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重要指示〔１〕

《毛主席重要指示》補遺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毛主席重要指示〔１〕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清華大學劉冰〔２〕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３〕。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４〕轉。

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５〕，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６〕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７〕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８〕、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９〕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１０〕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１１〕的《論孔丘》，馮天瑜〔１２〕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１３〕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釋

〔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當時是毛澤東的聯絡員）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此次請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時期有關指示整理一下，開會時印發大家學習，主席同意可以試試。”“我試著綜合了一下。為便於大家學習理解，沒有按時間順序，而是根據內容整理的。”“主要三個方麵：１、階級鬥爭為綱；２、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３、當前運動的方針、政策。”“這樣編排是否妥當，送上草稿，請主席批評指正。”毛澤東閱後批示：“可以。”十二月二十一日，毛遠新將他整理的毛澤東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並“建議先印發政治局及參加會議的同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遠新再次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根據大家的要求，我對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關指示作了一些補充，現將補充過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請主席審閱。”當日，毛澤東又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可以”。一九七六年在三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中央根據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三月三日六時，毛澤東在審閱這個中央通知稿時曾批示“同意”。本篇根據當時下發的這個中央文件刊印，有個別段落的刪節，標題為原標題。

〔２〕　劉冰，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二十二日的報道說，清華大學黨委經調查研究證明：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位同誌兩次給毛主席寫信，完全符合黨的組織原則，合理合法，信中內容屬實，根本不是什麽“誣告信”。
校黨委決定公開糾正這個錯案，恢複他們的名譽。

〔３〕　遲群，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一九七八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機關逮捕，一九八三年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小謝，指謝靜宜，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一九七六年十月後，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七七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機關逮捕，因坦白認罪較好，被免予起訴。

〔４〕　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九七五年三月起，受毛澤東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對各方麵的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使全國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也因此觸怒了“四人幫”。一九七五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遠新幾次向毛澤東匯報，攻擊鄧小平。他的這些看法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從此開始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誌受毛澤東同誌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麵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四人幫'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曆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
這次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錯誤文件。

〔５〕　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提出的一個全局性的工作指導方針。當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接見鋼鐵工業座談會的代表時說：毛主席最近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要搞反修防修，一條是還是安定團結為好，一條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此後，他又在其他會議和場合講過類似的話。

〔６〕　劉少奇，見本冊第２８頁注〔１５〕。

〔７〕　林彪，見本冊第２６９頁注〔１〕。

〔８〕　周榮鑫，當時任教育部部長。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９〕　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寧夏三○四廠工作。一九七○年被送回清華大學隔離審查，後送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一九七八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機關逮捕。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聶元梓，?任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由她領銜的“第一張大字報”，引起全國性混亂，後任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九大後不久，與北大教師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農場勞動。一九七一年初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公安機關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逮捕她，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她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１０〕　楊榮國，當時是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

〔１１〕　馮友蘭，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１２〕　馮天瑜，當時是武漢師範學院教師。

〔１３〕　郭老，指郭沫若，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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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漏的4號文件中的部分是
作者: 犀利葫蘆
日期: 2003-10-05 23:23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濤，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曆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根據毛主席1975、10----1976、1的多次談話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三月三日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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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4號 （全文）

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1976）4號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時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各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親自發動和領導回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作了多次重要談話。中央根據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現將《毛主席重要指示》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組織縣團級以上幹部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堅決貫徹執行。學習貫徹情況，請綜合報告中央。

此件不準翻印、傳抄，張貼，不廣播、不登報。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發至縣、團級)
 

毛主席重要指示

（根據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ＸＸ和ＸＸ。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ＸＸ和ＸＸ。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衝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濤，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曆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ＸＸ,ＸＸ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談,然後寫文章.要XX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製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會見丹麥首相包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
所以，林彪一類如果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實地、自發的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隻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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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14號

中共中央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附件1）

1973.03.10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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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鄧小平：我的自述（摘錄）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3）14號

中共中央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附件2）

1973.03.10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誌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麵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曆史和工作經曆，檢查了他的錯誤。現將他檢查其重要錯誤的部份和敘述他受王明“左傾”路線整他的簡單過程，摘錄如下：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並得到批準。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誌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誌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裏有韋拔群同誌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誌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誌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誌帶到了右江，合並到七軍裏麵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雲逸等同誌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誌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複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隻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麽不對，隻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隻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麽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誌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誌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誌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隻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王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麵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係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麵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誌在瑞金，由上海來的餘澤洪等同誌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係），謝餘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幹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麵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係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誌）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隻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麵。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鬥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讚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隻正麵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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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鄧小平1976.10.10經由汪東興轉華國鋒的信

東興同誌轉呈國鋒同誌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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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1977.4.10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麵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國鋒同誌和中央用書麵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http://www.mzdbl.cn/maoxuan/huibian/zhongyaozhishibuy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