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今晨透露，曆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教授辭世，享年86歲。
對古文字、古代曆史、古代文明的研究伴隨李學勤一生。他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等職務。李學勤夫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他從來不買文物，家中沒有一件古董。
李學勤1933年出生於北京，他從小愛讀書，經常不吃早飯或者午飯，省吃儉用買書來讀。據《光明日報》報道，中學時，李學勤就曾聽人說，最難學的是甲骨文，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於是，他開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時間就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自學甲骨文。20世紀50年代，李學勤到清華大學讀書，他的同學錢耕森等人曾應邀去他家玩，對其藏書之豐富印象深刻。錢耕森回憶道：“參觀他的書房時，我們無不感到很驚奇！隻見四壁都擺著一排書架，每個書架上都擺滿了書，幾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學術名著。因此，它並不像一個中學生的書房，也不像一個剛進大學的低年級的大學生的書房，倒像是一個研究生的書房，甚至倒像大學裏一個年輕的老師的書房呢！”
李學勤原本就讀於清華大學哲學係，他在甲骨文領域自學成才，以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論著目錄》為線索，把其中提到的中外甲骨學論著全部閱讀了一遍。在20世紀50年代，他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參與了《殷墟文字綴合》的編寫。50年代後期，他到曆史研究所工作，並在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的指導下，不斷培養自己研究和看待問題的理論高度。
到70年代，李學勤提出了殷墟甲骨分期“兩係說”，即把甲骨分類跟甲骨斷代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這是甲骨斷代研究方法上的重要進展，由此形成了被稱為“兩係說”的分期新說，李學勤力圖用“兩係說”取代傳統的分期斷代法。在他提出新說後，甲骨學界對此展開了熱烈討論。
1992年，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圍繞這個口號，他也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對古書的第二次反思”、“重寫學術史”等相關命題，使得“走出疑古”成為了一種思潮，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此前，顧頡剛等“疑古派”對中國古典文獻表示徹底質疑，他們把從三皇五帝講起的中國五千年曆史砍了一半。在李學勤看來，“疑古思潮”的先輩們對若幹古書提出的懷疑有些不適當或者不必要，這樣會造成一種偏向，導致很多古書研究中出現“冤假錯案”。所以，他認為，“我們要講理論，也要講方法。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充分運用這樣的方法，將能開拓出古代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麵，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也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之下，1996年，李學勤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將中國有據可依的曆史年代，向前推進了兩千多年，一直推到夏代初年。他還提出，過去，中國古代文明的曆史因為西方國家的偏見而被貶低，“對那些被貶低的中國古代文明加以糾正，是我們曆史學者的責任。”
2008年，散落於香港的戰國時期珍貴竹簡入藏清華大學，被稱為“清華簡”，它們的下葬時間是戰國中晚期，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內容多為“經”“史”類典籍，因為“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而備受矚目。在李學勤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這2500多枚國寶中。從2010年開始，李學勤和他的團隊以每年出版一輯的速度公布清華簡的內容。在《走近清華簡》一書中，他說：“清華簡讀起來太激動，一天之內不能看太多，否則心髒會受不了。”這樣通俗易懂的語言也讓公眾意識到了清華簡的重要性。
李學勤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同輩學者，他以視野開闊、學識淵博、善於利用新發現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國外漢學研究成果和多學科結合治學而著稱。他很喜歡用一句俗語“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來說明自己的治學體會——“一些的一切”指學什麽東西就要對這個領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都應懂一些。
走出“疑古”時代：古代中國還有多少奧秘？
古代中國是一個最為撲朔迷離的曆史學時代，頭緒紛亂又支離破碎，本來不多的文獻史料，在一些想象力豐富的文人那裏羼入了神話的虛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裏又隻剩下不成片斷的二三策。
