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冀朝鑄回憶錄
http://www.zmw.cn/bbs/thread-125009-1-1.html
摘譯自：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
（譯按：冀朝鑄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長期翻譯，有「紅牆第一翻譯」之稱。他對毛澤東有近身的觀察。）
（•••通過激發人之本能中的自我膨脹、權利欲來調動與領導人的興奮力，為我所用。所以毛總是尋找可以打擊的小比例的對象，尋找敵人，以此為靶子，來調動一大批人的力量。毛澤東的本領就在於始終能把握往強大的力量，讓他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地利用。在解放前，他找到地主、國民黨為靶子；解放後，他先是把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作為打擊的靶子，後來把一些自己的政敵定為一小撮革命隊伍中的走資派，成為新的靶子。）
目錄
初會毛澤東
大躍進與毛周關係
文革序幕
無知、愚蠢、荒唐、殘酷的文化大革命（上、下）
外交風雲—丟人現眼的醜劇和鬧劇
中美關係的啟動（一—四）
外交部的兩個女人（一—四）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一—四）
周恩來逝世（上、下）
卷入喬冠華的政治鬥爭中
毛澤東的「幾件事」
從費孝通說開去 — 兼論翻譯被偷竊及知識分子獨立人格
趙紫陽的《改革曆程》
初會毛澤東
我的下放在一個秋天清涼的早上突然結束了。當時，我坐在一輛馬車的稻草堆上，正搖搖擺擺地向著農地出發。公社的大隊長，一個中年漢子，從後麵趕上來，氣急敗壞地說：「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報到。有車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換服以及一張和向同（譯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進了車。汽車絕塵而去，隻見兩旁是彎下身作活的農民。我沒有向司機詢問原因，司機也沒有說話。這是有其道理的。我們的規律非常嚴格，因為我的動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總理的行蹤。我從不對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極少。她知得愈少，麻煩也愈少。
我隻能推測，我突然被傳召，和當天的慶典有關，因為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國十周年，有大型慶祝活動進行。不管怎樣，我不能像剛從稻草堆上爬下來的樣子出現在工作的地方。
汽車高速駛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飛奔入我的簡陋的房屋，脫下我的田地衣裳，換上較為整齊的衣服鞋襪。向同不在家裏。我倒出熱水瓶的水，清潔手和麵，以及擦去臉上的泥屑。我梳理好頭發，並再三檢查我沒有連衣架都穿在外衣裏，而左右鞋子都屬同一對。（譯按：冀以前曾擺過這樣的烏龍。）
車子風馳電掣的駛過市區。它拐了一個彎以避開麇集在鬧市道路準備遊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簡單的指示，不久便發覺自己身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遙望毛澤東所在的地方，俯視著天安門廣場。廣場現在是沸騰著上百萬的人群，數以萬計的紅旗在招展著。大批軍隊正在隊列而過，連同各種各樣的兵器和輜重。群眾的呼叫聲震耳欲聾。
在城樓上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著名人物：蘇聯的赫魯曉夫、北韓的金日成，以及華沙公約國的代表。中國的領導人和眾多賓客在天安門塔樓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換客套話語。
天安門是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那時我在哈佛。當我讀到他的講詞時。我兩眼充滿喜悅的淚光。毛說我們站起來了，我們的國家不再受人欺淩和侮辱了。
而現在，穿著灰藍色中山裝的毛澤東真人，卻出現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欄杆後麵，向著看不盡像海洋一樣的人群安祥地揮手。在城樓上還有周恩來總理、外交部長陳毅、毛的繼承人國家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以及許多早期參加鬥爭而現在是國家領導人的老革命。
這些都是現代中國的創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裏忐忑。但是，我不容許自己被緊張克服。是工作的時候了，或正如毛澤東所說，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到了。
我的任務是，和幾個同僚一起，協助我們的領導人和說英語的嘉賓交談。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誤會或惹出亂子。我在這裏的工作是做翻譯，不是呆頭呆腦的看客。於是我和往常一樣，把自己變成一個說洋話的娃娃。我站在中國主人的右麵，隔在主人和賓客之間。這是中國的傳統，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總是坐在主人的右麵。
就這樣，我成為站在毛澤東右麵的人。我較毛略高——就中國的標準來說，毛是個高大健壯的人。我有意識地垂下頭，以免過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誰在說話，而所說的是什麽，現在我都忘記了，大概是無關痛癢的閑話。但當我靠近毛的右耳複述客人的第一句說話時，毛猛地向旁閃開，陰陰地向我瞟了一眼，說：「你聲音太大了！」
為了翻譯得清楚，我開始的時候確是音量較大。我吸了一口氣，把聲音降低，僥幸再沒有亂子發生。在這一次，以及以後十多年無數次為毛的翻譯中，毛都隻是當我是一副說話的機器。不能說他是無情的人，隻是他對我的存在視而不見，和周恩來的當我是一個人，完全不同。
「優雅」，是許多人對毛澤東的形容詞。他煙不離手，但卻不是瘋狂抽煙的人。他動作緩慢，從容自得，有帝王之狀。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領導人，試圖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經常半眯著，好像靜靜地想著遙遠的事情。他前額非常寬闊，表現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膚，對於一個快將七十歲的老人來說，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頷的那顆著名的痣。正如一個外國作家的描寫那樣：「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構造。凡人的情感不能進入他的心中。」
大躍進與毛周關係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在鬧饑荒。我們把原因歸咎於幹旱，這隻是部分正確而已。加拿大送來了小麥。即使美國也表達了人道的關注。（當時美國仍然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在外交上也敵視中國。）聯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議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援助以顯示美國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熱腸。」他是對的，但可惜這個建議沒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個和中國溝通的機會。但是，即使肯尼地總統和一些美國私人團體願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國也不會公開、直接地加以接受，因為這會使毛澤東——造成饑荒的人——更加失麵子。
為了減少城市糧食壓力，二千五百萬人被令離開城市遷移到農村去。大躍進時中國有六億五千萬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萬人。
在有些地方，當地的軍人向市民下手，成為搶匪，而非保護人民的人。中國正在分解，而雖然毛主席向黨的其他領導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線」，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這些領導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國家。這意思是「繼續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們的高層領導人多次下鄉調查，親自看看情況差得怎樣。靜靜地，而且勇敢地（因為有違毛澤東的政策），他們進行了一些改革。農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種糧食。全民大煉鋼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無聲結束。透過層層烏雲，一絲實用主義破綻而出。
但對彭德懷——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無情鎮壓，卻對當時政治氣氛注入了毒素。從此，再沒有人敢對毛澤東的「智慧」，無論是過去的或現在的，說三道四或提出公開的質疑。
毛澤東是轉換命題的大師，特別是當他辯論失敗的時候。現在他要發起一個新的群眾運動，目的是鏟除封建的物質殘餘。這意味有係統地拆除古城牆，包括北京的萬裏長城。我們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發動起來參與此事，組織一個工作組用鐵錘和鐵鋤去「對付」那巨大的石塊。
萬裏長城是千年前用磚和水泥混和糯米漿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許多石塊上刻著記號，說明什麽時候由什麽人所造，都是曆史上遺留下來之物。這對我一個喜愛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磚都打碎了，而較為完整的則運走作為建造廁所或豬舍的材料。
僥幸的是，領導人之中有些還是頭腦清醒的，特別是鄧小平——一個老革命，當時的總書記。他反對拆除古牆。他當時在南京，南京有著中國最美麗和最完整建於五百年前的城牆。鄧靜悄悄地反抗毛澤東的命令，他發出指示嚴禁任何人觸動城牆。南京城牆因此今天仍是聳立著，但所有其他的城牆，包括好些其他難以彌補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毀壞物質遺產還可怕的是，對政府和黨的各級官員的譴責，而這些官員都是匡補大躍進所引生的問題的人。他們成為毛澤東的打手所惡毒攻擊的目標，這些打手乘機利用這個機會打倒政敵和奪權。
1962年初，在一個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就大躍進和公社運動作一個不慍不火、毫無誠意的自我批評。他對引致千萬人死亡和億萬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著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認錯誤。於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責，包括周總理。
許多外國的曆史學家都不能理解中國這時的氣氛。他們經常引周總理，認為他對毛主席過份臣服。但我經常和周總理在一起，並時常見到這兩個人在一塊。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遠比所謂「臣服」為複雜。在外國賓客離去後他們有空坐下時，從任何角度看他們都像兩個老戰友一樣，說說笑話或講講舊事。我從沒聽過他們彼此間有尖酸的語言。
接著以後的十數年，毛把許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誌加以懲罰或消滅，因為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這些人要把中國帶到一個他不願意見到的地方去。周總理也遭到譴責，但他沒有向毛反抗或與反毛的人結盟。他隻是對毛的說話唯唯諾諾，而按自己認為正確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當毛正和蘇聯抬杠時，周恩來和蘇聯簽訂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並讓蘇聯利用中國的鐵路運送軍用器材。當毛知道這事後，他暴跳如雷，但卻沒有對周采取任何行動。
在中國的領導人中，周恩來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調和的人，不論是在中國內部或對外皆是如此。和諧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內涵，所謂「以和為貴」。毛澤東對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來卻每事追求和諧。周恩來有一個本領，便是在不論什麽情況下，他都可以「拆彈」，緩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況下找出共同立場。他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最寶貴的財富。他是天才的演說家。他有敏捷的頭腦，且能善聽人言。
國內的政治氣氛愈來愈糟。彭德懷元帥發覺（以後其他人也同樣發覺），你不必搞陰謀也可招致殺身之禍。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失敗的反應是貶抑愛國者和破壞中國傳統，這使我們非常懊惱和喪氣，但有誰知道，這隻是重頭戲的前奏，而這重頭戲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序幕（上）
大躍進「撥亂反正」後，隨著地方官員和農民有更大的自主權，經濟不斷有所改善。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管理國家大事。這維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後毛澤東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動了。天邊烏雲開始積聚，暴風雨即將來臨，把中國推入了大混亂和大倒退的境界。
黨開展了兩個新運動，號召幹部回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要在農民中培養政治忠誠，而四清運動則要清理政治、經濟、組織和思想。當時有愈來愈多的人投訴地方幹部貪汙舞弊、欺壓農民，以及胡亂誇大生產數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曾被下放農村，喂了一年半的豬，現在是工作排得滿滿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譯組的領導仍認為我應該再下去，接受農民的鍛煉。
一天，翻譯組的政委著我回家收拾，準備與組內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遙遠的湖南作長期的蹲點。政委告訴我們這些翻譯，之所以派我們到這麽遠的地方是因為要我們熟習毛主席和劉主席的湖南腔調。
向同正懷著第二胎，預產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請求待嬰兒出生後才出發。政委嚴肅地看著我，責備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趕快去!」於是我順從地和同僚們坐火車出發。我們坐著硬席車廂，經過一天一夜的旅程，抵達湖南長沙，再轉長途車到瀏陽縣。該縣以爆竹業著名。
在我整個蹲點期間，我和最貧窮的農民生活在一起。我改變過幾次睡眠的地方，因為屋內的氣味令人非常難受。我希望找一個空氣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當地的習慣是把尿缸放在屋內，讓它發酵。在第一個家裏，我問戶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說。「這樣會給人偷去的。」他解釋說尿是如此寶貴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無人看管的話，是冒很大的風險。我決定睡在馬廄裏，與馬為鄰，那裏馬糞的氣味，相對來說，是跟玫瑰花一樣香。
