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傳》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 一顆紅星的幼年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的韶山衝。我的父親(1)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2)。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於拚命地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他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獲六十擔穀。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裏收獲八十四擔穀。

當我十歲，我家隻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三十五擔穀的剩餘(3)，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們都放在田裏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裏，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裏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

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裏做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穀裏麵的。我飄流了三天之後，家裏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裏。

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工[罷課]”(4)。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凶的監工。他最恨我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們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糲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雇工是吃雞蛋和鹹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麽都肯施舍。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麵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讚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時常吵鬧。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讚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明的表示，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說這樣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親辯論，我引經據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常)喜(歡)責(備)(5)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於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輕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裏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著。(在說話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麵笑一麵追述這些事件——史諾(7))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麵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憤恨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麵追我，想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苛刻，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戒，讀了《嶽飛傳》[《精忠傳》]、《水滸傳》、《反唐》[《隋唐》]、《三國》和《西遊記》等書(8)，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總是在學校裏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麵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也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什麽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父親十分生氣，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當他有一次，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革新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等，並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的如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於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耕種田地，因為他們占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神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10)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隻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麽。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對於這次奇跡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爾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卻並不管。他隻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動我繼續求學的欲望。我也已經厭恨田裏的工作了。這自然是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為了這事發生爭執。最後我從家庭中出走。我到一個失業的法律[法科](12)學生家裏去，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我在一位老秀才麵前攻讀了更多的經書，並讀了許多當代論著和幾本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們讀書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麵，我們一班同學看見許多從長沙回來的米商[豆商](13)。我們問他們為什麽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大亂子，並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原來那年發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卻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為什麽沒有糧食?城裏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憤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一次示威運動。他們攻進滿清衙門，砍倒作為衙門象征的旗杆，並把巡撫趕走。過後，布政使騎著馬出來了。他告訴老百姓，政府準備設法救濟他們。他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後吧)不高興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並將他撤職。一位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為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卻頭顱，掛在柱子上示眾。

這事件，我們在私塾裏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隻是站在旁觀的立場。他們並不了解這對於他們的生活(有)(14)什麽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做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於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員和當地的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會員，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判決自然是有利於他的。“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15)上去，在那裏建築了他們的山寨。官兵派來打他們，同時那地主散布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來祭旗。當時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他被捕砍頭。然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造反。

第二年，新穀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食糧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裏。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並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密切發生在一起的事件，給予我這已經有著反叛性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後。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占領高麗與台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17)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係的米店做學徒。最初我並不反對，以為這也許是很有趣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顧我父親的反對，立誌進那個學校。這學校在我外祖母的縣城裏(18)。我的一個姨表在那裏當一個教員(19)，他將這個學校告訴我，並將“新法”學校的變遷情形講給我聽。那裏是不大注重經書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於是我與我的另一個表弟進了那個學校，注了冊(20)。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隻收湘鄉籍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做我五個月的膳宿費及購買各種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親終於讓我入學了，因為朋友勸他，說這種“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裏。這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新學校中，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的新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有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戴了一個假辮子。假辮子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麽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很少有農民能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一個學校去讀書。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腳。我隻有一套像樣的襖褲。一般學生是不穿長袍的，隻是教員穿，至於洋裝，隻有“洋鬼子”才穿。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我也有幾個朋友，而且有兩個是我的好同誌。其中有一個現在成了作家，住在蘇聯。

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鄉的某一區人也很重要。湘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拚個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總是采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區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

我在這學校裏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誌趣並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並十分感激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非常前進(進步)(21)的，但後來他變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變成一個劣紳，並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代參加反動工作。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辮子是假的，但我很歡喜聽他談日本的情形。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過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得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野蠻的日本。

這一切，都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

我又記得在這個時候，在新皇宣統[溥儀]已統治了兩年的時候，我才最初聽到皇帝[光緒]與慈禧太後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老實說，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隻需要康有為的變法就行了。我心醉於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籍。同時，我還讀了一點外國的曆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裏，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中，我又讀到，拿破侖，俄國喀德琳[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惠靈頓]，葛拉德斯吞[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22)

我開始渴想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四十裏，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裏去，進那個為湘鄉人辦的中學。是年冬，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於是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摒，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我很容易地就錄取了。但是政局變動得很厲害，我在那裏隻讀了半年。

附注：

(1)據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的父親叫毛順生，母親"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2)據《西行漫記》載："他當了好多年的兵。"

(3)據《西行漫記》載："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穀的剩餘。"

(4)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5)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所加。

(6)據《西行漫記》載："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

(7)史諾即埃德加-斯諾。括號內文字是斯諾筆錄時附注的。

(8)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9)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0)《西行漫記》載："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

(11)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2)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3)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4)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加。

(15)據《西行漫記》載，這個山叫"瀏山"。

(16)據《西行漫記》載："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彭鐵匠的人。"

(17)據《西行漫記》載："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

(18)即湘鄉縣。編者注。

(19)據《西行漫記》載："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裏上學。"

(20)據《西行漫記》載："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

(21)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校訂。

(22)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


《毛澤東自傳》（2）

第二章 在動亂中成長起來

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報紙，報名《民力》，是民族主義派的革命的報紙，裏麵有反抗滿清的廣州起義及在一個湖南人(23)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我讀了以後，極為感動，並發現《民力》裏麵充滿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會綱。這時，長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有點糊裏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於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們和新領袖的區別。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張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其時“反對外資”建築川漢鐵路的運動開始，成立議會製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開，但結果皇帝隻是下詔組織“谘議會”。於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發辮，但約好相繼剪去的一般人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並強力剪去他們的發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這樣，在短期內，我已經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發辮進步到要求普遍地剪發了。政治觀念是如何地可以轉變一個人的觀點啊!

關於蓄辮我和一個法律學校的朋友發生爭論，各人執持了相反的理論。這法科學生引用經書上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話來辯論。可是我和反對蓄辮的人們在反滿的政治基礎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論，使他開口不得。

武漢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後，湖南宣布戒嚴。政局在急遽地變動。一天，有個革命黨得了校長允許，到一個中學裏麵作煽動的演講。當場有六七個學生起來聲援他，痛斥滿清並號召大家起來建立民國。每一個人都專心一意地聽著。

聽過這個演講四五天之後，我決心加入革命軍，決定和幾個朋友到漢口去，同時我們向同學募一些錢。聽說漢口非常潮濕，必須穿雨鞋，我就向駐紮城外的一個軍隊朋友那裏去借。我被衛兵攔住，這個地方已經變成十分活躍了，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大批地在開到街中去。

當時，叛軍正在沿著粵漢路進窺長沙，戰事已經開始。在城外發生一次大戰。同時城內也起了叛亂。城門被中國的勞工們攻了下來。我靠了其中一個勞工的幫助，重新回進城中。然後站在一塊高地上觀戰，直等到最後看到衙門上飄起了寫著“漢”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學校，那裏已在軍隊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並未做得長(24)，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滿意他們。不到幾天後，我去訪問一個朋友時，看見他們的屍首橫陳街上。作為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譚延?打倒了他們。