按：甲骨卜辭和敦煌文書這兩大發現至今已逾百年，甲骨學和敦煌學至今方興未艾。海昏侯墓出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考古熱至今熱度猶在。我們沒有理由不好奇，地下究竟還藏著多少古代中國的奧秘？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此文借評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對古代文物文獻的出土帶給曆史學乃至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加以了深度解析。
古代中國還有多少奧秘？
——讀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文 | 葛兆光
當關於古代中國的曆史學在公眾視野中逐漸從中心移向邊緣的時候，關於古代中國的曆史學研究卻在經曆著一些不平常的變化。二十年來，考古發掘的和偶然出土的簡帛文書實在不少，盡管公布得很慢，慢得讓人著急，但僅僅這些陸續麵世的部分，就已經足以使比較敏感的曆史學家一次又一次地驚喜與困惑，也使已經成為“定論”的古史係統一次又一次地麵臨瓦解與改寫。五十年代的甘肅磨咀子之後，七十年代的馬王堆、銀雀山、睡虎地，八十年代的雙古堆、八角廊、張家山、包山，據說九十年代又有荊門和連雲港至今未發表的驚人發現，這些涉及先秦兩漢諸子百家數術方技法律製度幾乎無所不包的“簡帛佚籍”，讓我們不由暗自驚歎，地下到底還埋藏有多少古代中國的奧秘？
地下還有多少古代中國的奧秘？誰也不敢說。不過，就是近年來已經發表的簡帛佚籍就已經足夠曆史學家琢磨一陣，本世紀初的甲骨卜辭和敦煌文書兩大發現到現在已將近百年，甲骨學和敦煌學至今方興未艾，通過簡帛佚籍對古代中國的重新認識，現在不過是個開端，因為這裏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實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廣，沒有一個長時段的清理是不可能說清它的意義的，現在的我們隻是從一道剛剛推開的門縫往裏看，一片朦朦朧朧。李學勤先生這部書就仿佛是把這個幽深而廣袤的古代世界大門的門縫再推開一些，讓我們看得再清晰一些。於是，就在這一道還不算寬的縫隙裏，我們看到了古代中國的一些原來麵目，它並不像過去所說的那個樣子，好像要豐滿得多，複雜得多。
用“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為書名，大概是以簡帛研究考據校訂為“矢”而以學術史重寫為“的”。這不是我的推測，因為在第一篇《通論》中有一句話說得很明白，“我國的古代學術史由於這些（簡帛的）發現，是必須重寫了”。
“重寫”在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是一個熱門而沉重的話題，最早大概是重寫文學史，然後是重寫藝術史、哲學史、文化史……，不過，“重寫”兩個字的背後常常是一種重估價值的情感表達或一種變換體係的理論思考。人們對過去的文學史、藝術史、哲學史、文化史感到不滿，因為簡單而武斷的理論框架控製著曆史的敘述脈絡，對立統一的原則、進化的線索加上經濟史觀的背景，使豐富的曆史現象變成所謂規律公式的圖解。當然有人希望重寫，可是，由於缺乏真正能夠籠罩全局的新的思路，也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文獻發現，於是步履維艱，勉強重寫，重寫的曆史也常常隻是舊的曆史的排列組合，仿佛《西遊記》裏的孫行者，雖然改了名字叫做行者孫、者行孫、行孫者，翻來複去，依然在銀角大王的一聲喚中落入淨瓶，至少在我有限的視野中，至今還沒有看到特別成功的例子。可是，以簡帛的考據釋讀為契機的“重寫”卻不同，它的背後是曆史文獻的發現，是曆史事實的變更，是曆史線索的重新梳理，於是“重寫”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像世紀初的甲骨卜辭之於商周史、敦煌文書之於中世史一樣。
古代中國是一個最為撲朔迷離的曆史學時代，頭緒紛亂又支離破碎，本來不多的文獻史料，在一些想象力豐富的文人那裏羼入了神話的虛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裏又隻剩下不成片斷的二三策。信古者在“五帝”前麵還加上“三皇”，全不顧太史公“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暗示，如唐代給司馬遷補《三皇本紀》的司馬貞；疑古者則截斷眾流，把《詩》以前的曆史加上括號放在一邊，也不管思想的曆史有流也有源，如近代在北京大學講哲學史的胡適。信古者那裏好像文獻史料一大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把曆史學的史料庫當成了雜貨鋪，疑古者那裏幾乎所有的古書都有作偽的嫌疑，小心翼翼地把古代中國的史料剔得隻剩下幾根骨架，好像在愛克斯光透視下的人體。近代以來，“信古”者漸少，而從乾嘉考據學那裏承繼下來的實證學風、從近代今文學家那裏受到啟發的懷疑主義，在近代科學思潮的挾裹下演出了曆史學界最富於挑戰性的“疑古”之風，於是，相當多的文獻與舊事被擯棄在外，而剩下的史料在約化的理論背景下被編織成一條中國古代的線索。殷商信神尚鬼、周人崇天敬德、春秋禮崩樂壞、戰國百家爭鳴、秦皇焚書坑儒、漢武獨尊儒術，仿佛已成公式，把綿綿的思想與文化的幾百年曆史簡化成幾頁薄薄的教科書。記得我讀書的時候，《易》《詩》《書》《禮》《春秋》、諸子百家加上《史記》的古史係統，早已被古史辨以來的科學主義史學思潮衝擊得七零八落，古代中國的曆史記載仿佛是一件並不結實的舊褂子，在過分追求幹淨的人手裏被反複揉搓，洗去了汙垢之後，褂子也已經襤褸破碎。像《文子》《鶡冠子》《尉繚子》《鬼穀子》一大批被稱為偽書的文獻被破字當頭的懷疑主義一下子打入另冊，更不要說《周禮》和《古文尚書》，看看張心澂的《偽書通考》開列的那一堆書名就可以想象，那個時代的史學家仿佛一個過分嚴厲和挑剔的檢察官拿著一個過細的篩子，曆史文獻稍有疑問就不能通過他的關卡，這種方式在精確中犧牲了想象，在小心中放棄了可能，因噎廢食劃地為牢，既拒絕了線索，也喪失了曆史的豐富。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李學勤先生在我們的一個小型討論會上作了一次半即興的演說，這就是後來由李零等人整理，發表在《中國文化》第七期上的《走出疑古時代》。演說的內容比發表的要豐富得多，不過大概的意思就是結語中所說的：“咱們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從彌漫的懷疑風氣中走出來，對古老的說法多一些承認，給現存的文獻多一些信任，重寫古代中國的學術史，這似乎就是本書的意思。
