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前些日林彪飛機墜毀40周年，雖然中國媒體默不作聲，但民間還是很看重這個日子的。不僅僅這個事件太震驚太離奇太富有戲劇性，從人的角度看被活活燒死也太慘烈。更重要的是，這個事件改變了文革的命運，就如同官方也認定的標誌著文革的徹底失敗。從而也為改變國家乃至老百姓的命運做了鋪墊。
而作為所謂林彪集團的家屬，也在這個時刻來到蒙古溫都爾汗，實現了40年來的夙願。
已是初冬的蒙古國漠北草原，格外荒涼。一塊略微被清理、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處的空地上，幾位中國老人將兩個絹花做的花圈擺放在一堆石頭的兩側。右邊的花圈，是紅、黃兩色玫瑰，環繞一大叢潔白的百合，挽聯是“親愛的爸爸媽媽永垂不朽！”“女兒豆豆女婿清林敬挽！”
張清林四十年後才來成 林豆豆未能取得護照
報導說，林豆豆至今未能取得護照。她對張清林說：“你自己定。”張清林就決定了。他說： “四十年，天天都想來。”他還希望：把林彪等人的遺骨帶回中國安葬。9日，張清林四人先行飛到烏蘭巴托，10日第二批也趕到。
此地名叫貝爾赫，在溫都爾汗東北80公裏，至今荒無人煙。“人不見，草連空。”隨同林彪一起遇難者的孤墳在這裏。
蘇聯解體後，蒙古迅速實現私有化。12日上午，張清林會見了貝爾赫的私人領主。張清林十分關心遷墳和墳墓的保護問題。而領主表示想見林豆豆，希望她提供林彪的文物資料。
張清林對蒙古領主的要求難以回答。因為913之後，林豆豆和他實際是穿著一身軍裝從毛家灣一號被掃地出門，不要說林家諸多的私人物品，就是張清林留在廣州軍區124師羅浮山野戰醫院的私人物品和存折，至今也沒有歸還。林豆豆至今連父親和全家人的一張私人照片都拿不出來，遑論文物！
林豆豆堅持說林彪不是叛逃
報導說，四十年前的9?12之夜，張清林一腳踹倒一個8341的人，奪下手槍，向96號（林彪駐地）奔馳下山的紅旗轎車連續開槍，阻止不成，就提著這把手槍，一直守在林豆豆身邊，保護她的安全。他們在北戴河56號樓前親眼看著三叉戟向南飛去，不到半個小時又折回，在山海關上空盤旋，因為機場關閉，不得不向北飛走。航跡線就像在北戴河上空劃了一個大問號。
當時豆豆問清林：“你每次猜的都準，你這次猜會怎樣飛？”清林：“沒有明確目的。”豆豆：“飛機會怎樣？”清林：“會掉下來。”豆豆：“要掉下來，就好了。他就解脫了，再也不痛苦了。”後來聽到飛機墜毀了，林豆豆立刻提出要黑匣子，她堅信：“隻要林彪是清醒的，黑匣子哪怕隻錄下他的一句話，也會證明他不是叛逃。”
林豆豆被迫害 九死一生
報導還說，1971年10月4日，林豆豆和張清林被8341部隊從北戴河押到玉泉山，接受毛澤東機要秘書謝靜宜單人獨線審查，到72年8月。8月26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與他們談話，態度極為嚴厲，宣布林豆豆回《空軍報》，張清林回總後衛生部接觸群眾，並交給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管理，李推脫要出國，周恩來說：“那我來管。”
林豆豆實際是回到空軍報接受批鬥。張清林在總後情況略好。因為豆豆到戰士食堂吃飯經常被圍觀，當時還允許張清林花5元錢買了個舊煤油爐，用自行車軸承改裝一下，給豆豆做飯。這個期間林豆豆對空軍報的批鬥有文必錄。涉及到大量毛家灣的內情，有關毛澤東、林彪、江青、葉群的政治關係，私人恩怨，一五一十，駁斥汙蔑，不做任何回避，記錄了六七大本。張清林也寫了20多萬字。
1974年元旦前，專案組請他倆吃飯，席間灌酒，他們沒醉，專案組倒醉了，透露要將他們分開，批判要升級了。他們回到空軍報駐地，立刻將所有文字、筆記付之一炬。元月2日，他們就被分開了。批林批孔運動就要開始了。此後林豆豆九死一生，自殺過，煤氣中毒過，敵敵畏、農藥多次引發全身和內髒過敏，若不是有張清林這個高明的軍醫苦難相隨，幾次都要追父母、弟弟而去了。
隨著歲月的流逝，記憶的衰退，豆豆、清林記錄的諸多史料也隨風而揚，難以再找回來了。
蒙古目前如同中國尚未改革開放的年代，旅行住宿有諸多不便。2011年9月12日是中秋之夜也是林彪40年前出事的臨近時刻。林彪女婿張清林一行又在溫都爾汗市內飯館要了煮麵條，配著帶來的飲料、麵包就餐。溫都爾汗的私人旅店晚上八點才來電，無法洗澡，為了不影響同屋休息，張清林躲在衛生間為明天的正式祭奠儀式寫下祭文。
與林彪和黃吳葉李邱後的一起到來的記者高瑜記述了家屬團的悼念曆程：
9月13日，是祭奠之日。上午，他們在墳塋前安放好從烏魯木齊買的兩個鮮花圈。右邊一個用紅、黃兩圈盛開的玫瑰，環繞一大叢潔白的百合，挽聯是“親愛的爸爸媽媽永垂不朽！”“女兒豆豆女婿清林敬挽！”左邊一個是兩圈白玫瑰圍繞著一叢黃玫瑰，中心點綴著小紅心的水仙花。挽聯是“我們永遠懷念林彪元帥夫婦！”“黃春光、邱路光、吳新潮、李冰天、李xx、李xx敬挽！”花圈中間擺放著從北京帶來的月餅、蘋果、點心和花生四個供盤。張清林跪在墳前，泣淚而語：“爸爸，媽媽，我們來看你們了！”大家都明白，“我們”包括正北望關山的林豆豆。張清林連磕三個頭，打開一瓶茅台，撒到墳前埋葬林彪的貝爾赫草原的土地上，餘下半瓶祭在果品盤的中央。
張清林起身，開始讀他的祭文：“林葉無技向北風，青天垂雲吊英靈。狡兔餘孽換麵在，空嗟毛堂自藏弓。”他以四句詩開頭，飽和著親情，一吐淤積胸中四十年的塊壘：
敬愛的爸爸、媽媽：今天，是你們蒙受震驚世界、驚醒人們頓悟的千古奇冤，而魂棲異國他鄉的四十周年忌日，我們和因'文革'迫害摧殘所致一身傷病而不能親自前來祀孝的豆豆以及老一代軍人的子弟，在你們墓前祭拜，以傾訴9.13後生死兩茫茫，無處話淒涼的思念與遺恨。
爸爸，您奉獻一生，清正一生，一生無所欲。從50年代起，三翻五次地叩頭求免任職，都未被允。早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您麵諫毛澤東結束'文革'，發展經濟，抵製張春橋作為下一代接班人掌權，並提出先解放副總理、軍級以上一批黨和國家領導幹部。為此，您不顧個人名利權位與安危，廬山會議後，堅持原則，不僅自已拒不作屢被要求的任何檢討，而且說反'文革'派者都不要檢討，叫大家都推到您身上；還說垮台就垮台！省得再辭職！由此招來陰謀陷害以至殺身之禍。
爸爸媽媽：我們一定銘記爸爸關於'要寬容，要和為貴，不要冤冤相報'語重心長的教誨。我們堅信，在祖國全麵改革開放、民主進步與社會發展的形勢下，一定會使你們沉冤昭雪，魂歸故裏。
爸爸媽媽，你們安息吧，網上多清酒，杯杯祭到明；你們安息吧，網上多鮮花，從春夏祭到秋冬；你們安息吧，網上多詩詞，從南北祭到西東。
你們安息吧！
畢竟是血濃於水，悼詞寫的情真意切。林彪女婿是從這個事件的角度來描述林彪的。其實林彪的一生還有很大的亮點沒有寫進悼詞，就是林彪身先士卒在平型關戰役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率領八路軍115師3個團於於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關伏擊日本第5師團21旅團輜重隊，殲其1000餘人。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打擊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林彪成為當時公認的民族英雄。還有解放戰爭他率領的四野打下了半壁江山……
