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最初的設想是去建築工地找活幹。他認識村裏的包工頭，說可以做財會，但沒成。他年齡大了，做不了重活，就找到一個輕快一點兒的活兒 - 去工地值班守夜。
對我們來說，這有點兒心理上的落差。在當地，爸爸也算是個人物，現在有點淪落之感。但這是小事兒，重要的是生存。我們在最初的那幾年，借住過好幾家親戚的房子。因為租房子，那對他們幾乎是天價。其中的窄小、局促不便自不必說，也不能長久，最後還是得花錢租房子。即使租一間很破的居室，也要五六百塊錢。媽媽說，每到交錢的日子，她常常夜不能眠，因為不能眼睜睜地坐吃山空啊。住在城裏，每天都要花錢。而掙一個錢，太難了。
爸爸在工地上幹了兩個月，沒有拿到一分錢。
我現在每看到有關拖欠民工工資的新聞，心裏就氣憤，恨這個社會的不公、對弱者的欺淩，也對那些人同情和憐憫。 因為我深知其味。
那些打工的民工們，都靠著與包工頭的鄉鄰關係上的信任，而不是什麽法規保障他們的收入，拖欠是常有的事兒。但有時，就變成拖著，拖著，沒了下文。那些民工隻好打包回家。無奈一番，就這樣。
幹活拿錢，這不是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事兒嗎？但對中國的下層老百姓來講，甚至沒有想到過訴諸於法律，討個公道。我聽過大人們的談話，見過身邊的民工家庭怎麽運作。那些男人們離家舍業的，賣體力，幹著繁重的活兒。妻子在家操持，辛苦種著地，擔起平時男人幹的活兒。眼巴巴地盼著，一段時間後，家裏的男人背著鋪蓋回來了，滿麵風塵，兩手空空。
我對那些貪官蛀蟲們有著幾乎詛咒一樣的恨: 這樣的昧心錢，你們也敢拿嗎？不怕報應嗎？一個政府，連最起碼的公平正義都維持不了， 你們存在的理由何在？
爸媽隻好另尋生路。剛到大城市，不會做買賣，不知怎麽賺錢。他們收/賣過雞蛋、蔬菜、魚等等。在等待上大學的那一年夏天，我見證過那樣謀生的焦慮和艱難。
爸爸一大早去市場，去郊區農民或批發的人的手裏買下幾大筐蔬菜，然後一整天坐在地攤兒上零賣。每斤賺幾毛錢的微利。有時批發價太高，隻好放棄。眼看著一整天毫無進項，隻有花費，全家都不安，閑在家裏不是滋味。可是忙碌一整天還賠錢，那是更糟糕的結果。
我記得有一天我們買了幾大筐的西紅柿，推到公園門口去賣。 一天下來我們賺了二十多塊錢。我的臉被曬得紅紅的，可是很開心，那就是成績非常好的一天啦！有時隻掙個幾塊錢，有時甚至不賺錢，帶回一堆蔬菜回家。
這段經曆的一個影響是，我爸爸從此在市場上買菜絕不講價還價，人家要多少他就給多少，也不去查看稱的高低。我更是這樣。我們太知道這個感受了! 對窮人來說，掙一毛一塊錢，不容易的啊。
還有，每天多辛苦啊。那些攤是擺在路邊的，夏天暴曬，冬天寒風，沒有一點的遮擋。還因為不是固定攤點，人一離開，你的位置就會被站了。為了爭個地盤，小商販們在市場上動手打起來，時常發生。爸爸媽媽隻好中午不回家吃飯，中午讓別人看一會兒攤點，買一碗拉麵充饑。早晨又急著趕早市，常常不吃飯。有時顧客多了，又沒法吃飯。這樣饑一頓，飽一頓的，媽媽後來得了胃病。吃也難受，不吃也難受，直到幾年後停止擺攤後，才好了。
掙錢少而辛苦，這是最難的部分嗎？不是的。最難受的是被欺負、被侮辱、被壓榨，被不公平的感覺氣憤著、無奈著。這是連回憶都不願觸及的部分。爸爸說, 那些年受了好些窩囊，受了好些狗氣。他說的就是那些收稅的和收管理費的市場人員。
