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林彪全家合影，左起：林彪、林立果、葉群、林豆豆
高瑜：聽鮑彤談林彪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黨校研討班上兩個重要講話，提出他的曆史觀，引發朝野巨大爭議。在這個大背景下，鮑彤也談了他的曆史觀。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曆史觀。與他“新南巡講話”中總結蘇聯解體的深刻教訓，強烈批評“曆史虛無主義”緊密呼應。
2010年7月21日，習近平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過“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曆史的錯誤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曆史，什麽才是搞“曆史虛無主義”，這不僅關係著習近平主政之後新聞出版，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關係著當前朝野，關係著社會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爭議。
鮑彤發表他的曆史觀
春節前，張清林為身兼美國有機化學博士和中共黨史研究者雙重身份，年輕的司馬清揚先生組織了一場與國內文革史專家、“九一三事件”研究者、親曆者的學術座談，特別邀請了鮑彤先生參加。鮑彤聆聽後也發言，發表了一連串對“文革”、對“改革開放”的看法，將座談會帶入高潮，鮑彤言談雋永，令人耳目一新，贏得熱烈的掌聲和讚許。
鮑彤說：“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遠鏡觀察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當然每個人隻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剛才小夏（司馬清揚本名夏繼波）提到陳寅恪教授，陳寅恪教授是用顯微鏡來研究，看得很細，小夏繼承的就是這種科學的方法。對待每一件事，有沒有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沒有矛盾？怎麽來判斷這些問題？我聽了以後很受感動，這是一種好的研究精神。剛才劉（家駒）先生說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不知道有多少個問題，恐怕不是20個，也不是40個，現在看起來是一筆糊塗賬。將來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鮑彤認為：“現在已經‘說清楚的問題’，也都是糊塗的問題。現在隻說清楚了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偉大的’。‘毛澤東是偉大的’這個問題，我看被毛澤東自己說清楚了：毛澤東是渺小的。毛澤東所處理的一切問題，都證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個。林彪比他偉大，劉少奇比他偉大，說不定鬧了半天江青也比他偉大。我是冒說的，因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我對劉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劉少奇所做的錯誤那也是罄竹難書。林彪元帥肯定也是犯了許多錯誤的，但是在毛澤東控訴林彪這一點上，肯定毛澤東是錯的，林彪沒有錯。如果毛澤東要製造林彪這樣一個冤案，那就證明毛澤東一定是個小人。是偉大的人物，為什麽要製造一個錯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價值
鮑彤告訴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後來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資派’身份，與外界完全隔絕。“九一三事件”沒有讓他聽傳達，他不知道。他聽到的第一個正式傳達是粉碎“四人幫”的傳達，已經1977年了。在這中間對他是空白。
鮑彤講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九一三”很久以後，我這個（拍右胸）口袋裏放著《毛主席語錄》，這個（拍左胸）口袋裏放著《林副主席語錄》。有一次我拿出來這兩本語錄，要放在桌子上，有一個人跑過來，也是個老紅軍，原來新四軍八師的副政委，他說：‘你現在手裏怎麽還有這本！’他拿起林彪語錄‘啪！’往地上一甩。我心裏想他告訴我什麽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問題了。”（眾笑。）
座談中，小夏認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誰寫的，不清楚。劉家駒和王魯光（王飛長子）都證明，經王飛辨認，確實是於新野的筆跡。小夏認為，不管是誰寫的，其中有些思想是從林彪或者林彪周圍人那裏得到的。
鮑彤說：“我加一句話，‘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許多中國人的感覺，對毛澤東當時采取的許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那麽也就證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曆史價值。”
林彪是“第一個鄧小平”