悼詞中關於林彪從50年代幾次請辭也有新意，目前還沒有確鑿的史實如請辭書或當事人證明這一點，但如果真有此事也是林彪的亮點。還有林彪在文革中希望結束文革和解放大批幹部也有待證實，不能因為林彪被定性反革命集團首領而抹殺他要求結束文革的訴求。至於和與江青、張春橋的鬥爭，應該是真實的，其中既有政見不同，也有爭奪權力的因素。
但是對林彪請辭的最大不利史實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如果真的請辭，一直隱居的林彪沒有必要摻和進來。而恰恰在7000人大會上，劉少奇等一批務實的領導人要求對三年困難有限度地追究責任，一時有望真相大白。林彪突然講話，指出“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現在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的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毛主席的領導，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事求是，他總是從實際出發，總是圍繞著實際，總是從調查研究出發，總是腳踏實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幹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曆史，就是這個曆史。”洋洋幾千言，字字句句講到毛澤東的心坎兒上。毛澤東情緒一下從低沉變為興奮，稱“林彪同誌做了一個很好的發言。”
如今看來，林彪做了一個很不好的發言，他為一場不亞於文革的空前災難做了顛倒黑白的定性。如果林彪真的從50年代就請辭，不該在60年代做出這種舉動。對於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悲慘的事件之一，有兩個標杆可以和林彪對照。從大人物比照，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不畏丟官，義正辭嚴，實現“來年日子怎麽過，我為人民鼓與呼”的理想，彭德懷為此不僅丟官，後來還丟了命，要說硬氣，彭德懷才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從老百姓角度比照，北京一位普通女幹部王佩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重大失誤及其導致的大饑荒應由***負責，他應當退出領導崗位以結束全國性的災難。幾年後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名逮捕了王佩英，她被捆綁、毒打，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區遊鬥。嘴裏塞進磚頭，下頜生掰成脫臼。後王佩英判被處死刑，臨死仍堅貞不屈。(1980年4月10日，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做出《關於為王佩英同誌平反的決定》，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王佩英無罪。)而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實在是很大的汙點。
林彪的確是個十分複雜的人，對他的評價應該超出一時一事，甚至超出黨派而放在曆史和全民族的利益來評價。任何妖魔化和美化林彪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對話“九一三”
《記憶》編者按：2011年7月20日，應《記憶》編輯部之邀，黃春光（黃永勝之長子）、邱路光（邱會作之長子）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時的口述。“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他們都正在部隊服役。這是經過他們審閱的口述記錄稿。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
黃春光、邱路光：我們先說個前提。我們不是搞政治的，隻是想研究曆史的真相。由於我們也是親曆者，我們清楚地知道黃、吳、李、邱沒有搞政變，他們是和“四人幫”做鬥爭的。他們是和總理及當時在台上工作的老同誌一起支撐共和國大廈的，是傾心支持總理和國務院各部委工作、認真處理各省市、自治區工作的。
一、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衝突
黃春光：九屆二中全會開始的時候，我父親並沒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讓我父親上山開會。黃上山以後，主席直接把黃接到他那兒，跟他談了很長時間。但一提到張春橋，黃就說：“張春橋是叛徒，跟主席匯報過多次，他看不起我們這大老粗。”他沒有說張的好話。從這兒也看出，對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的人，黃是從心底反對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對黃永勝是抱有重望的。什麽重望呢？說穿了，主席是想讓黃永勝倒向他毛澤東個人的懷抱！實際上，軍權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權力都是和主席連在一起的。如“經毛主席、林副主席批準”等等，林彪沒有單獨調動一個連的權力。實際的軍權在黃永勝及吳、李、邱的手上，林隻是個掛名。那時候，黃是總參謀長，像部隊的調動，主席批準後，都要經過黃永勝和總參作戰部發電報生效執行，而林卻不能命令黃永勝調動部隊。如果黃永勝被毛拉過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對林彪的冷落、甚至讓林下台就是遲早的事兒。但是，黃永勝對黨和人民事業忠誠的天性，使他沒有往主席個人那邊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沒往那方麵想，是他的人民軍隊忠於黨的天性決定了沒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個格局了。