我們的任務之一，是發掘貪汙，予以鏟除。我們鼓勵農民舉報他們的隊長或大隊長。如果發現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裏有新的家俱，便告訴我們。然而，我們毫無所獲。
我們不斷被要求不要怕苦，並要成為幹部的樣板，勤勤懇懇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類似的經驗，努力表現成為一個「熱火朝天」的幹部。可是在湖南，條件更為艱辛。這裏，環境更為肮髒，氣味更為難聞，冷天更凍，因為南方的屋一般沒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設備，以助度過短而潮濕的冬天。
這裏總是下雨，但農民並不理會，照常下田作活。我們不能例外。我自從1959年下放農村後，從那裏所得到的經驗，使我的革命熱情大減。經過幾天的濕雨和冰凍後，我們（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並且認為假設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話，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決定當天氣不好時，留在屋裏不出去。
臨近春節的時候，我們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農民喜慶的佳節裏成為他們的負擔。我如釋重負，立即趕回家去，因為向同快要臨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當還在熟睡的時候，向同推醒了我，說她感覺是時候了。於是我們匆匆忙忙趕到醫院去，而我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間。這之後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車非常擠迫，不幸取暖的設備也壞了。我的咳嗽還沒有好，一路上捱著冷，等到抵達省會長沙時，我的身體非常虛弱，竟然癱倒在我過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堅持要送往醫院。一路上我處於半昏迷的狀態，由於擔心在這情況下會說出一些「反動」的話，我不斷重複說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醫生診斷我是嚴重支氣管炎，如果不及時治理的話，可能會發展成為肺炎。我被送到一個單人病房裏，留醫七日，然後返回生產大隊。此時我發覺我們的工作重心改變了，變為清理地方機關，進行階級鬥爭。政治口號也不同了，現在是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這實在是什麽回事，隻好按上級的指示去做。
文革序幕（下）
積壓多時的烏雲，挾著暴風雨，現在開始侵襲人們。毛澤東對國家的管理方式，愈來愈不滿意。到了1965年年底，在他與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的私下接觸中，他抱怨黨的領導人在走「資產階級的道路」。在12月26日慶祝他七十一歲生日的宴會上，他直接點名批評劉鄧，說他們有反馬克思思想，並警告要搞鬥爭以「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人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因為毛澤東年紀已經老邁，而且他已經退到「二線」。
但一些看不見的發展卻靜靜地進行著。毛的妻子江青，（她數年前曾患了癌症）現在成為毛的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厭的人物，認識她的人沒有一個說她好話。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紅別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許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她咬誰便咬誰。
此外，國防部長林彪，另一個早期參加革命的軍事人物，發動起一個空前規模的個人崇拜運動。他把毛的說話編輯起來，稱為「毛語錄」，又叫「小紅書」。這本有紅色塑料封皮的書被印行了億萬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發出了一個通告，首次攻擊那些「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並號召發起一個偉大的革命以建立無產階級文化。這便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發覺北京市長彭真被公開抨擊。彭是劉少奇和其他高層領導人的親密盟友。現在我們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經很清楚看到一場政治大動蕩即將發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運動中，我都是有驚無險，隻受到很溫和的攻擊，所以這次我也不特別擔心。我返回北京後，便立即有任務，陪同總理訪問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我覺得很奇怪。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不說英語，而我們的外交部也不乏說羅語和阿語的人才。過去，在周總理訪問非英語國家的期間，我通常留在國內。
在這次外交活動中，我的責任是做筆記。但我的速記是用英語寫的，而我的中文書寫能力仍相當差勁。我出席周總理的所有正式活動，協助速記員和口譯員謄寫會議記錄。但事實上我的貢獻不多，因此我的整個行程就像假期一樣。為什麽周總理要帶我到國外訪問？從來沒有人向我解釋。可能是，因為國內已開始動蕩，周總理要保護我。無論如何，當代表團返回北京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鬧起來了。不多久，無數的無辜中國人被殺戮。中國進入黑暗時代。
無知、愚蠢、荒唐、殘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關於文革的個人回憶和官方記錄，在圖書館中隨處可見。文革發生於1966年8月至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9月其間的十年。在這期間，千百萬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這麽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覺得奇怪，怎麽可以發生這些事。當然，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
讓事實來說清楚吧。毛澤東從他的半隱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礙他重新掌權的人，代之以怕馬屁者、激烈分子和對他從不說「不」的人。這些人都指望當毛澤東歸天時能夠霸占權力地位。這次毛澤東又再鼓動群眾以助他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唯一不同的是，這次他的群眾不是被饑餓逼迫的農民，而是充滿激情的學生。這些學生被縱容可以任意胡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幹涉，而且協助學生搞破壞。公安部長謝富治給高級幹部發出指令，其中有這樣的話：殺了人的紅衛兵應該不應該受責？我的意見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這不關我們的事。.......人民警察應該站在紅衛兵的一方。我們要向紅衛兵提供地富反右壞的資料。
年青人的狂熱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約束的環境，造成極大的帶荒謬性的悲劇。據估計，在北京每條裏弄上，紅衛兵（有些隻有十三歲）最低限度打死一個人；而殺人事件發生在全國範圍裏。有學者說：「這是在地球上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度裏、受到國家政權允許的、在整個社會出現的『發狂症』。」在街上走著的人，隨時可以被截停，盤問他們的背景，並被拷打，即使他們的背景毫無需要隱瞞之處。孩子們出賣父母，工作同僚互相舉報，夫妻彼此批評謾罵。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歲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識分子一道，被扣上紅衛兵臂帶的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從家中拉出來，集中在一座舊的孔廟裏，剃上陰陽頭--即一邊頭發被剃光，另邊則保存。在整個屈辱過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斷被高聲喝罵和拳打腳踢。他們麵上被塗黑（黑資產階級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標誌，被打倒在地上。當老舍回到家後，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開才能除下，因為衣服都給凝結的血跡醬死了。醫療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沒有醫院敢接收他，也沒有醫生敢醫治他。第二天，他掙紮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個湖邊，投水自殺。
紅衛兵是革命的孩子，他們大部分是解放後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勵下，他們開展了自己的革命—為毛澤東奮鬥的革命。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大肆破壞和殺人。教師們被槍斃、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藥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毆打，有時甚至打死。紅衛兵虐待人和殺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經意的說話，便足可讓紅衛兵對被懷疑是資產階級的人上門抄家，砸爛他們所有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財物，並拷打屋內的人，不論這人是年邁的長者或幼稚的小兒。就這方麵來說，可稱「一視同仁」，而且被傷害者是「投訴無門」。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發生的事情嚇壞了。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紅衛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內有人已經或可能成為紅衛兵攻擊的目標。
我對自己擔心不大。我倒擔心我的父母，他們可能成為鬥爭的重要目標。我想出一個方法保護他們。此法雖然有風險，但我有信心它能夠收效。無論如何，坐著不動風險更大。
這個時候，很多報章刊有毛澤東和賓客交談的場麵，而在兩人之間充當翻譯的，便是戴著黑邊眼鏡的我。我站在毛澤東的右邊，一個沒有名字的翻譯員。我把這些圖片中的一幀加以放大，掛在我的辦公室裏。當文革正在鬧得亂哄哄的時候，我把這張照片拿下來，掛在我父親經常坐著的沙發上麵一個顯著的位置上。
我大聲給戴著助聽器的父親說：「你坐在這裏，不要動，也不要說什麽話。我很快便回來。」說完，我找著街道上的紅衛兵代表，「舉報」我的父親。「他是地主階級，是資本主義分子，」我告訴他，並裝得高度擁護文革剿除社會「黑五類」的樣子。「他就住在附近，請跟我來，幫我鬧革命。」這年輕人中了我的餌。於是，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領著一群個個如狼似虎、準備粉碎一切的學生操向街道盡頭我的家。到了家門前，我推開故意不關好的門。（避免要我父親或母親來開門。）
當我領著這些紅衛兵經過回廊時，一個說：「看這資本主義家俱。」說時，他指著一張我父親讀書的已陳舊非常的座椅。我繼續帶著他們走過大堂，進入起居間，那裏我父親端端正正地坐著，以困惑的神情透過厚厚的眼鏡觀望這些陌生人。
一個紅衛兵留意到他的藏書。「我們要燒掉這些書，」他說。正當他們要采取行動時，他們一個一個看到我父親頭上掛著的那幅圖片，不禁大吃一驚。他們望著那幅相，又望望戴著黑邊眼鏡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我。他們的情緒好像左右晃動的懸垂。
「同誌，很抱歉，騷擾了你，」紅衛兵的頭目跟我說，並向我躬身為禮。「我不知道你有這麽革命的家庭，請原諒我們。」於是他率隊離開，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氣。在返回辦公室前，我告訴父親務必把相片掛在牆上，不要除下。而事實上，文革噩夢還剛開始，無人知道會持續多久。
（紀念六四二十周年。題目借用巴金先生語，因手邊缺乏參考書，引詞容或有誤，敬請讀者指正。）
無知、愚蠢、荒唐、殘酷的文化大革命（下）
幾個星期過去了，又是幾個月，瘋狂的日子沒有結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隨處可以見到瘋狂的痕跡。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頭，人們麵部被塗黑。每人手拿著毛語錄，而且要被人看到拿著毛語錄，否則後果自負，甚或連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時要向「毛主席請示」，晚間則向「毛主席匯報」。接電話的時候，開口要說：「為人民服務」，而對方則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這樣說，紅衛兵就可能找上門。
中國成語說：「騎虎難下」。紅衛兵是「虎」，毛澤東和他的一幫騎上了「虎」背。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層的波動和紊亂。曾經有一次，近千個唱著革命歌曲的紅衛兵包圍國務院的大門，要求周總理交出劉少奇，以處罰他對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駕馭的地步。國務院要求紅衛兵離開北京，同時讓軍隊介入。然而，混亂依然繼續。
這時，所有小、中、大學都被搗亂了，而且像這個樣子持續了許多年。大學教授和學生都送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學校隻能教授毛澤東著作。在外交部，我們盡己所能和極左派糾纏。我也被命出席一些鬥爭大會，並逐步被褫奪去一些職務，例如我再不能給毛澤東翻譯，雖則仍然可以給周總理服務。外交部的正常活動停頓了，而雖然周總理竭盡所能把我們和政治隔離，我們的外交機器仍是處於半癱瘓狀態。一天我回到家裏，躺在我小房間的地板上，望著牆上的毛主席掛像，我對他說：「毛主席，你是否瘋了？」
在這個亂瘋瘋的時代，出現的一個諷刺的事件是涉及唐聞生的，我父親辦報時的夥伴唐明照的女兒。唐聞生，這個當我們住在陋室時給我們送來熱水的女孩，現在已完成學業並在外交部工作。由於幾年之後我便滿四十歲了，這個年齡對於一個翻譯員來說，是繼續在外交團隊裏向另一個部門發展或向上升級的年齡，鑒於唐聞生的英語很好，我建議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於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許多機會跟她談國家的形勢。讓我大為懊惱的是，她也變成極左派。我們比較彼此的筆記，然後開始辯論，互揭短長，最後成為爭拗。唐聞生不認為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會傷害許多無辜民眾和危害中國的前途。最後，有一天，她控製不了大哭起來。這是我們就這個問題最後一次的談論。我們的友誼結束了。後來，她進入了毛澤東的內層。當我想到我和她曾有爭論，我感覺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約一年後，我收到來自父親的消息，說他要見我。我到達他家的時候，見他發燒得很厲害，亟須即時醫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麵前，意圖說些什麽，可是我無法聽清楚。我隻能不斷地點頭，並好言安慰他。送他到醫院去是不可能的，因為醫院都被紅衛兵控製了，他們熱衷於在病人中找出「隱藏的反動分子」。我聽到有些老年病人在醫院中，不止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還被強迫參加鬥爭大會，完後任其自生自滅。
紅衛兵從毛澤東處學到的，是誰的學問愈大，誰便愈反動。在醫院裏，醫生經常被命令洗廁所和擦地板，而護士和雜工則有時做醫治病人的工作。翻譯部俄羅斯組有一個年輕的革命派，他從沒有受過醫學訓練，有一次在我麵前自誇說，他剛給一個病人開了刀：「很容易，很簡單!」
