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再讀紅2代

先表明1下，我喜歡讀史，因為好奇。

與其說我對曆史好奇，不如說更對自己所親曆的生命曆程好奇，我是個小人，相對於中國的大人，大大人類，我不過是個滿足於所謂“10畝地1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式的普通者，但是，中國有13億人類，我此等追求已經很高尚。

或許，全人類與我同，都是好奇者。

曆史，肯定與政治有關，政治經濟學是高深的，需要請專業大師們多多思考，請他們不要白白浪費吃進去的糧食。

曆史，也高度挑動人們的敏感神經，因為裏邊有政治，如果說，人與人們之間的討論與對話已經實是在缺少激情，以致於討論難以進行下去，大家都哈欠連連，要洗洗睡了，那末，還有1法可以提神，就是討論政治與性。

政治與性，可能突然而快速地點燃人們的那份久違的所謂激情。。。
於是，人們喜愛討論文革，喜愛討論毛澤東。

高調討論文革，掀翻當局的即有評斷，顯然是1種無益的政治舉措。。。

但是，廣義而言，而且，其實也是，“文革遺老遺少”數以億計，文革甚至撥動全球人類的5誌7情，敏感神經，當然，文革與當代的中國人關係最大。

讀陳小魯的言論，不過在表明：陳毅先生與他自己都對文革不滿意，毛搞文革是罪行。但是，他們大可說出自己的不滿，而最大不滿無非是毛澤東先生對他們父子的不信任。。。
而陳毅也貌似反林彪的英雄，而後來毛也因林彪事件，向陳道歉了。
但是，毛不會為文革反悔！這是1著好棋，是毛做為1個大國戰略家投下的好棋，以致於真正影響了中國與世界，重重地鐵定地改變了世界大國的戰略格局，奠定了當代中國所有政經舉措的可能性之基礎。

——這裏，問題在於：你要將事情說全麵。你隻能說，你對文革還不理解，但是，農民們對文革不理解，隻好罵毛澤東，因為他們沒飯吃，他們最終也可以造反，但是，諸如陳毅父子們對文革不理解，則有些自欺或欺其人，因為，他們自己是大院中人，位居精英高位，曆史上就反過毛，也被毛所容忍，毛還是重用了他們，換句話說，毛1直都在對他們說道歉。。。而毛自己是個農民，他是個農民船長。。。農民是水，精英是舟，但是，精英們登船，忘了當初對農民的承諾。。。總以精英自居，更不理船之所向，彼岸，風浪，船進水，民落水，觸礁，船翻。。。因為自有毛船長在，翻船他有責，棄船他有罪——精英們是子賣爺田心不疼，吃喝玩樂不管酸，紅2代們行走大院，出入軍機要地，互通消息，傳言小道，年輕氣盛，壯誌淩雲，黃口小兒撼山，鐵塊燒紅不懼。。。自幼懷有精英氣，治國舍我能有誰？毛船長也看了出這回事，因此，他曾有8旗子弟之隱憂，因為，如此下去，中國船民心要渙散，農民與精英還要群毆打鬥，還是要翻船。。。

你讓人家毛船長咋辦？中國再來1次軍閥混戰？

隻好文革1下了。哈哈。

同理，林老虎也對毛澤東不滿意，要殺毛。。。
林陳本質上都是反文革的，林立果與陳小魯也是反文革。。。

人家毛澤東說啥了？還不是給他們高位，讓他們發揮。。。最後，毛自己輕描淡寫地說幾句：天要下雨。。。娃娃不可捧成超天才。。。陳毅是個好同誌。。。

但是，當初毛爺倒黴時，那是孩子老婆遭殃，家破人亡。。。連個毛岸英還要送上戰場，被掛爐了。。。
你林陳們，你陳小魯，林立果們跟共產黨走，就知道當官發財？人家毛澤東那兩下子還不如你黃口小兒？
林老虎想滅毛澤東，陳小魯還想搞聯動。。。我看是鮮花掌聲裏度春秋，是少年壯誌不言愁，對於治國之政，是3歲小兒不懂草，就要結婚生貴子。
哈。

如今，此類文革遺老，都近7老80了，這些年不知自己反思些神馬？
滿腹勞騷，1肚委屈，牛1下子，再B1下子，可惜了名帥之後，愧對毛周的1片苦心。

 

[大斧]

明朝滅亡與東林黨的"偷稅漏稅"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麽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麽坐得住呢！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隻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

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鍾。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東林黨，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隻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麵煤山一棵槐樹上。

