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人們為啥遷移？為什麽他們要拋開熟悉的家園和親人，願意被連根拔起，踏上不知方向的旅途，願意安插到一個陌生，不同種族，語言，情操的國家，一直精神飄泊到老年？為什麽甘願來到一個陌生，充滿未知的地方？對這些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的人們，答案都是一個樣：為了更美好的明天，為了下一代更幸福。
我在四十歲那年離開中國，隻身來到美國巴爾的摩聖母學院學習，舉目無親，口袋裏隻有中國政府允許帶出的500元美元。那是1988年八月，也是秋風蕭瑟的季節。那時大陸正在結束十年動亂，開始改革， 撥亂反正，殘害人寰的四人幫被掃進了監獄。惡夢雖結束，但人們沒能忘記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個又一個的“偉大”號召，實非顛倒 黑白混遙的事,已是司空見慣，無數人被無端迫害，多少好人被辱為壞人，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們這一代，和共和國一起出生的一代，被無情地奪去多少青春。多少年國門緊閉，海外親人難於相見。在那茫茫黑暗的長夜， 不少人早已暗下決心，隻要有一息尚存，一有機會就要飛出那令人窒息的鐵桶，即使前途未仆，荊棘滿途，也決不回頭一顧。 1980國門剛開， 許多人 ， 其中大多是知識分子千方百計往外逃，逃出中國，到日本，澳大利亞， 美國，加拿大，就像在逃出一條正在下沉的船。經過多少磨難，我像一隻逃出鳥籠的小鳥一樣，來到這片自由的新天地，但又驚徨不安，耳邊仿佛還響著臨別告別白發老父母，老師朋友時，他們的再三叮伶囑咐：不要想家，要拿了綠卡才回來。哪年哪月才能再和親人相見？
想到出來的辛酸曲折，至今乃能記憶猶新。
先是考托福得秘密進行。出國之前我是某重點中學的英語教師。雖考試對我來說不難，但得瞞著眾人，不用說單位不同意，丈夫也不準。他是爸爸挑的女婿，他的得意門生，忠厚老實，且固執出名。他認為現有的家已十分美滿，恨我想入非非，一意孤行。他是共產黨員，他認為出國就是背叛祖國，就是對黨不忠，(雖然已有很多共產黨員並不這樣認為了)他無論如何不會支持我出國留學的。我很小就喜愛文學，安徒生童話從小滲入我的骨髓，我的內心充滿綺麗的幻想，我性格樂觀且浪漫，無論千難萬難隻要是對的，我就會一心走下去。記得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老師布置的作文“我長大了要當---”， 我豪不猶豫地寫著我長大了要當名流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這樣說過，他自己攜帶簡單的行囊訪問了歐洲的所有國家，他用他的經曆和豐富想像力創造了無數的童話，這些流浪者的故事，還有那好人必勝的童話故事像種子一樣從小紮在我心裏，一有機會就會破土而出，就像那一次長征，文革初期，我和另一同學無論如何要從廈門步行到北京……。十年動亂使我曆經苦難，失去了十年學習的機會，但我給自己的年齡減去十年，我要把失去的青春奪回來。我要做一次鷹騰空翱翔，我不做一輩子母雞。特別我是英語老師，能去美國大學學習，哪怕就學一年也好啊。人生能有幾次博？讓我考一考，試一試？考不上我也就會死心了。他道理上說不過我，從此不和我說話。
那天早晨兩點，我被擦火柴聲驚醒， “不，不要燒它 ！”我從床上跳起。我以為他要燒了我的準考證。考試將上午八點在廈大進行。他點亮了香煙說“我不會燒你的東西的。” 這是一個多月來第一次開了口。
我是在一對美國夫婦的幫助下才找到出國這條路的。我的美國朋友是對美國夫妻，來中國廈門一中教書時和我認識。托普夫婦是第一對來我們這間重點中學當外教的。他們的來到也是很不易的。據說是在巴爾的摩和廈門交上姐妹城後，廈門市市長來巴爾的摩時，在市長歡迎宴會上，托普先生對他說，我很想去你們廈門市教英語，市長連聲說歡迎歡迎，還給了他一張名片。市長酒宴完了後，也就把這事給忘了，沒想到這位托普博士把這當了真。過了不久，竟帶了老婆和三個小孩前往中國廈門來了。他們把房子出租後，駕車從馬裏蘭州前往加州她太太的姐姐家，打算把車丟在那裏，從舊金山飛往中國。他到了加州才打電報給廈門市市長說，我們全家很快就會和你們見麵啦！市長著了急，回了加急電報說：請稍等，我們還未做安排呢。這一等，等了三個月。他們就隻好在加州找臨時工了。終於有一天，來了電報說，現在你們可以來啦。他們才如願來到廈門。連美國的許多朋友都說托普先生做這事有點荒唐，太不可思意了吧？還帶著老婆和三個還在讀小學和中學的孩子。但這對先行者就這樣出現在廈門一中了。他們就住在市委宿舍大樓三樓，市副市長專管外事的張先生就住在他們下麵那一套公寓。
