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則西事件”談三代人文化重建

從“魏則西事件”談三代人文化重建

　　眼下“魏則西事件”正在國內官方、民間、和各種媒體中繼續發酵，引起各界各種反響。套用市井評書：“此案一發，震動朝野，天子大怒，下詔徹查。”

　　這一事件的梗概是，中國年輕大學生魏則西為了治療惡性腫瘤，通過百度搜索到武警北京第二醫院，家人苦苦籌集巨款，治療未果後死亡。他死前發文揭露百度是通過競價賣出醫院排名，而醫院號稱的先進療法也是不實之說。此事在中國掀起強大的輿論風暴，百度和承包武警二院腫瘤科室的“莆田係”因此被推到風口浪尖。目前中國國內的輿論一方麵指責指向百度的競價排名，另一方麵再次開挖“莆田係”背景和部分醫院科室外包的現象。

　　如往常一樣，官方雷厲風行，立即成立聯合調查組、大張旗鼓高調進駐有關單位，約談軍方醫院管理部門和網絡搜索門戶大佬，調查事故暴露出來的“莆田係”醫療體係幕後背景，徹查事故原因。估計事情完了後要處理一批人，整理一些單位、公司，發布一些新的行業管理規章製度等等，然後大家一起繼續過日子，等待下一個社會事件的發生。

　　這些年來，國內一再發生由於“見利忘義”引發的社會事件。筆者一直十分關注並時常思考其背後的根源。一些專家學者們不止一次提到國家監管製度的缺失。這次，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已經寫了兩篇很好的文章《魏則西之死與中國特色政商怪圈》和《魏則西之死與國家監管製度重建》。兩篇文章既談到了資本貪婪的本性和國家監管製度存在對資本本性製約的必要性，也談到了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對國家監管製度建立和監管製度有效實施的兩難處境，對國家法製建設很有積極意義，筆者建議官方和民間學者閱讀參考。

　　然而，筆者從數年的認真思考中，認為國內近年發生一係列類似惡性事件背後的根源除了鄭永年和其他學者提到的“中國特色政商怪圈”和“國家監管製度”的缺失、失敗原因外，文化道德和人文精神、靈魂信仰的缺失是更深層更根本的社會原因。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今天實際上亟需一場傳統道德、人文精神、思想靈魂和人格文化的重建。它既包括了傳統道德、家庭教育、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人生目的、靈魂信仰和生命意義等人文思想內容的自由探討和建設，更包括正確地教育和培育我們的孩子，因為一個人內在靈魂人文精神和善良的心靈必須從小健康培育養護伴隨一生的存在。

　　有文章言“道德淪喪一至於斯，實在是文化教育、道德啟蒙空白在先，法製鬆馳在後。從心理學看，現代社會公民守法，有內、外二因：從小就培養的道德啟蒙、文化素質、文明規範等普及教育形成日後生存社會、維護公德、遵守法紀的內在約束力，社會的法製體係則構成外在的約束力。”法律是必要的，但畢竟法律是一股外在的威攝力量和事後的處罰手段，隻有個人自我行為約束才是更有效地防止或降低惡性“見利忘義”事件的內在、持久和預防性的途徑，更構成一個社會民眾間信任、和諧、和睦的基礎。