現在有許多學生參加軍隊了。學生軍已經組成，不過我不喜歡學生軍，認為他們的基礎太複雜。決定還是參加正規軍隊來幫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遜位，這正是奮鬥的時候。

我的餉銀是七元一月——不過，已經多於目下我在紅軍的餉銀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兩元吃飯。我還要買水，因為士兵都要從城外挑水進來，而我是學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餘的餉銀都用在報紙上，我變成它們的熱心讀者了，在當時與革命有關的報紙就是《湘江日報》。其中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從這上麵初次知道這個名詞。我也和其他學生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幾本關於社會主義和它的原理的小冊子，並熱心地寫信和同班的同學討論這個問題，但隻有一個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隊中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極歡喜他們。其餘的人都是平庸之輩，而且有一個是流氓。我又勸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隊長及一般弟兄都合得來。我能寫，讀過一點書，他們很佩服我的“博學”。我能夠幫助他們做寫寫家信之類的事情。

革命的結局還沒有決定。滿清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又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在湖南聽說戰事是不可避免的了。當時有許多軍隊都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和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人準備起事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協定，預計的戰事停止，南北“統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決定繼續求學。這時，我已經做過半年兵士了。

我開始留心報紙上的廣告——彼時有許多學校開辦，而且都用廣告來吸收新生；我並沒有特別的標準來判斷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麽。一個警官學校的廣告吸引了我的目光，於是就去報名。但是，在受試以前，我看到一個製皂“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而且還可以有一點津貼。這個廣告是動人的。它指出製造肥皂有巨大的社會利益，可以富國富民。於是我變換了進警官學校的念頭，決定做一個製皂工程師。我又在這裏交納一元報名費。

這時，我有一個朋友做了法科學生，他慫恿我進他的學校。我又讀了這法律學校的動人廣告，裏麵保證了許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應在三年之內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的學科，保證學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對我稱讚這個學校，直到我最後寫信回家，詳述廣告上的保證並請家人寄學費給我。我將自己的前途畫成一幅光明的燦爛的圖畫給家人看，將自己畫成一個法律學家和大官。於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學校報名，同時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變動。這回是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另一個朋友勸我，以為國家正在作經濟戰爭，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夠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得勝了，我再花一元到商業中學報名。我真的去注冊而且錄取了。不過，這時我還繼續留心廣告，有一天看到廣告，描寫一個高等商業公立學校的優美。它是政府開辦的，課程繁多，聽說裏麵教員都是極能幹的人。我斷定還是到那裏學成商業專家比較好，出了一塊錢去報名，隨後將我的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很高興。父親很知道有了商業智慧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而且留在那裏——有一個月。

我發現在這新學校中的困難就是一大半課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學一樣，英文程度很壞，簡直隻認識字母。此外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校中沒有英文教員。我討厭這種情形，就在月底退學，並繼續閱讀廣告。

我在學業上的第二次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應了入學考試，以第一名被錄取。這是一個大學校，有許多學生，畢業的也很多。校中有一個國文教員十分地幫我，因為我有文學的傾向。這位先生借了一本《禦批通鑒輯覽》給我，其中有乾隆的詔諭和批評。

這時，一個政府辦的刊物在長沙出版。這是一個巨大的烽火，我們學生覺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譚延?被袁世凱趕走了。現在袁執掌著民國的政務，同時準備他的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並且，在我讀過《禦批通鑒輯覽》以後，我斷定還是單獨求學的好。六個月後，我離開學校。自己訂立了一個讀書的計劃，規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閱書。我十分地有規律和專心，在這個方式下費去的半年，我以為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早上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在中午隻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圖書館中一直讀到閉館的時候。

在這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讀到世界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裏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閱讀了世界的輿圖(25)。我讀了亞當·斯密士[亞當·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物種起源》]和約翰·斯陶德·密爾[約翰·穆勒]所著的一本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於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曆)史地(理)混合起來。(26)

那時，我住在湘鄉縣同鄉會館裏。那裏還有許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沒有事做，也沒有錢。會館中的學生和兵士總是在吵架，有一夜，他們之間爆發了武力的衝突。兵士們攻打學生並且要殺死他們。我逃到洗澡間裏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這時我沒有錢用，因為家裏不給我金錢，除非我進學校。又因為會館不能再住下去，我開始尋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時，我懇切地考慮了我的“職業”，並以為我最適宜於教書。於是我又開始留心廣告了。現在我注意到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個動人的廣告，我高興地讀了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很便宜。兩個朋友也勸我進去。其實是他們要我幫他們預備入學論文。我將自己的意誌寫信給家裏，得到他們的同意。我代兩個朋友做了論文，自己做了一篇。結果一齊錄取——實際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時我並不以為搶替是一件不好的事，這僅僅是一種友誼。

在這個師範學校中，我做了五年學生，並且居然拒絕了此後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真的畢業了。在湖南師範學校中，我的生活上發生許多事件。在這一時期，我的政治觀念開始確定，並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會行動的經驗。

新校中有許多規則，隻有極少幾條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中的必修課程。我希望專攻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我並無特殊興趣，我不讀它們，於是這些課程的分數大都很壞。我最討厭的就是必修的靜物寫生。我以為這是透底的愚笨。我總想畫簡單的東西，快快畫完就離開課室。記得有一次畫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詩)(27)，我用一條直線和上邊半個圓圈來代表。還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就算數了，我稱之為雞蛋。結果畫圖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的分數都非常好，這樣和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扯平。

這裏有個國文教員、綽號“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並斥為新聞記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範梁啟超，以為他隻是半通。我隻得改變我的風格，攻讀韓愈的文章，和熟記經史中的典故。所以，謝謝“袁大胡子”，必要時我現在還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員中給我最強烈的印象的就是一個英國留學生楊懷中[楊昌濟]，過後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倫理學。他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同時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時我也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我的文章大受楊教授的讚賞。給我那篇文章一百分。(28)

另外有一個教員常給我看舊的《民報》，我總是十分高興地讀它。從這上麵我愈加清楚同盟會的活動和會綱了。一天讀《民報》，看到一篇記述兩個中國學生漫遊中國的文章，並說他們已達(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使我大為感動。我要學他們的榜樣，不過沒有錢，我想還是先遊曆湖南。

次年夏，我開始以步行遊湘省，走了五個縣城。有一個同學叫蕭瑜，陪伴著我。我們一文不名地走了這五縣，鄉下人給我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不論我們到達什麽地方，總是受到歡迎和善遇。這個和我一起旅行的家夥，蕭瑜，後來變成了南京國民黨的職員，在一個以前做湖南師範學校校長，後來變成南京高級官吏的人手下做事，並被委做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後來蕭被人告發盜賣故宮中最寶貴的東西，並且在一九三四年帶了這筆款子潛逃。現在他避居大連。