如果父親要死的話，那就死在家裏，這比在醫院任人宰割或在鬥爭大會中讓人魚肉為佳。
我盡量在父親麵前顯得溫柔，掩飾我的不滿和憤怒，直至他逝世為止。我父親為這個國家付出這麽多，到後來國家竟然對他棄而不顧。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為「保皇黨」了，因此我不敢申請放假以照料我父親的喪事，也不敢戴上黑紗，以免給予造反派口實乘機鬥爭我這個「腐朽的剝削階級的」兒子。到最後，由於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請死亡證以殮葬父親也出了問題。父親死時官職是中國紅十字會山西省分會主席。最後，多得內子向同的奔走，由紅十字會發出了死亡證。
外交風雲—丟人現眼的醜劇和鬧劇
大約在我父親過世一星期後，外交部又遭遇到紅衛兵另一波的衝擊。這次主力是外語學院一群最激烈的學生，他們要「橫掃」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動紅衛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個中年的外交官員。他在印尼被驅逐回國，原因是他煽動當地的華人反對政府歧視。
姚登山觸犯了所有的外交規則，惹怒了周恩來。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現時已是文革中最有權勢地位的人）卻公開歡迎他回來。當數以百計的紅衛兵包圍著外交部的大門，叫囂著要進來時，我見到姚登山喜形於色。我和並非文革派的同僚決定死守外交部，因為我們知道外交部，像國防部一樣，收藏著國家的秘密。一旦紅衛兵衝進來的話，憑著他們「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無可挽救的損失。此外，我們知道紅衛兵還懷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檔案，以找出不利於劉少奇（已倒台的國家主席）、陳毅（當時的外長），以及周總理的資料。
我和其他幾百名的外交部人員一道，用身體頂著外交部的大門，不讓紅衛兵闖入。但我們人數始終吃虧，給他們攻破大門，並衝散了我們。他們一窩蜂的湧進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夥的歡迎，其中包括唐聞生。我們已無反抗之力，準備任由魚肉，可是姚登山等人還有一個更大的目標，便是捉拿陳毅，並開會鬥爭他。陳毅的辦公室，和周總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會堂。紅衛兵於是重新組織，操往大會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趕在他們的前頭，意圖加以阻止。我們手扣著手，在人民大會堂的前麵組成人鏈。紅衛兵到達後，高聲叫罵，要我們交出陳毅。
在這鬧嚷嚷的當兒，大會堂的門突然打開，走出了周恩來總理。他濃密的眉毛交織在一起，麵容繃緊，充滿怒氣，準備和這些學生交鋒。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著學生，眼睛像鷹眼一般銳利，掃過學生的麵：「中國是你們管的，還是毛主席管的？你們已經闖進了政府機關，拿走了大批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這些胡作非為隻有讓敵人高興。」學生們停下來，交頭接耳，聲音沉靜下來。但是，他們的首領仍是要求交出陳毅。總理雙手抱在胸前，兩腳邁開，站在門前，斬釘截鐵地說：「你要陳毅，便從我的屍體上走過去吧!」
群眾平靜了下來。他們在想，如果堅持下去的話，會有什麽後果。接著總理和學生展開了艱辛的談判。總理同意學生可以開會申述他們的意見，但他會陪同陳毅一起出席。群眾選出了代表進入一個大會議室。在這裏，總理坐上好幾個小時，聽學生對陳毅的批判。最後，學生似乎已宣泄完畢，周總理站起來要上廁所。就在這當兒有幾個紅衛兵衝上台來要抓陳毅。僥幸陳毅的警衛早料到有此一著，迅速把陳毅推到後台去，從後門離開，那裏周總理早已準備好一部車子，把陳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總理的聲望很高，但極左派總是質疑他的政治資曆。他們批評周總理迎合敵人，對帝國主義者過於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報紙社論中，周總理都被認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等人同樣「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於黨忠於國家的聲譽，周總理在幕後做了很多事保護政府高層官員，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員。他把一些部長收藏起來，誰也不告訴，包括江青在內，因為江青是專門找麻煩的人。
外交風暴正在醞釀中，姚登山一夥對外國使館進行攻擊，並鼓動極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個象征。紅衛兵攻擊蘇聯、印度和緬甸大使館，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厲害。他們聚集在蘇使館門前叫罵，並把蘇使館所在地的使館街改名為反修路。他們打破了印度使館的窗戶。
由於受到國內事件的鼓勵，以及毛澤東的公開支持姚登山，國外使館的左派也步國內激進分子的後塵。在倫敦，極左派公開示威，高喊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館職員和警方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這消息傳到北京後，人們群情洶湧，姚登山認為要對緬甸駐京使館進行報複。
這使我們這些頭腦較為冷靜的使館人員大為吃驚，但我們已沒有上級可以投報此事。總理去了其他地方「撲火」，不在北京，而外長陳毅和其他副外長都已經成為紅衛兵的攻擊對象，他們也不敢出頭。從上數到下，還可以發號施令的，便隻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職是外交部總務司代理司長，權力可大可小。我們派出幾個人去到他的辦事處，要求他叫停學生的行為。學生攻擊外國使館違反了所有外交規則，並可能被認為是戰爭行為。曆史上，1899年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我們不希望重現。但姚登山不理會我們，他繼續指揮造反派在使館搗亂。有一個男孩子向他報告，學生開始搶掠。此時姚突然嚴肅起來，宣布：「不準搶掠! 把地方砸亂，但是不準偷搶!」在他的意念裏，搶掠屬於資本主義行為，而破壞則是革命。
外交風潮在1967年8月達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國歸還香港殖民地不遂後，姚登山計劃襲擊英國在京代辦處。紅衛兵給予英國代辦48小時應允要求，但由於這個要求沒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會。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頭鬥爭，大陸的激烈分子也已準備好大幹一番。在北京，造反派於最後限期屆滿不獲答複後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國代辦處屬地。
在過去的一些日子裏，由於我曾極力反對這些瘋狂行為，我已被命靠邊站了。我現在是無所事事，因此在火燒英辦的當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辦附近。我回家不久，便聽到人聲鼎沸。我見到數以百計的人，衝到英辦所在地。我跑出街外，聽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囂聲。約在晚上十一時，我見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發生了。紅衛兵放火燒英國代辦處，這世界真是瘋了！
消防車到來救火，但是給紅衛兵阻止了。警察趕來維持秩序，但紅衛兵一樣不理，甚而加以毆打。這次姚登山是太過份了。紅衛兵不隻把英代辦處搗得一塌糊塗，還因為英代辦霍普遜（Hopson）拒絕低頭認錯而打了他。此外，英代辦處的幾個職員也受到了攻擊。這次不隻周恩來大為震怒，連毛主席也幹涉了，宣稱負責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應受懲罰。現在政治風向又變改了，這些製造麻煩的人將被清洗。一夜之間，外交部的情況完全改變了。姚登山及其一夥從「真正的革命派」變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樣的「保皇派」卻因為頂著這些過火行為而成為「真正的革命派」。
中美關係的啟動（之一）
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因為邊境糾紛而變得愈來愈惡劣。蘇聯對中共的威脅，在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國。但是一些細微的發展，似乎對中國有利。在美國，尼克鬆總統剛上任，他公開表示有意訪問中國。美國解開了本國人訪問中國的限製。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國撤走了兩艘一直巡邏台灣海峽的驅逐艦。
1969年12月3日，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一個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瞥見了中國駐華沙代辦。他走上前去意圖轉達一個信息：美國已做好和中國進行嚴肅談判的準備。可是我們的怯懦的代辦不想和敵人交好，也不知怎樣應付這個場麵，唯有奪路逃跑，走下了樓梯。代辦的翻譯避進了洗手間，被斯托塞爾追及。於是在這個洗手間裏，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個驚惶失措的翻譯）傳達了這個影響中美關係的劃時代的信息。
為了證明斯托塞爾這個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時的狂想，美國國務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斯托塞爾和中國代表曾有短暫交談。
不久後，高級副外交部長羅貴波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中國和美國已經展開秘密接觸，隻有幾個人被選派參與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羅貴波說:「你所有其他的責任都要讓路給這項工作。從現在起，你要開始閱讀所有提供給你的材料。」
由這時開始，我的工作—即利用我的特別技能給政策服務—變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這是一個挑戰，因為我仍是總理的一個全職翻譯。今天我可能在一個與非洲某國元首的會議中擔當翻譯，明天要應酬的客人可能是一個歐洲的大使，而後天我可能陪伴總理訪問某一亞洲國家。接受了這個任務，意味我要隨時候命。我還要保密，不能對任何人透露一點風聲，例如我到過哪裏或將要到什麽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內。
工作小組包括我的韓戰老友過家鼎、王海容、（毛澤東的孫侄女）唐聞生和其他少數幾個人。領導是章文晉。章是清華大學畢業生，曾在德國留學。他也曾擔任周恩來的翻譯。
1970年初當美國秘密轟炸柬埔寨以切斷北越的援助線之後，中美關係修好的前景變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該年七月，周總理會見了美國作家斯諾。斯諾是1938年出版的暢銷書《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或譯《西行漫記》）的作者，此書把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公開在中國版圖上，因此他在中國享有特殊地位，並被允許訪問中國。在北京的乒乓球賽事上，他和周總理並肩而坐欣賞比賽。周問了很多關於美國當前的政治問題。周驚奇地發現斯諾認為美國正要從越戰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國陷於越戰中不能自拔，而這情況的造成正是由於我們對河內的援助，以及我們容許蘇聯利用我們的鐵路運送軍用物質給北越。
周總理告訴斯諾，雖然來自南方和東方的威脅有所緩和，但來自北方的威脅卻沒有減少。斯諾問：「哪個較為省力，和蘇聯談判修好，還是和美國？」周總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周總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興，因為經過了這麽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這麽多的機會之後，我至愛的兩個國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場。
隔了一個多月，在慶祝十月一日的國慶典禮上，我被召到天安門城樓上為毛主席、周總理和毛的接班人、國防部長林彪翻譯。一如既往，我站在領導人幾步之後候命。我瞧見周總理領著斯諾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趨前給他們傳話。毛首先對斯諾和他的夫人表示熱情的歡迎，並向他們介紹國慶遊行的情況。他接著告訴斯諾慶典完了之後，他想和斯諾多談幾句。
毛澤東在這樣一個重要場合和一個美國人表現親密，這事本身已經非常耐人尋味。但還叫人更加驚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兩人身旁的林彪元帥，當記者開始按動快門拍攝時，突然一言不發地離開現場。第二天所有中國報紙的頭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載著一方是態度安詳的毛澤東，一方是滿頭白發的斯諾，而我則站在他們中間。我因此廣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時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在內。
這是曆史上頭一次，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領袖和毛主席並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這個中國最神聖的地方）而是一個普通人，一個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普通人。
中美關係的啟動（之二）
斯諾過去曾在延安山區和毛澤東、周恩來等相處了一段時期。他明白這一刻—即與毛澤東一同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這一刻—的意義。因此他後來寫道：「中國領導人在公眾場合的一切表現，都是有目的的。」新華社向全世界發放這幀照片，其信息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再清楚沒有了：毛主席對發展中美關係有興趣。但不幸，正如尼克鬆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後來打趣地說：「我們西方遲鈍的頭腦完全接收不到這個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務之後，我不再是毛澤東的主要英語翻譯員了—這角色由唐聞生擔負起來。但我仍是周總理的第一英語翻譯。斯諾給周做了一個訪問，整整用了一個晚上。談話中涉及許多方麵的問題—包括台灣問題。周總理告訴斯諾，中國已準備好和美國討論美方在保護台灣流亡政府方麵的角色。
稍後，毛澤東親自告訴斯諾，他歡迎尼克鬆來中國，「以美國總統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國信息是否到了白宮，我們不知道，但無論怎樣，我們間接得到了白宮的回應。1970年11月10日，我為周總理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做翻譯。正如所有類似的場合一樣，除了我之外，還有記錄員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員，以及葉海亞汗一方的人員。會談涉及雙方有興趣的問題，其中並無任何特別之處。當會談將近結束的時候，葉海亞汗突然說：「我想和總理私下談談，希望隻有一個翻譯在場。」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要求，但總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來。」
在一個隻有我們三人在場、緊閉著門的僻靜的會議室裏，葉海亞汗說他最近訪問了美國，並在美國橢圓形辦公室裏見過尼克鬆總統。總統請他向中國轉達一個信息。這時，我感到血脈亢張、呼吸緊迫。美國總統要直接給中國總理一個信息，這是曆史上第一次!