雖然已是開放了，但絕大多老師見了他們還是敬而遠之。文革的教訓，大家是記憶猶新啊，萬一運動再來臨，裏通外國不是好玩兒的。本來和他們打交道是外語教研組長的事兒，然而命中注定我和這家必有一段因緣。他們的兒子邁克竟插到我們初一 (六) 班來了。他將在我做班主任的班級學習一年。他還隻有12歲。我是英語老師，唯一能和他交流的教他的老師。他天天坐在最後一張椅子上“鴨子聽雷”。他是個內向的小男孩，班上跟他交談的學生也很少，不用說沒女生敢跟他說話的，連男生也沒敢主動跟他交朋友，他非常孤獨。我在班上再三動員，叫大家和他主動交往，但成效甚小，可能也是因這輩子，大家都是第一次才見到外國人來著。
過了幾周，我看不過去了，就對他說，邁克，當我沒課時，大多是在下午自習課，你可來外語教研組跟我學點漢語，一天一節課，好嗎？ 他露出了笑容，點點頭。第二天，不但他來了，連同他14歲的姐姐安娜也來了。從那天起，每天下午，我就在外語教研組給他姐弟倆補一小時漢語。一個月後，他們的父母給他們一人買了一輛自行車，他們竟然可以全市到處走了。他們還有個9歲的妹妹叫艾米麗，她是學漢語最快的，她在小學讀書，很快的交了不少朋友，還是年紀小比較容易啊，她還會講廈門話，像“油夾果” (廈門話的炸油條) 這類的。
我的家離學校不遠，就在中山公園對麵，廈門文聯大廈的五樓。沒多久，有一天，他們竟然出現在樓下，個個還牽著一輛自行車，來跟我說hello 來了。幸虧樓下有門房，也有放腳車的地方，不然我的那保守的老公可要氣壞了。打後他們經常成了我家的不速之客，那時中國很少人家裏有電話的，在家不在家，就隻有敲門才知道。他們有來，先在樓下門房等著，那看門的老頭兒一下子就認識他們，對他們特好，可能廈大也有外國孩子，但在市區當時是屬於罕見的，這幾個金發碧眼的番仔來了，他總是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進來。
上周感恩節，安娜(Anna)帶著兩個女兒從賽了庫思(Syracuse)來 巴爾的摩(Baltimore)看我。將近20 年沒見麵，見了她就像見到了女兒一樣。她嫁了個農場主(Farmer)， 夫婦兩人經營有170 多英畝的農場。她請我去她那兒住幾周，我說我們一去要好些人呢，能行嗎？行呀，當然行。她提醒我，當初我開我家的門，那不到30 平方米的家，讓她和她的弟妹進去。“記得嗎？有時還讓我們在你家吃飯呢”。比起那小小的一房一廳，她說現在她家接待三十個人也沒問題的。那時，她的母親還沒掌握燒蜂窩煤的方法，他們經常有上頓沒下頓的。難怪那天，他們一進門，我們正要吃中飯，我客氣的說，一起吃吧？他們一點也不客氣地說 Yes (好) ，還真讓我措手不及呢。
在那個年代，沒他們的爸媽指點，我還真不知道我可以去美留學。是他們告訴我隻要考試成績好，沒錢也可留學。他們答應幫我和學校聯係。我的在菲律賓的表哥( 他和我父親年紀一樣大，倆從小一快兒長大的) 剛剛回國，他說在南洋發了財都是上帝的保佑，想捐獻錢在家鄉辦教堂。那還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來廈門要求建教堂的華僑。廈門政府研究又研究，總不肯放綠燈。幹嘛不改成投資啊？我正在幫他在三自辦來回跑，後來，他答應，教堂也當幼兒園使用，才獲點了頭。他聽說我要去美留學，說有機會去留學很好，他要出來回路費，並在經濟上支持我。 他的鼓勵對我很重要，至少讓我在經濟上有點底，因那時大家的工資都很低，大學畢業工作很久了，也才不超過一百塊一個月。但我到了美國從來沒向他求助過，全靠自己打工來完成學業。
這對美國老師回國後，還真的和學校聯係了。馬裏蘭州聖母學院是百年天主教女子學院，學院曆史上還沒有過大陸來的學生。校長聽了介紹，馬上向廈門教委和我的單位發了邀請函，要我做為訪問學者來學院。但這些信好像泥牛入海，不見終影。也沒人向我提起過。過了一年，美國朋友托普先生再次來廈。 他問我為什麽沒給學院回複，我才知道有這回事。我在校當了八年教師和班主任，還當過一次優秀班主任呢。但在那個年代，我是老三屆生，下鄉了十年，1977年才上了兩年大專，出身又不好，能在重點中學教書，是十分幸運的了。我有什麽權力去出國當訪問學者？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哩。我告訴美國老師，請幫我改成自費留學吧。他驚訝極了，辦成訪問學者不是更好嗎？他太不了解中國國情了。反正我的托福考試成績也有了。我隻好退了職改成自費留學。“退職 ”還是改革了後，才能享受的權利呢。
又等了很久，擔驚受怕了好幾周，還是嫂嫂托人去走了後門，才拿到了護照。 到了廣州去美領事館辦簽證時，我才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拿到簽證的。我已經辦了退職，那真是破釜沉舟啊。幸虧上帝的保佑我順利地拿到了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