走出“疑古”的時代，說來容易做來難。有人早就提出，曆史學應該經曆“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據說是馮友蘭先生的發明。不過據我看，從“信古”時代到“疑古”時代，因為伴隨了科學與實證的思潮，變化比較清晰與明顯，但從“疑古”時代進到“釋古”時代並不容易，因為釋古必須有古可釋。古史的文獻資料擺在曆史家麵前，是信是疑總得有個態度，不可能半信半疑。在“信古”立場看來，所有可信之古史均在應釋之列，這並不成問題，從“疑古”立場看來，所有古史之可信均在應審之列，解釋隻能解釋那些通過審查的資料，這也不成問題。可是“釋古”究竟應該解釋哪些“古”，是把流傳的神話、傳說、曆史一起解釋，還是隻根據那些篩選過的資料解釋，實在還是一個問題。“釋古”與“信古”“疑古”並不一樣，後者是史料的甄別，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釋古”與其說是一個必經階段，還不如說是曆史學家心目中期待的一個理想結果。馮友蘭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冊的序言裏也說“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曆史的完成，必須經過（疑古派）審查史料及（釋古派）融會貫通兩階段”，換句話說釋古派也是從懷疑開始的，如果沒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曆史文獻，釋古派其實無古可釋。真正能夠使“釋古”成為現實的，必須等待新的史料如這些過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獻的重新麵世，這些不為世人所知已久的“秘籍”的出現，不由得人們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國的原來麵目，不由得人們不去重新解釋古代中國的知識世界，新資料對舊文獻，出土的佚籍對現存的經典，於是“釋古”成為可能而“重寫”將成必然。
不過，在對曆史進行重新解釋之前，其實要作很多基礎的功夫。如果我理解的不錯的話，在這本書中，李學勤先生尤為用力的是在實踐他那次演講中所提到的古籍“排隊”，即“用今天出土的這些材料設立幾個定點，然後把其他的古書排進去”。學術史說起來首先是古人著述係列的曆史陳述，寫學術史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資料的長編，像司馬光寫《資治通鑒》之前一樣，資料孰先孰後，卻是關係到學術史脈絡的關鍵所在。過去出土的如子彈庫楚帛書、近年出土的如睡虎地秦簡，銀雀山、張家山漢簡，馬王堆漢帛書，就是重新建立文獻係統的幾個定點。按照李學勤先生的思路，這是一個可以分為三步的程序，首先是對出土簡帛佚籍本身進行校勘、考證，確定其成書年代（而不是寫定年代或入葬年代），然後將現存典籍與其比較，根據其文字、詞匯、思想，參照有關記載，辨別它們的早晚前後，並對它們進行排隊，最後才是依據這種次序清晰起來的文獻係統，來闡述學術與思想的變化。
舉一個例子。如《楚帛書與道家思想》中論證楚帛書的下限是公元前三百年，他把這一時間點置於《老子》到《淮南子》也就是戰國到西漢的道家思想係統中。他發現，馬王堆之《觀》一章的神話係統中，與《老子》一樣，沒有包犧，而楚帛書《四時》一章亦同，可是《文子》則在神農與黃帝之間加上一個包犧，因此要晚於上述幾種典籍。但七十年代定縣漢墓曾出土《文子》，《文子》應早於《淮南子》，《〈鶡冠子〉與兩種帛書》又根據馬王堆帛書《稱》與《道法》兩章中一些段落與《鶡冠子》的承襲關係指出兩種帛書應早於成書於秦始皇前的《鶡冠子》，因此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而在同一節中又對馬王堆《黃帝書》進一步加以討論，他根據“五正”這一思想的痕跡，指出在馬王堆《黃帝書》與子彈庫楚帛書《天象》及《鶡冠子》之間有一種互相影響的關係。如果再進一步對典籍加以係連，那麽，本書指出，《黃帝內經》引用過《黃帝書》，是《黃帝書》早於《內經》，《戰國策》之《燕策》引過《黃帝書》中之《稱》，《燕策》明記在公元前三一四年左右，則《黃帝書》應早於此時，而《黃帝書》與《國語》之《越語》中範蠡的言論大有相似，而《越語》中範蠡語為實指，又比《黃帝書》之泛論來得早，這樣，思想的傳承係統就漸漸清楚起來，我們不妨將這些結論列出一份文獻的次序表：
《老子》《越語》（戰國早期）——馬王堆《觀》《稱》 / 楚帛書《四時》《天象》（戰國中期）——《文子》《鶡冠子》（戰國晚期）——《淮南子》（西漢）
這樣，對於道家的神話係統、關鍵概念、思想傾向的曆時性梳理似乎就容易得多了，對於過去一直不得要領的道家思想與黃老之學的傳遞轉承關係也有一定的文獻線索，而對於道家與兵家的糾葛，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啟發。
豐富的簡帛佚籍傳遞了紛紜的消息，在本書中包含了多種多樣的有趣的信息，仔細看看，發現在似乎簡單的對勘、考證、比較中，有相當多的課題隱藏在簡要的敘述之中。張家山漢簡《蓋廬》與現存的《越絕書》及已佚的《伍子胥》之關係，睡虎地秦簡與《墨子》中之《城守》及墨家禽滑釐一派在秦地流傳之痕跡，馬王堆帛書《稱》與《逸周書》之《周祝》及其與《慎子》成書之先後，此外，如張家山漢簡《引書》與《老子》、《算術書》與《九章算術》、馬王堆帛書《易》與今本《易傳》，幾乎每一個話題都是一個課題，且需時日深入研究。也許是李學勤先生太匆忙的緣故，也許是出土文獻來得太多的緣故，本書在相當多的地方是一閃而過。但是，就是這一些看來簡單的提示，給人們留下了相當有趣的啟發。不妨看一個例子，如對於治文學史的人來說，關於馬王堆帛書《稱》與《周祝》可能均為太祝六辭之雋語集成的說法，關於放馬灘竹簡中的傳奇故事與後世誌怪小說有淵源的說法，是否都是可以作為文學起源的話題，而對文學史家有拾遺補闕的啟示？
