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愛說俏皮話。

北京人愛說俏皮話。
　　打倒“四人幫”那會兒，首都廣為流傳一句諢語：“三隻公的，一隻母的。”令人捧腹。

　　京城人有說俏皮話的傳統。明代，京師有個大官，叫劉吉。他賄賂宦官，不斷升遷。雖屢遭彈劾，官卻越“彈”越大。幽默的京城百姓嘲稱之“劉棉花”。多可樂啊！

　　老舍先生筆下的京畿人好說俏皮話。《駱駝祥子》裏，買駱駝的“老北京”跟祥子拍著胸脯交涉：“我給三十五塊錢吧；要說這還不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一塊錢，也是個小狗子！”這是雙方在認真談生意，聽起來簡直跟說相聲似的。

　　不過，胡同裏的俏皮話有時也給人留下刻薄的印象。有人騎車著急辦事，紅燈亮了，看左右皆無汽車，仍往前蹬，忽然身後傳來一聲吆喝：“紅燈兒了，怎麽還騎？缺心眼啊你？”批評違反交規的話雖然“逗”，也透著“損”。後頭那句話顯然是多餘的。胡同裏的諧謔往往是這種“多餘的話”製造的。例如，一位熱心腸的北京人給四川人指路，末了，問：“四川人民現在生活好嗎？”聞之無不莞爾，不是笑這一問，而是笑多餘。

　　北京的俏皮話是把雙刃劍。譬如吧，“這不給您辦著呢嗎？得走程序，哪兒能一拳頭砸出口井啊？”後頭這句俏皮話換個場景，卻能傳達出善意的慰藉：“您剛學，慢慢來，哪兒能一拳頭砸出口井啊？”再如，有人埋怨他人無能，說：“真笨，這人整個兒一棒槌！”有時“棒槌”之語，又可用來表白自己虛心誠懇的態度：“我可得好好跟您學，跟您比，我簡直是一棒槌！”

　　近年來，社會重視和諧發展，北京的俏皮話悄然發生了變化。

　　將俏皮話，特別是流行的俏皮話，用於關愛意思的，比以往多了。“你有病啊？”原先多用於譏誚他人處事不當，現在常用來勸戒操勞太過：“悠著點兒吧您，這麽玩兒命，你有病啊？”在商業街跟早市上，抱怨工商執法人員“這不是猴兒拿跳蚤――瞎掰嗎？”或者“真是狗戴嚼子――胡勒！”之類的話少了。

　　其實深究起來北京的俏皮話，往往不是北京一地特有的。例如，《紅樓夢》中的俏皮話，北京學者說是北京方言，南京學者說是南京話裏的，甚至山西學者也指出晉語不乏其例。此類現象深刻映射出，中華大地的地域文化是一脈相承、彼此相通的。

　　甭管哪兒的俏皮話，用的時候，最好想著雷鋒那句名言：“對待同誌像春天般溫暖。”躬行此語，什麽俏皮話都會變成寒冬裏和煦的陽光。

　　沒有文明和諧的語言，就沒有文明和諧的社會。

　　有文明語言的人，才稱得上文明的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