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散人
以前寫過日記，給自己看。如今弄個博客，給自己也給大家看。世界真奇妙！
第一篇蘭州：沉默著死去
海石灣，蘭州炭素集團
背景：
1964年9月，冶金部決定將吉林二○一廠的306車間、712生產係統和914生產係統遷往內地，初步規劃建設總投資8500萬元，職工定員1800人，建築麵積14萬平方米，年總產量為30000噸。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在二○五選址時放棄了自然、地理條件都更好的蘭州西邊河口南蘭州鋼廠舊址，選中了蘭州市紅古區海石灣，並在這裏建起了中國炭素生產基地。
不過，曆時6年建成的蘭炭二○五廠，最終規模卻遠遠超過了當初的計劃。當2006年蘭炭集團開始處理轉讓事宜時，廠內包括退休職工已經超過7000人，家屬高達20000餘人，資產負債率則以112.99%的數據處於蘭州市“前列”。在轉讓之前蘭炭曾經通過上市的方式來消化困難，但利用“海龍科技”上市的蘭炭卻並沒有獲得任何好轉。隨著海龍科技被停牌，兩屆領導被雙規，2006年底蘭炭以8000萬轉讓給遼寧方大集團，至今，與等待破產的蘭炭集團並肩而存在的“方大炭素”的廠區內，已經隻剩2000餘名職工，截至2007年8月，曾經“企業辦社會”的中小學及幼兒園全部完成了移交，職工醫院也開始了轉讓談判，廠電視台也全部並入紅古區電視網。留給蘭炭集團的除了一個空空如也的辦公大樓外，就是工廠數廠退休職工已經欠費多年的社保基金賬戶了。
海石灣，一個浪漫的名字，蘭州至西寧鐵路沿線上的一個小地方。可惜的是，這裏除了一條名為潢河的泥漿河水流過之外，剩下的隻有漫天的塵土。
然而在海石灣鎮的華龍廣場上，卻立著一個形狀醜陋怪異的恐龍雕塑。當地人說，也不知道是哪一年，距這個廣場不遠的海石灣鎮所屬的蘭州紅古區政府向外界宣布，在這片塵土飛揚的土地深處，挖出了恐龍化石。依當初挖出的化石原形，政府出資近70萬元，請山東某公司做了這個雕塑。
不過，這耗資巨大的恐龍與海石灣鎮南區的二○五廠，即如今改稱“方大炭素”的人們無關。住在這條寬闊且鋪上了紅黃兩色地磚的南區街道上的人們，除了天天盼著關於蘭炭集團的政策性破產報告盡快被批複之外，更關心的，是7月3日晚能否從市場上買到9.5元一斤的豬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今月收入僅209元，任何社會福利保證金都沒有。而第二天，豬肉價格已經確定要漲到10元整了。
幸福開了花(一)
為了209元罷課的老師們
比起這些吃肉都要精打細算的人們來說，蘭炭中小學的老師們更加艱難，他們已經過了很久連吃土豆、白菜都要計劃的日子了。
7月2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是蘭炭子弟校教師還是紅古區教育局教師的蘭炭中小學及幼兒園的數百名老師，全部坐到了烈日之下。他們已經整整6個月沒有從學校財務室領到一分錢的工資了，而在這之前的2006年，他們時斷時續的收入為每月209元。此間，高考結束、中考結束、小學畢業考結束，老師們堅持將自己這次無奈的罷課舉動推遲到7月，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不想給畢業生造成困擾，不想影響考試”。
造成老師們歸屬困難、工資不到位的原因，是目前正在申請政策性破產的蘭炭集團與蘭州市紅古區政府在學校教師人數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蘭炭中學校長連吉平解釋，“這是因為當初有部分教師進入蘭炭集團工作，事後集團希望將這部分人還給學校。但這些教師可能不符合移交資格。”不過，連吉平手下的老師們卻都說，這突然多出來的“老師們”的名字，他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之所以這時這些名字全部出現在學校教職工花名冊上，“還不都是廠裏的破產搞不下去，想借我們學校推向社會的機會，離開蘭炭。”因為部分老師及其它相關人員的舉報，蘭炭中小學包括幼兒園在內的近400名老師的移交工作從2006年7月起推遲了整整一年未果。此時，蘭炭集團早已停止發放工資，紅古區政府也以並未完成移交為由，拒絕向這個群體支付工資。
7月3日下午，紅古區政府同意借款給三所學校，按每人每月500元的標準發放一個月的生活費給老師們。領到生活費的老師，取下了懸掛在街道上的“老師也是人，我們要吃飯”的標語，但他們對於自己持著合法合格的教師身份，卻“隻能借別人的錢買米吃”的現狀依然非常難過。4日當天，依然有不少老師希望罷課，直至工資問題全部解決。
蘭炭中小學老師罷課事件引起媒體關注，國務委員陳至立在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的內參上做了批示，要求盡快解決。13日，舉行了蘭炭集團中小學機構移交紅古區政府管理儀式，結束了這曠日持久的移交工作。學校老師的罷課行為，令蘭炭集團及方大炭素工廠的工人們大為尷尬——一方麵他們完全理解甚至支持老師們的行為(其實不少工人自己的家屬也是學校老師)，另一方麵他們卻為自己的孩子被耽誤的學業焦急不堪。