「尼克鬆先生委托我告訴中國，美國人認為改善中美關係是必需的，」葉海亞汗說。「此外，總統先生還說美國不會參加任何針對中國的聯盟組織。他願意派遣一個高層密使來北京，討論所有兩國尚待解決的問題，以期最後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
我不知道周總理是怎樣保持冷靜的。對於我們兩人來說，這好像是夢想成真。就我而言，這是個人問題；而對於周總理來說，我知道他一開始便認為中美應該是盟友。現在總算是有這個可能了。
事隔一個多月後，周總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國一向所願望的，也是經常努力嚐試的，是透過和平方式談判。為了討論中國領土台灣的問題，我們歡迎尼克鬆總統派遣特使來北京商談。」周總理還提到了，雖然美國還從不同的渠道傳達許多不同的信息，但這是第一次「由一個國家元首給另外兩國國家元首傳語。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好朋友，因此我們對這個口信十分重視。」
最大的公開的突破發生在1971年春天。那時日本正舉行國際乒乓球賽事，中國第一次派出隊伍往國外比賽。美國隊中一個選手在閑談中，向中國選手表示有興趣探訪北京。周總理獲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請示此事是否可以進行。毛初時認為不好，但旋即改變他的看法。於是外交部立即發出邀請。中國向美國選手鋪了紅地毯，「乒乓外交」成為國際媒介的頭條新聞。
周總理親自在大會堂接見美國運動員，而我是這次會見的翻譯。總理告訴這些年輕的美國人，說他們正在為中美關係展開新的一頁。「我有信心中美友誼的再次開展，必然得到兩國人民的歡迎，」他說。美國選手靜靜地聽著，不知怎樣回應。周總理逐一觀看他們年輕的麵孔，然後問：「你們同意我嗎？」運動員們報以如雷掌聲。這之後周總理還會見了好些美國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論贏得了他們的好感。他也沒有隱瞞中國的問題，例如人口過多。接著的發展涉及到了尼克鬆總統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我在這裏簡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華盛頓安得魯斯機場乘機起飛，對外宣布的原因是訪問西貢、曼穀和新德裏，最後以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馬巴德為終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國，進行中美建交前的談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詐作腸胃不適。參與這個秘密任務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公開表示關注，並對媒介說準備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區別墅，以便他能在一個幽靜的環境中康複。事實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剛破曉，基辛格和他的隨從乘坐巴基斯坦軍車到了查克拉拉機場。一個英國記者湊巧因其他事務也在現場。他看見基辛格，立即打電報給他的倫敦上司。這位上司認為不可能，沒有理會，結果白白溜失了一個獨家報導的機會。
中美關係的啟動（之三）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機，這飛機剛從北京回來，機上載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員，包括翻譯唐聞生在內。至於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員先期等候在釣魚台國賓館。妻子向同並不知道我在這裏，還以為我在地球另一麵工作。飛機降落後，緩緩駛到機場一個不公開的地方。在這裏，我們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來。葉劍英，政治局的資深成員，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國賓館。我們乘坐的是黑色紅旗牌轎車，窗簾閉得嚴嚴實實。一路上，葉帥對基辛格沒有多少言語，隻說周總理會在當天稍後接見他。
當天下午，周總理來到國賓館。由於得到預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門前恭候。當周總理下車時，基辛格顯得有點緊張，但總理的微笑以及從容不迫的態度使氣氛緩和起來。基辛格伸出手，總理和他握手，然後兩人一起進入客廳。吃過茶和寒喧後，雙方連同各自的隨從走進隔壁的會議室。會議開始時，周總理先致歡迎辭，然後請基辛格講話。基辛格從他的公事包拿出一疊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紙張，翻了一會，然後開始念。至於總理，則麵前隻放了一張空白的紙。基辛格順暢地讀了好幾分鍾，然後念到了這一句：「許多遊客來到這個美麗，然而對我們說是神秘的地方。」這時，總理微笑著打斷他的話：「當你認識了這地方後，你便不會像以前那樣覺得神秘了。」這話把彼此的距離拉近起來。
第一天的會談，（其中包括一個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續了七個小時。會議結束時，已到了午夜時分，總理照例還要到中南海向主席報告。由於毛和周兩人都是通宵工作，於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參觀紫禁城。
唐聞生和我輪流為這個會議作翻譯。當基辛格（以及後來的尼克鬆總統）往外參觀名勝古跡時，通常是由我負責翻譯。在第二天的會談中，總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問，彼此的分歧既然這麽嚴重，是不是還有需要邀請美國總統來中國探訪呢？對此問題，基辛格似乎有點措手不及，但他隨即冷靜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來考慮決定。吃午飯的時候，周總理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詳細的介紹。基辛格告訴總理，尼克鬆總統認為這是中國內部的事。但總理說，要了解中國，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長篇敘述中，周總理似乎就不能緊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評自己。後來我細心一想，這可能是總理對基辛格暗示，他並不完全同意毛澤東的主張。
吃過午飯後，會談繼續。周總理告訴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鬆訪問中國的適當時機。基辛格綻開了笑容，他不再擔心了，很明顯周恩來先前的關於中美分歧的話不是當真的。最後，雙方同意把訪問訂於1972年的春天，這樣不會妨礙美國的大選活動。在怎樣宣布這個消息的談判中，有兩個主要考慮。第一，尼克鬆的訪問是尼克鬆本人要求的，還是中國提出邀請的？這涉及一個重大的「麵子」問題。第二，而這對中國更為重要，提不提台灣和怎樣去提？如果不解決這兩個問題，聯合公告便發不出；聯合公告發不出，尼克鬆訪華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長黃華提出了一個新的聯合公告文本，以在雙方不失麵子的情況下解決上述兩個困難。基辛格作了一些細微的改動便接受了。這個聯合公告震動了整個世界：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 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 問題交換意見。」
公告的第一段解決了第一個困難。使用「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間接的表達方式，雙方很巧妙地避開了誰采取主動的問題。第二段沒有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退讓，因為任何美國改變支持台灣的暗示，都會在大選年中置尼克鬆於不利的地位：他的對手會乘機攻擊他對共產國家不夠強硬。自然，「雙方關心的問題」在定義上可以包括台灣在內。在外交實務中，任何一個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計較和爭辯。
中美關係的啟動（之四）
訪華公告發表後，最受這個公告震蕩的國家，可能是日本，美國的主要亞洲盟友。然而，雖然日本可能因這個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應，立即承認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許多其他國家都不甘後人，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月間，台灣失去了她在聯合國的地位。有分參與尼克鬆訪華談判的黃華，成為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三個月之後，基辛格再次訪華，但這次是公開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準備尼克鬆訪華後的聯合公報。我參與了聯合公報的準備和定稿的討論。
正當我們的對外發展進行得十分順利的時候，國內發生了一宗當代中國史上最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國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國。關於此事有許多解說，但基本事實是林彪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周總理對他亦沒有使用價值。根據一個傳說，該年較早的時候，林彪曾試圖暗殺總理。林彪的兒子，一個空軍將官，涉及暗殺毛澤東的不可思議的陰謀。也有傳言說，林彪曾意圖在廣州設立另一個政權。根據我從政府內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實是林彪知道他已內定為被清算的對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斃。他的兒子安排一架飛機，從北京飛到他正在度假的海濱住地。飛機載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機。林家計劃沿著最短的航線逃離中國，即北向俄羅斯飛行。
林彪的兒子調動飛機的消息，傳到了周總理處，周立即告知毛澤東，並請示是否把飛機打下來。毛說：「讓他去吧！」這是一個很高明的決定，因為把共產黨副主席打下來極可能被視為一宗謀殺，可能引發動亂。然而，命運之神開了個玩笑，飛機燒光了汽油，緊急降落時墮毀在外蒙，機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蘇聯的法醫證明了死者的身份。
經此事後，毛澤東陷入了嚴重的抑鬱中。他的老同誌和親密戰友幾乎無一幸免地被打倒為叛徒、假馬克思主義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種各樣的政治罪名。國家的知識分子在鳴放和反右運動中被搞得遍體鱗傷。文化大革命摧殘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以及砸爛了黨的體製。仍然對毛澤東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當過紅衛兵的年輕人，以及他的親信。他的親信個個都野心勃勃，覬覦權力，並利用當時不正常的政治氣氛清除政敵。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第一次公開出現的場合，是在電視上會見北越新總理。看到這紀錄片的人都驚訝地發現毛澤東老了許多。他的肩膀佝僂著，雙腿無力，搖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愛得像父親一樣的陳毅元帥因癌病逝世。我如喪考妣，哭得像淚人一樣。陳毅是文革的另一無辜受害者，死的時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氣中，毛澤東親臨陳毅的喪禮。他看起來舉步維艱。根據在場的人所述，毛的情況很壞，非常衰弱。告別禮完了之後，他對周總理說：「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後，一切都交給你了。這算是我的遺囑吧。」
周總理說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瘋了起來。她是一個心懷叵測、專搞陰謀的人，意圖在毛死後繼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繼承人。她認為毛的周圍有一個「間諜網」。由於她是政治局成員，她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深夜進行，其間她宣稱「主席身體很好」，並指責周恩來「強迫主席交權力給你」。其實，自從文革開始，江青便陰謀中傷總理。現在更是關鍵的時候了，因為倘若毛澤東這時逝世並把權力交給總理的話，江青和她一幫的日子便不好過。因此她竭力打擊周恩來及周恩來的人，包括我在內。
在這當兒，亦即在毛的身體發出警號及林彪事件發生僅一個月之後，基辛格來了。這是他第二次來北京，這時 -- 1971年秋天—中國的情況十分緊張。美國代表團入住賓館之後，他們發覺迎接他們的，是張貼在他們房間牆上的反美口號和標語。誰命令張貼這些標語？無人知道，也無人承認。周總理不會這樣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後黑手應該是江青，她現在是進行殊死戰，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訪問成功，因為這會給周恩來臉上貼金。
基辛格明顯地因這個恥辱而慍怒，但他把這處理得大方得體，符合他的作風。他命團員把所有的大字報和標語拿下來，集中在一起，送往我們的禮賓處。他並給足我們麵子，說這可能是上一團人留下來的。雙方的緊張關係，在周恩來當天稍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美代表團時立即被消解了。周在這個場合發揮他無比的魅力和親和感。在接著的酒會中，他致辭歡迎美國客人。這個歡迎辭從未正式發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訪問成功的基礎：
「經過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後，中美關係現在又展開了一個新的篇章，而這要歸功於毛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當然，還必須有一個領路人，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偉大的人民。雖然中美兩國被遼闊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誼把我們兩國人民連接起來。今年，在接待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之後，我們還接待了好些美國朋友。我們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時代。
「我建議為偉大的美國人民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友誼幹杯，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後，周總理穿梭宴會廳和基辛格代表團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個秘書和飛行人員。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周恩來和基辛格的合照，這是美國官員和中國官員的第一張合照。
在公報上、怎樣提台灣仍然是一個大問題。還是基辛格有辦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決了這一問題：「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雖然中美公報的其他內容還須修改，但上述聰明的說法成為經典的表達方式。
會談後，正當基辛格的飛機徐徐駛往起飛跑道結束他的第二次訪華旅程的時候，消息傳來台灣已被取消她的聯合國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我們每人興高采烈，但是無暇慶祝，因為我們要馬上裝備幾個月之後的美國總統的正式訪問。
外交部的兩個女人（一）
短短的時間，發生了多麽大的變遷!
三年前當尼克鬆就任總統時，他站在白宮前的石階上宣稱，他的願望是看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無論是大民族還是小民族，生活在憤怒的隔離中。」那時，人民日報即時作出反應，罵道：「尼克鬆的頭部已套在繩索中，竟然還有心思講將來的問題。.....他的一隻腳已踏進墳墓中，還在自我陶醉，講天堂的美夢。這是一個垂死的階級的呻吟和掙紮。」
三年之後，一隻腳踏進墳墓的，是毛澤東。那時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在決定他身後誰繼承他的大位的問題。有許多年，毛澤東總在談他的身後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將來臨一樣。我曾經為他在許多會見外國政要和名人的場合中作翻譯，這些人都希望和他談實質性的問題。但毛澤東認為自己是哲學家，而周恩來才是幹實事的經理。對於他不想討論的問題，毛澤東慣用的手法，是擺擺手，說：「哦，我還要擔心什麽? 老天爺正準備給我請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國家問題不受他控製了。
這是他的政治權術。確實，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爺的請帖，而即使捱過了1971年，他的時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當尼克鬆訪華的日期愈來愈接近時，毛澤東竟然像打了強心針一樣，整個人振奮起來，就像一個過氣的、失去狀態的拳王要為爭標作最後的努力一樣。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醫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髒病。他練習站高坐低，並在扶持之下走幾步。他對於能夠迎接尼克鬆的到來感覺愈來愈興奮，因為這又是曆史的契機，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過並加以模仿的古時帝王一樣，他的名字會地老天荒而不墮。
但是長時間的壓力和抽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他全身浮腫，想吐痰也沒有氣力。他對傳統醫術有戒心，並堅持認為對於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讓他知道實況。毛說：「不要告訴這個病人病況，不要做手術，這樣他可以活得長一些，可以多幹活。」基本上，毛的侍從和黨的高級官員需要進行重大手術時，都要得到毛的批準。當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頭子，被診斷患上膀胱癌時，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術「之苦」。不論毛此舉是出於好意還是意圖除掉康生，幾年之後，康生一命嗚呼了。康生死後，許多人控訴他以毛的名義犯下許多迫害無辜和殘害同誌的事情。
正當這個時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壓力。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我便已經靠邊站了。後來，姚登山衝擊外國使館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極左行為，使我得以平反，並升了職。跟我一起平反的，還有許多受盡紅衛兵淩辱的老幹部和老領導。即使毛澤東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錯誤下放或開除黨籍的高級官員。
