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與鄧小平先生們關注了民主

黃炎培與鄧小平先生們關注了民主與集團的關係，但是，沒有關注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中國船，正在波濤中，列強的堅船與利劍是不會在意你中國船民不民，主不主的。

毛時代，中國船無睱開人大，全體船民海選船長，走街造勢，竟選海選，議場口水加拳腳。。。就是現在，也不可以。。。因為隻會加速翻船，或自取船翻。。。精英們棄船有小船，有救生衣，有洋鬼子接救。。。幾億農民就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難民了。嗬嗬。

百年來的中國史與世界史與時空，給於中國人的機會，隻能有兩次， 1 被毛抓住了， 2 被鄧抓住了。

毛鄧抓住的是大時代。。。毛鄧的具體施政可圈點，有得失，有功罪。。。但是，評毛鄧，評中國，必須與世界的曆史大態勢相關聯。

毛最清醒地將中國投放於世界大潮中加以觀察，鄧也學到些，但是，鄧學得慢，不全麵。

毛鄧都可謂戰略家，毛高於鄧，鄧自己心知肚明。

黃先生是個學人仁人高士，但是，不是戰略家，目力所及，難以觀海。

目下，中國的民主，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隨時可翻船，船翻億民沉入海，則無民，何談主？
何況，百年中國曾翻船，孫毛蔣周劉鄧們都曾力爭船長救過這已翻的破大船。。。流血無計，國人死傷無數。。。

此為，“中國民主”這個主題的要害與關鍵！

所以，民主並非目的，而是工具，毛所思，有道理。

以愚所述：民主，對於10數億中國草民，不過是件華麗的皮衣，皮衣的主要功能是禦寒，可惜幾億農民穿不起，實在要穿，是要付出風險與代價滴，甚至生命代價。

民主，要舍命，你敢麽？

民主，要時間，你等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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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2012-12-28 第 104 期 1957 年毛澤東和黃炎培 ( 左二 )

毛、黃都期待用 “ 民主 ” 打破曆史興亡周期律

1945 年，抗戰勝利在即，國共矛盾也日趨激烈。 7 月 1 日，黃炎培、褚輔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從重慶啟程，以個人身份飛赴延安，希望能夠為國家和平盡一些力量。毛、黃關於 “ 曆史周期律 ” 的 “ 窯洞對 ” ，即產生於這樣一種曆史背景。

1945 年，毛澤東說： “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

關於 “ 窯洞對 ” ，最原始的資料，是 1945 年 10 月重慶國訊書店發行的黃炎培《延安歸來》一書。黃氏在該書中寫道：

“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 ‘ 其興也勃焉 ’ ， ‘ 其亡也忽焉 ’ ，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 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 區域一步步擴大下，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 ‘ 政怠宦成 ’ 的也有， ‘ 人亡政息 ’ 的也有， ‘ 求榮取辱 ’ 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 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 毛澤東答： ‘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 我想：這話是對的。隻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入，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 [ 詳細 ]

無獨有偶，同行的左舜生也在延安問了一個相似的問題，隻不過他提問的對象是彭德懷。左氏在飯桌上問彭氏： “ 假定有一天你們的環境變了，你們有什麽方 法保證你們的一切做法不會變質？ ” 彭氏的回答與毛澤東完全一致： “ 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過問政治，政治又不能約束軍人，我想每一個軍人都是會要變成軍閥的！ ” 在 1945 年的延安， “ 民主 ” 這個詞是一種潮流，沒有理由認為毛氏與彭氏的回答不是發自內心。 [ 詳細 ]

1952 年，黃炎培承認毛澤東已通過 “ 民主 ” 成功跳出興亡周期律

“ 曆史興亡周期律 ” 是黃炎培極為關心的一個政治命題，在其日記裏提到過很多次。 1951 年 7 月 1 日，黃氏寫了一首長詩《中國共產黨三十年》，首次公開承認該命題已被新政權徹底解決。詩中說： “ 對大眾緊密聯係，對己自我批評，這些武器，會從人群中放出萬丈光芒。隻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實已經證明，並不是誇張。到今天，我識得了，當時延安一席話，我估計過低了；我所得到的答複，是正確的， ‘ 隻有人人起來負責，這好政府才會長久 ’ 。 ”