鮑彤對林彪做了這樣的結論：“林彪最後結論是叛黨、叛國，現在黨史上也是這麽寫的。如果林彪是叛黨、叛國，我以為是很光榮的叛黨叛國，因為意味著他是叛毛，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座談中，學者們一致認為林彪與毛澤東在九大報告就發生了分歧，由陳伯達最初起草的九大報告，提出“主要發展生產力”，引發毛澤東的不滿，遭到“四人幫”的攻擊和嘲弄。
鮑彤說：“在九大報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認為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不管他采取什麽語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此應該轉到生產力上來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產力論’。那就證明後來改革開放第一號人物是林彪。抓生產力啦，‘發展是硬道理’呀，發展什麽呀？我對鄧小平這個話，我也有保留。什麽叫‘發展是硬道理“？我請問，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那發展別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張清林：發展貪汙腐敗。眾笑。）那也是硬道理，那發展鎮壓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個曆史時期，說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那第一個提出的應該是林彪，是九大。”
“從九大第一個報告被毛澤東否定，就意味著毛澤東本身是從失敗走向失敗。林彪到了這個時候本來想變成一個轉折點，沒有轉成，林彪是第一個鄧小平。鄧小平後來好像是轉成功，有人說他是“總設計師”，這個人很不好，要批評。”（鮑彤搖著手，笑了。）（高瑜：這是鮑先生的傑作，“總設計師”是他的版權。）
鮑彤：“這個人講錯了，中國改革開放沒有設計師，鄧小平不是設計師，耀邦不是設計師，紫陽不是設計師，沒有一個人是設計師。如果說有設計師，那是曆史唯心主義，當然唯心主義也不一定錯。但是即使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也是錯的。總而言之是這麽個意思，如果當時林彪有一個主張，不管他當時用什麽語言來表達，在一定時期，采取一定的語境說話，都是要受限製的。”
林彪起了承上啟後的作用
鮑彤說：“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應該轉到經濟建設，應該結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繼承的是八大路線，林彪開啟的是後來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啟後這樣一個作用。”
“即使說林彪是叛國，我想要離開也是可以的，要離開的多了，孫中山就是離開的，美國也去過，日本也去過，英國也去過。（張清林：還有馬克思、列寧。）馬克思自己離開的德國。為什麽？他認為德國不自由，到英國去比較自由，那麽他離開德國好像也沒有說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說列寧是俄奸。林彪的問題，如果他反對毛主席，如果他反對的是對的，有什麽錯？如果他反對以後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應該的。如果他根本沒想出去，根本沒有想到要跑到蘇聯去，反過來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過來又說明一個問題，為什麽有人要陷害他？”
“剛才姚監複說鄧小平說駕駛員是好人，我就盯住，鄧小平怎麽知道？鄧小平他那個時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軟禁之中，他怎麽知道？由此可見，兩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權威的人告訴他的。第二，他查了檔案，他知道這件事。如果有檔案可查，鄧小平能夠看到，將來總要見天日。如果當時權威在場，權威也不是一個人，將來總是要水落石出。”
懷疑、挖掘曆史功在千秋
鮑彤說：“現在的問題給了我們一種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這個裏麵有貓膩，這是個騙局，這是個騙人的東西，要深究，是個好事情。對現在曆史的懷疑，是現在的人在維護它，是過去的人編造出來的。為什麽過去的人要編造？為什麽現在的人要維護？我們今天為什麽要挖掘？要搶救這些資料？我想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啟發。”
“人，既然麵對著一些疑團，總是要想辦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細節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當年焚書坑儒的事情現在鬧清楚沒有？焚的第一個人是誰？第二個人是誰？有沒有人打抱不平？有沒有人反抗？有沒有人說公道話？我們都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了，這件事鐵定了。我們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個人姓毛，叫毛澤東，他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好！我們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還知道別的嗎？細節也許我們將來越弄越清楚，也許弄不清楚，大的輪廓，大的是非，已經清楚了，叫大白於天下，不是小白於天下。細節弄清楚了更紮實，更是有說服力。”