但在外交部內，政治風雲仍在激蕩，沒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極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斷批評我對反革命分子太過軟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製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為我得到周總理的全麵信任。我在製定國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漸加重。在政府裏麵，沒有那一個人像我那樣長時間參與周總理和外人的會談。我對周總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個手勢，我也知道什麽時候他臂彎的舊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還是政府內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閑話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學生在飯廳裏閑談一樣，而周總理對此完全信任我。這使我成為一個不能缺少的人。還不止此，我成為周總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經常問我有什麽事情發生、誰在背後說誰的壞話、他的敵人現在有什麽動作、我們的外交政策現在是怎樣，等等。我時常給他提供消息，並且跟他說現在有什麽好人正受到攻擊而需要保護。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對頭人是唐聞生。
外交部的兩個女人（二）
唐聞生現在直接替毛澤東工作，因此她屬於江青一夥，成為毛的內線的一員。這些人都恐怕毛死後周恩來成為他的繼承人。周總理背後抗拒毛的命令，保護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對於江青，他曾當麵拒絕透露她要追尋的人的去向。江青攻擊周恩來架空毛主席，雖然她內心非常清楚，周恩來完全沒有在毛死後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國的嚴父，而周是中國的慈母。可是，周已經七十四歲，歲月的痕跡已開始在他身上出現。事實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擔心他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日漸消瘦。
另一方麵，唐聞生充當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協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況，以及打探周總理一派的活動。（當然包括我在內）
到後來，唐聞生更發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的負責人以及毛澤東的孫侄女。這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經常對我的說話和行為挑骨頭。她們兩人年紀都約三十歲，在文革這場政治鬥爭中，竭力為毛、江、康生等人賣力。她倆是死死咬著我不放的可怕的敵人。
生活對我是複雜的，精神壓力也是很大的。我現在協助外交部長黃華、副外長喬冠華和周恩來的特別顧問章文晉準備尼克鬆訪華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環節——訪問後對外發表的聯合公報。（即後來的上海公報）這份公報是到現在為止的中美關係的起點和基礎，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擬定的。
此時，毛澤東仍在鍛煉身體以便能夠站起來，及和尼克鬆進行會談，而周恩來則召集他的團隊做好準備，以使這個訪問成功。一天，他集合我們，就過去的中美關係給我們作一個長篇的演講。他說他認為中美兩國應該一開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機會到來的時候，總是發生了阻滯而讓機會溜走了。他希望這次走得正確。他提到美國的史迪威將軍和赫爾利將軍，這兩國將軍都曾經在戰前和戰爭期間服役於中國。史迪威將軍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對蔣介石的腐敗政權並無好感。赫爾利將軍是一個吹牛的人，他在沒有預先通告的情況下突然造訪延安。1945年，毛澤東、周恩來曾托赫爾利帶信息給羅斯福總統：他們願意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和羅斯福總統會麵。如果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到華盛頓去。當時，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爾利遞信是最方便的選擇。蘇聯那時靠不住，毛、周認為和美國結盟是平衡蘇聯一個恰當的做法。可是赫爾利強烈反共，他沒有轉告信息，而羅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說，另一個失去的機會是1949年剛剛解放後，那時蘇聯隨同國民黨逃走，反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國家大使留下來。司徒雷登向毛、周轉告一個重要消息：美國願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二十億美元。這數額對於一個貧窮國家例如中國來說，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司徒雷登沒有親自轉述這個消息，而是委托一個中間人，一個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國官員。正當這人動身啟程前往北京的當天，恰巧是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毛澤東宣布與蘇聯結盟，蘇聯援助中國三億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從沒有遞交中國。他立即被召回美國，而杜魯門總統領導下的國務院因「失去」了中國而受到國內強烈的指責。接著是韓戰的悲劇，中美在戰場上交手。1954年的日內瓦和平談判，上演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和周總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關係無法發展。
但這是過去的事了，變化即將出現，而這變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個灰暗陰冷的早上由美國飛機空軍一號降落北京機場而啟開序幕。在場的人不多，隻包括十餘個我方人員和一群報館和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師。然而，這情景全世界都透過電視即時觀看了。
外交部的兩個女人（三）
尼克鬆抵達北京後，他沒有忘記一件事。較早的時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絕與周總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鬆提到這事。因此，尼克鬆著意創造一個帶有象征意義的時刻。空軍一號降落後，緩緩駛往歡迎區。當門打開後，尼克鬆一個人出現在艙門，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個代表團，包括他的夫人在內，暫時留在機艙內，直至他和周總理握手為止。這個握手是熱烈的和經過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總理的身後右麵。我記得尼克鬆說：「我這手是從太平洋另外一麵伸過來，這是友誼之手。」尼克鬆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握手的時候，意味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總理回答說：「總統先生，中國歡迎你。」然後他詢問尼克鬆旅途是否愉快。接著是介紹第一夫人，此時尼克鬆的隨從魚貫而下走下舷梯。美國對中國的首次官方訪問正式開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報紙的頭版都報導這曆史性的時刻，並且登載著我俯身向總理耳邊說話的圖片。隻有中國例外。在中國當時荒謬的政治氣氛下，國內所有報章所刊登的圖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著的地方，出現了王海容！
外交部這兩個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來訪一樣，我參加了所有總理和尼克鬆的會談，至於毛主席和尼克鬆的會麵，則由唐聞生做翻譯。總理對這次尼克鬆的訪華，照料可稱無微不至，以確定這次外交活動的順利和成功。我們知道尼克鬆故意隔開他的國務卿羅傑斯，不讓他參加重要的會議。他著羅傑斯出席一些無關宏旨的會議，或應酬觀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會議。國務院和白宮不咬弦，這點羅傑斯也曾當著我的麵前抱怨。如果讓羅傑斯這樣不開心返回美國，這對中國沒好處，這將會影響中美未來的關係。總理要改變這個情況，但這樣做的同時，又要避免開罪白宮。
在美國代表團到來之前，總理親自檢查尼克鬆和他的隨從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複上次基辛格的情況，那時他們的房間貼滿了反美標語。羅傑斯在上海逗留時，他的房間原是分配在一座飯店的十三樓，我告訴總理美國人對十三認為不吉利：「許多大廈都沒有十三樓。」總理於是吩咐立即給羅傑斯調換。他甚而特別私人邀請羅傑斯午飯，由我陪伴和翻譯。總理對待這位國務卿有如尊敬的朋友，並感謝他對促進中美相互了解的貢獻和致力於尼克鬆總統訪華的成功。羅傑斯指出聯合公報最後草稿中的一個錯漏，讓我們得以及時改正。
尼克鬆訪華可稱成功落幕，此事可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事情，對我的健康損耗甚大。雖然我看起來高大健碩，並且發育的時候在美國，營養豐富，但是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卻體質欠佳，故此我有時擔心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倒下來。我因此從翻譯的位置上正式退下來，隻做文件工作，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國返回聯合國作準備。
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個較為隱蔽的方式繼續著。那兩個女人—她們現在已成為毛主席其中幾個最受保護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並集中火力對付我和其他跟她們不同路的人。她們的動機陰險、手段狡黠，擅於拉一派打一派。她們在總理的眼皮下胡作非為，其能夠如此，全賴江青給她們壯膽，而江青已被公認是頭腦發瘋、難以應付的人。
江青喜歡看西方電影，特別是莎莎嘉寶當主角的電影。當她看這些電影時，有時找我做翻譯。我坐在她沙發旁邊的一張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說話，除非批評我太大聲或太小聲。關於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為以及她待人的態度，已經有許多故事流傳。開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這兩個女人是她的幫凶。
外交部的兩個女人（四）
我早已升了職，成為外交部翻譯部門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農民的另一輪的教育。我知道誰在背後搞鬼。我將被下放到農村去「清除隱藏起來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點不要太過偏遠。結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幹校，那是很不錯的了。
我在五七幹校蹲了不太長的時間，又是周總理救了我。他來到外交部，問：「小冀到了哪裏？我要找他!」於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順道探訪鳳陽的老家，那個我在1938年離開的鄉間。在鳳陽，我受到了黨和機關的高級官員的熱烈歡迎。他們知道我為總理工作，也從報紙上看過我站在毛澤東右麵的圖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離日寇之前住過的屋子過了一夜，感覺好像回到家裏一樣。我回家鄉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們赴紐約前住在漢口時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國後，幾經艱辛把祖父的骸骨從漢口遷回家鄉去，那是一個近著鎮市中心的務農區域。
當我向鳳陽縣的官員表達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時，他們漲紅了臉，抱歉地告訴我，我爺爺的墳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給紅衛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爺爺的遺骨被打碎，被風吹掉。他現在已屍骨無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著遺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雖然原則上我在翻譯的崗位上退下來，但我仍然繼續給周總理當英語翻譯。此外，我還是外交部翻譯部門主管的副手，協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間，基辛格多次造訪中國，為中美兩國的建交商討細節，包括各在對方首都設置大使館。周總理和基辛格兩人現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賞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觀的做事方法。基辛格處事實際，不受意識形態所束縛。諷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國背景使他成為一個好的美國代表。他的猶太父母逃離納粹德國，來到紐約，比我們為逃避日寇到達同一個城市早一年。我們三個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開會的時候大家是客氣和誠懇的。我們沒有像韓戰的談判那樣，互相拍桌子漫罵。
1973年春季某一天，當我在一個慶祝婦女節酒會上為總理翻譯時，總理趁無人的時候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國去，作為在華盛頓建立聯絡處的先頭部隊。我私下曾期望有這個機會，但這消息的到來確讓我雀躍萬分。經過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終能夠重回我另一個心愛的地方。還更高興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內子隨我出發。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一）
前往華盛頓設立駐美聯絡處的先頭部隊，由外交部聯絡處的副主任韓敘率領。韓的仕途這幾年拾級而上，從一個禮賓部的官員開始，現在已經是大使級人員了。我們先頭部隊的任務是，為駐美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和家眷尋找合適的工作地點和住所。一切妥當後，黃鎮大使便和其餘的人員和家屬來美。
1973年4月，在我們出發前幾天，周總理邀請代表團各成員到他家吃餃子。他就我們在美國的工作作出訓示。完了之後，他突然說出了驚人的說話：「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們了，也是最後一次跟你們吃飯了。」這有如晴天霹靂。我聽到有人在飲泣，有人在用紙巾抹淚。我則心潮洶湧澎湃，並混著恐懼。總理近來變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還是他在江青那一幫人的圍攻下，將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對我和對中國有什麽意義呢？
總理最近宴請了一些在華工作的西方人士。這些人都是共產黨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譯和編輯宣傳文件。1960年初，當我翻譯毛澤東的著作時，我曾和他們合作過，其中包括美國人愛德樂（Sol Ader） 和柯弗蘭 （Frank Coe）。柯是馬克思經濟學家，曾在美國財政部工作。他在麥卡錫時代逃往中國。愛德樂則是在英國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經濟學家，曾與柯弗蘭共事。
周總理熱情地和這些外國朋友擁抱，並對他們在中國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時，我覺得周的表現意味中國往好的方麵轉變。現在，我結合周的說話看起來，這無疑是一個人在利用他餘下的時間，解決他心中尚存的問題。
總理沒有向我們解釋他為什麽說這樣的話，我們也不好意思去追問。而正正因為總理說得這樣簡短，意味可能將有大事發生。我們同事間經常談到總理這些話，但沒有人知道它具體的意義。我們知道和看到的是，周總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煙，但他看起來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樹將要枯萎一樣。
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早上的時候，中國代表團起程前往美國。途中我們在日本東京過了一個晚上。翌天下午，我們換乘一架波音747客機。這是我首次乘搭這種龐然巨物在空中飛行。我們雖然是下級幹部，卻被帶到客機上層的頭等艙裏，這無疑是航空公司給我們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員一樣。我們的成員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機。他也跟我們先頭出發以熟悉美國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駕駛執照。他並會協助購買一部房車，以供大使之用。這位司機屬中年年紀，個性隨和，略肥。由於是高幹的侍從，他看起來頗有尊嚴。客機的機艙服務員見到他這個派頭，以為他便是中國大使了。她稱呼他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這位司機不懂英語，隻是微笑，許多時候莊嚴地點點頭。所以，每次服務員來的時候，我們都好容易才不笑出來。
我們的目的地是洛杉磯。我最後見它的時候，是二十三年前了，當時我正乘坐輪船來美國。現在再來的時候，我已經是飽經憂患的中年漢了。在機上用過晚餐後不久，播音器突然傳來了機長的聲音：「各位乘客，我是機長。你們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飛機的一個引擎正發生火警。請不要過份驚恐。747客機的設計，是隻有兩隻引擎也可以正常飛行。同時這種飛機的設計，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現在正準備這樣做。當我把引擎拋掉的時候，你們會感覺到飛機有輕微的震動和搖擺。請不要擔心。並請留在座位上，扣緊安全帶。客機將會在夏威夷緊急降落，乘客可轉乘另一班機繼續前往目的地。」
幾分鍾後，飛機果然搖了一下。從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麽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個著火的引擎，從機翼脫離出來，跌向下麵的茫茫大海。我見到我的同僚有些滿頭冷汗，眼睛睜得有如銅鈴大。至於頭等機艙那位服務員，她是震顫得這樣厲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二）
我經常坐飛機陪同總理東征西走，「身經百戰」，對飛機發生事故並不害怕。我憐惜的反然是我的新西服。到了夏威夷檀香山機場後，美國國務院從洛杉磯趕來的人員以及本地的官員非常驚惶失措地向我們表示歉意。我可以想象到當他們收到載著中國第一批使館人員的飛機機件出了問題，可能掉進太平洋的消息時，麵上會是怎樣的惶恐。如果我們真正沒入太平洋，我想飛機失事的陰謀理論會成為人們的千古話題。