我感覺自己需要幾個親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熱心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前來和我接觸。我指明要堅強不屈，願意為國犧牲的青年。廣告登出後，我得到三個半答複。一是羅章龍，他後來加入共產黨隨後又背叛黨。其餘答複是兩個青年的，後來變成極端的反動分子。“半”個回答是一個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聽完我所講的一切話，然後一聲不響地走開，過後我們的相識並且進而成為友誼。(29)

但是，漸漸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這樣造成了日後一個團體的核心，後來這個團體(30)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和國事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一群嚴肅的青年，他們沒有時間去討論瑣細的事情。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個宗旨。他們沒有時間談戀愛或“羅曼史”，他們以為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識的時候，是不能討論女人或私事的。我對於女人本無興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歲時就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人，不過我並沒有和她一起住過——此後也未有過。我不以她為我的妻子，那時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談女人——普通在這時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極為重要——以外，(31)我的同伴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不談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並且當麵叫用人(32)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動怒了，以後就不和他來往。我和朋友隻談大事，隻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

我們又是熱心的體育家，在寒假中，我們在田野裏，山上山下，沿著城牆，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時我們就脫去衣服，名之為“雨淋浴”。陽光灼爍時，我也剝去衣服，名之為“日光浴”。春風和暖時，我們又算是一種新運動，叫“浴風”。在已經結霜的天氣，我們還露宿田陌間，或是十一月，我們還在寒溪中遊泳。凡此種種，都算是“體格訓練”。也許這對我的身體大有裨益，後來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屢次橫越華南，和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的時候。

我和其他城鎮裏許多學生和友人建立了廣大的通信關係。漸漸地我開始了解一個有著更密切聯絡的組織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友人發起了新民學會。會員約七八十，其中有許多人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33)。會員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時期都被殺了。同時，在中國其他部分，像這類的激進團體都由那時在中國政治上占有勢力的戰鬥青年紛紛組織起來。

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誌——《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誌了。並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這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堅決地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師範學校的，於一九一八年畢業。(34)

在師範學校讀書的幾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連所有學費在內!在這個數目裏麵，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報紙上麵的，因為經常訂閱書報費每月約需一元，此外我還時常向報攤購買書籍和雜誌。父親責備我，說是浪費。他說這是在廢紙上花錢。不過我已經養成了讀報的習慣，而且從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當我和中國最初的紅軍一部分爬上井岡山時，我從未停止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末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更打斷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決定到北平——那時叫北京——去。當時，許多湖南學生都計劃到法國去工讀，在大戰時，法國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招募中國青年的。在出國以前，這般青年預備先在北平讀法文。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劃，在這一群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後來大半都變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我陪了幾個湖南學生到北京去，不過，雖然我幫助他們實現這個計劃，並且他們受新民學會的幫助，但我本人並沒有到歐洲去，我認為我對於本國還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為在中國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時間……

北平在我看來非常浪費，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楊昌濟](35)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後來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結果被張作霖處決。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裏。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但是，我並不因此而喪氣，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裏的課程。在我服務北大時所遇的人中，有兩個現在是南京的高級官吏，一個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副主席，還有個加入共產黨隨後又成了所謂“第三黨”的黨員，再有一個則後來加入加利福尼亞的“三K黨”。(36)在這裏我也遇到了楊開慧，而且發生戀愛，後來結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楊教授的女兒。

我對於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高，同時我的頭腦愈來愈激烈。至於所以會如此的背景則上麵已經講過了。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北大學生(37)，時時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不過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準備赴法的學生一起，我隻有到天津的車票，也不知道怎樣可以走下去。不過，中國有句老話，“天無絕人之路”，一位同學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買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車訪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門徒濯足的溪水，聖人幼時所居的小村，我看見孔子手植的樹。我又訪問顏回的住處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還登遊過泰山，就是馮玉祥將軍退隱時寫愛國詩的地方。

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黴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麽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麵，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

回轉長沙以後，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積極的活動了。自五四運動以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湖南學生報紙《湘江評論》的編者，這個報紙對於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在長沙，我幫助成立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動向的團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都激烈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大混蛋張敬堯。新民學會更是厲害，領導了一次學生大罷課來反對張。要求將他撤換，同時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動反對張敬堯，當時孫中山在西南活動。張為報複起見，就禁止《湘江評論》出版。

這件事過後，我代表新民學會到北平去，並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反軍閥的運動，新民學會將反張的鬥爭擴大而為普遍地反軍閥的運動了。在北平我做了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推動反軍閥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張敬堯被譚延?打倒，並在湖南成立了一個新政體。這時，學會中開始分成兩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張實行一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徹底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裏我又一度碰到陳獨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裏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那時，我也見過胡適，訪問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學生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的計劃，組織一個“湖南建設協會”。隨後我回長沙，開始組織這個協會。(38)我在那裏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裏的活動，那時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計劃。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將工人政治地組織起來，並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裏，並且建立了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曆史的正確解釋後，此後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資基(39)的《階級鬥爭》和吉古柏(40)的《社會主義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並且自此以後，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與楊開慧結婚。(41)



附注：

(23)此"湖南人"即黃興。新版責任編輯注。

(24)據《西行漫記》載，新都督和副都督分別是"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峰和陳作新。

(25)輿圖，即地圖。新版編輯注。

(26)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27)據《西行漫記》載，李白的這句詩為：半壁見海日。

(28)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29)此處《西行漫記》中有不同記載為："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新版編者注。

(30)這個團體即後來建立的新民學會。新版編者注。

(31)這句話表達的意思是：談論女人，通常是當時那個年齡的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占有重要位置的事情。新版編者注。

(32)用人，即仆人。新版編者注。

(33)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夏曦、何叔衡、郭亮、蔡和森、蕭錚等。新版編者注。

(34)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是1912年進湖南師範學校的。

(35)括號內文字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36)據《西行漫記》載，這幾個人依次分別是陳公博、張國燾、譚平山和康白情。

(37)據《西行漫記》載，這個北大學生名叫朱謙之，原文為Chu Hsun-pei。

(38)在《西行漫記》中這個協會叫"改造湖南聯盟"。

(39)一譯考茨基。

(40)一譯柯卡普。

(41)此段括號內文字為新版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毛澤東自傳》（3） 　

第三章 揭開紅史的第一頁

 

一九二○年夏，我赴滬參加會議，共產黨就在這個會議上成立。(42)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占著領導的地位，無疑地，他們都是中國知識界中最燦爛的領袖。

