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2010-09-02 07: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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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個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對我們勝似親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轉變”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陳輝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兩批日本戰犯進行了教育改造工作。一批是在解放戰爭中俘獲的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反共活動的日本戰犯,共140人;另一批是從蘇聯引渡過來的日本戰犯,共969人,這批戰犯主要是蘇軍出兵東北時俘獲的,在蘇聯被關押了5年,抗戰勝利後,他們被移交給中國,關押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由於在中國侵略多年,許多人都會講漢語,是地道的“中國通”。
蘇聯移交的日本戰犯主要有:原日本關東局總長武部六藏、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官古海忠之、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警務部少將部長齊藤美夫、日本陸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日本陸軍第3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真之助、日本陸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31名將官或相當於將官級人員。
這批戰犯都是日軍上層人物,與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俘獲的大量日軍下層官兵不同,他們頑固地堅持反動的侵略立場,不斷散布侵略有理的輿論:“日本人口多,且地少。因此,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對外擴張”,“日本戰敗是由於犯了擴大戰線的戰術錯誤,但日本無疑是個強國,等著瞧,有朝一日還會東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優等民族,我們雖然是戰俘,但中國政府不敢隨意處理我們。”
日本戰犯要求“立即釋放”
朝鮮戰爭爆發後,戰火燒到鴨綠江邊。1950年10月18日,中央來電指示將全部戰犯轉移到哈爾濱。大轉移時,這批日本戰犯幸災樂禍,認為這是他們的出頭之日。他們斷定中國軍隊根本不是美軍的對手,過不了幾天美軍打過來,他們就能得救了。有的戰犯公開在管理人員麵前狂叫:“我們強大的日本都抵擋不住美軍,你們能有什麽辦法擋住?妄想!”
然而,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後,捷報頻傳,不到兩個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就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回了“三八線”。日本戰犯感到不可思議,比從前老實多了。
但日本戰犯的頭目並不服氣,他們想出了新花招,有組織地向戰犯管理所提出“我們不是戰犯,是俘虜,立即釋放我們”的無理要求。
中國人民警官大學黨委書記、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回憶了當年日本戰犯無理取鬧的情景——
在監獄的院子中央,日本陸軍第59師團師團長藤田茂中將擋住金源的路,要求談一談。金源把他領到管理所所長辦公室。還沒等準許他坐下,他卻已經坐到椅子上。
“我要見毛澤東,請你們給安排一下。”說完,藤田茂轉過身子望著窗外。
“將軍閣下,有話請和我說好了。”時任所長孫明齋回答。
“我不想和你談,我要見毛澤東。”藤田茂氣勢洶洶地說。
“不想說什麽就回到監房去!”孫明齋站了起來。
藤田茂這時轉過身來對視著孫明齋說:“你們踐踏國際法,按國際法,結束戰爭後應立即送還戰俘。”他還叫囂新成立的中國政府沒有資格處理戰俘。
“這裏沒有俘虜,隻有雙手沾滿血跡的戰爭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這些戰犯中的主謀之一,要記住,新中國政府是代表遭受你們殘酷迫害的人民大眾的政權。”孫明齋回敬道。
這時,藤田茂猛地站起來,想說什麽,但未發一言。“他實際上是向我們發布‘宣戰布告’!”金源回憶起這一幕。
鹿毛繁太的檢討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監禁的日軍戰犯中,許多人隸屬於日本陸軍第59師團。藤田茂在這些戰犯中仍保持著上下級關係,很有號召力。
“我們是忠於天皇的軍人。我和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來中國維持秩序,所以,我們不是戰犯,而是戰俘。依照國際法規定,戰爭結束後應立即送還戰俘。但是,現在中國政府踐踏國際法。”藤田茂以所謂國際法煽動部下進行抗議、請願、絕食,企圖策劃“合法鬥爭”。
第3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積極響應藤田茂的主張。鹿毛繁太高舉雙手大喊:“戰後才成立的你們國家是無權監禁我們的。”日本戰犯對他的舉動十分推崇,稱讚他是“民族英雄”。在鹿毛繁太的煽動下,一些戰犯在監獄的院子裏遊動,邊走邊喊:“釋放!釋放!”