什麽是“學術史”，我與李先生的看法並不相同。據我的體會，似乎李學勤先生的“學術史”三字用的是舊義，其實包含了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思想史、文化史在內，範圍頗廣，本書所論既有儒、墨、道、陰陽、五行、兵、法諸家形而上的思想，也有製度、法律及民間生活等形而下的內容，為了方便，我們姑且按照這一稱呼，把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演變曆史統稱為“學術史”。
曆史學對於古代中國學術史的描述，自從本世紀以來，漸漸成就了一個難以掙脫的範型，章太炎還相信的“諸子出於王官”論，到了胡適的眼裏，就成了不合情理的偽說，過去史傳對於諸子的記述，到了古史辨派的時代，就大多不可信了。剔除可疑的偽說，留下證據確鑿的記載，按照進化論的秩序，想象學派之間的矛盾，填補史料匱乏而出現的空白，用思想進化的邏輯修複理路的環節，人們已經構造了一個條理清晰、線索分明的古代中國的“學術史”。但是，當出土文獻不斷麵世時，這個完全可以自圓其說並且十分清楚的曆史敘述，就出現了問題。問題之一就是，過去為諸子百家所排列的時代先後秩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一些被排在後麵的著述現在看來要排在前麵了，過去一些被剔出去的著作又要擠進學術史的行列了。《周禮》似乎成書時代要比我們能夠接受的還要早，《易傳》看來至少要放在戰國中期而不是戰國晚期到西漢前期，《禮記》的一些篇目大概也不是漢儒的憑空編造而是淵源有自的先秦著述，《吳越春秋》在《日書》的比照下也可以相信它“包含著年代較早的內容”，《說苑》《新序》被證明它們所記載的先秦史事確實不是劉氏父子的向壁虛造，就連《孔子家語》《孔叢子》這樣的書，也可以在出土的簡帛中找出源頭，而被當做古籍辨偽範例的《古文尚書》，是否孔安國偽造也漸漸成了疑問，至少《文子》《尉繚子》《屍子》《鶡冠子》的由偽而真，就使過去看似定論的古書序列充滿了疑竇。問題之二就是，過去看上去很清白的純粹思想家也不那麽純粹了，那個時代的學術史也不是僅僅由那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構成的了，在今天考古發現的簡帛文字中，數術、方技、兵家、法律方麵的內容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像子彈庫楚帛書、銀雀山漢簡《孫武兵法》《孫臏兵法》，馬王堆漢帛書《五十二病方》《導引圖》，張家山漢簡《漢律》《引書》《脈書》，睡虎地秦簡《秦律》《日書》等等，這一方麵說明《七略》《漢誌》對古代文獻的分類恰如其分地顯示了當時學術的現實，一方麵說明隻看重儒墨道法思想序列的思想史或哲學史並不吻合社會的實際水平，就是那些看似虛玄的思想，其實也有其非常鑿實的知識背景。像孔子思想，雖然多數在談社會倫理等形而上的話題，但其思想卻與殷周之禮儀有極深的淵源，馬王堆帛書《易傳》中之《要》就說到夫子自道“吾與史筮同途而殊歸”，所謂“殊歸”隻是“我觀其德義耳”，仔細想想這句話的意思就可以明白學術史“同源而異流”的脈絡。又像道家及黃老之學，表麵上多是在談天道等超越之思，但實際上與古代天文曆算占卜醫方之學難解難分，如《越語》下範蠡之論“時”“天時”，李學勤先生就指出“看似抽象，實與陰陽數術相通”，與“戰國至漢初盛行的黃老道家及陰陽數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李學勤先生此書在這兩個問題上都為我們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通過地下簡帛與現存典籍的考察為部分學術史文獻重新排了次序，糾正了過去的偏頗與失誤，通過各種文獻之間的關鍵詞語、思想表述的比較為學術史尋找了知識背景，使學術史的描述更貼近當時的文化土壤。不過，在這兩方麵我還有一點不成熟的想法，首先，是對於古代文獻的某些記載是否仍應保持一些懷疑與警惕？“走出疑古時代”的意味並不是“回到信古時代”。為了矯枉，過正當然難免，但是有時太過相信古書中的某些成說，又有些令人疑惑，本書中有的地方在考證古書時過於鑿實，如從某書傳承係統的記載尋找簡帛佚籍的具體傳人，從文獻與文獻的一些相同段落或詞語論證彼此的承襲關係，我以為多少有些過於落實。古史記載難免掛一漏萬，儒分為八，傳承係統已經不太清楚，道有多家，就是一個老子加上一個莊子，其前後的師承授受也還是謎，偌大的中國，上下幾百年，文化流傳的脈絡和知識教育的係統實在不是一兩部《史記》說得清楚的，與其一一對號入座，不如霧裏看花；而現在考古發現也說明，同書異源、同源異書、分分合合、拆拚組合，是戰國古書的常事，那時既沒有署名之利，又沒有版權之爭，思想流派之間也沒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輾轉抄撮，鉤玄摘要，改頭換麵也極平常，所以字麵或句子的相同未必一定有直接關係。其次，是關於先秦思想流派的互動關係，本書指出了思想流派的交叉影響，也指出了陰陽數術五行思想對各種思想的滲透，但是我總是覺得，陰陽五行在戰國時期究竟是一個自成體係的思想流派，還是一個當時社會的總體的知識背景，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陰陽五行在古代中國是從天文、曆算、禮儀、占卜、曆史、神話等等知識中被人們逐漸體驗到的一種宇宙觀，數術方技以此為基礎的土壤，儒道思想何嚐不用它為自己的背景？莊子說“道術為天下裂”，思想者各持一端，不過“本是同根生”的淵源則使他們在知識背景上不會相去太遠，所以，不必說“晚周到西漢初陰陽家思想盛行”，從而影響儒家如《洪範五行傳》，也不必說楚帛書中之語句，證明道家對陰陽家有影響，有可能陰陽五行四時八方的思想在當時本來就是“資源共享”的。《太史公自序》裏“論六家要旨”將先秦思想分為儒、墨、法、道、名、陰陽，隻是漢代人為整理曆史思路時，對此前紛紜的思想史的主觀概括，有了這種後設的框架，曆史與思想才能清理得有條有理，但我們卻不必以為先秦思想世界真的已經自報家門豎起了大旗。