我在李大釗手下做圖書館佐理員時，已經很快地傾向馬克思主義了，而陳獨秀對於引導我的興趣到這方麵來，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赴滬時，我曾和陳獨秀討論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本人信仰的堅定不移，在這也許是我一生極重要的時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這個曆史的上海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其中的一員。當時在其他省縣中也有組織成立……(43)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生組織了一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組織幾乎同時成立……在德國也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較遲，黨員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公務人員、印刷工人及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當時我是支部的書記。是冬，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學生和工人之間，在農民中的工作極少。多數大礦山和全部學生實際上都已組織起來。在學生和工人的戰線上都有許多鬥爭。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趙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工人領袖(一個叫黃愛，一個叫龐人銓)，結果引起了一個廣大的激動，開始反對他。在這兩個被殺的工人中，有一個是右翼勞工運動的領袖(即黃愛)。右翼運動的基礎是工業學校的學生，而且是反對我們的。不過在這一次和許多次其他的鬥爭中，我們援助它。在工會中，無政府主義者也有相當勢力，當時各工會已經組織到“全湘勞工組合”[湖南全省勞工會]裏麵。可是，我們和他們妥協，並且用協議的方法阻止了他們許多次魯莽而無用的舉動。(45)

　　我被派到上海來幫助組織反趙運動。是冬(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會議。我心中想去參加，可是我忘掉開會地點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誌而失去參加的機會。我回轉湖南，並竭力推動工會的工作。是年春，發生許多次罷工，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較好的待遇，和爭取工會的承認。多數罷工都是勝利的。五月一日湖南發動了一次總罷工，這件事指出了中國勞工運動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召開的，通過了那曆史的決議案：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並組織聯合戰線以反對北洋軍閥。我跑到上海去，並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廣州去，並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三月間回滬，將我在共產黨執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中的工作合並起來。當時部中還有的幾個人，就是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一起工作，調整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步驟。是夏，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加倫(現在叫伐西裏·布留契爾將軍，任蘇維埃遠東紅軍總司令之職)擔任顧問，還有其他從蘇聯來的蘇維埃顧問。國共的合作開始采取一個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是年冬，我回湖南休養——在上海時，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後，我組成了本省偉大農民運動的核心。

　　在以前我還未充分了解農民中階級鬥爭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以後，和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活動的大浪中，湖南農民變成十分地活動了。我利用我所休養的家庭，發動一個農村組織運動，在僅僅幾個月內，我們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農民協會，同時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將我逮捕。趙省長派兵來抓我，我逃到廣州。到達廣州時，黃埔學生剛打敗了兩個著名的軍閥(46)，全城和國民黨都充滿了樂觀的空氣。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蔣介石先生被任為總司令，汪精衛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編，這是一個國民黨的刊物，後來曾極力攻擊國民黨右翼。我同時又成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負責人，並開了一個訓練班來訓練他們。聽講的有二十一個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古來的學生。在我到廣州後不久，我成了國民黨宣傳部的部長。

　　我寫作越來越多了，同時在共產黨農民工作中負有特殊責任。根據我的研究和在組織湖南農民的工作中所得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社會各階層(級)的分析》，另一本叫《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第一本小冊中，我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這個意見，並拒絕以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名義出版。後來，它在廣州的《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至於第二本書則是以小冊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這時我開始不滿意陳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漸漸遠離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最高峰。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國民黨左右翼和解而國共也重行合作以後，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國民黨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開第二次大會。在上海，我指導著共產黨的農民部，並被派到湖南做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合作之下，於一九二六年秋開始這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五個縣份(47)的農民組織和政治狀況，並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麵采取新路線。次春初旬，當我抵武漢時，那裏正在舉行各省農民代表會議，我就去參加並討論建議我的主張，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大會決議把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但黨中央將它否決了。

　　當第五次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召開時，黨還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顧一切地反對，還是堅持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我對於黨的政策非常不滿。今日之下，我想假若當時農民運動能更徹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作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麽現在的情勢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國蘇維埃的勢力必定較現在大為強盛。

　　可是陳獨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見解。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並將當時農民的前途估計過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機前夜所召開的第五次大會上，不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見，迅速加強土地鬥爭，竟不加以討論，因為黨的中央委員會，也為陳獨秀所把持，拒絕將它提出考慮。大會將“地主”定為擁有五百畝以上的人——要在這種基礎上發展階級鬥爭，是全然不適合和不切實際的，而且忽視了中國土地經濟的特質——這樣就撇開了土地問題。不過，在大會過後，一個“全中國農民協會”組織起來，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48)。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農民運動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發展成為一個驚人的軍事力量，雖然共產黨的態度對它很冷淡。高級官吏和軍事長官開始要求鎮壓它，說農民協會是“流氓協會”(49)，它的行動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陳獨秀將我調開湖南，因為那裏發生了幾樁事件，他要我負責，並且猛烈反對我的觀念。

　　四月間，南京和上海開始了反共的運動。在廣州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一次暴動，有幾十個農人和工人被殺。此後不久國共就分裂了。

　　許多共產黨領袖現在都奉命離開武漢，到蘇聯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請求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員會的書記，但是十天之後，陳命我速回，責備我組織一個反對當時統治湖南的人的運動。(50)黨裏的事務現在是一塌糊塗了。幾乎每個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而國共合作的解體不久也使他沒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和葉挺的部隊，與朱德合作，領導了曆史的“南昌暴動”(51)，並組成了後來變成紅軍的第一個部隊。一星期後，八月七日，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罷免陳獨秀書記之職。自一九二四年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大會起，我一直是黨的政治局中的人員，並促成了這次決議(罷免陳獨秀)。黨采取了一個新路線，放棄所有合作的希望。開始了長久的公開的爭奪政權的鬥爭。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一個運動，就是後來叫做“秋收暴動”(52)的。我在那裏的計劃是要實現五點：共產黨省黨部完全與國民黨脫離；組織農工革命軍；沒收大中小地主的財產；脫離國民黨，在湖南建立共產黨政權；組織蘇維埃。當時第五點為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才進展成為一個口號。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農民協會，我已經組成一個普遍的暴動，並成立農工軍第一隊。我的部隊有三個主要的來源——農民本身，安源的礦工和國民黨中叛變的軍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隊叫做“第一農工軍第一師”(53)，是經過省委員會批準後組織起來的。但是湖南省委會的和我部隊的總綱領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它好像隻采取一種觀望的政策並未作切實的反對。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仆仆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軍之間時，我被幾個民團捕獲。那時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槍斃。他們命令將我解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裏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誌借了幾十塊錢，我想用它賄賂護送兵來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傭的兵，他們並沒有特殊的興趣看我被殺，所以他們同意釋放我。但是那個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應，因此我決定還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團總部二百碼的地方才有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掙脫了，跑到田野裏去。我逃到一塊高地，在一個池塘的上麵，四周都是很長的草，我就躲在那裏一直到日落。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搜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現我，雖然有七八次我拋卻希望，覺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後，到了薄暮的時候，他們不搜尋了。我立即爬越山嶺，走了整夜。我沒有鞋子，我的腳傷得很厲害。在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他和我很要好，給我住宿，隨後又領我到鄰縣去。我身上還有七塊錢，拿它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食物。當我最後安抵農民自衛軍的時候，我的衣袋中隻有兩個銅元了。

　　隨著第一師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敵委員會的主席，一個武漢軍校的學生成了它的指揮員，不過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態度而不得不就任這個職位的。(54)不久，他就棄職加入國民黨。現在他在蔣介石先生手下，供職南京。