為了壓製日本戰犯的氣焰,管理所在監獄四周顯眼的地方架起了機槍,增加了崗哨,機槍裏沒有裝子彈。同時,取消了自由活動時間,減少了放風時間,把挑頭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閉在獨號監房。
監獄很快恢複了平靜。加強警戒後,有些戰犯非常恐慌。一些戰犯怨恨起那些煽動抗議的戰犯頭目。
幾天後,金源路過監房時,鹿毛繁太對他說:“以前的事情是錯了,請原諒。”
金源指出:“你既然煽動那麽多人,就應該在那些人麵前反省錯誤。”
第二天鹿毛繁太交了檢討書,沒有任何內容。金源讓他重寫,並讓他在獄內廣播中念出來。
開始鹿毛繁太說什麽也不念。金源沒有讓步,最後他隻好在廣播中念了檢討書:“我檢查日前煽動鬧事的錯誤,作為俘虜違反了監獄規定……”
鹿毛繁太的檢討起到了預想不到的效果。戰犯們在監獄廣播中聽到鹿毛繁太的檢討聲都驚呆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會在中國人麵前低頭認錯,一下子都蔫了。
“對我們的處罰權力
當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戰犯管理所的領導清楚,日軍戰犯表麵上服了,但內心中不服,鹿毛繁太在檢討中就不承認自己是戰犯,隻承認是戰俘。
管理所的領導認為對“戰犯”與“戰俘”的是非問題,不能靠壓服,而是要用法律來解釋,讓日軍戰犯心服口服。
大多數日軍戰犯的狡辯,是根據戰前的國際法,而對“二戰”後製定的國際法一無所知。
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法解釋,戰爭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力,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所以,發動戰爭的行為不被認定為戰爭罪行。交戰中,軍人隻有違犯公認的戰爭法和規定,如使用毒氣殺害平民的行為才被定為戰爭犯罪。在當時的曆史時期,那些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沒有受到任何的法律製裁。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戰爭。發動戰爭的德國、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蠻行徑,激起世界人民的公憤。戰勝國在人民的呼籲下,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推出了一係列審判戰爭罪犯的國際法規。
1945年8月,蘇、美、英、法四國簽署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在人類曆史上首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等級和概念。
根據上述原則,策劃戰爭的戰犯被定為甲級戰犯,指揮者為乙級戰犯,執行者為丙級戰犯。在撫順監禁的日本戰犯,在戰前和戰爭期間,在中國犯下了殺人、放火、掠奪等罪行,他們不僅違反了國際法,也違反了他們本國的刑律。
戰犯管理所向日本戰犯們說明了上述有關國際法規,但他們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捂著耳朵不聽管理幹部的解釋。
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官古海忠之,對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認識,在戰犯中也很有威望,並且通曉法律。管理所便把日本戰犯召集在一起,開了古海忠之檢討會。古海忠之檢討了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後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有了新的變化。每個戰勝國有權力單獨審判任何侵略國的戰爭罪犯。對我們的處罰權力當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古海忠之的檢討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日本戰犯們再也不借國際法鬧事了。
享受與中國國家幹部相同的生活待遇
撫順戰犯管理所對頑固的日本戰犯,在教育上十分嚴厲,但在生活上就不同了。日本戰犯可依照停戰前的階銜享受與中國國家幹部相同的生活待遇。
周恩來總理指示,對在押的日偽戰犯在生活標準上要按照國際慣例處理。依據戰犯原來的級別,參照我軍的供給製標準,按將官、校官和校官以下3個級別,分成小、中、大灶3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周恩來還要求,對在押的戰犯既要看緊管嚴,外緊內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又要做到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尊重他們的民族風俗習慣,注重從思想上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日本戰犯可以在獄中的花園自由活動,除了每天打掃監房衛生外,什麽活兒也不用幹。其生活水平比在蘇聯監禁、勞動時,強了不知多少倍,日本戰犯對此感觸很深。
經過長期的教育改造、以理服人和生活上的特殊關照,日本戰犯的“武士道”精神被瓦解,他們開始懺悔自己的罪行,心服口服地承認自己是戰爭罪犯。
