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開國中將吳法憲，跟隨林彪多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吳法憲被捕，1973年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八個月後保外就醫。2004年10月17日在山東濟南逝世，享年89歲。2006年9月出版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為吳法憲晚年所作，據作家鄭義撰文《吳法憲的臨終真言》披露，吳法憲在這部回憶錄中從頭至尾都在憤怒控訴毛澤東的心狠手毒、詭計多端、口蜜腹劍、喪心病狂。
吳法憲1980年當庭指證江青
在四年國共內戰後，中共關押了九百二十六名國軍高級將領，其中大多數人在“戰犯管理所”苟延殘喘、逆來順受。然而捱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有些人煥發出人性的光輝，在無畏無懼之下說出了心裏話。例如有個在一九四七年泰（安）蒙（陰）戰役中被俘的國軍整編七十二師中將師長楊文瑔，彌留時毅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也未嚐不是如此。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在他臨死前撰寫了一部《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洋洋灑灑兩巨冊近千頁，從頭至尾都在憤怒控訴毛澤東的心狠手毒、詭計多端、口蜜腹劍、喪心病狂。
從未想到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吳法憲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兩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團主犯”罪，被“十惡大審特別法庭”判刑十七年，八個月後保外就醫。據看守人員反應，吳法憲是林彪死黨中態度最為謙卑者，凡見人必呼“首長”，進門必喊“報告”，在庭審中有問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鬱結在胸中的怨氣全部傾注入這本七十四萬字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吳法憲說，出庭前，特別法庭的審判員警告他：在庭上可以發言，但不準推翻起訴書上的罪名，否則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決心，不申辯，反正申辯也沒有用。”
然而，判決後，他對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於懷，認為“說我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強加於人的不實之辭。這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任何人向我出示過任何這樣的證據……正是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才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第二，判決書中說他“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根本不是事實。“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毛主席親自提名，使林彪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還決定在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得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林彪噎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黨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還有必要冒著和毛澤東對抗的風險，拿著實權去爭國家主席這個排名遠遠在後麵的虛權嗎？就算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通過正當的競爭、競選來爭取，這應該是一個黨員、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絕不是什麽犯罪行為。”
“從九·一三以來，我一直沒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林彪直接策劃了政變和謀害毛主席的行動。在文革中，隻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號召過在全國的奪權。相反，由於林彪、老帥們和我們的反對，在軍隊中，除了一些文藝團體和部隊院校以外，任何軍事機關和部隊都沒有奪過權。全國廿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是毛主席、黨中央批準奪權的”
“在文革中，我所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都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什麽反革命集團”“我是林彪的老部下，黨的組織原則規定下級服從上級，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不可能超越這個框框的。事實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他說過有關反對毛主席的隻言詞組，更不要說是有關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搞政變這樣的事情。”
迫害幹部的罪魁、全麵武鬥的黑手都是毛澤東
關於“誣陷賀龍和羅瑞卿”，吳法憲說：“賀龍的材料是根據成鈞、傅傳作、黃立清和廖冠賢四個人的揭發整理的，不是我個人編造的。羅瑞卿的這頂帽子是中央戴上的，並不是黃永勝和我給他戴上的。如果說，在文革中的報告中或言論中對當時受迫害的領導同誌有過類似的不敬語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話，難逃法網的應該不止是我們幾個，大概是不計其數。關於賀龍和羅瑞卿受迫害的問題，我認為主要責任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因為這些問題是他們決策的，主要安排是他們決定的，兩個項目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全麵負責的……在幾十年的黨內殘酷鬥爭過程中，很難找出幾個從沒整過別人的黨內幹部。據我回憶，由毛、周親自批示、審閱、劃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它人的項目組報告為數不少。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罪’，牽連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為什麽在這裏就不講‘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呢？”