“所以無論大的問題的研究，小的問題的研究，對我們這些糊塗人，對未來將會長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時間是不準講真理的，這段時間真相是被掩蓋的，真話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著風險，冒著壓力來研究的，來探討的。如果有這個認識，對今後的後人，今天也許還沒有生出來，也可能今天已經生出來了，也許今天他是30歲，也許30年以後他才30歲，這不重要。但是我想，對我們太重要。我們知道我們的的曆史並不是像權威所說的那樣，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剛才講十個元帥，我不相信十個元帥都是一樣的意見，很可能十個元帥十個意見。我也不相信是十個元帥當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是正確的，有哪一位在所有問題上都是錯誤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國這樣一種特殊的，這樣一種殘酷的內外鬥爭中，人都變了形。變了形之後，在各種場合之下，說出來的話，都很難反應映他本人的真實的狀況。我們可以理解他，我們可以說明他，我們需要了解他，但是我們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東西還是不一樣的，政治主張不一樣，人品人格不一樣，在某些問題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種可能，某些問題提出，對後人有啟發，那是很寶貴的。”
發表上述文章之後，女記者高瑜又於《外參》月刊17期中撰文《北京“九一三”研討會為林彪翻案》，對此次研討會的內容加以補充。
“九一三”事件已經整整四十年了，它對中國的震動，相當於美國的911。這隻是後果的比較。林彪座機從山海關機場星夜強行起飛，並沒有危害到中國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澤東鎖定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謀殺他未遂，是惡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國。定性是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結果不但牽連了對“九一三”毫不知情的黃、吳、李、邱四名高級將領，還懲罰了軍內十幾萬人，連帶他們的家屬，使“九一三”變成株連幾十萬人的大災難。
兩個克格勃中將割走林彪、葉群頭顱
首先到溫都爾汗空難現場勘查的有當時駐蒙古使館的二秘孫一先和翻譯沈慶沂等人，他們根本不知道要調查的是誰，看到慘不忍睹的現場，一具具燒焦的穿軍裝的屍體，隻知道“我們的同誌犧牲了。”他們拍了十幾個膠卷，三、四百張現場照片，大小每一片殘骸都照下來了。他們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認識是什麽飛機，是這幾個中國外交人員埋葬了遇難者，墳墓選在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墜落地方是背陰處。並且立了墓碑。當時駐蒙使館人員連黑匣子的常識都沒有，也就忽略。回到烏蘭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們根據外交部的指令，堅持是民航機，蒙古外交部認定是軍用飛機。
很快蘇聯克格勃來了兩個中將，掘墓，割走林彪、葉群的頭顱，而且就在蒙古的蘇聯大使館裏處理，用開水煮，剝掉肉，隻取走頭骨。11月，又來取林彪胸部，看有沒有鈣化點。除了克格勃，蘇聯也隻有四個人知道，兩個專家和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難者的墳墓在溫都爾汗就蕩然無存了。據說飛機的黑匣子2008年已經送還中國，一位重要當事人的後人當麵聽萬裏長子萬伯翱講，可以聽到林彪說：“回去。”後來又有知情人糾正，林彪說的是：“回家。”林豆豆聽說後去問萬伯翱，萬予以否認。但是聽萬親口講的人仍舊說是他講的。還有說，黑匣子回國更早，是於2001年5月底，卸任兩年的葉利欽接受江澤民的邀請，前來中國，在大連接受12天中醫治療時的見麵禮，不過葉利欽交還中國的黑匣子隻是複製品。
四十年了，中國軍人的遺骨國家卻不要。這是國恥，軍恥，是國家的悲劇，軍人的悲劇。
李德生在地下指揮所為什麽罵髒話
三叉戟的空難是怎樣發生的？
飛機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彈炸的？是炮彈洞穿的？還是迫降後翅膀插地，油箱中的餘油衝開輸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孫一先和沈慶沂也問過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證實是親眼所見。林彪座機為什麽會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爾號一樣安裝微型定時炸彈引爆發動機，是地對空打的？還是空對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謎團。
空軍情報部九一三晚上對三叉戟航跡線進行了準確的追蹤，在地下指揮所坐鎮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罵了一句髒話：“空軍情報一條條往上遞，總參情報上不來！”三叉戟飛過蒙古邊境，空軍的情報中斷了，但是空軍情報部仍舊截獲三條蘇聯情報：“大型目標不清”；“大型目標著火”；“大型目標墜毀”。空軍監測到墜毀地點。第一條情報被王飛壓下。第二條李德生不相信，問在場的人：“飛機在空中能著火嗎？”第三條來了，李沒有說話。
第二天蒙古情報也到了：“發動機起火，墜毀。”墜毀地點與空軍監測到的一樣。李德生才高興起來，表揚空軍情報部：“你們這次做得不錯。”毛澤東則說：“這是最好的結果。”