小休之後，我們繼續旅程。這次安然無事抵達洛杉磯。我們被送往機場附近一所酒店。人人都顯得疲憊異常，一早睡覺，但我卻不能入寐。如果給我選擇的話，我非常渴望在外麵走一下。但我們的紀律非常嚴格，在國外旅行時，一個人不準出外，更何況這裏是美國呢。因此，我隻能困坐在房間裏，遙望外麵城市的燈光，回憶過去一切。
第二天，我們飛往華盛頓，由兩國美國國務院的人員伴隨我們。他們並對各種安排給我們作了一般的介紹。飛機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降落。在走出機場出口時，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哈佛宿舍房友黎赫白（Herb Levin）。我們熱烈握手，歡暢地交換笑容。能夠和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再見麵，像往日一樣互相取笑，這感覺是蠻好的。
我們住在五月花酒店，距離白宮僅五個路口。在我們這個小群體中，隻有我一個人是感覺到回到家裏一樣。黎赫白和國務院的其他同僚也協助我們物色聯絡處地址。我們來自中央的指示是，要找一座獨立的屋宇，以免「隔牆有耳」，給人偷聽。由於我的英語能力，以及我對美國文化的熟悉，我成為我的同僚的顧問。他們總是問：「朝鑄，你覺得怎樣？」
一天，我們駕車外出，正要駛過石溪橋（在華盛頓西北方）的時候，我瞥見一座叫溫莎公園（Windsor Park）的古老而別致的、維多利亞建築式樣的酒店正在出售。這酒店附近有幾個使館，我認為正合我們之用。黃鎮大使也同意了，於是我們用略為超過五百萬美元的價錢買下了。地產經紀告訴我們，日後我們把它出售時，將會賺大錢。除此之外，我們還在附近購買了兩個物業，其中一個附有遊泳池和網球場，準備給高級官員之用。
雖然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熱誠地幫助我們，但我們抵達華府的時候，正值美國出現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總統最大的危機—水門事件。我們到達華盛頓之前的一天，尼克鬆總統公開承認，政府中可能有人涉及用不法手段針對他的政治對手。我們的新朋友遇上了麻煩了。而當我為我的同僚翻譯電視報導的時候，我見到他們都甚為擔心。「他會被清算嗎？」他們問。我盡力回憶我讀過的美國憲政史，但卻不記得美國總統在什麽情況下會被轟下台。我把我們的憂慮告訴黎赫白，他著我們不必擔心：「告訴你們的同誌放心。政府的對華政策不是讓尼克鬆卷入麻煩的原因。你們不必作任何表示。」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憂心忡忡地看著水門事件的逐步發展，而幾個月之後副總統艾格紐也因貪汙醜聞而宣告辭職了。
黃鎮大使於五月來美就任。他來的時候穿著毛裝，戴起平頭軟帽。我們在機場迎接他。他是一個資深的外交家，政治上算是一個「好人」，我在他手下幹事感覺十分放心，也感到受尊重。他曾駐節印尼和法國。他之前在軍隊中是個將軍，曾參與長征，和日本、蔣介石打過仗。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藝術天份，長征中留下了好幾幅素描畫。他是唯一有中央委員身份的外交人員。
由於黃鎮上任時，我們的住所和辦公室仍未裝修好，因此我們仍然在五月花酒店住宿和辦公。為了工作需要，我們與白宮之間安裝了熱線電話，以便韓敘和我可以和基辛格的副手史高哥羅夫將軍 （Gen. Scowcroft）直接聯係。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們和美方人員開會是很多的。到後來我們搬到溫莎公園後，我和韓敘的辦公室都各自安了熱線。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三） 。
像周總理一樣，黃鎮大使對我非常信任，鼓勵我在美國體製內認識多些朋友。我被任命為政治部聯絡處的副主任，主要對手是美國國務院中國部的人員。除此之外，黃鎮大使也著我廣泛結交眾議員和參議員。我和大使有許多次的談話，研究誰是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並起草名單，以決定誰應該拜訪，誰應該邀請吃晚飯。自從49年解放及美國決定支持台灣後，國民黨在美國國會中已建立起強大的遊說團。黃鎮大使明白我們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和好些政治人物會麵。黃鎮認為我們的一些規矩，例如不能和外國人單獨會麵，荒謬不當，因為這會使外國人不能暢所欲言。他運用他的權力著我們和某些人士單獨會麵，例如他派我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賴斯頓（J. Reston） 的訪問。而我也乘機刺探水門事件的進展及不公開的內情。
聯絡處的第二號人物韓敘，則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對一的禁條。我時常陪同他參加聚會，他永遠不會離開我的身邊。有時我走開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滿意。1974年，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又再熾熱起來，人人自危。聯絡處的左派也開始批評黃鎮。而由於我的美國背景和與美國官員的良好關係，我亦難免受到懷疑。
1974年1月，我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和來自中國的同事一起辦公，他們告訴我鄧小平複出和恢複政治局委員地位的消息，我高興得在房間裏跳起舞來。鄧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來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隨著毛澤東健康的惡化，中國政局愈來愈不穩定。周恩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澤東的病情為所欲為。她力圖壓製周恩來，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後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計劃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殺或自殺。彭德懷元帥，韓戰我軍的最高統帥，被紅衛兵毒打，受盡折磨而死，時間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為她和台灣的關係，（她的父親49年去了台灣）而遲遲不被批準來美和我相聚。
還有一事，也是荒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個代表團訪問上紐約州的康寧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產電視。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過電視把她的革命樣板戲向全國傳播。訪問結束的時候，康寧公司致送一個紀念品給客人--一個手工製作的水晶蝸牛。代表團返回北京後，外交部一個極左派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控訴代表團團長接受這個禮物是賣國行為。
信中說這是對中國的一個侮辱，譏笑中國的進步像蝸牛那樣緩慢。
江青把憤怒發泄到總理身上，因為總理批準這個訪問。她要求駐美聯絡處發出正式聲明，抗議此事。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連聯絡處的左派也不同意。結果我們發回一封長長的電報，解釋情況，最後「蝸牛事件」不了了之。
中國駐美聯絡處的設立 （四）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經離開國務院，回到哈佛任教。我們兩人安排黃鎮大使和聯絡處一些人員訪問哈佛。黎赫白從哈佛所在的波士頓劍橋區飛來華盛頓陪我們到哈佛。我們在國家機場會合。在登機前接受行李檢查的當兒，黃鎮大使對黎赫白說：「我不要檢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釋：「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轄免權，但這隻限於小袋子，至於帶上飛機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檢查的，每人都要這樣，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但黃鎮大使，一個不習慣接受命令的將軍，有點猶疑不決。他不滿地說：「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我沒有武器，也沒有炸彈。」
「這個自然，」黎赫白說。「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要接受檢查。沒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會之後，黃鎮大使最後交出他的行李，讓X光機檢查。檢查員停了他的輸送帶，指著熒光幕。黎赫白探頭一望：「這好像一把長刀。」黃鎮大使交代說：「自從對日抗戰開始，我便隨身攜帶這刀。睡覺的時候，我把這刀放在我的枕頭下麵。這是我的習慣。」
我嚇了一跳，我曾經和他同一個房間睡覺!
我完全不知他枕頭下麵有一把刀。後來我發覺他的妻子也不知道這事。他為什麽這樣做呢？我隻能猜測，這可能是迷信或作為一個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黃鎮大使說，他會把這刀交給機長保管，旅程完畢後再交回給他。大使沒有辦法，唯有接受。我有興趣知道這把刀背後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這刀上流過。
我在駐美聯絡處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來愈不愉快和失落。因為雖然周總理已經發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準了有關名單，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夠來美。經過了兩年，我的頭發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壓力和心情鬱悶而日走下坡。
接著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韓敘探親後自北京回來，他私下告訴我周總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擔心的事情最後發生了。韓敘告訴我不必太擔心，因為病情「不嚴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悶和寂寞。我告訴他我應該回國了。他大為驚奇，問：「你怎麽知道？不久你便會收到回國的通知了。」黃鎮大使反對我回國，但是沒有辦法。
基辛格聽到我快要回國的消息，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一敘。他說他聽到周恩來總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們接受的話，我可以安排美國最好的癌病專家到中國給周總理治病。」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大幫忙，而且也可以回答總理這麽多年對外的照顧。我把基辛格的好意電告北京，可是毫無回音。於是我隻好悵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我聽到總理病得很重，看來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了，就像他兩年前說過一樣。而且，我也被委派負責其他工作，再不過問任何與中美關係有關的事情。在我離開中國的兩年期間，外交部的兩個女人盤踞了外交部。她們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澤東）的關係，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這些指示必須照實執行。我已經47歲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麽前途，無論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一樣。
周恩來逝世 （上）
1975年春天，我在調派海外工作兩年後，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十一歲。返回家裏，我的心情和感覺是複雜的，一方麵是如釋重負和心存希望，另方麵則是心力交瘁，疲憊消沉。我給家裏帶回一件特別的禮物，一個在過境東京時購買的彩色電視機。我和向同雖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在一夜間成為名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我們小小的客廳成為附近的孩子們的電影院。每個晚上七點鍾的時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來敲我們的門來觀看每天一次的廣播。我們歡迎這些孩子，因為這讓我們暫時忘記生活的憂傷。可是有時我們感覺疲倦想早點休息時，我們看到孩子們如癡如醉地盯著電視，我們都不忍著他們離去，於是每個晚上都弄到十時電視台做完節目為止。
回到外交部後，我多次問起周總理的情況，並要求去見他。答複總是周總理的健康狀況和我沒有關係，同時總理也事務繁多，沒有時間和下屬應酬。謠言滿天飛，空氣中充滿焦慮。現在沒有人懷疑總理已經時日無多了。在十一月的時候，有人見到他在北京飯店的餐廳，一邊工作一邊吃飯，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說毛主席最初的時候不批準周進行膀胱癌手術，但後來改變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個最親密的戰友，現在被人稱為「四人幫」。其中兩人是文膽，替毛澤東起草許多文告，另一人則曾經打過韓戰。這四人都是黨的高層領導人，其能夠爬到這個位置，主要是因為他們聽毛的說話，毛叫他們咬誰便咬誰。此外，他們也咬那些威脅他們位置的人。要維持他們的地位，他們需要毛澤東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麵。因為如果毛先死，他們便失去保護，勢必受到那些他們整過的人的反擊和報複。許多年來，他們用盡方法打倒總理。現在總理重病，正是他們的機會，透過幹擾總理的治療，令他早日「歸西」。據說有一次江青著醫生暫停給總理輸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總理商量。但是總理得到許多人的敬愛，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後還是得到應有的照顧。他接受過許多次的手術及傳統的中醫治療，可是一切都來得太遲了，我們都屏息靜氣，以極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隨時到來的一刻。
我從美國回來不久，外交部的那兩個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語學院教書。那意味一個很大的降級：從天安門城樓下降到白粉紛飛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另有計劃。喬冠華是周總理的一個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總理鄧小平負責。鄧已經被打倒兩次，但都再能爬起來。鄧不同意黨內經常搞政治鬥爭，去抓什麽右派分子。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飽，而且「不理黑貓白貓，抓到老鼠便是好貓。」
喬冠華幾年前和一個富有的律師的女兒結了婚。這律師早年曾資助毛澤東的武裝隊伍。（譯按：律師是章士釗，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過良好教育，是英語專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國生活。她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師之一，尼克鬆總統訪華時，她曾協助翻譯。喬冠華沒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為國際司的副司長，負責統籌我方和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的聯係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幹校「學習」。
周恩來與疾病的鬥爭在1976年1月8日結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過電台和播音器向全國廣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傷的哀樂。全國人民同聲一哭。據說，有一列火車，載的全是人民解放軍，在得知消息後，全車大聲痛哭，很遠的地方都聽到。
和毛澤東不同，周恩來沒有搞個人崇拜。而雖然周的敵人多方設法中傷他和陷害他，中國的八億人民都敬愛著周總理。他像慈父一樣關懷人民。他出現在大災難的場麵裏。他隨時停下車來和老鄉交談，以明白農耕收成的情況。他是一個時常麵帶笑容、風度翩翩、散發著個人魅力的外交家，贏取了不少外國朋友。
當我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寒冷的天氣裏在農場喂飼豬隻。我的哀傷是無限的，我為自己而哭，為總理所受的苦而哭，為中國而哭。一盞在大風大浪的海麵上的明燈熄滅了。除了尼克鬆的到訪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國自從文革開始後，已倒退了十年。中國的前途現在正握在一個被群小包圍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周恩來逝世 （下）
在全國哀悼期間，我獲準返回家裏。總理的訃聞，除了通常為共產主義奮鬥的老套說話外，還特別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療」，但還是「醫治無效」。這些虛假的說話無疑是為了回答愈來愈多的批評，說周總理隻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時死後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總理的遺體，經處理後，被存放在他逝世的醫院裏。周要求死後火化，但當局決定他的遺體不準備公開給人瞻仰。我非常憤怒，因為我知道許多其他的人都被準許在總理病危期間去探訪他，即使在床邊站一會兒也好，可是我卻被剝奪了這機會。
幸運的是，在總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衛領班打電話到我家中。我在跟隨總理時認識他，彼此對對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樣。我們互相慰問之後，他說：「總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場了。如果你要見他最後一麵的話，你可立即來天安門廣場，我帶你去見他。」放下電話後，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飛奔出門。侍衛領班開車送我到醫院，從一道小門走進私人瞻仰室。這樣做非常危險，因為若然給人發覺，特別是給總理的敵人發覺的話，我們兩人便有很大的麻煩。因此我要趕快完成對總理的瞻仰。我已不記得現場的環境怎樣了，隻有一個印象是一支點亮的洋燭和一副簡陋的棺木。總理的麵容非常清瞿。我強壓著心頭的悲痛，不讓自己哭出來。這是最後一次，我和總理單獨在一起。我默然說：「總理，再見了! 地老天荒，我會記著你。」我對他的遺體三鞠躬，再靜默一會，然後轉身離去。翌天下午，總理的遺體將會移送火葬場，並且不會有任何儀式。四人幫宣布不會有公開追悼活動。可是，那天一早，靈車經過的長安街便擠滿人群——超過一百萬人，他們都在這裏送別總理。
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人都在家裏。領導千叮萬囑，著我們該天不要上街致哀。於是我們隻好在家裏看晚上的電視轉播。我們噙著眼淚看著總理的靈車從長安街緩緩駛下，大街兩旁是各式各樣的人：帶著孩子的父母、年輕的學生、工廠工人、農民、家庭主婦、抱著嬰孩的母親....... 每人都在哭，向敬愛的總理告別。