對於小商小販們，那些人就像催命的小鬼一樣讓他們討厭無比，又惹不起、躲不掉。每天他們估算你的貨物，命令你分別交少則幾塊多則十幾塊的稅和管理費。不管你開張沒有、利潤多少，毫不客氣，照收不誤，馬上交現金。這些小商販們掙得都是蠅頭小利，哪裏情願？先是懇求，再不就衝突、吵架。我見過那些管理人員大聲叱喝，見過他們從小商販們手裏強行奪過稱或秤砣，見過小商販陪著笑臉，或找人求情，或在辦公室外麵眼巴巴等著，要求把稱還回來。
這些爸爸都經曆過。 有時甚至為的不是錢。有一天剛吹哨收攤，正好來了一份顧客，爸爸就賣了一份給他。一位市場管理人員惱怒了，強行搶稱，爸爸跟他廝打起來，他搶走了秤砣。
有一回爸爸跟一個人吵，說著說著爸爸哭了，說我女兒在北大讀書，需要錢，你還非要收這麽多。那個人歉疚了，說，我不知道是這樣的，你怎麽不早說？還說以後他不收那麽多了。
還有一次，爸媽收購了一些貨坐長途汽車回家，中途工商人員上車，逼著爸爸交稅和管理費。這根本不合常規，應該是賣的時候才交的，純屬敲詐。 爸爸據理力爭，最後拿出一個當官的熟人的名頭，那些人才算了。
目睹父母怎樣在社會底層討生活，對我的人生、情感都留下了痕跡。我和我的哥哥們，都深深感念父母的辛苦，努力掙錢盡快讓父母擺脫這種生活。我們也因此深深地感恩他們對我們的偉大的付出！
倘若對我的另一影響，是我的權利的疏離，和對底層人的同情。我想，我永遠不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那些低於自己的人的。但對高於自己的，我反而有一種不肯低頭甚至不肯妥協的清高。部分原因是本身的性格，但我也知道，部分也是因為這樣的出身和經曆。我對權利對人民的欺榨，親眼所見，骨子裏對它有一種冷冷的警惕。
賣菜，賣雞蛋，賣魚，都掙不了錢，尤其它們的保鮮期那麽短，很容易賠錢的。爸媽不斷打聽著，觀察著，想新路子。後來終於發現倒賣海米，利潤高得多，也不容易爛在手裏。
為了收到低價海米，爸爸媽媽跑了許多海邊漁村，隻要認識的海邊親戚，幾乎都麻煩到了。最後找到一處比較穩定的貨源。每次起個大早，坐上7-8個小時的長途公共汽車，中午趕到海邊漁村，挨家逐戶收購幹海米。然後雇車把貨物帶到旅館。第二天一早再雇車送到汽車站，中午回來。每次買回多達五六百斤的幹海米，然後每天到市場上零賣，每斤賺1-2塊錢， 這比賣菜好太多了，家裏的經濟狀況開始緩解。
說來可憐，最初爸媽那點兒賣房錢，都不足以做收購一次海米的本錢。有一次爸媽欠人家錢，爸爸寫了一個字條，允諾過一段時間還。海邊人淳樸，爸媽去過多次，從來沒鬧過矛盾。
這樣艱難的求生，爸爸媽媽是不是把愁苦寫在臉上，把訴苦當成家常便飯？不是的，尤其他們對我，總是盡力展示最樂觀的一麵。他們最不願的，就是，也讓我受這 份艱辛的折磨，生活上的或心理上的。而他們自己，總覺得虧欠孩子。
他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兒，就是我隻帶了一百塊錢去北大上學。我一到學校，就得買一套運動服上體育課，花了三十元錢；又買了一個月的飯票， 又花了三十；又買了洗漱用品，等等，錢馬上花光了，趕緊寫信回家要錢。
爸爸媽媽每次提交，眼圈都紅了，覺得太對不起孩子了。可是其實我既沒有恐慌，從同學那兒借錢撐了下去，並不困難；也沒因此憂心忡忡。爸爸寫信給我，總是以最樂觀的口吻，告訴我又掙了多少多少錢，不要省錢。雖然在家裏，他常常和媽媽因為高估或低估最終的利潤而鬧不愉快。