一個星期之後，空軍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裏獲得李德生表揚的情報部，空軍政治部，空軍後勤部都垮了。抓的抓，關的關。各地飛行師都被陸軍接管。
李作鵬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九一三晚上周恩來給李作鵬打了四次電話，都是工作上的事，讓李作鵬感到隻是普通的查詢，周要他處理那架三叉戟飛機不能夜航。山海關機場屬於海軍航空兵，最高管轄權在李作鵬手裏，空軍管不著。當晚空軍司令吳法憲去了34師100團，周辦楊德中也一起去了。
李作鵬說：“按理說周恩來應該知道很多事，但是他絲毫沒有提醒我，哪怕他隻有一點暗示，我都不會輕易叫林彪的飛機跑。”當晚時間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別墅在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兩輛車會車，都要軋到兩邊的土地，如果橫一輛大卡車，林彪的車根本跑不出來。這是第一。第二，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鵬就說，你哪怕給我一點提示，我在山海關機場上橫點東西，飛機就起不來。而且李作鵬還說，我不是一點措施沒采取呀，那晚起碼山海關塔台，沒人指揮吧，沒打燈吧，山海關還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說：“我父親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報工作出身的李作鵬，出了秦城監獄之後，對兒子說：“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樣的人
毛家灣，平時就是一人一碗飯，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過林家的一個親戚說：“我是客人，給我單切了幾片腸，葉群看我沒吃飽，就把自己的飯菜都撥給我。”
張清林1971年8月8日進入毛家灣，以一個主治醫生的眼光觀察林彪，卡路裏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個月不解一次大便，這是一個正常人難以生存的生理狀況。更令張清林驚異的是林彪的保健醫生進入毛家灣十年，沒有給林彪看過病，林彪也沒有找過他。張清林說，林彪物欲、權欲都遠低於一般人。
張清林進入毛家灣之後，吳法憲親自對他說：“立國學開飛機，林副主席就這麽一個男孩，萬一出了事，我怎麽交代？”張清林還聽豆豆說：“林立果還搞一個國家安全的科研項目，父母都不知道，說走就走。”看來林豆豆也也沒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軍的事告訴林彪和葉群。
1971年基辛格訪華後，中美關係成為熱點，林彪說：“好端端的一個大好的外交形勢，被耽擱了20年。”林豆豆問林彪：“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贏了，中國說中國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回答：“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拉入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和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並且說：“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他自從從蘇聯回來以後，沒有說過蘇聯半個好字。
九一三晚上林豆豆和張清林被當眾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們上飛機。”這是張清林一字不差的記憶。
九一三之後，10月4日林豆豆和張清林被8341從北戴河帶到北京玉泉山審查。原來是汪東興和朱德住的院子，被騰空了，就關他們兩個人。8341的一個副團長管理他們的生活，也很少說得上話。接觸他們的是獨人單線的謝靜宜。林豆豆麵對謝靜宜的審問，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飛機，一看是蘇聯，非當場氣死在懸梯上不可。”
謝靜宜向林豆豆和張清林重點追查的問題之一，是九一三晚上11點，周恩來給葉群打來的電話。為什麽打？內容是什麽？他們交代：“不知道。”謝非常惱火，到了1972年，謝靜宜說：“現在已經不是‘林彪反黨集團’，而是‘林周反黨集團’。”他倆非常驚訝。謝靜宜還逼問林彪和老帥們的關係和來往。
林豆豆和張清林交代了林彪對毛不滿的一些議論，如：“隻關心個人名利權威，不顧國計民生。”對彭德懷，林彪說過：“誰說老實話誰就完蛋。”後來這就變成謝靜宜他們搞的三本罪行裏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所謂林彪最欣賞的那幅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恰恰不是林彪選的，而是周恩來選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
現在，林立果給人的印象是個手提手槍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長大的發小，他的同事，都說他是一個樸實、低調、有些靦腆的年輕人，說到哪裏去調查，他和黨辦副主任周宇馳兩個人騎上摩托就走了，沒有什麽官架子。在空軍露麵，總是站在後邊。林立果參加了空軍黨辦的一個調查小組，一共四個人，周宇馳50年代末是劉亞樓的秘書，《紅旗》的社論有的就出於他之手。劉沛豐是解放前的大學生。於新野7、8歲就是上海共產黨的交通員，寫檔案都沒法寫，隻能寫12歲參加革命。這幾個人能文能武，都屬於軍隊精英中的精英。“小艦隊”本來是黨辦人員開玩笑，吹牛的話，後來就成了罪證。“571工程紀要”也是他們在調查、討論中逐漸得出的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和結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動毛澤東不行，作為軍人選擇了那樣的路。筆跡都是於新野的。