黃春光：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把矛頭對著張春橋。其實，當時隻能抓張春橋，對康生不可以，對江青也不可以，而張春橋的確有一些小辮子。實際上，對張就是對著文革。剛開始，毛也沒覺得有什麽嚴重的問題。當會上群情激憤、大家都攻張春橋時，毛憤怒了！好家夥，200多個中央委員，90%的中央委員都對文化大革命不滿，這才引起他的憤怒。他之所以憤怒，就在於大家對文革不滿，而且是這麽大的一股勢力，這麽大的一股潮流。毛對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幾個人，舍棄了部隊這些跟著他打江山的人。客觀地講，黃、吳、李、邱的確對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滿，但並不是對主席不滿。在他們的眼裏，主席永遠是偉人，是正確的，是不容懷疑的，是不可違背的。自己再怎麽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屆二中全會後，我父親一直想不通，認為自己沒錯，拒絕檢討。總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澤東批評了他幾次，他仍然不通；最後，總理讓邱跟他談了一次話，他才通了。邱跟他說：“我們反宗派主義，現在我們不檢討，不也成了一個宗派了嗎？別人不也抓住我們的把柄了？”那時候，檢討都是說自己犯了路線錯誤，其實這是一個很空的東西。我父親實在沒什麽可檢討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罵總理的事情，作為自己的錯誤來檢討。一看就知道，這是很違心的。實際上，九屆二中全會上，大家隻說揪人，並沒有點名揪誰，包括汪東興也沒點名。不過，許世友在後來的信裏麵寫了，要讓張春橋下放勞動。為此，主席還做了他們的工作，讓許、張搞好團結。其實，許和張的關係還行，他們還在一起喝酒嘛。許世友不像軍委辦事組的人，根本不搭理張春橋。從廬山下來以後，毛一直抓著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為林的軟抗，一直拒絕檢討。毛搞政治鬥爭的一貫做法是，讓你服，讓你寫檢討，然後把檢討鎖在保險櫃裏，什麽時候敢不服，就拿出來收拾你。同時，黃、吳、李、邱這些人，對文革也沒有一個明確態度，讓毛捉摸難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開始做局倒林。
二、黃永勝在“九一三”事件之後
黃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來後，我父親實際上就靠邊站了。那幾天，我父親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來，國防部長跑了，他這個總長能脫得了幹係？！在他那個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難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來氣，說：“跑什麽跑？！害死人！”於是，他就把過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燒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親有過一次談話。我說；“林跑了，這麽大的事，你是不是給主席寫一個檢討？”他說：“我檢討什麽？林跑，我不知道。九屆二中會我沒上山，也檢討了。現在，我也沒犯新錯誤，我檢討什麽？！”我說：“最起碼，你對林的事情做一個表態。”他說：“我怎麽表態？現在中央都沒態度，我表什麽態？表態和不表態是一樣的。”我聽完以後說：“那我不上班了，咱們準備回老家吧。”他說：“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說：“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說：“不用，你還是上班，看看再說。”沒兩天，總理讓邱會作找我父親談話，談完話以後，我父親說：“看來沒事了，主席還是信任我的，總理讓邱帶話過來了。”父親是為寬我的心，但他沒想到主席對他下手會這麽狠！
邱路光：9月17號，總理往家裏打來電話。電話就放在小茶幾上，那時候沒有免提電話，我父親一接電話，我和我母親都湊在電話旁邊聽。我父親接完電話，顯得挺激動，揚著手，叫吃飯，嘴裏不停地說：“總理保我了，總理保我了！”飯後，我們就上了西山。我父親跟我說：“去看看你黃伯伯在不在？”那時候，黃永勝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後，黃伯伯見到我，提到“九一三”這件事，黃站起來對著牆上巨大的三北地圖說：“跑什麽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親去後對黃說：“總理保我們了。”黃當時很冷靜，沉思了一下，說：“話是這麽說，文章不一定這麽做喲！” “九一三”事件後，給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純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變，也不會先到廣州另立中央呀！難道林彪不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天下，到廣州另立中央，有人擁護他嗎？林彪到廣州另立中央，沒有一個人會跟著他；即便是黃、吳、李、邱，也根本不會跟他去的。林彪怎麽會那麽傻？他也是身經百戰的人，在政治上那麽成熟、那麽深刻，他怎麽會在廣州搞政變、另立中央？這都是瞎編的！你說他走為上計，跑掉了，還有可能；但說他要另立中央，純粹瞎扯蛋！至於說，林彪知不知道飛機去蘇聯？我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從法律上講，你說林彪主動外逃，你把證據拿出來；我說林彪沒有主動外逃，我也沒有根據。所以，不能亂說。這裏麵，謹慎一些的科學分析是什麽呢？一個長期吃安眠藥的人，當他晚上10點多鍾吃了安眠藥，夜裏12點會是個什麽狀態？你想想就清楚了。不過，從當時的政治走勢判斷，從主席和林彪的關係變化來說，林的舉動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無路了，這是可以肯定的。
中國的實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實事求是。我講一個例子，是卜占亞跟我講的。“九一三”之後，總理、葉帥和張春橋找卜占亞談話。卜是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軍區的政委。總理還沒說話，葉帥先說了：“卜占亞，你是要林賊，還是要毛主席？”卜說：“我當然要毛主席呀！”葉又問他：“你是要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還是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卜說：“我當然要我們的祖國。”葉說：“那好，很簡單，一張紙，一支筆，一句話，明天老婆、孩子見麵！”葉的意思非常露骨。說白了，就是讓卜做一個偽證就行了。事實本身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卜占亞按照葉的意思辦了，說了假話，承認了18條罪證，過幾天就放出來了。放出來以後，平調到蘭州軍區當副政委。丁盛的兒子去看他，說：“廣州軍區對你意見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亞的老婆都罵他，因為卜占亞曾交待：是他讓他老婆帶著廚子去迎接林彪，在廣州搞開國大典。於是，就把他老婆也關起來了。哪有的事兒啊？