有一次與李學勤先生同車，我冒昧而直率地提到我讀此書的一個感覺，就是這本書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可是有很多課題卻在此書裏滑門而過，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從內容到文字，都有些太匆匆忙忙的味道。現在想來，這也許是過分的苛求，因為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實在給我們提出了太多的挑戰，丁公村的陶文是不是文字？良渚玉琮到底是不是通天的法器？濮陽西水坡蚌殼堆就的龍虎之形是否天象中的青龍白虎？淩家灘玉龜玉版的圖案究竟象征了什麽？這些都不必說了，就說出土的簡帛佚籍，它的出現使得清代考據之學的求證方法與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學成果連帶它的原則都受到了嚴厲的質問，更使我們從“定論”中得來的古代中國思想圖景發生了裂紋，讓我們重新思索古代中國文明，古代中國學術史也許從此不再是少數思想家連綴起來的序列，而是一個活生生地存在過的生活過的世界，不再是那幾十種著述前後相繼的單薄的線索，而是相當多的思想、方法、知識交織起來的絢麗而豐富的曆史。那麽，一個人的研究能力是難以窮盡其奧秘的，李學勤先生的這部書能夠揭示如此多的問題，能夠提出如此多的課題，使舊的關於古代中國的學術史的敘述範型動搖，這就已經讓我們覺得“開卷有益”了。
不久的將來也許還會有更多的問題向人們挑戰，因為地下出土的文字類資料還很多很多，至今還有許多不曾公布。等到公布之後也許還會有更多的疑問需要人們去解決，因為過去被視為當然定論的古代中國學術史，現在看來已經顯得簡略與草率了。據說，地下發現的簡帛佚籍將要給古代文明史增添很多東西，據說，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要給古代典籍平反很多個冤假錯案。這實在太好了。近年來，學術界一直在醞釀著變化與更新，可是至今步履艱難，有人希望靠價值評價上的轉換，有人期待著分析理論上的變化，有人則嚐試在敘述形式上的革新，但是，我以為，有可能真正的突破恰恰是在以典籍的發現與考據為先導的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中。
地下埋藏的佚籍還能給我們多少次驚喜與困惑？我們還將多少次被迫修改我們的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不知道。隻知道曆史研究就是這樣一個事業，它不斷地證明，又不斷地被證偽。隔著若幹個時代，曆史家在推斷、揣摩古代的情形，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們麵對著當代思想的詰問，又麵對著古代資料的挑戰，在不斷的敘述修改修改敘述的智力運作中，我們與古代對話，體驗著古人的心情與思想。在這種時刻，我們特別期望的就是，能夠更多看到地下埋藏的古代中國的奧秘，因為每一次發現，都使今人與古人的距離短了一些。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於京西寓所
在新發現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泥版碎片中，我們發現，一位男性可能會讓另一位男性變得更加文明。
Alex Clark 2018/11/27 10:00瀏覽 8.4W來源：界麵新聞字體：宋
《吉爾伽美什史詩》泥版碎片 圖片來源：The British Museum/PA
《吉爾伽美什史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學史詩，講述了蘇美爾國王吉爾伽美什的殘暴統治。這部史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後麵的故事則是抄書人（通常是戰爭罪犯）為了討好國王亞述巴尼拔、在亞述古都尼尼微（Nineveh）製作的阿卡德版本。這些年來，其中一部分泥版碎片陸陸續續出土。這些出土的泥版碎片數量不斷增加，其中的故事與最初的版本可能有所差異，也有可能對其進行了補充和擴展。
最近，人們又發現了一部分碎片，這本身並不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新聞，但這些泥版碎片引起了人們的興趣。為什麽呢？因為這塊泥版上記載的是有關性的內容。恩奇都（Enkidu）是這部史詩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渾身是毛，以放牧瞪羚羊為生，他會將野獸從獵人的陷阱中拯救出來。而這塊泥版中則說道，恩奇都並不是因為連續做愛一個星期而進化為文明人的。事實是，他做愛的時間長達整整兩周。
一位男性在經曆了極大的性愉悅之後，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這種複雜的情節在文學曆史當中經常出現。這塊泥版上記載的也是類似的內容。因為吉爾伽美什非常殘暴，而且，他的暴政之一便與性有關：他會突然出現在烏魯克城，在他人的新婚之夜，在他人的新房當中，奪走新娘的貞潔。因此，神希望創造一個能夠與吉爾伽美什相匹敵的人物，來遏製他的暴政統治。於是，神妓（Shamhat the harlot）帶著神的旨意來到了恩奇都的麵前。在她到來之後，恩奇都的幸福生活便宣告終結。
在這塊泥版所記載的故事當中，恩奇都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嗎？並不完全是。他的性之初體驗為他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他確實曾試圖去改變吉爾伽美什，並因為“初夜權（droit de seigneur）”的問題而和他大打出手。但是，在失敗之後，他便似乎開始支持吉爾伽美什的計劃，吉爾伽美什的母親寧孫女神也收他為義子。之後，恩奇都和吉爾伽美什一起征服了怪獸洪巴巴，殺死了天之公牛（Taurus）。寧孫曾告訴恩奇都，“你要像愛妻子一樣去愛他。”後來，恩奇都死於疾病，而沒有光榮地在戰場上犧牲，他咒罵神妓，以為後者削弱了他的力量。吉爾伽美什則用典型的戲劇風格承諾道，他會“像一個哀悼的女人一樣哭泣”。