　　這個小小的軍隊，領導著農民暴動，向湘南移動。它衝破了成千成萬軍隊，作了許多次戰爭，吃了許多次敗仗。當時的軍紀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而官兵中有許多動搖分子，所以“開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屆司令逃走後，軍隊改組，剩下來的隊伍約有一團人，換了一個新的司令。後來他(55)也叛變了。但是在最初的團體中有許多人還是忠誠到底，到今天還在軍隊中。(56)當這一小隊人最後爬上井岡山(一個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為盜匪盤據)時，軍隊的數目隻有一千左右了。

　　因為“秋收暴動”(57)的計劃沒有被中央委員會批準，又因為部隊受了嚴重的損失，同時從城市的觀點看來這個運動好像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中央委員會堅決地排斥我了。將我從政治局和前敵委員會中革出。湖南的省委會也攻擊我，稱我們為“劫掠運動”(58)。可是我們依然帶著我們的軍隊，留在井岡山上，一麵確切覺得我們在執行正確的路線，而以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新的兵士添加進來，這一師又補充起來了。我成為它的司令。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以井岡山為根據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蘇維埃，成立於茶陵，在江西、湖南省邊境上，同時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出來。(59)在這個蘇維埃，及以後幾年中，我們依據了遲緩但是有規律的發展，建立了一個民主的綱領，伴隨著一個溫和的政策。這使井岡山備受黨中央“盲動主義者”譴責，他們要實施一個恐怖政策，劫掠和殺戮地主並焚燒他們的財產以摧毀他們的膽量。第一師的前敵黨委會拒絕采用這種策略，於是被一般盲動者戴上了“改良主義者”的帽子。我備受他們的攻擊，因為不實行一個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兩個以前盤據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三團左右。這兩個人(60)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效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鬥爭。當我留在井岡山上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執行黨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後來，到他們單獨留在井岡山時，他們又回複了昔日的強盜脾氣，結果被農民殺死。因為那時他們已經組織起來，已經蘇維埃化，能夠保衛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力量合並起來了。我們共同擬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我們要穩定和加強湘贛粵三省接境區域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逐漸發展到更廣大的區域中去。這種策略與黨中央辦法相反，他們有著迅速擴展的妄想。在軍隊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與兩種傾向搏鬥：第一，要想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以為是“冒險主義”；第二，要想退到廣東省境之南，這我們以為是“退卻主義”。當時我們的見解，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權和建立蘇維埃政體。我們要武裝群眾以加速這種過程。我們的政策要實現自由貿易和善遇被俘的敵軍，一句話，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個代表會議在井岡山召開，到會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代表。當時各蘇區的黨員對於上述的政策還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這種異點徹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為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數人信仰這個政策，因此，黨決議提出，宣布蘇維埃運動一定會勝利的時候，很容易地就通過了。不過黨中央還沒有對這個運動批準。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當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的決議錄的報告到達井岡山時，才得到批準。

　　關於在那個會上所采取的新路線，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袖和在鄉村中從事蘇維埃運動的領袖間的爭點完全消除，而黨的調和與一致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綜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經驗，南昌、廣州和秋收暴動的經驗，決定應該強調土地革命運動。這時，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部分出現，賀龍在西麵，徐海東在東麵，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農工紅軍。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鄰近福建的江西省東北境上，也發動了一個運動，後來並由此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有一些紅軍部隊都跑到海陸豐去，並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蘇維埃，但因為它信奉盲動主義，很快地就被破壞了。一部分部隊從那個區域裏出來，與朱德和我取得聯絡。(61)

　　當我們在井岡山上“對冒險主義鬥爭”的時期中，我們擊敗了兩次軍隊奪山的企圖。井岡山證明了是我們所建立的這一種流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那裏有很好的天然防禦，並出產足夠的收成來供給一個小小的部隊。它的周圍有五百裏，直徑約八十裏。在當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個，叫“大小五鎮”(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個山)(62)。

　　山上的情況，因來了這樣多的軍隊，變得十分惡劣了，軍隊沒有冬季製服，食糧也極度稀少。有幾個月，我們簡直靠南瓜過日子，士兵們喊出一個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盡南瓜!”——因為在士兵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懷在井岡山，我和朱德衝破了軍隊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在這個久經戰陣的山上所造的第一個居留地就算是終結了。

　　現在紅軍開始在江西一帶作戰，並且順利地迅速發展起來了。我們在閩西建立了一個蘇維埃，並和當地的紅軍聯合起來。我們分出軍力，繼續占領三縣並建立了蘇維埃。因為在紅軍到達之先，那裏已經有了武裝的群眾運動，這樣，保證了我們的勝利，並且使我們能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很快地加強了蘇維埃政權。

　　附注：

(42)這裏明顯有誤。《西行漫記》記載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43)據《西行漫記》載，當時其他黨中央組織有：上海的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李達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許白昊、施洋；陝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廣州的林伯渠、彭湃；山東的王盡美和鄧恩銘等。

(44)據《西行漫記》載：在法國，黨的創始人有周恩來、李立三、向警予、羅邁和蔡和森；在德國，有朱德、高語罕和張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45)此段括號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46)這兩個軍閥即雲南的楊希閔和廣西的劉震寰。新版編者注。

(47)這五個縣即：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鄉。新版編者注。

(48)在《西行漫記》中，"第一任主席"譯為"第一任會長"。

(49)"流氓協會"在《西行漫記》中譯為"痞子會"。

(50)在《西行漫記》中，此處為："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

(51)即南昌起義。編者注。

(52)即秋收起義。編者注。

(53)這個軍隊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工農第一軍第一師"。

(54)《西行漫記》中，這個"前敵委員會的主席"譯作"前敵委員會書記"，而那個"武漢軍校的學生"名叫餘灑度。

(55)此人叫陳浩。編者注。

(56)例如：羅榮桓、楊立三等將領。編者注。

(57)即秋收起義。編者注。

(58)《西行漫記》譯為"槍杆子運動"。編者注。

(59)據《西行漫記》載，這個蘇維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經"。

(60)據《西行漫記》載：這兩個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毛澤東任軍長。

(61)據《西行漫記》載：江西的運動是由方誌敏和邵式平領導的；海陸豐的運動是彭湃領導的。"廣州暴動"即"廣州起義"。編者注。

(62)"大小五鎮"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大小五井"，"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編者注。


《毛澤東自傳》（4）

第四章 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

紅軍的情況在物質和政治兩方麵，都開始有進步了，但其中還有許多惡劣傾向。例如，“遊擊主義”就是一個弱點，這反映了訓練的缺乏、民主政治的誇大觀念和組織的鬆懈等等。還有一個傾向不得不與之搏鬥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歡在政府的嚴重工作中安身，喜歡變動和新的事物。還有一種是軍閥主義的殘餘，有些官長虐待甚至毆打弟兄，並且隨意反對自己個人所討厭的人，而對其餘的表示好感。