1952 年 8 月 4 日，全國政協常委會議，毛澤東在晚餐後，向各黨派征求意見，黃炎培終於得到機會，當麵向毛澤東表達他對當年 “ 窯洞對 ” 的拜服： “ 三 五反勝利結果，證明 1945 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複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曆史傳統的興亡反複的周期率是正確的。 ” 黃氏把這種拜服寫入了他的日記。此後，黃氏極少再談及 “ 曆史興亡周期律 ” 。 [ 詳細 ]

但毛、黃二人對 “ 民主 ” 的理解其實是不同的

毫無疑問， “ 窯洞對 ” 裏毛澤東提出的用 “ 民主 ” 來打破 “ 曆史興亡周期律 ” ，是不易的真理。但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 “ 民主 ” 究竟是什麽？在這個層麵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和黃炎培的理解，並不全然相同。

黃炎培：民主是天性，是自由的具體化；保障自由要靠製度建設

黃炎培畢生致力於教育救國。對於什麽是 “ 民主 ” ，黃氏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1943 年，黃氏在重慶出版《民主化的機關管理》一書，在自序中，黃氏說道： “ 民主的前身，還隱藏著一個名詞，是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具體化。全民自由規則化、製度化。 …… 所以自由與民主，在教育上為天性。在政治上為真理。但一 說民主，便以為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製度，竟認民主為政治學專用的名詞。甚且認為隻有歐美式民主政治製度，才配稱民主。則是大謬大謬。民主的形式，必須滋溉以民主的精神。民有、民治、民享，隨處適用。 “ 耕者有其田 ” ， “ 有飯大家吃 ” ，現時口頭流行的這一類語句，都沒有跳出這原則範圍。民主，何嚐限於政治製 度。 ”

黃氏這番話，道出了他對 “ 民主 ” 理解的三個要點： 1 、民主是一種 “ 天性 ” ，其真義是自由，為保障自由，民主須規則化、製度化； 2 、民主不單單是指政 治製度，而是覆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麵； 3 、民主不是隻有歐美式民主這樣一種形式。第三點尤其值得注意 —— 黃炎培是一個社會主義信徒。事實上，正如胡適所 說， 20 世紀的聖經就是社會主義， 20 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懷有或深或淺的社會主義信仰。不獨黃炎培如此，那些被教科書標簽為 “ 民族資本家 ” 的盧作孚 們，同樣都是社會主義信徒；甚至包括蔣介石，也畢生都懷著對資本主義的深切厭惡。黃氏對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也毫不掩飾： “ 在政治上，民主主義，就是拆穿這 些樓板。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無法消滅階層的。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拆穿這些樓板。民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都是拆穿樓板運動。 ” （黃氏把社會運動比喻 成樓房裏的下層、中層和上層之間的 “ 拆穿樓板運動 ” ） [ 詳細 ]

毛澤東：民主 “ 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 ”

毛澤東對民主有過許多論述。 1944 年 6 月 12 日，他在答複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記者的問題時說： “ 民主必須是多方麵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 些，都需要民主。 ” 這種觀念顯然與黃炎培完全一致。但與黃氏將民主當作人的 “ 天性 ” 有所不同，毛澤東認為民主僅僅是一種手段： “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 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 又說： “ 民主 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麽事情。 ”

將民主看作一種 “ 天性 ” ，因 “ 天性 ” 必須獲得尊重，故保障民主的製度建設必不可少。而將民主單純地看成一種手段，因手段具有可多樣性和可替代性，可 用也可不用，想用則用不想用則不用，相關的製度建設自然也就往往付諸闕如。事實也確實如此，毛澤東大量對民主的論述，都集中在 “ 民主作風 ” 層麵，如 1944 年 12 月 15 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說中批評許多人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各地應 “ 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麽人，隻要 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 ”—— 但問題是：僅僅 “ 提倡民主作風 ” ，而不是從製度上保證 “ 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 緊 ” ，是不能真正讓 “ 大家 ” 敢於暢所欲言的。 1958 年 8 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又說： “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製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 90% 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黨的決議和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 ”—— 這實際上是否定了法律層麵的民主製度建設。 [ 詳細 ]