性在這裏的作用是什麽呢？是使得恩奇都離開森林裏的美好生活（這是壞事），還是讓他能夠和吉爾伽美什一起冒險、一起享受榮耀（一定程度上來說，這是件好事）？在這部史詩當中，性最初的目的是去保護烏魯克新娘的貞潔。但是最終恩奇都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性似乎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當然，這部史詩當中並沒有過多地涉及到後麵這些新娘的命運如何。
幾千年之後，我們仍然不清楚性到底是好還是壞。在文學當中，性似乎總是給人們帶來災難，包括少年維特、安娜·卡列尼娜、苔絲（以及亞雷·德伯）、《1984》中的溫斯頓和茱莉亞等等。總體上來說，性給女性帶來的災難遠遠大於男性——在《吉爾伽美什史詩》當中，神妓之所以沒有受到性的反噬，或許是因為她本身就是根據神的旨意而做的妓女。
這個故事暗含著這樣一個觀點：一位男性能夠讓另一位男性變得更加文明。在反性騷擾運動的時代，這個觀點似乎充滿了缺陷：渣男隻會慫恿另一個男人來一起幹壞事，並千方百計為他遮掩；他們會認為好男人都是孬種。而文學當中的人物則與此不同，這或許能讓我們擁有更多的希望。例如，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夏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等等。在唐娜·塔特（Donna Tartt）最近的小說《金翅雀》中，西奧和鮑裏斯是兩位染上毒癮的青少年。他們其實不算是正麵人物，但他們最後互相幫助，共同克服了毒癮。
但是，《吉爾伽美什史詩》所講述的是，如何限製一位強大且自戀的領導者，哪怕在這個過程中，你必須要把他送到地獄當中去。什麽樣的人能夠穩住特朗普呢？雷恩斯·普利巴斯（前白宮幕僚長）不行，安東尼·斯卡拉穆奇（前白宮通訊聯絡主任）不行，侃爺（說唱歌手，曾與特朗普碰麵）肯定也不行。我們希望可以是約翰·凱利（現任白宮幕僚長），但是現在看上去這個可能性也挺小的。或許隻有約翰·傳奇（美國歌手）為整個團隊而犧牲自我，我們才能看到希望。
在企鵝出版社“經典係列”的介紹當中，《吉爾伽美什史詩》的翻譯者安德魯·喬治（Andrew George）曾提到，詩人賴內·馬利亞·裏爾克也曾參與了這項工作，他曾讚揚這本書是一部“與死亡恐懼有關的史詩”。在這本書當中，“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戰爭表明，我們最為自負的領導人也依然會害怕死亡。我們最好繼續收集這些泥版。
（翻譯：尉豔華
狗是人類的好朋友，也是最早的朋友。狼是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被馴化為狗的。最近這一問題有了驚人的發現。
ED YONG 2016/06/10 17:45瀏覽 138.7W字體：宋
數萬年前，在還沒有網絡，沒有工業革命，沒有數學文學，銅和鐵，甚至沒有農業文明的時代，早期人類就和另外一個物種建立了看似不可能的友誼。這個物種就是灰狼。人類和灰狼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漸漸地，灰狼改變了自己的體態和脾性。他們的頭骨，牙齒的爪子變得越來越小，耳朵開始下翻。他們的性情變得溫馴，不再令人恐懼。他們學會了讀懂人類複雜的麵部表情。他們演變成了犬類。
狗的起源：爭論了數十年仍沒有定論
時至今日，狗已經成為了人類生活熟悉的一部分，他們是公認的人類的好朋友，也是易於獲取、易於理解的表情包的主要素材。狗是人類最早成功馴化的動物，他們用吠聲向人類世界傳達信息。我們養狗是在養貓和養雞之前，在養豬牛羊之前，也是在種植大米、麥子和玉米之前，在人類重建世界之前。
“如果人類沒有馴化物種，地球上最多隻會有幾百萬人，” 考古學家、遺傳學家Greger Larson說，“但現在，我們有70億人口，經曆了各種事情——氣候變暖、遊曆世界、變革等。其中，馴化影響了世界的方方麵麵，而狗是最先被馴化的物種。”從人類史的角度考慮，“我們和其他的野生靈長類動物並沒有太大區別；我們操控所在的環境，但這能力並不會比控製一群非洲象大多少。不過，我們能和狼群成為夥伴。這樣的友誼改變了我們與自然的關係。”
Larson致力於研究狗的起源。他想了解狼是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被馴化為狗的。但在數十年的努力之後，他和他的科學家同伴仍然在為答案而爭論不休。他們唯一達成共識的理論是犬類都是狼的後代，不論是矮矮胖胖的柯基還是高大威猛的獒犬。而在其它方麵，學者們都各執一詞。
有些人提出，狼大概是在1萬年前被馴化的，但也有人說是3萬年。有人說馴化犬類最早發生在歐洲，也有人說是中東，或是東亞。有人認為早期人類中活躍的采獵者們馴化並飼養了狼；也有人覺得是狼在進行自我馴化——它們從獵人們留下的動物屍體中覓食，在人類的營火旁遊蕩，隨著世代交替而越來越馴良，直到最後變成了人類固定的同伴。
因為狗的馴化曆史悠久，又在很大範圍上都和狼有著頻繁的交叉繁殖，他們的基因成了“一碗燉到難辨食材的湯”。在他劍橋大學的辦公室裏，Larson說“人們很好奇這些基因裏的成分，以及它們是按照什麽比例和順序排列的，”他聳了聳肩，“我們得出了17種可能性，而我們無法辨別它們。”
唯一的辦法是向曆史尋找答案。考古學、遺傳學功底都極為紮實的Larson竭盡所能地收集犬類和狼化石，並聚集一些合作者，從而盡可能多地采集到DNA樣本。研究的結果將確切闡明遠古犬類內部之間的關聯，以及它們與現代犬類的關係。想要給科學家們爭論了幾十年的問題找到最可靠的答案，這個方法是最有希望的。
到目前為止，這項課題已有了驚人的發現。這個新發現將顛覆整個關於馴化為犬的討論——問題的關鍵不在何時，何地，而是被馴化的次數。
藏獒是古東部犬的後代
狗曾被馴化過兩次？
在位於愛爾蘭東海岸的Newgrange小城，科學家們在一處4800年前形成的山洞裏發現了許多動物的骸骨。來自都柏林三一學院的Dan Bradley就幸運的找到了一些狗的岩骨。岩骨是耳朵背後的骨頭，骨質細密，例外地易於保留DNA。如果你試著從化石中尋找DNA，大部分是從毒性微生物中獲得，隻有一小部分出於這些DNA的來源——骸骨。而能卻能保留80%以上的物種信息。所以，Bradley得到了足夠的DNA來排列一隻早已消失的狗的基因組。
