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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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母親都是廈門島上人。我的父母年青的時候，他們的一次逃出家鄉廈門。那是1938 年， 日本強盜侵略中國。狗強盜每到一地，就燒殺槍虐。爸爸媽媽鎖上家門，加入向內地逃難的人群。媽媽經常向我們講述這淒慘難忘的逃難。爸媽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著大哥，媽媽裹著還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內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連喝的水都難找著。隻有走到了難民供飯處，排著長長的隊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飯。難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轟亂炸的飛機。國民黨軍在公路上還挖了坑坑窪窪，據說是為了阻擋鬼子。實帶給難民更大困難。時不時難民們掉入坑中。媽媽說她們走了多天才到達惠安。
大姐和外婆則直接從廈門郊區林後社出發。我從沒見過爺爺奶奶。父親說他們身體不好，早亡。我 就記得外婆---阿嬤。 阿公阿嬤早年在南洋泰國經商。媽媽是他們的獨女。正像所有的海外華僑，葉落歸根是他們的願望。當他們年老了，就帶著媽媽回到家鄉林後，把生意留給收養的在泰國的兒子經營。他們在家鄉林後社建房買地。林後村就在彭湖村的對麵。過了江頭，走不遠就是薛嶺，朝著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後就在它後頭。阿嬤動作捎慢，她們差點撞上日本鬼子。阿嬤說她們躲在田裏，看到鬼子開槍射殺沒逃出的農民，還看到澎湖村被鬼子點上火。她說鬼子在五通殺了我們許多同胞。聽了親人的講訴，我對日本人隻有恨。當我們在小學上課時，學了許多坑日的歌。“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長城謠”還記得在中山公園的全市大合唱。多少次的排練，還有深情的朗誦。國恥血仇尚記憶尤新。
我的父母雖是基督教徒，但自從解放後，我的父母不敢談信教的事。唯一珍藏的一本聖經在文革時偷偷燒了，因知道紅衛兵會來抄家。因而我對基督教是一無所知的。唯聽母親多次給我們講他們接受基督教的經過。那是在日本侵略中國占領廈門時，他們逃難到惠安鄉下。有一年鼠疫流行，母親說天天見很多裹在草席的死屍運出埋掉，後來死的人更多了，連埋都來不及。那時我還沒出世，但已有上麵的大姐和三個哥哥。三哥上麵還有個姐姐，一歲多死了。三哥其時也得了上吐下泄。也快不行了。媽媽說那死的老鼠到處可見，逃都沒地方逃。但就有傳教士不怕死，開了大門讓他們進去住。一位傳教士給了母親一包黑得像木炭一樣的粉，讓它給三哥吃。但母親遲遲沒用，這包黑炭粉有用嗎？後來，看到三哥快不行了，就死豬當活豬醫吧！媽把那包黑粉分幾次，加了水一點一點的慢慢的灌進哥的嘴裏。奇跡發生了，他竟然不再拉了。過了幾天他竟然會叫“媽，餓。”。我們一直不清楚那包黑得像炭的粉末是什麽東西，但這奇跡使父母接近了教會，後來都洗禮了。父母親所屬教會是安息日會，是在星期六聚會的，後來我才知道是 Seventh-day Adventist.
父親解放後的第一個工作的單位是在廈門一中當教師。父親是教語文的，寫了一手好書法，因從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時能在雞蛋殼上用毛筆工整地用蠅頭小字，寫下整首長詩。後來學校分校，父親留在老校區，就是現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過青少年時光的地方。
舊五中是個美麗的校園，小巧靈隴， “美麗的海風徐徐吹來，美麗的校園裏百花盛開，老榕樹在風中宣浪，母校的生活豐富多彩，” 五中的校友還記得這校歌吧？還有慈祥的老校長蘇校長，瘦骨零丁的，老戴著眼鏡。還有威嚴的周孝達教導，他在台上一出聲，全校鴉雀無聲。我從小在那長大，托兒所在校邊上，實驗小學也在校邊上。實驗小學後門和五中後門緊相聯。 我在實小6年，還記的柯校長和高教導，有名的孫老師，丁老師。那童年生活物質上雖苦，但回憶全都很美好。小時候，覺得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 ，“小鳥在前麵帶路，風兒吹向我們，我們像小鳥一樣，來到花園裏，來到草地上。”
在實小上完了課，放學後在五中吃午飯。那靠著後門邊上的黃色的辦公樓下就是食堂。從大蒸籠裏找到飯缽，買了五分錢的大鍋菜，上了三樓的語文組，和爸爸分了吃，那時難得吃上幾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個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實在太多了。母親說剛解放時，也就是生下第七個孩子我妹妹時，她是全廈門市第一個自動上第一醫院要求結紮的。還賣了最後的金戒指，才交上手術和住院費的。母親被開腹後，那後來成為院長的醫生，花了很長時間也沒找到輸卵管。後來終於找著了，也給輸卵管打了結了，再縫上了，母親半條命也沒了。由於流血過多，人就像死了一樣，蠟黃蠟黃的。幸虧母親在南洋出生長大，底子不錯，所以挺過來了。不知是找錯輸卵管呢，還是沒結紮好，反正母親是第二年又懷孕了，接著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們要趕到這偉大的時代，誰也阻檔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師中經濟最困難的。媽媽說，他是跌下“兒女坑”了。他總是省吃儉用，經常穿著一套舊黑衣服，拖著布鞋， 不修邊副，瘦瘦高高的，比媽媽高過一個頭。他走起路來很快。上小學時，我打著赤腳，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從思明電影院到第七市場，直穿霞溪路那最長的一段路。那兒夏天沒“路腳屈” (廈門特有的遮陽的人行道)，實在熱呀，過了霞溪路，上了工人文化宮，離實小和五中就不遠了。
剛來美國時經常夢見回家鄉，而在夢中父親一直是不很建康，心中十分不安。94年我第一次回國，父親已去世，沒能再見父親，這種心痛是一輩子的。回國帶來些舊照片，其中有一張較清楚的是他和他的學生在他們畢業是照的照片，父親是左起第四個人，這時他最後一屆帶畢業的學生。另外一張是市政府發的教師證，(前和後)。
66年文革時他是新初中一年級的班主任，也就是他的最後一屆學生。因他們年紀較小吧，父親在文革時受盡那最後一班學生中一部份學生的欺辱，紅衛兵的拳打腳踢。文革後，他再也沒上講台。他後來一直在教育學院參加編寫漢語大詞典的工作。父親是個平凡的中國小知識分子。印象中他膽子小，對工作很兢業。解放後從一中開始，到一五中分校後，留在五中一直當語文老師和班主任直到文革。他最大的享受是泡茶。先喝早茶再吃早飯。雖然他生活很苦，養育了十個孩子，五男五女，但他有好天性，很愛講笑話，也許這就是他能在患難之中活下來的原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