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童萬元“土豪”夢

黃童萬元“土豪”夢

——三線往事係列

　　小時候俺的的確確地做過一場轟轟烈烈、雄偉壯麗的“土豪”夢。

　　用今天的準確說法，該是大富豪的夢——擁有1萬塊（人民幣）。那時可不能叫人“土豪”。“土豪”在俺的青少年時代是一個極其反動的稱號，不但沒人會去追求當“土豪”，聽到這個名詞的第一個反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階級敵人——土豪是《高玉寶》“半夜雞叫”裏的周扒皮、是四川收租院的劉文彩、是海南島強占民間美女吳清華的南霸天、是逼債逼死了喜兒爹楊白勞、又把喜兒逼進深山當了“白毛女”、有個會打算盤的狗腿子管家穆仁智的狗地主黃世仁。

　　如今每個人一個月都掙個幾千上萬塊的，更有一年下來，掙個幾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和上億的大“土豪”——大富豪（小心髒不行了，歇會兒再接著碼字吧。先喝口水去，把這口氣兒順過來）。現在的人看到我小時候的夢想是1萬塊錢，準保笑掉下巴，樂得肚子痛。

　　您先別笑。真的，俺小時候的夢想裏多了都沒想，就是一萬塊！因為俺十來歲時就做過非常仔細的科學研究和數學演算，認定1萬塊就是人生終極目標了。

　　您聽俺給你細細算一下這筆“土豪”帳。小時候在貴州大山裏的“三線工廠”生活長大，印象中左鄰右舍叔叔阿姨們家家似乎都很窮。工人工資分八級工資製，記得學徒工一個月就是１８塊錢，出徒後能漲到２０多塊錢，一個出徒後幹了幾年的工人一個月也就掙３０多塊錢（網上資料：文革時上海的青年工人，學徒三年，第一年：17.84元；第二年：19.84元；第三年：21.84元；滿師後：36元/月。因一直不加工資，民間有“36元萬歲”一說）。看那些拿著３０多塊錢的工人們，一天到晚日子過得樂嗬嗬的，我心底很是羨慕。

　　有一次在一旁聽大人們吹牛聊天，說到廠裏有幾個上海人，家裏在銀行存有上萬塊的存款。當時的“人民銀行”儲蓄利率是4%。俺偷偷拿算術一算：一萬塊錢一年利息就是400塊，除以12個月，平均一個月33.33人民幣。哎喲我的媽呀——這不就是一個工人拚死拚活每周工作六天（那時還沒有實行每周五天工作製）幹滿一個月才能掙到的工資嗎？每個月利息就能有３３元的收入，還上啥班兒啊？

　　俺的偉大夢想從此誕生了！

　　唉，都怪那時的人實在是太窮了，窮到什麽程度呢？給你說個俺家的故事，你就知道了。記得１９７６年夏天，市裏的電訊部門弄來了一批“韶峰”牌14寸黑白電視。當時廠裏已經開始有零星幾戶人家買了９寸或１２寸的黑白電視。每天晚上播放電視節目時，那些人家就會黑乎乎地擠滿了一屋子的人。前麵有坐地下的小孩，中間是做板凳的，後麵是站著的。有時候孩子哭、婆娘叫，地下桌子床上弄得亂七八糟。這有電視的人家一不敢關門上鎖不讓人進，二不敢出聲責怪——都是左右鄰居，那個孩子撒了一地尿的媽是車間主任或班組長的老婆，把人得罪了日後可咋處？記得曾有人家實在有點受不了了，咬牙閉門拒客，結果外麵黑燈瞎火的，門上被缺德淘氣的死孩子們黑暗地裏砸上幾塊磚頭。老爹老娘把家裏幾個孩子每天晚上尋摸去別人家看電視的眼饞樣子看在眼裏，想著大人孩子年初為了看周總理追悼會，到處找地方蹭電視的可憐樣，一商量，一咬牙，一狠心：把家裏存款拿出來，買個“韶峰”牌14寸黑白電視！看官注意此處細節——是“把家裏存款拿出來”，不是去把銀行存款取出來——那是因為家裏的存款微薄的實在不值得去存銀行。俺記得十分清楚，老爸老媽去屋裏拿錢的時候，老媽把深藏在褲腰裏的一個鑰匙拿出來，搬個凳子夠高，打開一個摞在當時家家都有的大立櫃頂上，輕易夠不著，平時上著鎖的長方型大行李箱。從行李箱裏底下包裹在數層衣服中拿出一個散發著“臭球子（樟腦丸）”味道的信封，裏麵是多年辛苦積攢的家底：估計頂天是千兒八百的。老兩口數了幾遍，從中拿出480元。俺在邊上遠遠看著，看那老兩口數錢的手都發著抖，兩人低聲說著話，似乎聲都變了。

　　老爸雖然是廠領導，但不得不說那時的基層領導幹部基本還是廉潔的，再加上老爹膽又小，不敢有絲毫貪汙腐敗行為。盡管工資稍高一點，但每個月老媽都要給東北哈爾濱老家有六個孩子的大姨家寄去幾十塊幫襯（不知老爹知不知道），所以，家裏生活跟其他同學家差不多，平日緊巴巴的，所以才引出俺追求“一萬塊土豪”的夢想。

　　說到老爹他們廠領導的廉潔，有一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個下雨天，陰雨嘩嘩下個不停，結果很多人家房頂漏雨了。我們家住平房，裏屋、外屋和後接出來的廚房地上也放了了六、七個盆盆罐罐接屋頂上滴漏的雨水。外麵的雨不停地下著，俺娘正帶領俺們幾個孩子打掃、抹幹地下的積水，一個工人憤怒地冒雨衝進我家，說他家房子漏雨住不了人了，廠領導到底還管不管工人死活了？！嚷嚷幾句後，也看清了眼前屋裏盆盆罐罐的情景，那個工人的火氣當即熄了一大半，很誠懇地說道：“廠長，我今天到你家來的路上是準備大吵大鬧一番的，可看到你們家也這個樣子，唉，不說了，算了。”工人扭頭而去。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同甘共苦”吧。

　　如今，雖然生活改善多了，當年“萬元戶”夢想也早已實現了。可是平日裏生活花費總是放不開手腳。用舊過時的東西明明沒有用了，卻總是舍不得扔掉。您看，俺上班要穿襯衣，一天八小時桌前伏案工作，這些年下來好好的襯衣，就是在一隻胳膊肘處磨裂，不能穿了。十好幾件積攢擱在地下室一個紙盒箱子裏。老婆一見到就來氣，問：“那些襯衣你還能穿嗎？”“不能。”“不能穿還留著？”“留著。”“留著幹什麽？”不吭聲。“沒用就扔出去吧！？”“不扔。”“不扔你留著幹什麽？”還是不吭聲。氣得中文專業出身的老婆罵俺“整個一個儒林外史的嚴監生、法國的葛朗台大爺。”就是不吭聲。

　　其實，俺早就自我診斷過了——生命孕育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出生在“三年自然災害”尾，生長發育在物質，特別是食品匱乏的“文革時期”——俺身上有中華民族遺傳下來“饑餓基因”。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說中處處透露出民族“饑餓基因”的遺傳和強化的曆史。中華民族“饑餓基因”文化早已有人研究了，從心理學角度，據說如今世人的胡吃海喝和極強的物質占有欲是基因和潛意識裏對以前艱難困苦生活的心理拒絕和精神上的過分補償。

　　那些扔在地下室的襯衣是俺的心理補償——當年曾夢寐以求一件白襯衣、一條藍褲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