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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和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

(2014-10-11 11:00:25)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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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



        現在是十點,開會。

        這次中央全會解決了幾個重大問題:一是農業問題;二是商業問題,這是兩個重要問題,還有工業問題,計劃問題,這是第二位的問題,第三個是黨內團結問題。有幾位同誌講話,農業問題由陳伯達同誌說明,商業問題由李先念同誌說明,工業計劃問題由李富春、薄××說明。另外,還有監察委員會擴大名額問題,幹部上下左右交流問題。

        會議不是今天開始的,這個會開了兩個多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個月。實際問題在八、九兩月,各個小組(在座的人都參加了)經過小組,實際上是大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開大會不需要很多時間了,大約三天就夠了,二十七號不夠就開到二十八號,至遲二十八號要結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階級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階級問題沒有解決。國內不要講了。國際形勢,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存在,那是資產階級國家,是沒有解決階級問題的,所以我們有反帝任務,有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支持亞、非、拉三大洲廣大的人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我們要團結這麽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如尼赫魯,也不包括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莊次郎,主張結構改革論,有七、八個人。

        那末,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複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複。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複,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國內形勢:過去幾年不大好,現在已經開始好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為辦錯了一些事情,主要由於認識問題,多數人沒有經驗。主要是高征購,沒有那麽多糧食,硬說有。瞎指揮,農業、工業都有瞎指揮。還有幾個大辦的錯誤。一九六○年下半年就開始糾正。說起來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了,然後十一月、十二月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然後四月上海會議,就注意糾正。這中間,一九六○年有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講的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壓我們,注意反對赫魯曉夫了。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們國家搞共同艦隊,控製沿海,要封鎖我們。赫來我國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然後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擊我們,塔斯社發表聲明。以後赫來,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壇上攻擊我們。然後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剿我們。然後兩黨會議,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一九六○年一年,與赫打仗。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鬥爭的,他不願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從什麽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了。而南斯拉夫倒變成“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複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鬥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的問題。

        至於形勢,無論國際、國內都是好的。開國初期,包括我在內,還有劉××,曾經有這個看法,認為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受摧殘。後來證明,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不是我們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發展的。出現了古巴革命,出現了阿爾及利亞獨立,出現了印尼亞洲運動會、幾萬人示威,打爛印度領事館,印度孤立,西伊裏安荷蘭交出來了,出現了越南南部的武裝鬥爭,那是很好的武裝鬥爭,出現了蘇伊士運河事件,埃及獨立,阿聯偏右,出現了伊拉克,兩個都是中間偏右的,但它反帝。阿爾及利亞不到一千萬人口,法國八十萬軍隊,打了七、八年之久,結果阿爾及利亞勝利了。所以,國際形勢很好。陳毅同誌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

        所謂矛盾,是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國人民反對反動資產階級,各國人民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各國人民同修正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
        工作問題有幾個文件,有工業的、農業的、商業的等,有幾個同誌講話。

        關於黨如何對待國內、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資產階級問題,我看還是照我們原來的方針不變。不論犯了什麽錯誤的同誌,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時的那個路線,隻要認真改變,都表示歡迎,就要團結他,要團結,治病救人,懲前毖後,團結——批評——團結。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點,不能采取這樣的態度。為什麽和尚念經要敲木魚?《西遊記》裏講,取回的經被黑魚精吃了,敲一下吐一個字,就是這麽來的。不要采取這種態度,和黑魚精一樣,要好好想想。犯了錯誤的同誌,隻要認識錯誤,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麵來,我們就與你團結。在座的幾位同誌,我歡迎,不要犯了錯誤見不得人。我們允許犯錯誤,你已經犯了嘛!也允許改正錯誤。不要不允許犯錯誤,不許改正錯誤。有許多同誌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發言就是現身說法。李××的錯誤改了,我們信任嘛!一看二幫,我們堅決這樣做。還有很多同誌,我也犯過錯誤,去年我就講了,你們也要允許我犯錯誤,允許我改正錯誤,改了,你們也歡迎。去年我講,對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錯誤的。所謂聖人,說聖人沒有缺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勸同誌們,無論是裏通外國的也好,搞什麽秘密反黨小集團的也好,隻要把那一套統統倒出來,真正實事求是講出來,我們就歡迎,還給工作做,決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采取殺頭的辦法。殺戒不可開,許多反革命都沒有殺,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都沒有殺嘛。宣統皇帝是不是反革命?還有王耀武、康澤、杜聿明、楊廣等戰犯,也有一大批沒殺。多少人改正了錯誤就赦免他們嘛,我們也沒有殺。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反,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問題,還請同誌們注意,階級鬥爭不要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本來是搞工作的,後來出了彭德懷,說:“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這一操,就被擾亂了,工作受到影響。二十天還不夠,我們把工作丟了。這次可不能,這次傳達要注意,各地、各部們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要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對敵鬥爭)。現在已經組成兩個專案審查委員會,把問題搞清楚,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也沒有殺嘛。不要因階級鬥爭幹擾我們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會再來搞清楚。把問題說清楚,要說服人。階級鬥爭要搞,但要有專門人搞這個工作。公安部門是專搞階級鬥爭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敵人的破壞。有人搞破壞工作,我們開殺戒,隻是對那些破壞工廠,破壞橋梁,在廣州邊界搞爆破案,殺人放火的人。保衛工作要保衛我們的事業,保衛工廠、企業、公社、生產隊、學校、政府、軍隊、黨、群眾團體,還有文化機關,包括報館、刊物、新聞社。保衛上層建築。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搞革命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的學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合的好,問題就解決的好些,結合的不好就失敗受挫折。講社會主義建設時,也是普遍真理與建設相結合,現在是結合好了還是沒有結合好?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軍事建設也是如此。如前幾年的軍事路線與這幾年的軍事路線就不同。葉劍英同誌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一向批評你不尖銳,這次可尖銳了。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請鄧××宣布那幾個人不參加全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人不參加。
(×××宣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個同誌不參加全會:彭、習、張、黃、周,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因為他們的罪惡實在太大了,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主要分子與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區別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參加了會議。非主要分子徹底改正錯誤,給他們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徹底改正錯誤,也給工作。特別寄希望於非主要分子覺悟,當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覺悟。
        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的頭腦。
        一九五九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一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勳。
        ×××
        官僚主義小則誤國誤民,大則害國害民。
        第一、不調查,不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第二、主觀瞎指揮的官僚主義。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發展嚴重了,一種革命意誌衰退、腐化、墮落。一種是互相勾結,敵我不分,官僚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溫床。
        治官僚主義的辦法:接觸群眾,接觸實際。
        三自: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祿。
        一愛:愛形而上學,愛好資產階級思想方法。
        愛好形而上學,缺乏兩分法,這表現在愛講成績,不講缺點,愛聽表揚,不愛聽批評,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做全麵分析,扶得東來西又倒。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