中央下發的林彪三本罪行，在當事人、親曆者看來都是胡說八道。
選妃，是毛澤東提出來的，葉群趕快托人，這樣在全國鬧大了，主要是怕毛給安排人。當年給林豆豆也提過很多人，也有人提過毛遠新，結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對，首先林彪就說：“我們要給她找個工農子弟，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選擇了軍醫張清林。
空軍中的老英雄王飛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紀要”，沒有謀殺毛澤東的打算，是至今比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葉群知道“571工程紀要”，張清林證明葉群也不知道這個紀要。
原空軍副參謀長兼空軍機關黨委書記、空軍黨辦主任王飛，還有一項任務，管好林立果，是葉群交代的。林立果當時從北京大學直接到空軍入伍，王認為他不適合給哪個首長當秘書，在黨辦成立這個調查組，讓他參加。王飛在黨辦有十幾個秘書，其中周宇馳、於新野後來提升為黨辦副主任，其餘人也不知道調查組的事。黨辦調查組到全國各地稿軍內調查，每個人調查回來都向王飛直接匯報。有時調查組開會，劉沛豐守門，王飛參加。
九一三之後，王飛進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以脾氣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經常大罵以“反革命”對待他的小戰士。
1981年，他成為全國唯一“取保候審”的林彪死黨。他的待遇也是最惡劣的，不給住房，隻給300元生活費，隻能依靠兒子們生活。他老年中風，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發上，說著說著話，就把褲子尿濕了，朋友要幫他換，他說：“不要緊，一會就幹了。”
90年代，王飛老年了，他敢於公開承認當年自己的政治抱負，他說：“我們就是要殺毛主席。”當年就連軍隊裏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紀要”，劉家駒采訪過王飛多次，王飛對他說於新野從上海回來，從懷裏掏出一大摞文稿給他看，王飛改了幾個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劉家駒說：“聽王飛講，我才相信確有‘571工程紀要’。”這一點王飛兒子王魯寧講的不一樣，他說他父親進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紀要”的複印件，認出於新野的筆跡。
現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腦出血，已經全癱在床，不能講話了，經多年要求，生活費才漲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長子王魯寧求證，老人是不是講過那句直言不諱的話，王魯寧笑笑，回答：“我父親說過，‘我們要做的事，五年之後華國鋒他們做到了。‘”
當事人後人與專家學者共議“九一三”
以上鮮為人知的內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討會》上揭示出來的。“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學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共50多人，共濟一堂，座談了40年前發生的這個影響了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北戴河當夜的親曆者，林豆豆後來的丈夫張清林，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兒子賀鐵軍，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閆仲川兒子閆明，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兒子王魯寧，最先到溫都爾汗空難現場勘查的原駐蒙古使館翻譯沈慶沂和二秘孫一先之子孫戈先後發言，引起與會學者們的濃厚興趣。
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夫人劉繼馨、兒子胡耀萍、胡幼萍、吳法憲女兒吳巴璀、江騰蛟女兒江新文、江新德、原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瑉的子女魯岩、魯瑩參加了會議。還有一批“三叉戟”死難者的子女，飛行員潘景寅的女兒潘鷥和潘鷺、女婿楊亞文、林彪小車司機楊振綱的女兒楊軍玲、機械師邰起良女兒李蔚，當年還都是幼童和少年，他們到會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學者李延明、姚監複、丁凱文、卜衛華、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漁、陳子明、丁東先後做了專題發言。因為會場氣氛熱烈，原本準備召開一個上午的會議，一直延續到下午4點才結束。
當事人親屬和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九一三”這個重大曆史事件，至今當屬國內首創。從政治、法律、製度、思想、經濟諸多方麵進行曆史真相的揭示和學術探討，是這次研討會取得的顯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