毛林的對話：是誰發動了“這個運動”來推動“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答案還是毛本人。因而，盡管毛在高呼“人民萬歲”的那一刻完全可能是真誠的，下意識的，甚至連他自己也被感動了的。但另一方麵，對他高呼“萬歲”的“人民”是歸他代表、由他領導的和“運動”的。這一點，即便在他的無意識中也是有非常清楚的直接反映的。現代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無意識並不是人們對客觀對象根本沒有一點認識的反映，而是對某種對象不自覺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認識。一句話，無意識是人們在反映時一時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的認識，相當於“下意識”。〔71〕而在毛澤東脫離了這樣的自欺欺人的語境和環境時，對於他信誓旦旦的“人民”和“人民利益”還是有過清晰的表述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最近回憶道：“實際上毛這個人無話不講，他公開說，我們現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們現在就是訓政時期”――說到底，“人民”和“人民利益”不過是毛澤東的“愚民政策”的一個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72〕
如果我們再深入一步追溯毛澤東的“人民”情結的底蘊，我們還會發現：這其實是他的潛意識裏的“帝王情結”的外化和包裝而已。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毛澤東早已經是病入膏罔，苟延殘喘之身。但他卻通過《人民日報》高調發表了他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其中的“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和“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的詞句，誇張地表現了詩人的唯意誌論和“萬物皆控於我”的意識。而後一首詞中所描寫的“鯤鵬展翅九萬裏”、“背負青天朝下看”的藝術形象，並不像有的權威所解釋的那樣是什麽“中國人民”，明顯地是詩人自己。聯想到毛澤東發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沁園春？雪》中蔑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自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情結”，他在時隔20多年之後所極力謳歌的“鯤鵬”，其實也是一種“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自我感覺。“鯤鵬”者，毛澤東也。如果說伴隨著《沁園春？雪》的發表，延安唱起了《東方紅》，毛澤東欣然接受了“人民大救星”的美譽；那麽，伴隨著《念奴嬌？鳥兒問答》的寫作，華夏大地上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天安門城樓成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廣場上激動若狂、山呼萬歲的百萬“紅衛兵”之時，他的腦海裏肯定會浮現出“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的君臨天下的感覺。不過當他決定在1976年年初發表這兩首詞時，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73〕簡言之，他在現實中是當不了“人民”的代表了，但是他仍然要在他的文學幻境中實現——這又是一出自欺欺人的政治秀。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二個道德依據和理論情結恐怕是“巴黎公社”了。毛對於“巴黎公社”的鍾情可以追溯到1926年3月18日他在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所作的演講《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74〕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又用“巴黎公社”為理論武器整過彭德懷。〔75〕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毛曾多次用“巴黎公社”作為他未來新的國家政權的模式。他曾把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76〕“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7〕在他親自主持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也這樣提到巴黎公社：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 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78〕
1966年11月，在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他身邊的親密戰友林彪代表他講話說：
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善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79〕
1967年1月31日，《紅旗》雜誌在一月奪權的高潮中發表提名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80〕其實，聶元梓等人揭發北大校長陸平的大字報，和巴黎公社的國家機構改革是風馬牛不相關的事。當年被毛澤東斥責的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就百思而不解，對伍修權說過：“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麽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81〕毫無疑問，毛澤東隻是利用這張大字報來闡述他發動文革的理論依據和道德基礎罷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當毛澤東把“巴黎公社”的全麵選舉製，通過群眾監督和撤換官僚，給於群眾更多的民主權利作為文革的一個目標和道德依據時，他本人也可能是充滿著一時的革命正義感（甚至為之感動的）。這樣的民主和權利的許諾，對於發動千百萬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參加到文革初期的造反洪流之中，無疑是有著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
然而，時間很快就證明了毛澤東的“巴黎公社”的情結不過是他的一個葉公好龍式的正義幻想，抑或他發動群眾投入殘酷的黨內大清洗時的一個道德的海市蜃樓。1967年2月5日，上海市的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權組織叫“上海人民公社”。雖然這是張春橋揣摸到了毛澤東關於“巴黎公社”的思路後的產物，但是它畢竟是中國第一個省一級的大城市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權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說：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但是最終目標是：“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隻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製群眾，專斷獨行，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82〕應該說《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是符合毛澤東反複宣稱的反官僚主義、追求政治平等、恢複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革目標的。但是它卻意外地遭到了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麽辦呢？黨放在哪裏呢？公社裏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裏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麽實際意義。”毛甚至公開貶低他一貫倡導的公社說：“巴黎公社 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現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麽，據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說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83〕――一言道破天機，原來毛澤東對巴黎公社的全民選舉的民主新政體的憧憬，不過是他無意識中的幻境。一旦他意識到實現這樣的目標會最終威脅到他的政權，他便清醒地放棄了。對毛澤東來講，核心永遠是一個“權”字，而不是什麽革命理論和道德依據。隻要他清除了黨內異己，奪回了旁落的大權，他想到的便是立刻恢複那集權專製的黨，並使之更加集權，更加專製，更加法西斯化。於是，“上海人民公社”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巴黎公社的原則頃刻間變成了故紙堆裏的垃圾。革命委員會的產生原則，是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由上級批準，與過去的任命製沒有區別，而與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就相差萬裏了。所以不是無實質意義的名字問題，而是有重大實質意義的政體形式問題。如同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分析這一事件時所指出的：