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總理追悼會。我獲準參加。大會由副總理鄧小平主持，並宣讀悼辭。當他一開始發言說到「我們的總理」時，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為了表達我對總理的感情，我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發表。但過了幾個星期，文章仍未見登出。於是我打電話到報社去查詢，接電話的職員說沒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隨即收線。
一月是農曆新年龍年的到來，而按中國傳統龍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開始出現，指責他是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對我們是不利的消息，因為我們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鄧成為周恩來的繼承人。三月，當清明節快將到來的時候，上海一份雜誌發表一篇尖銳抨擊周恩來的文章。幾小時後，透過人們的口口相傳和在行走全國的火車的車身上髹上標語，一個抗議行動開始醞釀。
我這時已返回幹部學校了。那些從北京回來的同僚告訴我，人們紛紛拿著花圈和絲織菊花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碑，花圈堆積成了一個小山。此外，人們還在紀念碑上貼滿了詩歌和讚詞，其中一個名句是：「我哭豺狼笑」。黨委和外交部給我們三申五令，不準抄寫天安門上的詩句和悼念周恩來的文章，但沒有人加以理會。四人幫認為是鄧小平的陰謀。但是他們不知道人們不需要被引導去宣泄他們的憤懣。廣場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廣場上漫步並互相交流不滿情緒成為千千萬萬人每天的節目。
四月初的一個晚上，政府開始清場，派出卡車和上千計的人員搬走廣場上的花圈和鮮花，並逮捕在場的人。接著，衝突開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動上萬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場。結果許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及被架走。這事被稱為「五四天安門事件」。
卷入喬冠華的政治鬥爭中
天安門四五事件一兩個星期之後，一部從北京開來的車駛到幹部學校，要載我立即去見外交部長喬冠華。車子在石家胡同喬冠華的私邸前放下我，這大宅以前屬於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喬冠華親自在門前迎接，把我引入書房，早已有三杯茶放著。喬冠華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顯得有點神色緊張。
喬冠華開口說：「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聞生和王海容是一個大問題。情況現在更加變得不可能了。我做什麽都要她們批準。她們事事幹涉，整天開鬥爭會，現在更鬥到我頭上，說我是右派。」
我沒有答話，但我和喬冠華一樣緊張。章含之說她曾經寫信給毛主席，投訴這兩個女人。她這樣做，無疑是因為她父親在解放前曾長期支持毛澤東，她相信她的信有影響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總之是，她的信全無下文。
「我相信主席對這兩個女人的胡作非為一無所知，」喬說。「現在當務之急是要讓主席知道。」喬冠華堅決的口吻讓我血脈翻騰。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陰謀，但是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和這兩個女人鬥爭。
「我需要和主席親自說一次話，告訴他真正的情況，及擺脫這兩個女人，」喬繼續說。
「但現在她們把持一切，我很難打進去。她們不給我機會。如果主席讓你到他的住處做翻譯，她們不能阻止，因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這個機會的話，我跟你一起去，她們也不能阻攔，因為我是外交部長。因此，我已經決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譯。」
「我已經沒有為主席翻譯許多年了，」我說。「他有唐聞生，為什麽還要我？」
喬說他已經和毛的私人秘書張玉鳳安排好。由於此事無關痛癢，張已經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我認為沒有用，因為我相信這兩個女人一眼便望穿喬的計謀。但喬解釋說唐聞生和王海容正與江青吵架，環繞著毛澤東周圍的權力鬥爭正隨著毛的健康的惡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趕走這兩個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響主席，」他說。
我簡直不相信，喬冠華要行這個險著。我說：「這非常危險。江青犯眾人怒，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喬狡猾地微微對我一笑，「你知嗎，小冀，這是以毒攻毒。」他告訴我他已經不能容忍這個情況：他身為外交部長，負上重大責任，但卻經常聽命和受製於這兩個女人。我重覆表示這太危險了。但喬、章兩人非常堅持。喬說：「這是最後的鬥爭，你不明白其中的複雜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沒有選擇。外交部長命令我給毛翻譯，我不能拒絕。自從我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和斯諾翻譯後，時間已過去六年了。我對許多事不知道。喬冠華把我收藏在他家裏幾天，在這幾天裏，他把進行中的政治鬥爭，從政治局以下，逐層向我解釋。
最後有一天，司機把我和喬冠華載到毛澤東的住處，替他和紐西蘭總理莫爾頓（Muldoon）作翻譯。這是莫爾頓的第一次官式訪華。我看見了毛澤東的衰弱情況，這把我嚇呆了。他說話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語的地步。翻譯的時候，他囁嚅一些話語，然後等張玉鳳用清楚的說話給他複述。如果張玉鳳說得對，他便點頭，我便根據張的複述用英語翻譯出來。如果張玉鳳說得不對，他便搖頭，用筆在紙上寫幾個字，協助張玉鳳了解他的意思。
毛澤東是八十二歲了，自己不能站起來。當客人要離去時，張玉鳳和護衛員攙扶他的臂彎，把他架起來。當他握手時，張玉鳳和護衛員支撐他的手，軟弱無力地給對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澤東雖然這麽衰弱，他的頭腦卻運作得很好。他雖然說話不清楚，但卻並非說昏話。
於是我再一次為毛作翻譯，而這對我是帶有危險性的，因為我卷入了喬冠華和章含之的政治陰謀。翻譯完成後，我鬆了一口氣，立即返回幹校，繼續我的養豬種菜「事業」。
我最後一次給毛翻譯是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來訪的時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經不能把頭抬起來。他身體浮腫，咀部不能合緊，眼睛鼓起，頭靠在沙發上。當他後來看見這次接見的官方圖片時，他說他不再接見外賓了。
幾個月之後，江青倒了台，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開始整肅喬冠華，連帶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參加一連串的鬥爭大會，目的是要把我趕離外交部。喬冠華被外交部那兩個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幾年後，喬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計策未能成功。喬死後許多年，他的遺孀章含之承認：「喬冠華和我太天真了。」
龍年確是名不虛傳，7月26日，距離北京東南12裏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大地震。二十五萬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樣的人數受傷。這是中國四百年來最嚴重的地震。地震時我剛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動起來，但損毀卻屬輕微。當時人們都擔心有大的餘震到來，我立即安排家人飛往較遠的西安。向同在那裏有親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裏直至情況穩定為止。至於我，則留守大本營，像其他數以萬計的人一樣，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國的傳說，在帝皇駕崩之前，總有凶兆，這些凶兆或許是自然大災害。9月9日，即唐山發生大地震45天之後，毛澤東逝世。和周恩來死的時候人們自發哀悼不同，毛的喪禮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個天安門廣場都堆擁著各個機關的幹部，他們被命令與學生、工人、農民、兵士等一道出席喪禮。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點。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時序是初秋，天氣仍然相當懊熱。儀式進行了許多小時。有些群眾在哭，但我們大部分人感覺到的是口渴和疲倦。當儀式最後結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時候，聽到向同在後麵叫我的聲音。我回頭一望，見到她手裏拿著兩支冰棒滿麵笑容走過來。對於我來說，她和冰棒都是我歡迎的景象。
毛澤東的「幾件事」
毛澤東晚年的時候，說了以下一段話：「....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說這話的時候是1976年，有人估計是在一月或六月，大概是現在公開傳出來毛澤東逝世之前最後的話語。
對於這段說話，我最初讀的時候，大惑不解。再讀幾次，也還是不明。為什麽毛澤東把「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算作一件事。這明明是三件事，時間不同，性質不同，對象不同，怎可以混為一談當作一件事？
我想，是不是他老糊塗了，或病得頭腦混亂了？毛澤東死於1976年九月，而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所述，毛澤東在1974年得到了運動神經元病，此外他還有許多其他疾病，到了1976年他已經是重病在身，可以隨時死亡。
然而，他的病不是在腦部，而且他說這些話時，不是在昏迷中的囈語。何況這是一段不太短的說話，內中涉及幾件曆史大事，而且其中還有評論，還有感想。他說到前一件事，（即打蔣介石等等）「異議的人不多」，而後一件事，（即文革）「反對的人不少」。所以，「老糊塗」或「病得頭腦混亂」不能成立。
是不是傳話時錯誤了？眾所周知，在毛澤東最後的日子，他說話困難，言語不清，據說聽得懂他的說話的，隻有一個人，便是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逢毛澤東要說話時，張玉鳳便俯耳細聽，然後大聲轉述出來，對，毛澤東便點頭，不對，毛澤東便搖頭。有時連張玉鳳也聽不清，毛澤東便艱苦地寫字條。那麽，有沒有可能張玉鳳是傳錯話了？
但，這情況也不大可能。第一，張玉鳳讀書少，本來隻是列車上的勤勞員，曆史知識不多，不大可能亂堆砌曆史事件。其次，傳話時有政治大員在場，（據介紹，當時華國鋒、王洪文等在場）而毛澤東也聽著，錯的機會不大。
如此說來，上述的說話是毛澤東清醒的時候的由衷之言了。那他為什麽這樣說呢？他為什麽不說我一生幹了幾件事，然後由蔣介石一路說下去，說到文化大革命呢？為什麽他把這些事一分為二，變作兩件事呢?
這需要解讀，分析毛澤東說話的邏輯。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的心境和縈係他心中的重要的事。
我認為，毛澤東臨終前的這些說話，是突出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生之中，幹了許多大事，數之不盡，說之不完。他這段話，首先把他的事業分作兩個時期：解放前和解放後。解放前的「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幾件事，貫串著武力奪權，建立由共產黨統治的政府。打蔣介石，打日本，雖然對象不同，內外有異，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因此他當是一件事。
至於解放後，其實毛澤東所做的也不少：打韓戰、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一路到文化大革命，也是運動頻頻、「戰績」可觀。可是他卻單單舉出文化大革命，認為是他幹的「兩件事」之一，可見其在他心目中的比重。
為什麽毛澤東在解放後，光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情有獨鍾」呢？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解放後毛澤東的所有業績中，都乏善可陳。打韓戰，死了七十萬士兵（估計），連兒子也賠上了；反右，搞陽謀，實際上是掌自己耳光；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更不要說了，餓死三千萬人，徹底失敗，被迫退居二線。就是因為他不滿意這些「政績」，才精心策劃，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認為文革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他不足掛齒。
第二，毛澤東好鬥成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亂，令他十分過癮。全中國六億人民你爭我奪，文有文鬥，武有武打，快何如之。而且在文革期間，毛澤東被神化到登峰造極，萬歲之聲不絕於耳。任何忤逆他的人都已被打倒，全中國隻有他一人說話算數。他今天說白，全中國的人都說白，明天說黑，全中國的人（由周恩來帶頭）都跟著說黑，還有比這更爽的嗎？所以文革是毛澤東的「寵兒」，毛澤東不死，文革也不會完。他在一生大事中解放後隻提文革，那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對毛澤東來說，文化大革命雖然好玩，並且玩了十年，但是他要告辭了，因為馬克思要召見他了。他是以怏怏的心情說上述這段話的。他的感歎，不是因為亂局還未理好，也不是因為人命死亡、經濟癱瘓、文物破壞、「萬戶蕭疏」；而是，很簡單，他要走了，不能主持大局了。他是含恨而終的，文革還未玩完，因而他臨死也不能忘記此事。
然而，文革十年，再下去，他不死，中國也要亡了。
從費孝通說開去—兼論翻譯被偷竊及知識分子獨立人格
我和費孝通先生沒有關係。我們是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現在更是人鬼殊途的人。（費先生於2005年以95歲高齡辭世。）
如果我有興趣寫一寫費先生，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學科興趣—社會學。
說起來，我第一次接觸「費孝通」的名字，是在香港一份雜誌裏。該雜誌叫「人物」，是份自由知識分子的刊物。當時「人物」曾連續許多期每期都選載費孝通一篇舊文，是關於美國人的性格和社會的。我讀了十分佩服。當時，（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所以這一係列的文章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同時，雜誌編者對費孝通先生的介紹，譽為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師，又敘述他在大瑤山作調查研究時不慎掉進捕虎陷阱中，其妻王同惠女士召人救援時跌下溪澗喪生，讀後不勝唏噓。更由此覺得費先生對學術的追求真是全個生命投入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然而費先生的背景如何，當時身在何處，我卻一無所知，亦無暇尋求，隻是覺得費先生十分遙遠，高不可攀。（其實，當時費先生在大陸，作為大右派正被下放到幹校接受農民再教育。）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中文大學和美國匹斯堡大學的兩個社會學係有合作計劃，由後者派來教授主持我們的社會學課程。他們的教授真是不同凡響，使我們眼界大開。我記得有一位教授，上課時就是滔滔不絕的講。假如你能夠做速記，把他的說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
這些教授中最獨特的一個，是楊慶坤教授。（「坤」字應寫作方、方、土，本輸入法無此字。）
楊教授的名字，一看便知是華人，而且他是廣東人。他說有意嚐試用中文教社會學，而且是用廣東話教社會學。當時我們用的教科書全都是英文的，他在美國教書當然也是用英文，所以可稱是大膽的嚐試。但無論如何，他在整個學期裏堅持下來，雖然講的時候不免吞吞吐吐，時有困難。
楊教授讓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告訴我們他是費孝通先生的大學同學，而且還是宿舍裏的同室好友，一個睡上格床，一個睡下格床，而且有數年之久。這把我在迷蒙中的費孝通一下拉到現實來。起碼，我麵前對著的楊教授，是費孝通的同學，那麽年紀應該不相上下了。可惜，那時中國仍是消息封閉的竹幕國家，楊教授和費孝通先生也已斷絕消息多年了。（他們直至中國開放，費先生訪問美國時才再度見麵。）
他不知道費先生正在「拋妻棄子」，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幹校「不務正業」。
自此之後，費孝通的名字便深植在我的腦海中，雖然大學畢業後，我已經和社會學絕了緣，也沒有靠它生活。中國開放改革後，費先生又在社會界和學術界活動，我有時看到關於他的報導。再之後，在書店中也看到了他的新寫的文章的結集，例如《行行重行行》、《從實求知錄》等，知道他又恢複了他的老本行的社會研究，我有說不出的高興。對他努力不懈的從事學術的追尋，也十分敬重和佩服。從報章上看到他的相片，總是掛著開朗的笑容，我直覺這是一個「老好人」。
事實上，費孝通先生給我的印象是這麽的好，我曾經嚐試把一本書送給他。事緣我移民美國後，有機會結識了一位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高教授，傾談之下我表示現在已退休，希望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而以我的條件來說，做學術研究是太遲了，但翻譯也還可以。他說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有意出版一套古典名著叢書，他回北京後會與有關方麵商討，看是否需要我的幫忙。
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後，果然不久聯絡我，說他們決定讓我翻譯馬林諾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樂意地接受了，特別是因為馬林諾斯基是費孝通先生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老師。同時，我也萌生了譯好這書送給費先生的意念。這書篇幅龐大，我日以繼夜的工作，並把全文打進電腦裏，窮九個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許久都沒有收到回音。我本來打算收到他們的消息後，寫一篇序，（這是我每譯完一本書後的習慣）再寫幾個字把本書呈獻給費先生。
我把馬書譯竣後，隨即開始翻譯另一本書。我並不擔心馬書的編輯和出版，因為這是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出版計劃，應該不會出亂子。我一心等候他們的回複，然後把序文和獻辭送上。誰想不然，出了大亂子。書是出版了，但書的封麵竟然多了一個叫梁永佳的翻譯，而且他的排名還在我的前麵，變成他是主譯，我是副譯。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問，問他翻譯了哪些篇章。他沒有正麵回答，隻說他花了很多時間修訂文字。這人當時是博士生。他還說，加進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裏一個叫王華華的教授的決定。我依稀記得該研究所一個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襲他人著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則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弄虛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後梁說他同意出第二版時，把譯者的次序調換一下，我第一，他第二。這真是不知什麽話!