許多這些弱點，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閩西的一個會議召開後，都一一克服了。會議中討論了各種改進的思想，消除許多誤解，並采用新計劃，這樣奠定了紅軍中崇高的意識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這些上麵提過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並且為黨中“托派”和軍事領袖所利用以削弱這個運動的力量。這時我們展開了對“托派”的猛烈鬥爭，好幾人被剝奪了他們在黨中和軍隊中的職位。我們發現了他們在戰時常領導紅軍陷入艱難的地位，企圖毀壞紅軍；在幾次敗仗以後，他們的計劃是十分明顯了。經驗顯示了他們的錯誤，將他們從負責的職務中革除，並且在這個會議後它們就失勢了。(64)

福建會議開辟了建立江西蘇維埃政權的道路。次年，贛南全部掌握於紅軍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個重要的地方會議在贛南召開，討論蘇維埃以後的綱領。到會的有黨政軍的地方代表。會中，土地政策經過長時期的辯論，而對“機會主義”(為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領導)的鬥爭是克服了。大會決議實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蘇維埃的建立。當時，紅軍隻是成立了地方蘇維埃和縣蘇維埃。在大會上，大家決議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於興國。對於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援助。

漸漸地，紅軍對群眾的工作進步了，軍紀加嚴，而組織群眾的新技術也在發展起來。早在井岡山時，紅軍已經對戰鬥員訂下了三條簡單的規則，即：服從命令；不沒收任何貧農的財產；將一切沒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給政府處置。在一九二九年的會議後，對於取得農民幫助的工作異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條之外，另加了八條規則：

一、當你離開一個人家，將一切門板(睡覺用)放到原處；

二、歸還你所睡的草褥並將它卷好；

三、對老百姓要謙和並隨時加以幫助；

四、歸還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賠償一切損壞的物件；

六、和農民以誠相待；
 

七、購買一切物品須付錢；

八、講衛生，尤其是要在距離人家很遠的地方設立廁所。(65)

這八點的施行，愈來愈見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規律，要他們記憶並時時複誦。另有三種任務要教給紅軍，當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與敵人鬥爭；第二，武裝群眾；第三，捐錢幫助戰爭。

除開這種運動的政治基礎不算，紅軍的戰術也進步了，這是順利的軍事發展的原因。在井岡山時，我們有四個口號，都是遊擊戰術的主要方法，紅軍就是靠了它發展起來的。這些四個字一條口號是：“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避我攻”，“敵退我追”，最初為許多人所反對，他們不主張采用這種戰術，可是許多經驗證明了它們的正確。凡是紅軍脫離了這種戰術的時候，一般總是失敗的。紅軍的人數很少，較敵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資源和軍需是有限的，所以隻有巧妙地把計策和遊擊戰術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戰勝有著廣大富庶根據地的敵人。

紅軍戰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擊時集中它的主力，而隨後能加以迅速地分散。這就是說，要避免陣地戰，而在運動中要用盡各種方法和敵人的部隊接觸並且擊潰它。根據這種方策，雖然許多有經驗的軍人不讚成，紅軍發展了這種神奇的運動戰，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戰”。

在一般蘇維埃區的發展中，紅軍是偏於一種“波浪式”的發展的，而不是那種不平衡的前進——以“飛躍”獲得的前進，並不鞏固所占領的土地的前進。這種政策是切乎實際的，正和上述的戰術一樣，是從多年所積聚的軍事政治的經驗而來的。這些戰術受當時中國共產黨書記李立三的嚴厲批判，他說紅軍的方法是一種“新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李立三希望攻擊而不要防禦，前進而不要鞏固後方；對大城市加以驚人的攻擊，伴隨著暴動和極端主義。當時，李立三路線把持了蘇維埃區以外的黨部，並且勢力很大，並在某種程度上強迫紅軍接受這種路線，不顧在戰地中官長的判斷。其結果為進攻長沙和進攻南昌的失敗。可是在這幾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遊擊隊的活動，並且打開它的後方讓敵人進來。

一九二九年秋，紅軍移到贛北，攻擊和占領了許多城市並擊退敵軍多次。當紅軍距南昌極近時，它突然折向西麵進取長沙。在這次進軍中，我們和彭德懷的部隊會合。彭已經占領過一次長沙，不過終因受強大優勢敵人的包圍而退卻。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長沙的，此後，即在贛南一帶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軍隊。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與朱德和我會合，並在一個會議後，決定他應該在湘贛邊區活動，而朱德和我則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們重新建立了聯絡。並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我們的軍隊都合並為第一方麵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我為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了長沙城外。

這時，中國農工革命委員會已經組織起來，我被選為主席。當時紅軍在湖南的勢力很廣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傳湖南農民之間，因為捕獲到我有十萬重賞，不論生死，被懸賞緝捕的還有朱德和其他共產黨。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這個地租我在大革命時代曾用以組織湖南的農民運動)，現在為政府沒收了。我的妻妹被處決。其餘的後來都釋放了。(66)

紅軍的威信在農民中大為增高，而且竟達到我的家鄉湘潭。因為我聽說當地的農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轉家鄉，並有一天，一架飛機飛過家鄉時，他們斷定這就是我。他們警告耕種我的土地的人，說我已經回來視察我的舊田莊，看看有沒有樹木被砍伐。假若樹木被砍伐的話，他們說，我要向蔣介石先生索償!

不過第二次進攻長沙失敗了。大批援軍開到，城中駐紮了大軍，此外，在九月間，新的軍隊更源源開來攻擊紅軍。在這次圍攻中，隻發生了一次主要的戰爭，此役我們消滅敵軍兩旅。不過，我們並沒有能攻下長沙城，在幾周後，我們就退回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幫助我們毀壞“李立三路線”，並拯救了紅軍，使它沒有向武漢進攻，這是當時李所要求的。當時紅軍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開辟新的蘇維埃區，尤其是鞏固整個已經掌握在紅軍手中的區域的蘇維埃政權，因為這一類計劃，如進攻長沙等並非急務，而且含有機會主義的元素。不過，假如在第一次占領時隻是作為暫時的舉動，並不想守住這個城和建立一個政權，那麽它的影響可以說是有益的。因為革命運動所引起的反應是非常大的。所謂錯誤是關於戰略一方麵的，就是在後方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企圖以長沙為根據地。

但李立三將當時紅軍的戰鬥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計過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國的政權。這種信仰更因受了當時的久長而疲竭的內戰的鼓勵，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護李立三。可是紅軍的意見以為：敵人正在準備大舉進攻蘇維埃，隻要內戰(67)一停止；而且現在不適於艱險的“盲動主義”和冒險。