我第一學期寒假回家時，爸爸媽媽在火車站接我。我在人群中走出來，一個年輕的小姑娘，卻穿了件所謂的“棉猴兒”那樣的又土又舊的長棉襖，而周圍的女孩們，個個花枝招展的，對比鮮明。女兒太委屈了，又從不肯纏著父母要錢買衣服，這麽懂事，更讓他們愛憐。兩人一商量，要給女兒買件漂亮的大衣。
我們一起去了商店，買了一個以他們的收入，是蠻貴的了一件帶著裙擺式的紅色長大衣。我穿著這件大衣，大約有一種驚豔的效果吧，在四年的大學裏，不知被讚美了多少次。
我的四年大學裏，是我最快樂的一段時光之一。在我談論著各種理論思潮，弗洛伊德，沙特，學西方藝術、美學，偶爾看著話劇電影，見識名人的光臨和演講，批判著傳統文化和中國的這個那個，我的父母，正坐在街頭，在烈日下，在寒風中，一分一厘地掙著，數著，寄給我，叮囑我不要省錢。
這後果之一是，我感覺我在學校和家裏的生活的巨大反差。在學校裏，甚至在北京城，我都是一個天之驕子， 被人誇讚著羨慕著，住在那所如詩似畫的校園裏 – 一所前清王爺的宅子，本身就是一個特權。而我的母校又是一個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老師同學們平日指點江山，頗有視萬戶侯為糞土的傲氣。
但每個假期回家，我又回到了現實，最底層的城市貧民生活的現實。住的很次，也閉塞， 與社會很脫節，父母的世界就是市場那麽大，不會參與文化活動。我對自己身份的定義，從天上掉到地上。父母總是溺愛我的，溫柔縱容的；家，總是溫暖的。但每學期回到學校裏的興奮，就清清楚楚地證明我對另一個環境是多麽向往。我甚至在多年以後，夢裏還會重現那樣的歡欣。
我還一定要提及媽媽付出的巨大的汗水和辛勞。和爸爸不同，媽媽是一個內向羞澀又傳統的女人，她對拋頭露麵這一類事兒是絕不喜歡的。但為了多掙一點兒錢，她克服著她的羞澀，也在市場上擺了一個攤兒賣海米。她不善吆喝，賣得少。有時一整天的時間，也就賣上幾斤。可是，她也要起大早趕早市， 呆幾個小時，掙上哪怕十塊八塊。我一想起這些，就是媽媽坐在毫無遮攔的日頭下，孤獨地、憂鬱地等著顧客的畫麵，心裏很多的憐惜、感動，還有痛。這不是媽媽想要的生活啊，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要是我多懂事點兒，或者在國外，這個年齡我應該想法設法去打工，去掙錢，幫忙補貼一點。但是既沒機會，這個想法也不曾進過我們的腦子，爸爸媽媽就是要嬌慣著女兒。我假期回家，媽媽並不希望我去市場上去看她，因為她也並不覺得那是一個很榮耀的場景。
我曾寫過詩，關於我媽媽的：
您甘願做卑微的泥土 粗糙的蚌殼
隻要
滋養您的花兒嬌嫩 嗬護您的明珠圓潤
這也適用於我爸爸。隻是不足以表達一半那種深沉和辛苦。
他們感覺苦嗎？他們說不，因為有希望，因為他們有一個在北大讀書的女兒，有兩個正在讀或讀完大學或研究生的兒子。所有在市場上的商販們，隻要爸爸認識的，都知道我們兄妹三個。爸爸媽媽覺得自己的辛苦特值得!
這三個孩子，這個在北大讀書的女兒，是父母忍受支撐一切勞苦甚至痛苦的動力，也是他們找到心理平衡的辦法。爸爸媽媽覺得自己跟市場上別的小商小販簡單的求生存不同，他們做的是一件特值得的事業 – 培養三個大學生。辛苦裏麵，自有一種榮耀；犧牲背後，也有一些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