還不止此，梁還分了我四成的稿費。
這本書搞得這樣不愉快，是一個遺憾。而我送不成這本書給費孝通先生以表敬意，也是一個遺憾，因為再沒有機會了。
我寫本文的一個導因，是因為我剛讀完了費先生的文集《人生漫筆》。這書是由他的兒子（和媳婦?） 輯成的，內裏包括費先生各個人生階段（由青年期到老年期）的各類文章（論文、散文、雜文和書信）。從這本文集看出，費先生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文人。他一生筆耕不絕，可稱著作等身。費先生文筆細膩典雅，敘事清晰，推理如抽絲剝繭，舉重若輕，講人生遭遇不溫不火，怨而不怒，有極高的涵養。
我由費先生的文字聯想到一個較為廣泛的問題，一個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眾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特別是頭三十年中共的治下，知識分子吃盡苦頭，愈高級的則苦頭愈多。假設是學術權威，則能夠苟全性命已屬不錯。那些沒有吃苦頭的，則噤若寒蟬，或按中共的官方路線作文、說話，又或充當中共的探子，舉報或陷害同僚。思想窒息，與外國斷絕來往，幾無交流。這對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最大的懲罰。他們在這個政權底下浪費了三十年的青春，這是他們最精壯的時期，也是學術生命最豐盛的時期，這不啻是奪去了他們的生命。照理，他們應該對這個政權並無好感。他們應該批判、詛咒、鄙棄這個政權。
然而，當一切平複後，這些知識分子又被「解放」後，他們許多隻是額手稱慶，高興風潮已過，自己又渡過一個險灘。複出後他們許多依然故我，有些甚而又對政權歌功頌德，好像全無反省的樣子。這不像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是有反省力的，有批判力的，有獨立思考的。我對這個現象大惑不解。
費孝通先生屬於這類知識分子。論知識、論學養、論人品，費先生無疑都是上上的。他有獨立思想、科學態度、客觀精神，這是不容懷疑的，你讀他的學術文章便可知道。但是，為什麽他複出後對這個政權又再親和接受，好像完全沒有事情發生過呢？不要說自己，就看中共建國後前三十年中國人受的苦難，中國文化的受到摧殘，中國文物的受到破壞，都是他們眼見的，為什麽視而不見呢?
費先生的言論，凡談到中共的劣政，都輕輕帶過，不敢說一辭。為什麽這樣呢？我想找出一個解釋。
像費先生這樣表現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實在不少。事實上，費先生已不算太差了，起碼在我讀到的資料中，他沒有怎樣歌功頌德。前不久「國寶」季羨林過世，我便覺得在修為上他不及費先生，因為他講自己的學術成就時十分「謙虛」，但他也有一些吹捧政權極度肉麻的話。
但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怎麽可以看到中共這麽長時間的胡作非為，而視若無睹呢？我們在海外，隻是間接地知道中共的罪惡，便已「怒發衝冠」了，他們在國內深受其害，為什麽沒有自省呢？是不能嗎？不見得，因為他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當然，自省是大有人在的，每一次運動過後，都有人覺醒、反省，認為共產製度是不行的，而中共是有很大的問題的。我的問題是，像費孝通先生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竟然不能覺悟，複出後還為這個政權賣力。為什麽他不把精力用在向當權者進諫方麵，甚而向他們力爭呢？（他們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能夠接觸當權者。）
前些年當錢鍾書先生逝世的時候，有些人便在「蓋棺論定」時批評他，說他過於「明哲保身」，對中共惡行視而不見，完全沒有盡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可見你是一個出名的知識分子，人們是對你有要求的。
當時我覺得這未免對錢先生求全責備。學問出名不是錢先生的責任，是人們加給他的名譽而已。在他自己，在中共治下，是寧願寂寂無名的。錢先生是聰明人，深知生活在中共的淫威下，不要當「出頭鳥」的道理，所以他埋首於故紙堆中，光做學問，對現實生活種種不置一辭，做「避世者」。我們不應該對他深責，他沒有害人，也沒有出賣朋友，這在當時的社會，已是不容易做到的了。我曾翻譯過一本張申府的傳記。張也是高級知識分子，他是最早和陳獨秀、李大釗討論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並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他後來退黨，49年之後在北京圖書館當研究員，隱姓埋名，不問世事。可是就是他，在反右的時候還是被迫出來揭發朋友。他感覺無奈，但是當時不表態不行。所以對於錢鍾書先生，我們毋寧應該同情他，詛咒他生活的那個社會，沒有給他機會發出更多的亮光。
費孝通先生則不然，複出後他非常活躍，在做著中共允許他做的事。他配合政策，和錢鍾書的「不求聞達」不同。費先生是不甘寂寞的，他說要追回失去的時間，但卻沒有深究，是什麽讓他失去那些寶貴的時間?
他有沒有思考一下，或做些什麽，以使他自己，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們，的寶貴時間再不會失去呢？看來是沒有了。
他是貪生怕死嗎?
他是害怕那些當權者嗎？他是要追求名利嗎？都有一些吧，但這是不足為奇，也不應責難的。誰能免俗呢？貪生怕死等等，都是很自然的。我們不能要求人們不怕死，不怕有權勢的人，不追求名利。但是中共犯了彌天大錯，幹了滔天惡行，而你仍能和共幹們把酒言歡，妄加奉承，中共一招手便如蟻赴膻地撲身而上，忘記過去一切，那真是不可思議。（我在香港的時候，在公務和活動上，有許多機會和左共分子握手。每次握手，我都覺得不是握著一隻人手，而是一條毒蛇，渾身疙瘩，感覺非常不舒服。）
我想了許久，以求對這個現象找出一個解釋。有人說是人性，我不以為然，因為不是人人都這樣。和費先生相反，有不少的中共信徒覺醒了，懺悔了，甚而走到反麵，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口誅筆伐。那又怎樣解釋呢？這不是人性嗎？不是代表善良那一麵的人性嗎？如果這又是人性，那又是人性，這樣空泛，實在不能以之解釋社會現象。
我最後想到，是了，這些知識分子雖有獨立思想，卻沒有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因而不能頂天立地，而要時常依附一個主子，即握有權勢的人或組織。缺乏獨立人格的人，不能寂寞，（由此表現出來是不甘寂寞）
因為讓他一個人的話，他會感到空虛，沒有安全感。換句話說，這些人任何時間都要有一個「碼頭」停泊。因此有些人雖然給中共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過去後，中共向他一招手，或給他一個媚眼，他便急不及待地又「投懷送抱」了。
費先生正是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我想到六四。在學生靜坐高潮的時候，費先生曾聯同一些社會名人上書當局，希望當局接納學生的意見。但槍聲一響，費先生便不敢再作聲了，甚而按中共的口徑說話了。費先生沒有想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對手無寸鐵的純真的學生開槍屠殺。
我說費先生「沒有獨立人格」，絲毫沒有貶意，（我仍然是尊敬費先生的）也沒有責難之心。我這的語不屬價值判斷。有些人就是這樣，就是要找一個有力的依傍，以「安身立命」，如此而已。他沒有害人，在中共的社會裏，我們還祈求什麽呢？
趙紫陽的《改革曆程》
不知為什麽，根據趙紫陽口述的回憶錄《改革曆程》，雖然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總是不能發心去讀，更不用說去買。這跟楊繼繩的《墓碑》不同。這書我也不打算去讀，但卻買了，而且買了不止一本，送給朋友。為什麽有這個不同，大概是楊著是寫實，而且是搜索了很多材料的寫實，而趙書是個人自述的回憶，以及他的感想，據說還包括了他的晚年的一些感悟，這就打動不了我。一個原因，我素來不喜歡共產黨員。
老實說，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大部分都是為自己辯說，真能說得平實、客觀，甚至懺悔，少之又少。這些著述，我讀過不少。說起來，很奇怪的是，國民黨要員的回憶錄，例如《李宗仁回憶錄》、陳立夫的《成敗之鑒》等，都是一味責怪別人，自我反省甚少。而共產黨的要人所寫的，例如黃克誠、聶榮臻等的回憶錄，卻比較就事論事，個人的內心剖白甚少。其原因大概是國民黨還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當然是說今天）可以對曆史事件暢所欲言，而共產黨仍然高度控製言論，曆史事件的闡釋要和黨對口徑，即使是黨國大員，也是如此。此所以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要偷運出口，在中國以外出版。人們估計他有心裏話，有「秘聞」，而其書的重要性在於此。
我沒有讀這部回憶錄，但開放雜誌在六月號摘錄了一部分，僅幾頁，我相信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卻讓我看到了一句很不通、很不合邏輯的說話。趙紫陽在回憶錄裏說：「審查結束，應恢複我的自由。」趙紫陽應該知道，共產黨做事，合乎它的利益，它便守法，不合乎它的利益的，便有法不依。趙紫陽的下台，便是老人家的一句說話，沒有法律依據，也不跟法律程序。所以他說：「審查結束，應恢複我的自由」，是明知故問，難道他不明共產黨的做事習慣？這是第一點。其次是，不要說共產國家，就是一般法治的地方，也不是「審查結束，應恢複自由」的。如果「審查結束」，發覺是沒有罪，當然「恢複自由」。但是若有犯罪嫌疑的話，則不是「恢複自由」，而是把你扣押，擇日送上法庭了。之後是否能夠「恢複自由」，便看法庭的宣判了。由此，「審查結束，應恢複我的自由」，放在哪裏，都是不通的。以趙紫陽來說，他沒有犯法，隻是老人家不喜，當然不會給他「公平審訊」。但又不能隨他亂跑，到處說話，於是來一個軟禁，監視行動。這些事例，共產黨還少嗎?
現在還不是仍是這樣嗎？異見人士在國內被軟禁、被控製行動，現在還不是一樣嗎?
門外經常有公安便裝在把守，有什麽事的時候把你架到一個不知什麽的地方。這是什麽的國度？！
趙紫陽當政時不詛咒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這種行為趙紫陽也取締不了，隻要共產黨繼續一黨專政，這種行為便會永遠存在，所以我不說「取締」）現在可稱自吃苦果，還要求「恢複自由」呢?
有人說，趙紫陽晚年看了很多書，有很多感悟，並認為中國應走西方的議會道路。趙紫陽有沒有批評現在的中共政權不民主，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讀過這本書。如果沒有的話，則他的意思是，中共的社會主義民主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中國的民主怎樣走，走什麽形式，以中國現狀來說，這些問題似乎是很遙遠的事。中共現政權正做著一切不利於發展民主的事情，（這裏自然是指西方式的民主，而不是中共的「民主」）
當務之急是如何減少它的不民主，讓人民的生命有保障，做到這點已經很好了。
我想說的是，趙紫陽是下了台，沒有權力的人，（不要說他已經不在世間了）他說什麽是沒有影響的，沒有用處的，也落實不到的。從某個方麵來說，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他當權的時候，為什麽不這樣說、這樣做呢?
那時，他是最有機會這樣做的。六四的時候，民主形勢大好，全國都動員起來了，人們希望他因勢利導，做中國的哥巴卓夫。香港的許多中共黨徒，也都把籌碼押在他身上了，可惜他隻能含淚和學生告別，害得這班黨徒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或說，趙紫陽下台後讀了很多書，思考過很多問題，才有這個「大徹大悟」，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議會道路。這就是一個吊詭了，在台的時候沒有這個思想，因為沒空往這個方向思考，下台之後有了這個徹悟，而且也不是什麽高深的大道理，可惜做不到了，終歸是廢話。你以為中共的當權者會聽你的說話嗎？這個邏輯，同樣可以應用在胡錦濤身上。
我想，趙紫陽可能有點不同的，是他還有一點人性，而不全是黨性。如果他全是黨性，他就會像許多其他被鬥倒的中共政治人物一樣，保持緘默，鬱鬱以終。他的人性告訴他他不能殺戮學生，他的下台是不合法和不合程序的，他要表達他的不滿，他要對世人顯示中共對他不公，他甚而形諸行動，有計劃地把這記述下來，作為曆史紀錄。就這點來說，即反抗對他的不公來說，我認為他還是可取的。
冀朝鑄回憶錄：獨特的人生經曆: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00000/newsid_7801300/7801372.s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