在湖南事件之後，紅軍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領吉安之後，在軍隊中，“李立三主義”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錯誤已經證明，不久他更失去在黨中的勢力(李現在莫斯科“研究”)。不過，在“李立三主義”確定地埋葬以前，在軍隊中有一個很危險的時期。一部分軍隊傾向李的路線，並要求與其他軍隊脫離。不過，這一部分的指揮員——彭德懷猛烈地與這種傾向搏鬥，並能維持他部下的統一和對高級指揮的忠誠。但有一些紅軍部隊公開叛亂了，並逮捕江西蘇維埃的主席和許多官吏，並根據李立三路線從政治方麵攻擊我。這件事在富田發生，就叫“富田事變”(68)。富田靠近吉安，是當時蘇區中心，這件事產生了一種激動，許多人都以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這次鬥爭的結局如何了。但，因了黨部的健全，紅軍部隊的忠誠和農民的擁護，這次叛變很快也就鎮壓下去了。為首的被捕，其餘叛徒都經繳械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加強，堅決地鎮壓“李立三路線”。結果，以後的蘇維埃運動獲得了重大的進展。

現在南京政府徹底感覺到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開始對紅軍的第一次的圍剿。國軍總共有十萬人，開始包圍紅蘇區，分五路進犯，當時紅軍共動員兩萬人來對付這些軍隊。靠了巧妙地利用計策戰術，我們衝破了第一次圍剿，獲得了絕大的勝利。依據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我們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部隊。讓敵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後以超越敵軍的人數對與大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占據了優勢的陣地，使我們可以暫時包圍敵人，這樣反轉了數量上遠占優勢的敵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我相信假若紅軍在這以前沒有能得到以下三個條件，勝利是不可能的。三個條件是：在集中指揮下的我們力量的鞏固；“李立三路線”的清算；黨部對肅清紅軍及蘇區中的“AB團”及反革命分子的勝利。

休息了隻有四個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做最高指揮。他的軍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蘇區。一時蘇區的情勢好像很危險。因為蘇維埃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國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麵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此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敵軍的縱隊深入蘇區後，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敵軍第七路[第二路]，打敗好幾個團，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的力量。在我們攻擊以後，馬上接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擊潰。在十四日之內紅軍作戰七[六]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果這次戰爭。隨著六路的潰崩或退卻，第一路，蔡廷鍇是指揮之一，沒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為輔，蔣介石先生率領三十萬人作“赤區最後一次的清剿”。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他開始以每天八十裏的行軍進入蘇維埃領土的心髒。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條件，它立即證明了這個戰術的嚴重錯誤。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燦爛的戰略，我們的部隊，在五日之內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炮和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撤回他的軍隊。(70)

現在，紅軍進入了一個較為平和及成長的時期，很快地擴展起來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召開，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以我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同月，“寧都暴動”(71)發生，萬餘政府軍叛變而加入紅軍……

現在，紅軍開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勢，占領了好幾個城市。從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長征西北為止，我個人的時間幾乎全部限於蘇維埃政府的工作，軍事指揮交給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圍剿開始，也許是最艱險的一次。在第一戰，敵軍兩師被繳械，兩個師長及三萬人被俘。另一師，當時最精銳的一師，接著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重傷。這些捷戰證明了戰略有著決定的作用，第四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後一次圍剿，蔣動員了近百萬的軍隊並采用了一個新的戰略和戰術。在第四次圍剿時，蔣已經采用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利用封鎖和堡壘製度了。到第五次圍剿，他把全部信賴都放在這上麵。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密的封鎖和整個地包圍蘇區，他謹慎地推進。一麵建造汽車路、堡壘和壕溝，避免主力和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在堡壘的後麵作戰，隻是完全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的掩護之下，作短短的推進。

這時期，我們鑄了兩個大錯。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閩變”時，未曾與蔡廷鍇的軍隊密切聯合；第二是采取了單純防禦的錯誤戰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占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麵，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都非所長。

因了這些錯誤的結果，和國軍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於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進行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在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我們移到西北去活動的決議。在日本侵略“滿洲”和上海之後，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跟著我們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各軍結成聯合戰線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早在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它情願根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群眾結社、集會、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抗戰。

這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對過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檢討。會中我作了一個長報告，並且會中選出了今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全體人員，如今日存在著的。不久長征的準備開始了，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著手的，恰在發動第五次圍剿一年之後。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主力抵貴州遵義。接下去四個月，紅軍幾乎一直在流動之中，並發生了最激烈的戰爭。經過許許多多困難，跨越幾個最高最險的山道，經過凶惡土番所居的地方，經過無垠的草原，經過嚴寒和酷熱，經過風雪和暴雨，背後麵對著全部國軍的一半的追擊，經過所有這些天然的障礙，沿途並與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和陝西的地方軍隊作戰，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到達了陝西，並建立了在中國偉大的西北的根據地。

這次紅軍光榮的進軍和勝利地到達陝西，第一是因為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第二是因為蘇維埃人民基本幹部的偉大的技巧、英勇、堅決和幾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熱忱。中國的共產黨在以前、現在和將來，將永遠忠誠於馬列主義，並對每一個機會主義者作鬥爭。這種決心解釋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後勝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幹部中的人材的特別精幹、英勇和忠誠。許多，許多優秀的同誌，許多獻身於革命的人，都在一個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而他們和那些未來的同誌，將要領導革命到最後勝利。

現在，我們正努力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戰線，邀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要想和日本帝國主義搏鬥及拯救自己的國家，這種戰線是必需的，同時在中國建立徹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後我的工作和目標，與黨的紅軍的工作及目標相同，必須向這種成功做去。

附注：

(63)這裏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編者注。 (64)這次會議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即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編者注。 (65)此八條即後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主要內容。序號為編者所加。 (66)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和妹妹，還有其弟弟毛澤民、毛澤覃兩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殺害。編者注。 (67)此處的"內戰"是指"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編者注。 (68)據《西行漫記》載，"富田事變"的嘩變者是第二十軍的劉鐵超。 (69)此段括號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70)此段括號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71)"寧都暴動"，即寧都起義，是由董振堂、趙博生領導的，國民黨二十八路軍兩萬餘人起義後參加紅軍，從而建立了五軍團。趙博生後來在江西作戰時犧牲，董振堂曾任紅五軍軍長。 (72)第四次反圍剿，紅軍先後殲滅了國民黨第五十九師、第五十二師和第十一師。蔣介石當時曾寫信給他的戰地司令官陳誠，說他認為這次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讚成搞這種"圍剿"的。他當時對人說，在他看來，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職業"，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耳朵裏，陳誠的總司令職務立即被解除。編者注。


編後：《毛澤東自傳》出版的前前後後
 

偉大的人物 偉大的故事

在毛澤東誕辰108周年和逝世25周年前夕，塵封64載的傳奇之書《毛澤東自傳》，日前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19日，一本1937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驚現於古城西安。10天之後當我從北京飛赴西安，看到這本塵封了64載的傳奇之書的那一刻，我仍然按捺不住我這顆因激動而顫抖的心靈，它仿佛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聖者，給我講述那穿越曆史時空隧道的悠遠而有神奇、神秘而有新鮮的故事。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十分珍貴的革命曆史文物。而在解放前的“國統區”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發行《毛澤東自傳》非常罕見，這是因為受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領袖的傳略隻能以別的書名或以“隱蔽”的方式出版。而且由潘漢年親筆題寫書名的也是第一次發現。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真實生動、自然親切，又撼人心魄的好書，捧讀它，就好象是在麵對麵地聆聽毛主席他老人家給你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沒有做作，沒有浮躁，沒有功利，也沒有傳奇。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猶如發生在我們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們的膚淺的想象，但讀起來仍然是那麽的從容而又漫不經心，寬容中又蘊藏著堅忍不拔，善良、英勇、頑強、自信、拚搏等等這些形容詞，在毛澤東的故事麵前已經黯然失色。