卜占亞聽丁盛兒子講完，就哭起來了，說18條全是假話，是被逼出來的。他到蘭州軍區以後，他又寫了一個材料，表示自己說了假話。中央發火了，立刻免職，降成甘肅省軍區副政委，從大軍區副職降到副軍。同時，把他的電視、冰箱都拉到省軍區招待所了，連房子也沒有了。為此，卜占亞又翻過來了，說自己在風言風語之下，聽了一些無原則的話，思想沒有改造好等等。結果，他按照大軍區副職離休，讓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後，跟當官沒什麽聯係了，又開始講真話了。還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參加一個座談會。會上，有一個人說，文獻研究室搬進毛家灣之前，派幾個人去打掃衛生。有人在地上撿到一個小冊子，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單行本。打開一看，裏麵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驚，不是說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裏搞陰謀嗎？怎麽還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呀？結果，領導一來，就跟他宣布，個人撿到的任何東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關押期間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黃春光：林彪出事後，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來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為我家的秘書揭發，我幫著父親燒材料。當時，把我關在亞療（即亞洲學生療養院），美其名曰，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集中揭發黃、吳、李、邱、林、葉的罪行。1971年底，聽說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又沒有放。我在亞療被關了2個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級，弄到北京軍區86樓招待所，和衛戍區的一個李參謀住在一個房間。李參謀是個小負責人，隻帶班，不負責具體看守審查對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間裏，所以這個房間就我一個人。當時，林彪256專機的機組人員，兩個副駕駛陳聯炳、康廷梓，通信員陳鬆鶴，領航員李成昌也關在這裏。86樓上去以後，有一個大會議室，裏麵有4張床，中間有個會議桌，他們4個機組人員就住在那兒。關在86樓的還有4個女孩。其中兩個是跟林立果去山海關機場的，另外兩個是跟王永奎往廣州跑的。白天，我們就在會議室裏學習、批判，還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過和他們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況。
機組人員告訴我，1971年9月12號傍晚，在北京西郊機場的時候，潘景寅就讓給飛機加滿油；飛到北戴河後，他又讓加油。前後兩次都被陳聯炳阻止了，理由是沒有必要加油。因為專機降落的時候，飛機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盤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時才可以降落。所以，陳聯炳說：“根本不應該抓我，還應該給我記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滿了，他們就飛到目的地了。”在我看來，潘景寅比4個機組人員、甚至比吳法憲、胡萍更了解內情。首先，他為什麽一再堅持要加油？無論是從山海關飛北京，還是飛大連，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麽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飛廣州，但林立果為什麽不給胡萍打電話，而直接給潘打電話？為什麽能指揮動他？第二，9月12號夜裏，潘景寅為什麽不睡覺？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電話。第三，他為什麽不叫其他的機組人員？隻叫了機械師。第四，吳法憲已經給潘景寅打了電話，明確告訴他不許起飛，潘沒有執行吳法憲的命令。他為什麽敢不聽司令的命令強行起飛？根據他們講的情況，我覺得，主要責任在潘景寅，機組人員也是這個看法。為這事，我還和舒雲辯論過。關於“九一三”的經過，康廷梓後來寫了一些文章，與我當時聽到的情況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實際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認識陳聯炳了，曾經坐過幾次他開的專機，他都是機長。林彪在南苑機場參觀殲-8時，我和他見過麵，還跟他聊過殲-8，所以他願意跟我講一些情況。不過，陳聯炳沒留下什麽文章。後來鄧小平說：“我看這個飛行員（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鄧根據什麽說的。潘景寅的家屬就抓住鄧小平的這句話，找空軍落實政策，說：“鄧小平都說他是好人了，你們為什麽還把他當壞人？”結果，潘景寅被定性為正常死亡，把家屬安排得還比較好；倒是那些沒上飛機的機組人員，全部被處理複員了，到現在生活都不怎麽好。 1972年的春節前，機組的4個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這4個女孩一塊過的。春節過後沒多久，這幾個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還是和李參謀住在一起。據我後來了解，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機組的4個人降級到空軍參加學習班，那幾個女孩先去了亞療，後又去團河勞改農場參加學習班。4月份，我也去了團河。到團河以後，我就跟林辦的秘書、我們家的秘書、吳家的秘書，大概有幾十個人吧，在一起勞動改造。林辦的秘書有李德、宋德金、張雲生等；李文普和於運深沒有在這兒。按現在的說法，於運深是大秘，知道的情況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關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這些人也搞不清楚，沒有誰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證詞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後才出來的。