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於文化大革命的有關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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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於文化大革命的有關重要講話

    （昆侖按：《參閱文章》第65期刊登了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的一些重要講話，對研究文化革命意義重大，特收於此。）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6年10月25日）

我講幾句，講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麵的事情。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好。我處在二線，別的同誌在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是處在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製度已經改變了。但是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相信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

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沒有送出，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傳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運動時間還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現在十月，五個月不到。所以，同誌們不那麽理解。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上次會議，我說，會議的決定，有些人不一定執行。果然很多同誌還不理解。經過兩個月以後，碰了釘子，有了一些經驗，這次會議就比較好了。

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麽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你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化。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運動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勝利，開始誰也不知道怎麽個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內。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們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找出道路來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這個文化革命隻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誌們現在就那麽理解了。

自從去年十一月份批判吳晗開始，許多同誌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等等，更不用講了。

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係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不能解決。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麽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誌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麽兩個月以後，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誌講，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對。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機、縣一級，至少這四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幹部統統弄得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麽清楚，思想不通。

好幾個同誌對我講，“原則上我是讚成的，到了具體問題上有糊塗了。”這種話我就不那麽相信。原則上你又理解，具體問題又不得解決，是什麽道理？現在我看，恐怕也有一點道理。不然為什麽老這麽講？原則上是讚成的，碰到具體問題又處理不好，恐怕還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開，有的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麽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麽問題，以為表麵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就那麽快都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我講這麽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曆史，一線二線的問題。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隻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犯錯誤也有原因。

過去中央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

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P143-148。

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談話（節選）

(王力於1991年1月25日)

我看到不少國內的和國際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一次重要談話。這樣，對於“一月奪權”及其以後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的背景，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澤東，就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價。所以我先把它客觀地加以介紹，然後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遊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著了。那天屋裏很熱。吃飯是按他們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麵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他從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

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複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麵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聯，大串聯使全國革命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

他們為什麽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麽，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讚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隻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麵，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的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除上述的話外，他吃飯前還說了很多話。這些話在後來的文章中找得到。雖然沒有用黑體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正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作法的想法。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麵的內戰”，這次我沒有記得聽他說過。他說的“全國全麵”，是指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毛主席說是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製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製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曆史潮流衝掉。毛主席說，他同陶鑄分歧的實質就是這個。

那時相當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對此都不理解。原來說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後來工礦企業和農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這兩個指示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這起草人之一，開始也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為什麽要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毛主席過生日的談話後我才知道。

毛主席還說：鬥、批、改，改什麽？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麽？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麽？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麽呢？那就沒有目標了。至今人們大概也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原來設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為毛主席就是為了天下大亂，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為什麽要叫它亂？這次毛主席過生日才說得比較透徹。

毛主席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製度（不是指社會主義製度，是說舊的規章製度）要改成新製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還講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連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聯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製，不能亂抓人。隻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藥。）製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製裁。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複講，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隻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他說，專政限於很小範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這一條，文化大革命中我聽毛主席講過多次。這一點他是堅持的。但他沒有堅持大部不抓。過去說大部不抓，是指確有證據的間諜特務都大部不抓。可是後來擴大到對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沒有堅持過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麵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麵、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

毛主席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眾的框框，到群眾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鬥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幹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來，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會站到革命群眾方麵來，支持他發動的群眾的革命運動。他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麵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話）。

毛主席在吃飯之前說了上麵一些話。這是他提出的“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也是他一月份號召全麵奪權的根據。這也是他反複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根據。這一番話，也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飯桌上沒有說什麽話，隻是祝酒說了一句。吃完飯閑談幾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過生日的這次談話，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較重要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以後，我有一些想法，認為自己的思想落後於毛主席，落後於運動。覺得毛主席總是站在前邊，我們總是趕不上。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總結，使我們比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東西。當時我是擁護毛主席的路線的，這是主要的方麵。不象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有看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那時自己是否沒有疑問？也不是。這樣的搞法，到底怎麽樣？我有點擔心。當時聽了毛主席講話之後一兩天，我對給我開車的中聯部司機王貴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還要大搞，看起來所有的幹部都要被打倒。後來一九八二年我從秦城出來後，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後來果然是所有領導幹部都被打倒了。但是，當時我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上文選自《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毛澤東傳1949—1976》（節選）

自1959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的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毛主席）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地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P.1390

幾天後，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備戰問題。毛澤東在插話中又談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且著重談到中央領導集團所持態度的極端重要性。他說：

“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隻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麵反麵的都有。這些經驗，我總是要講的，或者在全會上，或者在明年社教運動搞完了開九大時，我要正式講一次。”《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P.1393-1394

五月五日，他（毛主席）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談話中，把他這種焦慮心情表露得十分明顯，並且說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誌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誌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麵。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隻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鑒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裏：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複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麵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麵。”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誌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 P.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