他憤怒地說：“在劉鄧等中央相當一部份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它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按：指黃吳李丘），就是江青、康生、陳伯達，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關於“在空軍關押迫害幹部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空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問題，他認為“這是全國全黨搞運動的結果，當時全軍共有八萬人受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空軍隻占其中百份之零點二，其餘99.8%受迫害的人又應由誰來負責，各該單位的主要領導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責任？全國共有七十三萬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都要承擔刑責？在審查林彪集團過程中，軍以上幹部八百多人被整，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中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學習班中被整死，是否也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呢？”
他認為“在打擊迫害幹部的問題上，從毛主席、黨中央到下麵基層領導都有錯誤，都應承擔責任，不能隻是把我們幾個人推出來做替罪羊了事！”吳法憲說，全國各地發生大規模武鬥，其背後黑手都是毛澤東。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機廠武鬥，王洪文率十萬人猛攻，雙方傷亡慘重，毛澤東讚曰：“打得好！”他聽到各地武鬥的匯報時還說：“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電視直播批鬥大會中造反派強迫陳丕顯、曹荻秋低頭彎腰，竟說：“這算不了什麽嘛！”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變對於中共現當權派指責林彪“反軍亂軍”，吳法憲極為反感。他說：“林彪是軍委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麽要一心把自己搞亂？大量事實已證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吳法憲還揭露：“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誌往哪裏擺？”這句話是一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汪東興在廬山對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講的，絕不可栽贓到葉群身上。《程世清訪談錄》與林彪警衛參謀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與我》都提到這一點，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說：“我們國內有人反對和你們談判，這個人現在見上帝去了”，這是指林彪，然而吳法憲說，在整個中美關係轉變的過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澤東意見外，並未說過其它的話。早在一九五○年，林彪反對出兵朝鮮與美國直接對抗，因為當時中國並未受到直接威脅；相反，在蘇聯向中蘇、中蒙邊境調兵時，林首先向黨中央提出建設三線、把重點戰略目標從南方轉移到北方對付蘇聯。所以，說林彪反對中美關係改善，是惡意栽贓！
現在中共的禦用文人說“林彪的一號命令是反革命改變的總預演”，吳法憲認為“九大”後林彪名正言順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沒有必要搞政變。防止蘇聯突然襲擊是毛、周的三令五申，戰備疏散是預防蘇聯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傷害聚集在北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義下達疏散令後，才有林彪的一號命令 ——疏散華北東北西北的坦克、飛機、大炮，當時毛澤東並無異議，不能因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勞變成罪行。
九·一三後，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梁璞在受審查期間，為了“立功贖罪”，便檢舉林彪要以廣州為基地，擬定了作戰計畫。吳法憲說，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改善時，為了防止國軍突襲沿海地區宣示對大陸的主權從而破壞中共與美國的談判，毛周指示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開了一星期的會，空軍按總參指示加強了東南沿海的防禦力量，這個作戰部署是毛周親自批準的，何“政變”之有？在那個年代許多問題都被煊染、被歪曲了。
證明周恩來逼死林彪對於林彪的遭遇，作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吳法憲寄予了無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變。他在書中回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淩晨兩點，他在北京西郊機場報告周恩來，林彪葉群所乘三叉戟飛機噎飛出中蒙國界，周恩來遂下令：“絕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吳法憲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際泰：不準任何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它打掉！
這些年來，許多資料顯示，林彪座機在外蒙境內沒有直飛蘇聯，而是在蘇蒙邊境處調頭飛返中國方向，這一舉動是由於林彪不想叛國，他強令飛機返回北京，但飛機著陸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吳法憲知道“不準任何飛機飛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麽林彪墜機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嗎？空軍司令吳法憲知道內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讓他長期與外界隔絕，直到九·一三事件後廿九年、他刑滿十三年之後，吳法憲離開居住地濟南到北京探親還需要有關部門批準，可見中共當局多麽不希望這位九·一三事件目擊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盡管事隔廿九年該案已不具政治敏感，隻能作為曆史學家的論題了。