他說：“林彪在汽車上問林立果，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他聽到後才知道他們要外逃叛國，大叫一聲：“停車！”隨即開門跳了車，並說跳車時被林立果開槍打傷了。實際情況是，李文普受傷後，是張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個幫他止血、包紮傷口的。張清霖是醫生，他看到李文普受傷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藥灼燒的痕跡，顯然是很近距離發射造成的，這說明李文普是自傷。近年來，前蘇聯克格勃的一個局長說，在“九一三”飛機失事現場所發現的幾支手槍，全部沒有開過槍。這也是證明李文普自傷的有力證據。李文普的文化並不高，他是否知道伊爾庫茨克在哪個國家都要打個問號，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蘇兩國恢複副外長級的政府間談判。林彪很擔心，蘇聯會利用代表團來中國之際，像入侵捷克一樣，對我國搞突然襲擊。那天，蘇聯代表團的飛機從伊爾庫茨克起飛後，林彪打破常規，一直沒有午睡，讓空軍向毛家灣報告情況，飛機到哪了，飛機到哪了？一直到飛機在西郊機場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僅知道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也知道需要飛多長時間。他根本不會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這樣的問題。林彪是副統帥、國防部長，這麽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讓黃永勝、閻仲川、總參作戰部密切注意蘇聯代表團飛機的動向，但他沒有這樣做。林彪是本著對黨、對國家極端負責的態度，對蘇聯不放心，擔心蘇聯會利用談判搞陰謀。他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是隨時準備為國家犧牲的。林彪是個軍事家，打了那麽多勝仗，那麽年輕就當上了元帥。林為什麽能百戰百勝？就是因為林彪始終打有準備之仗。這麽精明的一個人，怎麽會對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沒概念呢？他又怎麽會問這樣的問題呢？就算是外逃，飛機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還沒搞清楚就外逃，這還叫林彪嗎？林豆豆至今仍然堅持，林彪是被葉群和林立果綁架走的。
我在團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學習班裏，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把我關到豐台（就是邱路光他媽媽現在住的幹休所那個地方，當時還沒有起用），在那兒又關了兩年。直到1975年9月，才結束審查，我又回北空工作。當年年底，組織上通知我轉業，問我有什麽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廣州，也不同意。我寫了3次複員報告，他們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我堅決不去。我說：“我項陽（項陽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著不會去那個地方！要去，你們抬著我的屍體去！你們可以把我的話反映給北空領導，反映給空軍領導，反映給總政領導，反映給軍委領導。甚至反映給總理、主席都可以。你們愛反映給誰，就反映給誰。我堅決不去湖北！”後來，他們說：“你回廣東吧。”我說：“不，我回廣州。”因為我是從廣州入伍的，但他們不讓回廣州。為回廣東還是廣州，又跟他們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規定我們必須在十一以前離開北京。所以，我們是1976年9月30號上的火車，去了廣東韶關。
四、解除關押後的經曆
黃春光：1981年初，對我父親公審結束後，中央就決定對他保外就醫，安置在青島。大約在4、5月份，中央專案組的人來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安排我父親去青島，問我們誰去？我說：“4個孩子都去，全家團聚！”他們說：“那不行，規定最多隻能安排兩家。”當時，我就決定，我跟老三去。我是老大，照顧父親那是理所當然的，老三在廣西鳳凰縣的一個錳礦，那個礦到縣城還有100多公裏呢。老二和老四複員後回廣州，條件相對好一點兒。就這樣，決定我和老三去陪父親。 實際上，自公審後，秦城的夥食標準就下降了。我父親的身體一直不好，住進了公安部的複興醫院。1981年9月，我父親是從複興醫院直接上的火車，在四弟和三弟媳的陪同下（當然，還有公安部的人員）到了青島，住進了青島台西醫院。我因工作交接，大約是9月下旬到的青島，在青島無線電三廠任副廠長。當時，由組織出麵安排，老三的愛人不用去單位上班，工資、獎金照發，專門在醫院照顧我父親。每天晚上，我和三弟輪流在醫院照顧父親，一周一換。我父親的病房還比較大，是個裏外套間，有衛生間，還給隔了個小廚房，配了煤氣灶。每天下午，營養師到病房，給父親看第二天的菜譜，由他自己點菜，飯菜由醫院的食堂做。我們也可以在小廚房自己燉個雞湯、煮個銀耳湯，做些父親想吃的東西。當時，父親每個月的生活費是100元，包括交房租、交夥食費、訂報紙、買水果等等，這是很緊張的。而我父親以前的存款，在他生前一直沒有解凍。我們三口之家，一個月也隻有100多塊。父親生前一直想看彩電，實在是沒有那麽多錢去買，我隻好把自己的17寸的黑白電視機給父親看。現在想起來，我的心都酸。一年以後，我以父親的名義給中央寫信，反映100元的生活費太緊張。中央隨後決定，給黃、吳、李、邱每個月增加100元的生活費。也就是說，每個月改為200元的生活費了。 1982年夏天，父親尿血尿得很厲害，經檢查，是腎結石。經過專家會診，決定在9月份做手術。手術前，我跟醫生說：“最好能在手術中檢查一下我父親的肝部情況。”我總擔心父親的肝髒，但手術時沒有查出肝髒的問題。手術是由青島最好的專家做的，術後恢複得也不錯。然而，到了1983年春節前，父親又出現了腹瀉症狀。在體檢時發現，他已是肝癌晚期。醫院是春節後才告訴我們的，說是為了讓我們過好春節。父親病重後，我們曾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信，要求換一個醫療水平更好的醫院，要求送到北京或上海進行治療。胡耀邦批示：“同意在青島安排更好的醫院。可讓上海派兩位專家來青島會診，如果身體條件允許，可以轉到上海治療。”隨後，我父親從青島台西醫院轉到青島人民醫院。經過上海醫生的會診，發現我父親的腫瘤發展很快，已經比較大了。醫生擔心，我父親的身體無法承受飛機的顛簸，有可能造成腫瘤破裂，所以就沒有轉到上海治療。從2月份發現，到4月26日我父親去世，前後僅兩個多月的時間。