隨後，Larson和他的同事Laurent Frantz成功對比分析了這個Newgrange小城的研究結果與700隻現代犬的基因。他們構建了一張龐大的家族譜，研究的犬類位列其中，並各有關聯。讓他們驚訝的是，家族譜上明顯分支出了兩大家族。其中，以沙皮和藏獒為代表的東歐亞大陸犬種是一種分支，而另一種，則包括所有的西歐亞大陸犬種，如在Newgrange發現的狗狗。
西部的這條支線可能曾遭遇嚴重的瓶頸---犬類數量大幅度下滑。Larson猜測是長途遷徙導致了這樣的巨變：最初在東部，所有犬類都是同樣的構成，直到其中一支向西方進發。這個猜想也佐證了狗最早是在中國被馴化的觀點。
但又有決定性的事實扭轉了這個猜想。計算顯示兩個犬類王朝大概是在6400年到14,000年前相分離，但無論東歐亞大陸還是西歐亞大陸，最老的犬類動物化石都早於這個區間。這表明早在東方犬遷徙到歐洲之前，歐洲已經有犬類動物存在了。
對Larson來說，隻有狗曾經被馴化過兩次，這些細枝末節才有意義。
Larson的完整猜想是：在數千年前，灰狼就被西歐亞大陸的人類所馴化。剛好，相同的過程也出現在了東歐亞大陸，導致東西部同時存在著兩種地理上相分離、截然不同的狗。我們暫且稱之為古西部犬和古東部犬。在青銅時代，一部分古東部犬隨人類遷徙到了西方，離開故土，並創造了Larson的家族譜上的分支。在遷徙中，他們遇到了古西部犬，與之戰鬥，交配，漸漸完全代替了古西部犬的存在。
因此，現代的東部犬是古東部犬的後代，而現代的西部犬（包括在Newgrange發現的那隻）則主要由古東部犬的基因組成，大概隻保留了少於10%的古西部犬的遺傳信息，而古西部犬現已滅絕。
對於Larson而言，支持這個猜想是非常大膽的，不僅僅是因為過去他關於牛、羊等其他動物被馴化過兩次的課題都困難重重。“任何關於馴化至少兩次的聲明本質上來講都會被許多證據駁回，”Larson說，“顯然，豬在安納托利亞和東亞都被馴化過。其他的都是隻馴化過一次。”不過，狗可能是個例外。
眾說紛紜的犬類起源論
部分犬類基因學家卻無法接受Larson的大膽推測。“我對研究的結果表示懷疑，”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Bob Wayne說，“他的樣本非常單一。”盡管Wayne同意現代犬明顯有兩大分支，但仍馴化一次也仍有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次馴化讓犬類分布廣泛、大範圍雜交，並數量大增。
早在2013年，Wayne的團隊就比較了126種現代狗和狼，以及從18枚化石中提取的線粒體基因組。他們斷定狗最初是在歐洲或西西伯利亞地區被馴化的，時間大概確定在18800到32100年前。同時，Wayne也說，歐洲有很多類犬類動物的化石，而亞洲發現化石卻完全不同。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的教授Peter Savolainen的發現則更靠近Larson的結論。他比對了58種現代狗和狼的所有基因鏈，發現中國南部的犬類擁有全世界最多樣的基因變種。這最早可以追溯到33000年前，比古東部犬遷徙要早了18000年。
然而，Savolainen並不認可古西部犬是一個獨立的分支。“這個假設大大超出了數據的分析範圍，”Savolainen說，“那些所謂的‘古西部犬’沒準真的隻是狼，或是更早移民到西部的古東部犬。盡管這些事情我說不清，但我敢肯定狗是從東南亞起源的。”
不過，Wayne並不同意他的觀點：“我當然沒有Peter那麽武斷。”康納爾大學的教授Adam Boyko也不同意：在研究了那些鄉村犬後——那些自由分布在人類定居地附近土狗們，Adam堅持唯一一次的馴化發生在中亞，靠近印度或尼泊爾的某處。
走犬獸骨骼化石
除了基因，骨骼是Larson掌握的另一決定性證據。如果狗的起源隻有一個地點，那麽化石的排列也應該是最早的犬類分布集中在某處，然後更年輕的化石從這向四周擴散開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考古學家發現歐洲最老的犬類化石來自15000年前，而東亞的則來自12500年前。但是，任何位於西歐和東亞中間的地理位置，最早的犬類化石隻有8000年大。
“如果我們的推斷是錯的，你們能如何解釋這樣的考古發現？”Larson稱，“難道一群狗能在一周的時間裏從東亞跳到西歐？然後再穿越到4000年後？這都是不可能的，隻有雙起源的說法比較行得通。”比利時皇家自然科學院的學者Mietje Genompré也說：“Larson的想法可信度很高”。
但Larson也並不是完全自信的。“我隻有七成的把握，”Larson說，“我們還缺少一些關鍵的證據。”
為什麽研究犬類的曆史這麽難？
在所有科學家要爭論的問題中，為什麽研究犬類的曆史這麽難？
首先，我們不確定犬類基因改變的速度。不同的基因突變率支撐起了許多研究的結果。盡管我們不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麽，可以肯定的是，在數千年的時間裏，不同品種的犬類相互雜交，與狼配種，被人類飼養，甚至走遍了世界，這些都讓他們的基因變得渾濁而難以判斷。
科學家們不是沒有想過從狼的角度研究狗，但最終發現又是一條死路。灰狼曾經廣泛的分布在北半球，所以可能在任何位置被馴化成狗（當然北美洲除外）。更關鍵的是，沒有一種現代狼的基因構成比另一種更靠近狗，說明最終進化成狗的狼種早已滅絕。研究狼和狗的基因隻能是個死循環，就像拿著一張沒有真凶名字的犯罪名單在辦案。“隻有讓時光倒流才能說明一切，”Larson打趣地說。
這個知名的非正式研究“大計劃：犬類起源”其實來自於Larson早先尷尬的處境。在2011年，Larson還是研究家養豬馴化史的DNA專家。當時，僅僅是因為市場的喜好和犬類自身的魅力，部分淺顯的犬類起源研究甚至比他辛苦做出的分析更容易在國際科學期刊上發表。“我當下打電話給我的搭檔Keith Dobney，”Larson說，“我在電話裏咬牙切齒的說道‘好吧，那我們就研究狗吧！’隨即他也同意加入了。”
從一開始，這對科學拍檔就認識到自己的研究不會平息當下對犬類起源的討論。他們隻能收集狗和狼化石上的遠古DNA，並做序列分析。他們試圖從思路上尋找突破，這一方法貫穿了他們的整個研究過程。Larson也沒有想到他的研究會做的這麽大，直到他和他的同事拜訪了世界各地去尋找犬類的化石，去參觀了眾多博物館和私人的收藏品，從考古學基地搜刮了一些骸骨。