　　思想支配行動，心靈約束行為。如何提升大眾人文思想，如何培養人民善良心靈，才是問題的關鍵。

　　或許這個新鮮的例子能給國內一點啟發。眼下，俺們阿爾伯塔省正遭遇一場空前巨大荒野火災，已經成為世界新聞頭版標題。在加拿大三級（聯邦、省、市）政府和全體加拿大人民踴躍獻出關愛——捐款、做義工、城市裏許多餐飲店鋪門口人行道旁擺出“災民免費吃喝”牌子的時刻，筆者注意到了這樣一則新聞：一些心理專家提醒人們在人生麵對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大變故時，要特別注意應付麵對壓力和保持心理平衡，同時特別提醒尤其要照顧好兒童，避免突如其來的家園毀滅、流離失所的災難給兒童帶來長期心靈創傷。一些收費遊樂場所開始免費為災民開放，鼓勵他們帶兒童來玩，恢複兒童該有的快樂性格童年時光。顯然，這是著眼於培養青少年保持發展積極向上和陽光開放的心靈，健康的心理衛生，完整健全人格——讓他／她們長大後在社會上做一個心智思維精神正常好人——一個心靈不扭曲、不陰暗、不那麽容易“見利忘義”的人，至於他／她們是不是一定不要輸在起跑線上，一定要上大學，一定要升官發財，出人頭地，反而在其次。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眼下的中國人有錢了，可是文化沒落了，人性冷漠了，素質低下了，道德敗壞了——各行各業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金錢至上觀念。從人們日常生活感受到各種大案、要案的出現。政府到民間的各種腐敗行為。就連一向清白的醫療界、教育界，也隻顧撈錢、見死不救、拒學門外。以往“懸壺濟世”、“桃李滿天下”的讚譽，早已被褻瀆。什麽地溝油毒奶粉死豬肉毒大米毒生薑工業明膠蘇丹紅爛皮鞋假酒毒麵粉甲醛菜，假藥、假米、假煙酒、假合同、假學曆、假新聞、虛報數字的假政績．．．足以反映整個社會墮落之深。

　　不要動輒把宗教歸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鴉片，信教的人禮拜天去個教堂也可算個“周省悟身”吧。檢點反思一下個人行為，讓靈魂淨化一番，反複不斷地提醒人的一生其實很短，真正漫長的是無邊無際身後的冥冥，你說你要撈那麽多錢幹什麽？認識到這點，也許人們就不會太貪婪，以至於“見利忘義”不擇手段哪怕坑蒙拐騙去撈錢去了，靈魂就會升華一點了。就像那元曲道：“暗室虧心，縱然致富，天意何如。”俺不信教，但也受這社會和周圍信教的朋友同事影響，行為準則常常暗暗提醒自己：“人在做，天在看，頭上三尺有神明”。

　　所以，我們要敢於承認當代中國社會問題根源是人心道德出了問題。微信中有這樣一段：“四零後這一輩人的若幹特征：戰亂中出世，先天不足；饑荒中成長，後天失調；前半輩子在階級鬥爭中度過，革命的模具使這輩人規範化，做個平庸順民是自我教育的崇旨；人到中年才碰到機遇，由於年齡慣性積重，鮮有作為。殘酷的經曆教訓我們不出頭、不冒險，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寧做媳婦不做婆婆；承上啟下，自民間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從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到後半輩子接受西方文明的衝擊，可能一腦子成大雜燴漿糊，有些人越活越清醒，有些人卻糊塗固執到終；論做學問，中文功底不如上一輩人，論做官經商遠遜於下一輩人的精明和圓滑等手段；是巨變的中國近代曆史的親曆者和見證人，人生隨著重大的轉折點起伏。四九、五七、大躍進、饑荒、史無前例的文革、毛、朱、周的過世和粉碎四人幫、以及之後的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貪腐和反貪腐…”。

　　我認為，四十年代出生如今６０－７０歲年齡的父母一輩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間，即他們１０歲－２０歲的少年青年時代，本應是成長，學習同時更重要的是——塑造一個陽光、積極、開放、包容、善良、謙虛、與人為善人生觀世界觀和健康完整心靈人格的年齡。然而那卻是個兵荒馬亂的內戰年代，傳統道德文化隨著一個政權的失敗和新政權強大的打擊下迅速崩潰瓦解，新一代混合和扭曲的價值觀——本土流氓無產者＋俄羅斯暴力革命＋西方馬克思無產階級理論——成為主流價值觀，伴隨著此起彼伏忠奸莫辯、陰陽混沌、好壞不分、善惡糊塗、黑白顛倒的時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父母這輩人已無能力傳承延續傳統文化道德——《三字經》、《道德經》、《千字文》、《弟子規》、《增廣賢文》等等一些列從小教育後人道德規範的文字——他們沒有係統學習融會貫通的機會或幹脆沒有接觸過，以至於在當前社會道德教育缺失個人信仰迷失的前提下，無法承擔起傳薪傳統文化思想道德的家庭責任。更可怕的是他們中一些人自身道德缺失、靈魂信仰失落，以至於出現為老不尊，車前倒地“碰瓷”那樣的荒誕故事。所以，就有了如今“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說法（“得罪了”）。