        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複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國民黨在台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收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各地方、各部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
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誌揭露鄧子恢的問題)派幹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討論就走,這種辦法不好。為什麽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小組再加五個人:鄧子恢、王××、康生、吳××、胡×。
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麽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幹幹淨淨?曆代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
        《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有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隻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更正。

        有困難,對集體經濟是個考驗,這是一種大考驗,將來還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製,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製,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麵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製,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幹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種購物券,他們的購物券並不比我們少。
        找幾個同誌把蘇聯由困難到發展的過程,整理一個資料。這事由康生同誌負責,搞一個經濟資料。
        動搖分子堅決鬧單幹,以後看形勢不行又要求回來。最好不批準,讓他們單幹二、三年再說,他們早回來,對集體經濟不會起積極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隻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隻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康生同誌插話:現在的價格,低出高進,不利於集體經濟。)

        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幹部,要對下麵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隻能中央製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準,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領導要有個態度,否則錯誤東西泛濫。反正有三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買辦階級,美國資本主義農場,平均每個場有十六戶,我們一個生產隊二十多戶。包產到戶,大戶還要分家,父母無人管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河北胡開明,有這麽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麽久,從一九六○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麽。

         有沒有階級鬥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汙盜竊。黨內有這麽一部分人,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每一個省都有那麽一種地方,所謂後解放區,實際上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黨員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汙、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力量比較集中,婦孺皆知,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才十年,去年提出對幹部重新進行教育,是個重要任務。“六大”隻說資產階級不好,但是對資產階級加了具體分析,反對的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別的資產階級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沒收國民黨、大資本家、帝國主義的財產,這些拿到我們手上,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拿到別人手上是資本主義性質。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開始搞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一直發展下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是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以後經過多次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展開。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對,中間有些工作有錯娛,最主要的是高征購,瞎指揮,共產風,幾個大辦,安徽“三改”,引黃灌溉(本來是好的,不曉得鹽堿化)。因此四個矛盾再加上一個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高指標,高征購,這是認識上的錯誤,不是什麽兩條道路的問題。好人犯錯誤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完全不同,與混進來的及封建主義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設多招了二千萬人,沒看準,農民就沒有飯吃,就要浮腫,現在又減人。

        有些同誌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和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對這些人應讓他們講話,讓他們講出來,講比不講好,言者無罪,但我們要心中有數,行動要少數服從多數,要有領導。××同誌的報告中說:“要正確處理單幹,紀律處分,開除黨籍……”。我看帶頭的可處分,絕大多數是教育問題,不是紀律處分,但不排除對帶頭搞分裂的紀律處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這是無產階級和富裕農民之間的矛盾。地主、富農不好講話,富裕農民就不然,他們敢出來講話。上層影響要估計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聖),就要代表富裕農民。
        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麽行?
        我們這政權包了很多人下來,也包了大批國民黨下來,都是包下來的。
        羅隆基說,我們現在采取的辦法,都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鬥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和平過渡,就是穩不過渡,永遠不過渡。
        我在大會上隻出了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隻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成章。
        三年解放戰爭,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後,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有的地區的民主革命還是不徹底,比如潘漢年、饒漱石,長期沒發現。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餘,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級台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後,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躍進。六一年開始搞十二條,六○年搞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
        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跟農民打架,強勞動力壓弱勞動力。
        有這樣一種農民,兩方麵都要爭奪,地富要爭奪,我們要爭奪。

        小資產階級、農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難就動搖,所以我們要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二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該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誌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樣東西不征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幹,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麽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麵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陝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個地區幹,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幹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誌說不能再給了。
        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係中央,下不聯係群眾。
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

        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廸要幹什麽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麽?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麽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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