這些骸骨碎片，通過清洗，打粉和化學處理，最終會濃縮為幾滴液體。這樣小小的液體裏，存留了早已死去的狗或狼的基因信息。Larson的實驗室中已經有了1500個這樣的基因樣本，而他們還會陸陸續續的製作更多。與此同時，Larson也用電腦軟件對7000個史前狗進行了複原。每一塊頭骨碎片都會從220個角度拍照，使得Larson能夠栩栩如生的還原出他們生前的樣貌，並觀察進化地過程中頭蓋骨的不同特點。DNA和骨骼這兩條線索應該足以證明或反駁Larson的猜想，而結果應該在最近的6到12個月就會揭曉。
除了研究古生物的DNA之外，Larson也非常擅長社交。在2013年，Larson竭盡所能地召集大量研究犬類起源的科學家，並邀請他們去阿伯丁討論彼此的研究。“各執一詞的緊張氛圍很正常，”Larson笑著說，“但它帶來的負麵情緒很快就會消散。當然，酒精也起了很大作用。”
“沒人會顧慮自己的猜想被推翻是怎樣的丟臉。說到底，科學要的不是麵子，而的是刨根問底。”
（翻譯：楊家悅 編輯：金玉蓉）
在紙張普遍使用之前，中國古代的書籍一般書寫在竹簡、木簡或絲帛上，前兩者多見，但書寫在帛上的書籍究竟是什麽樣子，一直無從知曉，直至馬王堆漢墓的發掘，人們才有幸看到了它的樣式。
馬王堆漢墓帛書是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價值最高的藏品之一，數量、種類均居世界之冠，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一個長方形漆盒中。帛書的主人是西漢初期的長沙國丞相、軑侯利蒼的兒子。這些帛書的質地均是生絲織成的細絹，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寫在通高為48厘米的寬幅帛上，另一種帛書是寫在通高為24厘米的帛上。現經專家學者整理，出土帛書有50餘種，10多萬字，大多是失傳已久的珍貴文獻。內容涵括政治、經濟、哲學、曆史、天文、地理、醫學、軍事、體育、文學、藝術等眾多學科。按照《漢書?藝文誌》分類法，可分為六藝、諸子、兵書、術數、方技五類。其中六藝類有《周易?六十四卦》、《二三子問》、《係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諸子類有《老子》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聖》、《經法》、《十六經》(或稱《十大經》《經》)、《稱》、《道原》、《老子》乙本、《九主圖》；兵書類有《刑德》甲篇、《刑德》乙篇、《刑德》丙篇；術數類有篆書《陰陽五行》（又名《式法》）、隸書《陰陽五行》（有學者從中分出一篇《出行占》）、《木人占》、《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相馬經》、《物則有形圖》、《宅形宅位吉凶圖》；方技類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胎產書》、《養生方》、《雜療方》、《卻穀食氣》。這批帛書的出土，為中國文獻學、版本學、校勘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提供了十分豐富的實物資料，無疑為世界考古史上空前的一次重大發現，堪與殷墟甲骨、西陲簡牘和敦煌卷子相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該墓出土的一枚紀年木牘，可以斷定該墓下葬的年代是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說明這些帛書在地下已經埋藏了2100多年了。
帛書的抄寫大多有一定格式：均以墨書寫，有的用墨或朱砂先在帛上勾出了便於書寫的直行欄格，即後世所說的"烏絲欄"和"朱絲欄"，有的還畫有上下橫界欄。48厘米寬幅的每行書寫70至80字不等，24厘米寬幅的則每行寫20至40字不等；篇章之間多用墨塊或墨丁作為區別的標誌；有篇名的一般在全篇的末尾一兩個字的空隙後標出，並多記明篇章字數。篇章之間多不分章節。
帛書的抄寫年代均在墓主生前（公元前168年），根據帛書中的避諱情況和帛書中既有的明確紀年，如《陰陽五行》甲篇中的"廿五年、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2年、221年），《刑德》甲篇中的"今皇帝十一年"（即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即公元前177年）等可以推斷，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抄寫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間。
（喻燕姣/文）
【作 者】：程少軒
【英文作者】：
【導 師】：
【關 鍵 詞】：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堪輿,複原
【發表期刊】：《紀念馬王堆漢墓發掘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發表時間】：2016年10月
【收錄情況】：
【機 構】：複旦大學
【摘 要】：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一書中《陰陽五行》甲篇的複原方案存在較大問題。我們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該篇《堪輿》章的拚綴需要調整。一些帛塊應改拚（如編號為左三上、左三下的帛塊等）, 一些殘片當剔除出該章（如原編號為《堪輿神煞表》第一、二、三欄之殘片），另可新綴入一些殘片（如殘片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第四六號等）。《雜占之五》也應做出相應調整。以湘博方案為基礎做出的三十六幅帛塊複原方案可以確定是錯誤的。該篇帛書正確的複原，應該是一套三十二幅帛塊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