　　這是個沒有高僧（隻見“寺廟方丈赴會去，香火和尚數錢來”），沒有大儒，沒有雅士，也沒有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的時代，看不到古人“文死諫、武死戰”的耿直不彎精神，也沒有高風亮節，錚錚鐵骨，說真話、表真情、不媚俗、不媚權的道德高潔之人，找不出“不為三鬥米折腰”的清官，沒有寧可一生貧窮，抱原則守“義”終身的文人隱士，也寫不出美刺不拘、磅礴大氣、為民請命的作文，隻有三、五個拿明星、落水狗貪官來調侃的名嘴娛樂普羅，十來個家產億萬卻犯愁未達十億萬、百億萬目標的富翁和富二代官二代們的豪門軼事花邊故事。這是個有大眾，沒文化，平庸到底的時代。我如果是國家領導人，我會深深的憂慮，不是憂慮政黨權力的延續，而是國家民族的命運。福建教育學院陳超在文章《古羅馬興衰的道德因素之考察》（曆史教學問題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中提到“傳統道德卻迅速淪喪, 崇尚奢華、腐敗墮落成為促使羅馬帝國走向衰亡的催化劑。”其實，曾國藩“社會亂兆”和於右任“亡國惡因”已隨處可見。

　　俺是文科出身，估計下麵的話會引來一堆板磚：國內的國家領導人似乎都是理工科出身，國外的似乎都是文科（法律、經濟）出身。我絕不是貶低理工科出身的領導人。但我這些年一直持有這樣一個觀點：在對社會問題思考的深度、廣度、和從曆史現實未來時空角度進行人文聯係思考方麵，理工科出身的人似乎不如經過真正科班係統訓練文科出身的。古代科舉製度都是考文科，不僅是因為古代理工科學弱勢，恐怕還有曆代明君賢臣們千年積累的經驗在裏麵——秀才舉人要做方略策，論述聖賢治國之道、古今理體。雖多屬務虛性的“空論”，但考生既須要有博精的學識，又須要有明晰的思辨，既要文采可觀，又要理義精當。相對而言，文科出身的人應該更懂得社會問題根源和國家長治久安解決辦法。尤其要指出的是古代考生們在苦讀聖賢書的同時，潛移默化地繼承了傳統道德文化，成為祖國文化道德傳薪者。

　　鄭永年先生提及的國家監管製度重建是必須的和刻不容緩的，民族文化重建——重新塑造國民人文思想、高尚道德、悲天憐人的普世情懷，博愛精神、善良心靈和啟迪人生靈魂信仰的思考，更是必須的和刻不容緩的。人的追求不外乎精神和物質。如果國家有意無意堵塞人們對思想精神、靈魂信仰的追求和探索之路，自然就驅趕人們往物質追求的路上去狂奔。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即使從現在開始著手全麵推進民族文化重建（如增加大、中、小學教學課時中古代文學、道德文章、傳統文化、西方人文、宗教等課程比重），由於我們和我們的父母這兩代人在傳統道德文化教育上缺失，加上國家目前合格師資嚴重的先天不足，也隻能做到讓我們的兒子、孫子輩比我們多接觸些傳統道德文化和西方人文教育和熏陶，要等到兒子、孫子輩裏出了大儒、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後，他們言傳身教培養教育出來的新一代人才能真正實現民族文化重建和複興昌盛的目標，推算要三代人後一百年時間。

   　眼下的時代麽，就用２００年前狄更斯《雙城記》來描述吧： 

　　　　　那是最好的時光， 那是最壞的時光； 

　　　　　那是智慧的時代， 那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任的紀元， 那是懷疑的紀元； 

　　　　　那是光明的季節， 那是黑暗的季節； 

　　　　　那是希望的春天， 那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麵前應有盡有，我們麵前一無所有；

　　　　　我們都將直奔天堂，我們都將直奔地獄；

　　　　　——簡言之，那個時代其實跟現在如此相象，以至一些嗓門最高的權威們堅持隻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的美好或邪惡。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