父親去世後，我們給他穿上了軍裝，戴上了紅領章、紅五星帽徽。開始，公安局的人還勸我們不要戴。我跟弟弟們說：“一個老紅軍走了，紅領章、紅帽徽是一個老紅軍的標誌，看他們誰敢摘？！”本來，我們還想在父親的遺體上覆蓋一麵軍旗，但是跑遍了整個青島市，都沒有買到，就給父親蓋了一麵紅旗，公安部門也不再幹預了。父親的骨灰一直放在家裏，我們為他布置了一個靈堂。1993年4月26日，我們才把父親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鹹寧市安放。2004年12月，我們正式為父親下葬。
自父親去世以後，我就想離開青島，中間經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給趙紫陽寫信，解決我回京的問題。那時，趙剛當總書記不久。我之所以給趙寫信，一方麵是因為趙和我父親在廣州時很熟；另一方麵，因為陶斯亮能幫我，亮亮的母親曾誌跟趙紫陽更熟。我讓陶斯亮幫我轉信，沒過兩天，陶斯亮就告訴我：“趙紫陽批了，很快就會有消息了。”這時候，我才知道林豆豆在鄭州汽車製造廠的確切地址，剛好我當時在北京開會，開完會我就跑到鄭州看她。那是“九一三”之後，我第一次見她。我跟她說：“我給趙紫陽寫了信，要求調回北京，趙紫陽已經批了。你是不是也給趙紫陽寫信，要求調回北京，讓曾媽媽幫你轉？”她說：“我跟曾媽媽不熟。”我說：“沒關係。你去北京以後，叫路光帶你去見曾媽媽。曾媽媽是非常好的人，對咱們這些孩子很愛護、很關心。而且，我去看曾媽媽時，曾媽媽還問起你的情況，她肯定會幫忙的。”
接著，我從鄭州又回到北京。這才知道勞動人事部趙東宛部長接到趙紫陽的批示後，讓調配處的工作人員具體辦這件事。他們曾經打電話到廠裏找我，廠領導答複說：“他去北京開會，沒回來，可能會去他母親那兒待一兩天。”那個時候，我母親在北京。我一回到北京，我母親就告訴我勞動人事部在找我。我便趕快給勞動人事部調配處打電話，他們說：“關於你的工作問題，總書記已經批示了。我們想了解一下具體情況，你明天能不能來？”我說：“能來。”第二天，我就去了勞動人事部。他們說：“你放心吧。我們保證，春節以前你就可以收到調令了。這樣，你就可以回來跟你母親一塊兒過春節了。”結果，1988年春節前，調令沒有來。這個調令等了4個月，直到6月份才接到調令。勞動人事部的同誌很負責，因為是總書記批的，部長交辦的，調配處的同誌多次來電話問我，接到調令沒有？我都說沒收到。他們在電話中說：“山東省勞動廳怎麽搞的？一個調令旅行了4個月！”
6月份，當我接到調令後，廠裏說：“你還不能走，要把你的任務完成了才能走。”我說：“廠長呀，我先不辦工資關係和黨的關係，先把戶口給辦了，成不成？”我知道，隻要戶口進了北京，別的我都不怕了。我說：“不就完成80萬利潤嘛，我保證完成就是了。可有一條，完成了利潤以後，你得把這幾個月的獎金給我。”我兩個星期就完成了。那時候，一兩千塊錢的獎金，也是不少錢呢。我進北京以後，到了一個三不管的單位，是海軍航空兵和北京市農場局合辦的一個公司，叫北京市燕海經貿公司。
邱路光：趙紫陽的確給我們這些子女解決了一些實際困難。當時，我在北京商學院當教師。我在那兒教了8年書，一直沒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車撞傷了，傷了8根骨頭。正好，趙紫陽的兒子回北京，我們倆是大學同學，關係非常好，他讓我寫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寫了一封信，交給趙二軍。二軍進中南海回家也就10分鍾，趙紫陽就批了，二軍給我複印了趙的批示。批條上麵寫著：“告訴部隊，恢複原來的行政級別。告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適當分配住房。趙紫陽。”我看了以後太激動了！有些事，搞10年搞不下來；有些事10分鍾就搞下來了。這是一件事。
還有豆豆回京的事。春光見到豆豆後，不是讓豆豆找我嗎？那時候，打不起長途電話，我就給豆豆寫了一封信，叫她來北京。她的電話打到我們教研室，說：“我怎麽向廠裏請假呀？”我說：“你管它呢，不用請假了。”很快，豆豆就自己來了。她來了以後，住在萬壽路11號中組部招待所3號樓2層西頭的房間。我就先找了亮亮，她在統戰部上班。亮亮也是一個非常豪放、非常正義的人，她讓我帶著豆豆周末去找她。禮拜天，我們就去了。曾媽媽住在前麵的1樓，亮亮住在後麵的3樓。我讓豆豆在外麵等著，我自己先進去了。亮亮不在，給我貼了一個條：“路光，我有急事，你到前麵去找老太太。”我就去了，曾媽媽正在院子裏收拾花呢，我對曾媽媽說：“豆豆來了。”她說：“好呀。”我說：“你見見嗎？”她說：“你叫她來吧。”她還問我父親怎麽樣？我就帶著豆豆從後麵小門進去，見到了曾媽媽。因為不知道深淺，也不知道人家願不願意，我沒開口說豆豆的事兒，隻是一般性的問候。正在跟曾媽媽說話的時候，亮亮回來了。她問我：“談的怎麽樣了？”我說：“還沒有開始談呢。”亮亮就開口了，說：“豆豆很坎坷，她在鄭州生活很困難。如果調回北京，能好一點兒。”曾媽媽說：“你說的這些，我也記不全呀，你寫個信吧。”她當時沒說答應幫忙轉。曾媽媽坐在沙發上沒有多說話，我們就在桌子那兒，由豆豆起草給趙紫陽總書記的信。豆豆寫好後，亮亮就幫她改。改了以後，豆豆就在那兒抄。抄完以後，亮亮原來準備自己去送。曾媽媽突然冒出一句：“這個信以我的名義送。”原來害怕打擾她，我們不敢提，實際上，曾媽媽這個人非常負責任。當時，曾媽媽給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陳野萍和一個老幹局的局長寫了封信。她的文化水平挺高，最後落款的一句話是“請賜見”，我第一次見到這個詞兒。然後，寫一個“曾誌”。她把信交給豆豆了，讓豆豆拿信去找中組部。曾媽媽胸有成竹，認為這件事肯定能辦成。後來，豆豆跟張清霖就一塊來北京了。豆豆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張清霖被安排在北京市衛生局防疫處。 這事兒反映趙紫陽是個有胸懷的人。林彪女兒的事兒，他都敢管，有氣魄。趙紫陽還幫春光的弟弟分了房子。當時，他弟弟在廣州的房子很小。廣州省委書記林若到北京開會，趙紫陽說：“你們胸懷大一點嘛！”
五、對“九一三”事件的反思
黃春光：葉帥去世後，我曾找過葉帥的兒子葉選寧。我問他：“為什麽打倒‘四人幫’以後，還把我父親關到秦城去？我父親跟葉帥的關係很清楚，從來沒得罪過葉帥，對葉帥一直很尊重、很照顧的呀。葉帥當時是怎麽考慮的？”他說：“這是按程序辦的。”我說：“這說不通呀，解除審查，也是工作程序呀？”我跟選寧的關係還可以。葉帥在廣東工作的時候，選寧上四年級，我上一年級，他經常帶我們玩兒。葉帥調北京後，每年冬天都去廣州。大人的事兒是我父親安排，小孩的事兒就是我來安排。所以，我覺得葉選寧應該不會騙我。
我認為，1976年12月30日，我父親被關進秦城，問題升級了，這裏麵汪東興起的作用比較惡劣。葉帥和華未必想得到在當時情況下，要對黃、吳、李、邱怎麽樣。曆史上，葉帥也是一方麵軍的，隻不過他不是紅一軍團的。汪東興在中央的時間很長，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裏太明白了。1971年“九一三”之後，把黃、吳、李、邱抓起來，就是汪東興向主席提的。這是王洪文後來跟邱會作說的。江青說，自己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她咬誰，她就咬誰。我父親對汪東興的評價是，汪也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幹了不少壞事。1977年初，中紀委接手複查此案。在黃克誠負責審理的時候，曾經緩和了一段。之後，鄧的意見就比較重要了。我覺得，鄧小平和彭真堅持嚴辦，一個是抓替身，一個是泄私憤。