偽滿洲國興山警察署署長田井久二郎和特務股長東城政雄作為侵華戰犯被逮捕,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寬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東城政雄對自己的戰爭罪惡深表反省,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並主動交代了自己參與謀殺東北抗日聯軍著名將領、原北滿抗聯總司令、抗聯第3軍軍長趙尚誌的罪行,同時揭發了田井久二郎直接策劃殺害趙尚誌的秘密。
東城政雄交代:“我參與了謀殺趙將軍這件事,不僅僅是對將軍一個人,而是對當時東三省的三千萬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們因為失去了抗日鬥爭的領導人而沉浸於巨大的悲痛和憤怒之中。實際上,這是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於我的罪行,使東北人民抗日運動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大大地推遲了。越想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戰犯名單(收監號碼353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對我們這些戰犯實行了極為寬大的政策。我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裏始終貫徹著人道主義的‘尊重人權’、‘不許打人’、‘積極治病’等基本方針。由於這個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對我們勝似親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轉變。”
中國政府對東城政雄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他被免予起訴釋放出獄。東城政雄回國後說:“如果有人讓我第二次拿起槍來,我是死也不幹啦!我衷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我在超度死者亡靈的時候,決心把我的餘生貢獻給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事業。這是我今後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贖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沒有資格再活下去了。”
東城政雄沒有食言,盡管他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脅和恐嚇,仍我行我素。他參加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親身經曆說明日本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談自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思想轉變的過程,積極倡導中日友好,對複活軍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先後多次重返中國,從事中日友好活動,受到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成為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
南京的石子
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日軍戰犯,回國後創辦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除了會員之間的聯誼活動外,主要致力於中日友好工作。
日軍遠藤三郎中將回國後,四處講話,寫文章,宣傳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戰,為中日友好奮鬥終生。
日本戰犯永富博道在晚年84歲時也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罪行進行了真誠的懺悔。
永富博道曾在中國各地參與殺害了300多名中國人,於1950被捕,在中國收容所服刑13年。回國後,他通過講演和出書懺悔自己的罪行。2000年7月,老人覺得餘生不多,便向外孫女講述了埋藏心底的罪行:“我過去犯了很多罪,我都幹了些什麽傷天害理的事呀……”
他從一個精美的小盒子中取出了8個美麗的白色和茶色的石子。這是他1963年在中國被釋放後,回國前路過南京時拾來的。
“我不能忘記贖罪的心情,我把這些石子看作被我殺死的中國人。我想把這些石子還給中國。”他對外孫女說。
他還把載有“永富自白”的雜誌拿給外孫女看:“軍官說,我給你做個示範,拔出了日本刀,一刀就劈倒了一個中國人,鮮血呼地一聲噴射而出,人頭落地。一個中國人嚇得魂飛魄散,縱身躍入揚子江的濁流。我從士兵手中借過一支槍,向在水中漂浮的中國人的腦袋射擊。這是我在中國首次犯罪。我就是永富。這是1937年在南京發生的事情。”
中國政府公布了永富《戰犯供述書》的一部分:“我直接殺害了61名中國人。其中槍斃了4名、打死2名、刺殺了9名、活埋女性2名……”
在許多日本戰犯迫於壓力、緘口不言的時候,永富老人頂著壓力,大聲疾呼:“日軍有罪!”並把這曆史之罪告訴後人,用懺悔來祈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