崇禎吊死的時候，太監的評價是“若魏忠賢還在，天下本不會如此的。”文官的評價是：“獨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禎皇帝對東林黨的遺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可惜，崇禎到死的時候才發現東林黨“偷稅漏稅”的真麵目

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製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製排斥，而且這樣的抵製活動，幾乎無一例外的獲得了成功，而且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裏的意思僅僅是你國家要打就隻能打農業的主意，你要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不言利，隻言義”，那都是對國家政府，對皇帝說的話，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隻要說說義就可以了，來說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征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征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製度。想逃稅，沒那麽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征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隻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麽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當北方農民水深火熱之時，江南的行商坐賈們又是怎樣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不僅僅是明朝成化以來廣泛流行的房中術和性享樂主義風潮下一位虛擬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實再現了晚明江南“市井販鬻”、“逐末營利”的商業盛景。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時其地，那些為富不仁者的真實麵目。

西門慶除了正常的經營方式外，還涉嫌偷稅漏稅。按照明朝稅製，三十稅一。《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湯來保欺主背恩》中，韓道國一萬兩銀子的綢緞貨物，應當納稅300多兩銀子。但經過稅卡時，西門慶啟動關係網，用50兩銀子行賄，得了錢老爺一封人情書信，過稅卡時，貨物“兩箱並一箱，三停隻報了兩停”，最後貨也不驗，隻交了35兩5錢銀子，就蒙混過關。當然，事後西門慶還要送一份厚禮給鈔關。大概連交稅帶送禮，隻花了100兩銀子。來保的貨船從南京來，西門慶又用100兩銀子行賄，備了酒席禮物送給稅官謝主事，至少漏稅五六百兩銀子。——在這裏，國家吃了大虧，稅官得了小利，獲利最大的是西門慶。

然而，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麽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麽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麽坐得住呢！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隻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麽少花錢怎麽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折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麽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還攻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國破家亡，人財皆失，時人短視，瘋狂逃稅數十年，自以為占了大便宜，卻不知這實乃地地道道的自殺之舉，可悲可歎。

東林黨人一方麵指責皇帝與民逐利，而他們自己何嚐不言利？簡直就是對利言到了緇銖必究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一丁點的商業稅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製，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

讓我們看看漢武大帝是如果嚴懲偷稅漏稅者的

在與匈奴的戰爭後，漢帝國的國庫為之一空，漢武帝必須要推出一種創新的聚斂財富手法，才能使戰爭和自己的享樂生活繼續下去。於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頒布了“算緡（min）”和“告緡”令。

所謂“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征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百二十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征稅一算。同時為了避免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還特意為他們另立一戶口冊——稱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個人都要主動向政府自報個人財產，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這就是“告緡”。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們很為武帝的這一舉措拍手稱快。商人牟利與農夫不同，其所得與所付出在任何時代都不成正比，這樣的人有交納高稅的義務。但是，人性是貪婪的，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稅越低越好。漢武帝時代的商人不會因為自己少交納了稅而感到傷了自尊，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盡權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鼓勵告發，並且獎勵告密者。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但是在執行中，困難還是有的。比如有官員與商人勾結，幫助商人逃稅。武帝在處理了這樣的幾位官員後，於前117年，特意任命楊可主持“告緡”。也就是說，專門成立了一個由楊可負責的機構，這個機構如同今天的信訪辦，接納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內容主要是針對被告發逃稅的商人。三年後，楊可的工作業績突飛猛進，武帝再申告緡令。一時間，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農夫得到了向富人報複的機會，他們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單槍匹馬，從帝國的各個角落來到京城，進行告密。

據說，楊可這個部門如同今天飯菜特別可口的特色飯店，來吃飯的人都要提前領號，很久之後才能接見自己。“告緡”的結果，讓漢武帝非常滿意，朝廷得到了以億計的財物，田宅無數，許多商人中產之家隻好宣布破產。

不過，一種製度的目的如果不純粹，那麽，在其執行時，就會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經濟告密的背後，往往摻雜了許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過朝廷鼓勵的“告緡”，把平時的怨家給輕鬆地解決了。當告密如同秦國時已經成為國家法律，那麽，遵紀守法就成了百姓的義務。即使無密可告，因為有激勵因素在裏麵，許多人也會找出秘密來上告。

漢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籌措了雄厚的資金，最終打敗匈奴，攻占南越、東越(廣東、廣西)，建立了“東西9302裏，南北13368裏”（《漢書·地理誌》），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漢帝國。 (本文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圖門巴雅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