邱路光：中國人有搞臭觀。我父親的起訴書就是這樣寫成的。比如，說我父親在總後黨委會上攻擊朱德，實際上是傳達中央的精神。審判人員問：“這是不是你同意傳達的？”我父親說：“是。”“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負責任？”我父親說：“要負責任。”但是，他們不問，是在黨委會上傳達中央關於朱德的講話，還是我父親私下個人搞陰謀攻擊朱德？也不問是傳達中央誰的講話？其實，這是傳達葉劍英關於朱德的長篇講話。我父親說要負責任，是負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結果，公審說你要負法律責任。黃、吳、李、邱的法律責任都是這麽來的。另外，彭真曾反複強調，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他首倡的。但彭真作為公審的主持人，卻搞了三個標準，把個人感情帶入到法律中來了。對待同樣的事，彭真的標準是，毛主席犯了錯誤，周恩來做了違心的事，而黃、吳、李、邱這些壞人是犯罪，要審判。按照法治的觀念，審判之前，應該沒有好人、壞人之分，即所謂無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另外，公審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情緒，什麽意思呢？過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現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氣！這就叫封建政治。關於黃、吳、李、邱的政變帽子，是否定文革以後唯一一個沒有得到糾正的問題。
我覺得，鄧小平不給黃、吳、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個原因是，黃、吳、李、邱是“雙一”（注：指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的骨幹，除了這幾個人以外，肖華、劉亞樓、楊成武、羅瑞卿也都是“雙一”的人。自建黨、建軍以來，“雙一”是一直傳承下來的骨幹力量。包括總參謀部的建立，海軍、空軍的建立，以及在各大軍區占的份額，都是以“雙一”的幹部為骨幹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除了“雙一”的人，能在部隊占點兒份額的就是四方麵軍的幹部，像二野和129師的幹部。顯然，黃、吳、李、邱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如果說毛主席當年搞錯了，最起碼要給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義上的工作。否定文革後，鄧小平對共產黨的經濟體製和基本路線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絕不會再沿用毛澤東時代的東西，他就是要在政治體係、組織體係上堅決幹掉“雙一”。他這麽做，就是為了把部隊這些人打壓下去，“改朝換代”。所以，他上台之後，什麽都不要當，就當軍委主席。鄧小平還專門下了中央文件，把楊成武搞到福建當司令員，把肖華搞到蘭州軍區當政委，把劉誌堅搞到昆明軍區當政委。當然，劉誌堅雖不是“雙一”的人，但他也是毛澤東時代受器重的人，說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們平反以後，都被趕走了。像楊成武這樣沒有帽子的人，鄧小平都不要，更不用說黃、吳、李、邱這樣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來嗎？！ 第二個原因，公審絕不是為了維護毛主席。恰恰相反，把“四人幫”和黃、吳、李、邱搞在一起公審，是為了審毛主席的文革，是為了打擊毛主席。文革中，“四人幫”在台上工作，黃、吳、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們都是跟著毛主席路線的人。所以，公審這些人，正是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毛主席的。這裏還有一點，鄧小平對所有犯錯誤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細的態度；隻對黃、吳、李、邱，采取了宜細不宜粗的態度。但是，鄧小平歪曲了基本事實，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正好相反。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主席、江青他們的頌揚；部隊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後就被全部壓下去了。“九一三”以後，部隊的造反派狡辯，說他們不是造黨委書記、司令員、部長、政委的反，是造跟林彪搞政變的反革命黃、吳、李、邱的反。他們說，黃、吳、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們，我們早看出來他們是反革命了。鄧小平把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審剛開始的時候，本來要審黃、吳、李、邱搞政變，結果沒有證據，抓不到把柄，就變成他們迫害幹部、群眾了。什麽攻擊老帥，整老帥的黑材料，打擊了多少幹部、群眾，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等等。似乎這樣就可以證明，黃、吳、李、邱跟“四人幫”一樣，打擊幹部、群眾。事實上，黃、吳、李、邱打擊的所謂幹部、群眾，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目的是維護部隊的穩定。那時候，清理階級隊伍、精簡科室人員、搞鬥批改，不是黃、吳、李、邱的政策，是黨中央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軍隊機關能不執行嗎？！當然，在執行政策上也有過頭的地方，黃、吳、李、邱是要負領導責任的。不少人和事運動後期也是要甄別的，但曆史沒有給黃、吳、李、邱這個機會。
公審黃、吳、李、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找毛澤東的替罪羊。這麽講，並不是說鄧要維護毛主席，而是說鄧要把他們當作毛主席的人來審判。當年說，黃、吳、李、邱的錯誤是搞政變，反毛主席，但這不是公審的原因。公審的原因是認為，他們擁護毛主席，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其實，主席挺對不起黃、吳、李、邱的。他們從娃娃開始就跟著主席革命，跟部隊走了一輩子，結果怎麽樣？我父親說過，他的經曆非常簡單，參加革命穿軍裝，打成反革命脫軍裝。他們到最後也沒有完全醒悟，對黨、對主席，仍然保持著很純樸的感情。