以巴黎公社為模式來重新組織政權的理論產生了1967年2月那個毫無結果的“上海人民公社”，這是更為激進的毛澤東主義首領們根據馬克思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的分析的理解，試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嚐試。可是，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完美無瑕的。上海人民公社在曆史上隻存在了短暫的19天，它的結束標誌著毛澤東主義者從“文化大革命”這一空想目標開始後退，也是以“革命委員會”為基礎重新建立中國政治生活的曲折過程的開始。……如果說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場悲劇，那麽，上海人民公社是否隻是一場笑劇呢？〔84〕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美國學者沒有忘掉對毛之所以要在文革一開始時倡導巴黎公社的心理分析：
馬克思主義關於公社模式的原理是否曾經（或將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生活產生持久的影響？這是一個頗有疑問的話題。但是，毛澤東主義者對巴黎公社的讚揚不僅僅是具有暫時的理論和曆史的意義。毛澤東主義者求助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不僅是為了重新確立他們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識上的權威，而且是為了把毛澤東確立為馬克思的真正繼承者。因為，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乞靈於由馬克思所總結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傳統時，他們就越過了俄國人，而直接向被馬克思稱為是“作為新社會的光榮的先驅將永遠受到紀念”的巴黎工人學習。在這種跨越俄國人直接向巴黎人學習的過程中，毛澤東主義者明確地排斥了俄國革命的許多方麵，或至少（稍微隱蔽地）譴責了俄國革命在當代引起的後果。……是毛澤東解決了俄國人沒有能力解決的理論問題和革命實踐問題，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較高的階段”。……因此，毛澤東主義探究馬克思主義傳統就不僅具有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麵的意義，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心理學方麵的意義。〔85〕
確實，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來洞悉一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道德依據的自欺性質會更有趣一些。心理分析學認為 ：潛意識或無意識和意識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人的精神活動常常在它們中間尋求平衡的。潛意識或無意識是意識的深層部分，包括原始衝動和本能以及各種欲望，由於社會標準不容，得不到滿足，被壓抑到無意識中。每當人的意識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時，人就會下意識地啟動“自我防禦機製”以保護自己，例如：轉移／替代，合理化／文飾，反向（以相反的行為表現），歪曲，幻想，推諉，補償，升華等等。由於這種自我保護是在無意識水平進行的，便帶有自欺欺人的性質。例如，在毛澤東黑暗的心靈深處，顯然自視為高於“秦皇漢武”的千古一帝。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黨的理論實踐又絕不允許他公開稱帝。他隻能下意識地啟動“自我防禦機製”以保護自己：1）通過“壓抑”把“帝王情結”藏到無意識中去；2）啟動“轉移／替代”，用另外一個目標替代原來的目標，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的集合名詞來替代他的帝王情結；3）再用“合理化／文飾”，自命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從而采用錯誤的推理使自己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再如，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對“巴黎公社”的憧憬也充分表現了他把自己不合理性的做法通過某種自欺性程序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心理過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鏟除一大批黨內異己的文革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他通過一係列“自我防禦機製”保護甚至欺騙了自己：1）“壓抑”：把他與劉少奇之間無原則的“權力鬥爭”藏到無意識中去）；2）“轉移／替代”：用另外一個光明正大的目標替代原來說不出口的目的，即采用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體的改革來替代）；3）“合理化／文飾”：用充滿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訴求使冷酷的權力鬥爭合理化。不過，在毛澤東粉碎他自己的“巴黎公社”之夢的過程中，他的“自我防禦機製”還多走了“反向”第四步，即他的“自我”為了控製或防禦某些不被允許的衝動而有意識地作出相反的舉動。如他最後公開貶低“巴黎公社”的不適用和嘲笑全麵選舉的幼稚便是這種表現。
記得毛澤東1955年在嘲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時說：“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86〕透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曆程，這句話作為他自己的非理性心態的寫照恐怕更為恰當一些。
注釋：
1 有關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義，可參考下列中英文著作：Richard 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From Nietzsche to 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Making 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 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吳寧《社會曆史中的非理性》，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夏軍《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
2 Edgar Snow，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3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頁。
4 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情事》，香港：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7－338頁。
5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
6 寒山碧《從“張玉鳳回憶錄”探討她與毛的特殊關係》，載韓作編《毛澤東情史》，香港：東西文化實業出版公司，1989年，第154頁。
7 毛澤東《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1967．2．3）》，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71頁。
9 巴人《毛澤東震怒――震動高層的“竊聽事件”》，載《北京日報》2007年6月19日。
10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54－355頁。
11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2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88－389頁。
13 梁壁輝《“有鬼無害”論》，載《文匯報》1963年5月6日。
14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15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54－355頁。
16 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頁；第195－198頁。
17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3頁。
18 《反叛的禦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香港：開放雜誌社，1997年，第29頁。
19 見丁抒《毛澤東和他的女譯電員》，載香港《開放》雜誌2000年4月號。
20 文革開始後，由於原來處理軍委日常事務的羅瑞卿、賀龍等人先後被打倒，軍委成立了一個由葉劍英、楊成武和肖華組成的“三人小組”，經毛澤東的批準處理軍委日常事務。這對於林彪集團，事實上是一種製衡。
21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64頁。
22 張雲生《毛家灣紀事：林彪秘書回憶錄》，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頁。
23 黑雁南《十年動亂》，香港：星辰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
24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 672－677頁。
25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08頁。