全書以第一人稱口述，就好象是在講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澤東其特殊的經曆和磨難，在其述說中也變得平靜如水，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感到是在聆聽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實可信，又風趣幽默。經過查閱考證各種文獻資料，《毛澤東自傳》出版的前前後後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毛澤東為什麽向一個外國人講述自己的生平？

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西方新聞記者。1936年7月15日，他在宋慶齡先生和我地下黨的幫助下，到達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陝西保安縣(即誌丹縣)。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他，並與他進行了關於抗戰形勢的談話，即本書附錄中的《毛澤東論中日戰爭》。

同時毛澤東還建議斯諾到前線去看看。斯諾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對中國紅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把自己在陝甘寧邊區所聽、所看、所記的事情寫了一係列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發表，客觀公正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而《毛澤東自傳》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

在此期間埃德加·斯諾給毛澤東列了一個關於毛澤東“個人曆史”的問題表，請求毛澤東談談自己的革命經曆。但毛澤東對此不感興趣。“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斯諾就非常著急，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斯諾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在當時，國民黨多年來把紅軍描繪成墮落、愚昧無知的土匪，隻知道燒殺搶掠，共產共妻，四處散布謠言迷惑人民大眾。毛澤東仍不表態，斯諾就接著說：“外邊還有許多關於你已經死去的傳說，有人說你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說你是一個無知的農民，還有人說你是一個病得半死的肺結核病人，有的強調說你是一個發狂的狂熱分子。”毛澤東對此感到非常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為了避謠，正人視聽，糾正這類傳說，以便有利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再一次審閱了斯諾列的那些問題。最後毛澤東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麽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我要的就是這個！”斯諾叫道，非常的高興。毛澤東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盡可能地告訴了這個外國記者。斯諾按照當時在場給毛澤東任英文翻譯的吳黎平的口譯，認真記錄下來，寫了《毛澤東自傳》。斯諾在自己的文章裏提到，每次和毛澤東談話時“全由一個留學生吳黎平任翻譯。我的記錄用英文寫出後，交吳氏譯為中文，然後讓毛澤東加以修正。毛氏對於任何條文節目，都一定要求其詳盡和精確。”而據吳黎平1979年所講：“關於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曆部分，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後做了少數修改，交黃華照改後退給斯諾。”而斯諾在寫作時為使用第一人稱敘述和妻子海倫·斯諾還有過爭議，斯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生平材料壓縮一下，為他的書做些摘要，他準備用第三人稱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寫一下，海倫驚呆了，當即提出異議“這可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海倫認為毛澤東的生平材料是斯諾著作的心髒和脊梁，不能改動原材料，而應用毛澤東的原話，用第一人稱才更完美。斯諾采納了妻子的建議。因此，在《毛澤東自傳》及以後的斯諾寫毛澤東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稱。


《毛澤東自傳》當年是怎麽出版的？


《毛澤東自傳》是1937年11月1日當時的進步書社--上海複旦大學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馬路黎明書局(現在的福州路)經售。據山西太原的郝三丁先生提供的有關《毛澤東自傳》當年出版後的“廣告資料”中介紹，“本書是毛澤東先生親向美國著名記者史諾氏(即斯諾)口述身平事跡的忠實記錄。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文獻。原文首先在《亞西亞》(英文雜誌，即Asia)上分四期發表，經本社譯出在《戰時旬刊》中連續刊出，曾引起讀者莫大的注意。現原文最後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經汪衡先生全部譯出，並請周民先生詳加校正……”據考證，1937年2月1日，由上海複旦大學文摘社編輯的《文摘》月刊創刊，16開，彩色封麵，每期達200頁，共出版8期，名譽社長錢新之，社長吳南軒，主編為孫寒冰等人，總經售是黎明書局。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種種”欄目內，開始刊載“毛澤東自傳(特譯稿)”。

盧溝橋事變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文摘》月刊改版為《文摘戰時旬刊》，在其第1號(1937年10月14日出版)繼續刊載《毛澤東自傳(2)》，直到第6號全部刊載完畢。而黎明書局創辦於1930年，孫寒冰是負責人，徐毓源為經理，起初規模很小，隻有四五個人，沒有出過多少書，在1936年前後，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後，伍蠡甫、馮和法先後加盟黎明書局。出版時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孫寒冰四處奔走活動，並得到在上海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大力支持，《毛澤東自傳》才得以出版，並在19天之後再版，發往當時的北平、南京、開封、安慶、成都等15個分發行所和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毛澤東自傳》中“解放後未公開發表過的照片”的來曆

更令我們驚喜的是，《毛澤東自傳》中那張毛澤東站在陝北農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還有一隻覓食的母雞，這是解放後還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十分珍貴。據陝西省檔案館資料，此照片的拍攝者是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香港建義利有限公司董事長田一明先生。

1937年，當時隻有23歲的田一明先生受當時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杜斌丞派到陝北處理公事，4月，在當時七賢莊紅軍聯絡處李克農主任的安排下乘一輛裝滿補給品的篷布卡車，一路顛簸到達延安。時任蘇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晉見毛澤東等領導人。

毛澤東當時住在延安北門靠左邊的土山下的一所小院落裏，陪田一明同去的還有延安縣縣長王正身。田一明先生在一份贈送給陝西省的資料中說：“記憶中的窯門是朝東開的，窯洞的土炕上放了一塊擔任床用的木板，上邊放著潔白的棉被和臥具，顯示著毛主席還不習慣睡土炕。炕沿上放著一張長方形的小桌，桌上放著幾本書和茶具。室內靠門窗亮處放著一張長方形方桌和椅子，牆上釘著一幅大的作戰用的軍事地圖。室中央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條桌和幾把木製椅子。落座後，毛主席還和我們來家常，問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談話快要結束的時，我提出想為毛主席照一張相，他概然應允。我們一同走出窯洞的門，在院中選一光線比較好的角度。我當時用的是德國AGFA牌的相機，膠片是Film Pack，一張一張地抽換。

因此，對光和抽換膠卷要費一點時間，毛主席站在天井中毫無著急之意，還一再說：慢慢來。當我要按下快門時，忽然有一隻小雞走到毛主席的身後，我正要趕那隻小雞時，毛主席搖搖手說：不要趕，留上小雞在身後更有生活氣息。”據說，這張照片的底片目前保存在新華社。

此外，《毛澤東自傳》插頁中有毛澤東關於“抗日”的手書題詞，落款處有一朱印“毛澤東印”，此印章的作者目前不知是誰，還是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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