萬裏是堅決反對公審的。胡耀邦跟我父親非常熟，他原來也反對用公審解決黨內問題。但後來小平決定公審以後，胡的態度就變了。1988年底，邱會作第一次到北京來，趙紫陽的兒子去看我父親。他跟我父親說：“趙曾說過，看來，‘九一三’事件也是個扯淡的事。”鄧小平這個人非常實用主義，也非常聰明。主席就是過於相信自己了。
黃春光：關於“九一三”的事情，公審的人員比誰都清楚，因為他們看了大量的檔案材料。但是，他們還是按照官方的定性，開始作為政變處理，後來不說政變了，改成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蕩蕩，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阻擋一下。這是中國體製最大的錯誤和悲劇。這期間，軍委辦事組不讓中央文革小組插手軍隊，保持了軍隊的穩定。因此，我們對文革的認識，應該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軍隊最為突出。政府癱瘓以後，總理就靠李先念、穀牧、餘秋裏他們撐著，但沒有軍隊的支持，靠這幾個人能撐得住嗎？所以，在文革中，軍隊對穩定全國局勢應該是功不可沒的。整個看下來，在文革中，黃、吳、李、邱走的是另外一個軌道。他們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對著幹，但他們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對著幹，這本身就不得了！當然，還不能說軍委辦事組戰勝了“四人幫”，但至少起到了牽製“四人幫”的作用，沒有讓文革向更惡劣的方向發展，在最動亂的時候支撐了黨和國家的大廈。
邱路光：究竟誰應該對文化大革命負責？這是個大問題。並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幫”負責，毛發動的文革，他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邊的人，可都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包括劉少奇、鄧小平，一開始都是擁護文革的，倒台後都是含著熱淚向主席請罪的。當時，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主席，你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所以，文革的發動，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責任，他們是不戰而潰！像譚震林、陳老總，包括王震，他們在文革之初沒受到太大的衝擊，他們熱烈擁護文化大革命，把對立麵的幹部罵成反革命。像譚震林就罵鄧子恢，戰爭時期，譚震林跟鄧子恢是最好的戰友，他們在浙贛一帶工作。文革時，譚震林到了農業部，指著鼻子罵鄧子恢。王震罵蕭克，都是你他媽的。陳雲從八大到九大一直反複說，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錯誤。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認為，自己沒跟上主席偉大的步伐，都說自己犯錯誤了，沒人說毛澤東犯錯誤。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這一個態度，沒有第二個態度。所以，說到文革的責任，不光要說群眾的責任，更要探討比黃、吳、李、邱更高一層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群體的責任。誰也不敢說自己沒有賬，這要相對來看。黃永勝以前是廣州軍區的司令員，他和陳錫聯、許世友比起來，究竟是誰的欠賬多？打宋任窮，打洪學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對張誌新的處理，跟毛遠新的關係，還有張鐵生交白卷的問題，等等。黃永勝和他們比起來，欠賬是最少的。研究文革，很多東西還得回到曆史原點。因為很多規則在起點上就錯了，結論肯定是不正確的。
黃春光：對文革的評價，也有一個大前提問題。前提不同，結論完全不同。主席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他看來，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舊的國家機器。所以，文革時期砸了公檢法，是為了建立新的公檢法。中央碰頭會就是過渡性政權了。現在，否定文革，把文革當作一場政治運動，怎麽衡量這個問題，還要深入地研究。現在，還有不少人對文革沒有想明白，毛遠新本來可以早些放出來，就是沒想明白，多坐了幾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獄，至今也沒想明白。不管你把文革作為一次運動，還是作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共產黨的體製。不管毛澤東幹，鄧小平幹，還是張三、李四幹，製度的內涵沒有變，都不會有好結果。如果鄧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會出現幾百萬右派。所以說，按照毛澤東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劉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說到根上，還是我們的國家缺少民主法治的問題。
邱路光：中國是一個奇特的體製，政治取向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甚至株連到家屬。一旦你完蛋了，你兒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牽連。文革以前就是這樣，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沒著落了。所以，在中國的體製下，由於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講真話是很難的。很多人都是兩麵派，他知道事實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詞地講空話，講假話。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戰烽火中出生，在紅旗下長大，我們對共產黨是有感情的。我們談了這麽多，沒有為我們父親辯解的意思，我們的心早就平和下來了。我們所講的內容，和我們的父親要不要平反毫無關係。我們隻是講曆史事實，探討我們的父親究竟是什麽樣的人，在文革中是什麽樣的心態，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錯誤和缺點？這些錯誤和缺點，是共產黨老幹部共有的，還是個別現象，抑或隻是黃永勝和邱會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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