26 載《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27 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頁。
28 《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內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頁。
29 範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頁、39－40頁。
30 沈容《紅色記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頁。“我所見所聞的幾位毛澤東身邊女孩”是作者在網絡上發表她全書摘錄時的標題。
31 見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陳錫聯同誌任職的通知》。文件中說：“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誌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當時葉劍英並沒有請病假，而毛澤東卻斷定他“生病”而奪了他的軍權。
32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6頁。
33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8月號。張玉鳳的這一回憶現在越來越被研究者們認為是真實的。
34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6頁。另外見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第119－120頁。
35 淩峰《有關張玉鳳的補遺》，載《閑話毛伯伯》，香港：當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頁。
36 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第185－187頁。
37 見《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發〔1976〕24號，1976年12月10日。
38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61頁。
39 餘英時《在塌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載《反叛的禦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第84－87頁。
40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88頁。
41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21頁。
42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05頁。
43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44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45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1980年10月16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46 類似見解，可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94－95頁。也見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第449頁。
47 華飛《“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又見舒雲《林彪畫傳》，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535頁。
48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351頁。
49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71－72頁。
50 見王年一、何蜀《重議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在“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背後》，原載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第2001年第1期。
51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402頁。
52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中發〔1972〕4號。
53 權延赤《紅牆內外》，呼爾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54 《反叛的禦醫：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和他未完成的回憶錄》，第237頁。
55 《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另外，該標準1989年第一次公布，全書的電子版可見：http://zgxl.net/xlzl/cjxljb/ccmd2r.htm
56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73頁。
57 郭家寬編《曆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9年，第77頁。
5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頁。
59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1年，第56－59頁。
60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46－248頁。
61 王凡、東平《五進中南海：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載《傳奇？傳記文選選刊》，2006年第6期。
62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36頁。
63 〔法國〕皮埃爾·阿考斯，〔瑞士〕皮埃爾·朗契尼克著，郭宏安譯 《病夫治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頁。
64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1年，第48－50頁。
6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51頁。
6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55頁。
67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68 《人民日報》，1966年7月26日。
69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同林彪的談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70 《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動》，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
71 冒從虎、冒乃健編《潛意識 直覺 信仰》，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71頁。
72 朱健國《李銳先生訪談錄》（2007年10月1日），原載《議報》第3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73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8月號。
74 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3頁。
75 見毛澤東《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48頁
76 《毛澤東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1966年7月），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77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同上。
78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79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3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
80 載《紅旗》雜誌1967年第3期。
81 魯彤、馮來剛 《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長春：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頁。
82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原載1967年2月7日《解放日報》。
83 《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1969年，第667－672頁。
84 莫裏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頁。
85 莫裏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第133－134頁。
8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6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