對民主的理解差異如此之大，為何黃炎培 1952 年還對毛澤東表示拜服？

既然黃炎培和毛澤東對民主涵義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何以到 1952 年，黃氏會當麵向毛澤東表示拜服，認為毛澤東確實已經通過 “ 民主 ” 成功跳出了曆 史興亡周期律了呢？黃氏這種表態，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治高壓下的違心之論，因為黃氏不但在日記中記述了自己對毛澤東的拜服，而且還在日記中特地附上了一份簡報 —— 署名 “ 東流 ” 的一篇《關於 “ 曆史周期率 ” 》，該報道亦對新政權成功跳出曆史興亡周期律大加讚揚。在私人性質的日記中用心附上這樣一份簡報，很可能意味著黃氏的拜服，是發自內心的。

1945 年從延安歸來後，黃氏雖然與中共越走越近，但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場，卻始終沒有改變，毛澤東曾不滿於他 “ 對我在蘇北之各種措施攻擊甚力 ” ，指 的就是黃氏對解放區土改中嚴重的亂打亂殺現象的不滿和批評，黃氏主張減租減息，不讚成暴力土改。對毛澤東取自列寧的 “ 民主集中製 ” ，黃氏也有諸多意見。 1949 年 8 月 29 日，黃氏致函毛澤東，提出他對 “ 民主集中製 ” 的看法： “ 各方都傾心接受民主集中製，我意此時急須將這一名詞做一番具體的說明，否則萬一發生兩種不同的措施，一方以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為是集中 …… 例如民主集中製必備之條件：組織、首腦、小組。它的施行法，關於選舉：從編選名單起到開會當場無記名圈選，應該怎樣怎樣；關於開會，怎樣召集、討論、議決，到怎樣通過記錄，怎樣保留不同意見；以及關於執行、關於檢討獎懲等等，一一舉出實例，說明 理由。這些工夫，管見頗以為需要，隻不知已有人做過沒有？尊見以為怎樣？敬求公餘賜教 ”—— 很顯然，黃氏仍然希望給 “ 民主集中製 ” 這個新事物套上 “ 製度建 設 ” 的馬轡，黃氏希望在實施 “ 民主集中製 ” 時，能夠有清晰的規則和製度可以遵循和約束。但黃氏的意見，沒有得到響應。

雖然對民主涵義理解的分歧未曾消失，但黃氏在 1949 年之後確實受到了毛澤東極高的禮遇，其各種參政議政的行為也獲得了當局極大的尊重。據其子黃方 毅說： “ 建國後尤其是 1954 年前，毛經常向黃谘詢有關政策，有時夜半之時黃被從睡夢中喚起，赴中南海豐澤園與毛晤談 …… 有時候，黃從毛處回來，興奮不 已，雖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書起來。 …… （黃炎培）對毛的政策並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並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 …… 對毛澤東的不同意見，黃有些是當麵提 出，有些是去信表達，有些則是回避口筆交鋒，而在相關會議上提出 …… 與黃的肯諫、敢諫相對應，毛對黃這位以師長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國初期，是很尊重、很 客氣、很寬厚的。 ” 至 1954 年止，黃炎培、毛澤東二人間的來往信件多達近 200 封。這種親密程度，是其它民主人士如梁漱溟等人所不敢企及的。黃氏自己也 對自己所擔任的角色和所獲得的尊重相當滿意 ——1952 年的 “ 三反五反 ” 運動中，黃氏反映了很多問題，大多受到了當局的重視，黃氏對此非常滿意， 3 月 17 日在日記中寫道： “ 深深感覺我現職位的確重要，必須努力而也是值得努力。 ” 這樣的 “ 知遇之恩 ” ，大概正是黃氏稍後向毛澤東表示拜服的最主要的原因。 [詳細]

但黃氏很快就會意識到：僅僅依賴於毛澤東個人對他的 “ 知遇 ” ，而沒有製度上的保障，他參政議政的權利和希望收獲的尊重，都是不堅實的 ——1954 年，黃氏在統購統銷問題上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其子黃萬裏後來如此總結其父的政治生涯： “ 一九四九年後任副總理，旋改任人大副委員長，五四年糧食統購統 銷後於國事無所建樹。 ” [ 詳細 ]

結語

鄧小平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說道： “ 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 ‘ 反右傾 ’ 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 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的現象，不斷滋長。 ” 顯然，在鄧小平看來，毛澤東並沒有能夠走出黃炎培所謂的 “ 曆史周期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