吳法憲在七十多萬字回憶錄中沒有說穿這一點，但他對別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對毛澤東的“四大秘書”首席——陳伯達被打倒一案，他寫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劉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廿三條》、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麽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賬，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吳法憲的長子吳新潮在本書末之《附錄》中也發了一通牢騷。他說，對於他這南征北戰、浴血疆場十九年的父親，“有些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卅多年來一直在進行蓄意抹殺、歪曲和顛倒黑白，企圖讓人民群眾對父親另眼看待”，其矛頭直指中共黨史編纂部門的負責人。
對仇人惡有惡報感到快感吳法憲臨終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奉命批鬥、審查他的上級、同事、下屬，幾乎都沒有好下場。九·一三時到空軍司令部監控吳法憲後來又成了吳案負責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在政壇上再也沒有作為。吳法憲被拘押在北京衛戍區時，五次提審他的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擺出了“中央首長”的臭架子，動輒訓斥他“態度不好”，然而就是這個李震，一九七三年橫死於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噎顯露：他知道的機密太多。空司的王輝球、曹裏懷和梁璞，九·一三後都主持過空軍的清洗工作，且下令關押吳法憲夫妻兒女，但不久就被審查，空軍參謀長梁璞還被送去農場勞改。由此，吳法憲悟出：“毛澤東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見那些審訊我的人很神氣。我就在心裏想：不要自我感覺太好，隻是還沒有輪到你們的緣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絕太過！
吳法憲的回憶錄揭示了，共產黨員熱衷於出賣靈魂、賣友求榮，那是一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夥，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個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許世友，居然將三十年代上海報紙刊登的“伍豪啟事”密呈江清，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煽風點火。還是那個許世友，向林彪檢舉空軍政委餘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被俘叛變。報告上呈毛澤東過目後，餘立金被打倒了。
還有，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聽到黃吳李丘議論江青張春橋，便寫小報告檢舉黃吳等人是“反江青同誌的小集團”，然後透過他的老上司、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澤東。老毛更奸，將此密告信交給林彪又轉黃永勝，於是，李必達、溫玉成都遭了殃。
戚本禹想染指李訥 楊成武秘書同楊女春風一度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下令鎮壓占領青海日報的造反派，打死打傷三百多人，逮捕近萬人。事發後，趙永夫打電話向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報捷，葉劍英答複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二十二年後，鄧小平下令用坦克輾壓青年學生，都是視民命若草芥的表現。
吳法憲回憶錄解開了某些曆史謎團。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筆杆子王力、關鋒、戚本禹，由於鋒芒太露、功高震主，在決策層濫竽年餘就去了秦城監獄。毛澤東原來指示先拿掉王力和關鋒，爭取比較年輕的戚本禹轉過來，無奈戚本禹恃寵生驕，樂極生悲。事緣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帶在自己身邊，一起進進出出，還要戚本禹學會遊泳、騎馬、打槍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當成自己的母親，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江青的女兒李訥，以至於江青懷疑有婦之夫戚本禹對李訥存有非份之想。於是，江青告了禦狀，說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結果戚也去了秦城。
另一條花邊新聞是：葉群為了拉攏總參謀長楊成武，特地安插楊成武長女楊毅到《空軍報》社工作。空軍政委餘立金為了巴結楊總長，便叫自己的英俊秘書單世充多多關照楊毅。此時楊毅因參加“寫作班子”住入京西賓館，單世充幾乎天天往京西跑，還常給楊毅送吃的，接著便向發妻縱素梅提出離婚。縱氏從單世充日記本裏發現單與楊毅的合影與詩句，有“春風已度玉門關”一句，於是縱氏到空軍司令部告狀。空軍黨委辦公室主任把單世充軟禁起來，楊毅則下調四川一個航校當了幹事，她到四川不久就含羞自殺，正好楊成武被打倒，發配河南龍門縣。
吳法憲承認誌願軍擊落美機數字有假吳法憲回憶錄同汪東興李鵬等人回憶錄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中共軍事機密。諸如：
（一）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共誌願軍上報擊落美機的數字有假。
（二）自中共空軍建軍以來，空中、地麵事故漲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飛機。
（三）五十年代廈門有個高射炮兵師的師長叛逃去了台灣，並在那兒升了官。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灣特務，向台方發了一個假情報，稱那個師長是假投降，結果對岸就把那個師長槍斃了。
（四）有關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出現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吳法憲與公安部長謝富治、總理周恩來組成了項目組。案件由天津市公安局破獲，但陳伯達不相信一個煤球廠工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認為隻有高級領導人的秘書，如鄧小平的秘書才寫得出來。事隔近四十年，從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心理作戰處退役的粟明德先生才公開了他起草這張傳單的詳細情況。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鎮反時被中共殺害，一九五七年他在北大農學院肄業時，因反右運動深入而偷渡經港赴台。粟明德起草的這張傳單由短波電台傳到大陸，一位與中共也有殺父之仇的工人抄錄油印了八十份，這是全案的來龍去脈。把一個北大學生當作鄧小平的秘書，這是書呆子陳伯達的誤判。
從吳法憲回憶錄可以斷定，吳法憲講了許多真話，所以這部書不能在他為之奮鬥了四十一年的支共國出版，而隻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香港印行，就連“左王”鄧力群的回憶錄也要在香港出版，這對中共當權派不是極大的諷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