已經當上車間小班長的徐強剛剛開始第二次婚姻，但妻子父親生病回老家，他不得不用最短的時間從車間趕往市場買上1.5元的麵條回家，給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虎子做晚飯。虎子的數學老師已經多次因為在蘭州某學校代課而缺崗，英語課也形同虛設。
與在方大炭素上班的徐強不同，留在蘭炭集團的小楊並不用急著趕回家做飯，因為他的工作基本上等於無事可做。女兒晗晗上小學四年級了，拿著209元低保金的父親盡全力把自己眉清目秀的女兒打扮得漂亮。小姑娘頗為同情自己的老師，準備拿父親給自己的一塊錢給班上的李老師買根冰棍，“天兒太熱了，她都在道上坐了一天了。”
剛剛結束了自己中學生涯的小鄧高考考了300多分，他正在表哥開的酒吧裏打工，準備掙點兒零花錢，等9月回老家長春去念個中專之類的學校。離學校兩個街區，小鄧沒去看熱鬧，他在空無一人的酒吧裏聽自己喜歡的Linkin Park的音樂，他覺得生活很簡單，他也不在乎蘭炭是不是要破產：“我們這兒的消費水平算中等，廠裏的誰能喝得起？他們一個月就拿209元，反正我們也不是為他們開的酒吧。”
幸福開了花(二)
王冬梅，離崗的人們
“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古漢語表達，至今在海石灣可以聽到。離了婚的王冬梅常常聽到新交的男友“郭蹁子”對著電話說：“苦哇，想個法子幫我撈光陰吧！”撈光陰的意思就是找錢。郭蹁子說他啥也撈不著，“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沒本事結個好網。”
來自吉林的王冬梅在七月下了崗，原因是她在上夜班的時候打了兩分鍾的盹，被集團巡察隊發現。
準確地說，王冬梅此次受到的處罰應該叫“離崗”——按照方大集團給員工下達的行為規範第10條規定，工作時間脫崗、睡覺或酒後上崗者，予以離崗處理，離崗期間隻發放生活費，離崗後半年內不得上崗。穿著一件劣質的佛羅倫薩球衣的王冬梅說，她還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這個導致王冬梅離崗的員工行業規範，被工人稱為“三十六條軍規”。自從方大集團進入蘭炭，並於2007年1月完成原有職工的簽崗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已經有近50人因違反這“軍規”而離崗。王冬梅說，她還不算冤，在她之前還有一名工人在深夜班時被巡察隊員提出來背軍規內容，因為背不出來而離崗。“不過沒說是因為背不出來離的崗，照樣說是上班時間睡覺。”王冬梅癟了癟嘴，朝窗戶後的廠房吐了口唾沫。不過今天郭蹁子不用上夜班，她還是很高興地從自己209元的生活費裏拿了50塊錢出來，說是要和男友好好喝一頓。
與王冬梅一樣也離了婚獨自帶著孩子的蔡敏，在工作上變得更謹慎了。今年37歲的蔡敏比弟弟大兩歲，可是她對自己的老家吉林也是基本上一無所知。出生在海石灣的她已經習慣了這裏的一切，在她看來，“世界上的一切就是為了讓我們去適應的。”蔡敏不像王冬梅那樣會喝酒，早上七點出門到晚上七點回家，這種“腳後跟踢著後腦勺”的生活讓她連發燒也沒有請病假。今天她除了中午花兩元錢在工廠食堂吃了一頓午飯外，下午五點過的時候還偷偷吃了半袋子方便麵，“要不晚上回來趕不上吃晚飯，那樣輸液的話會受不住的。”
“人都是屬魚的，再累再苦，下班時洗個澡就精神了。”平時在錢上近乎斤斤計較的蔡敏，是蘭炭廠目前為數不多的辦閱讀卡的人，這使高中畢業就進入工廠的她辦事說話都透著些與一般工人不一樣的勁兒。她很喜歡聽同事跟她訴苦，她會拿自己看的《讀者》、《青年文摘》以及於丹書上的話去勸別人，隻要別人笑了她就格外驕傲。
蔡敏的兒子個子長到1米73了，平時喜歡畫漫畫的孩子並不讓蔡敏操心，但因為二○五的效益太差，還沒等並入私企，弟弟就到廣東打工去了，蔡敏不得不在每周惟一可以休息的周日，去給父母家搞大掃除。“累點啥的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父母生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不說，我們上班一個月，隻能請兩天假，請不上假，他們病了身邊連個遞水的人都沒有，那怎麽辦？！”
因為工廠效益不好、丈夫外出打工，或者其它原因離婚的女人，在海石灣有很多，她們基本上都用盡一切辦法留在廠裏。一旦出現像王冬梅這樣的處罰，女人們大多找不到可以訴苦的對象，甚至連個抹眼淚的地方都找不到。
幸福開了花(三)
達子和趙力強，留下的和離開的
“馬路多寬我多寬”曾經是二○五廠小夥子們常唱的一句歌詞，這首拿王昆演唱的《翻身道情》的曲子填上新詞的《海石灣的小夥》，直到2004年還在流行。
那一年達子至少比現在胖10斤。這個號稱“二○五包打聽”的男人比他的同事們都有著更為濃重的東北口音。那時候在廠保衛科上班的他從來沒想到生活會一落千丈，他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以抓犯人為由，全國各地到處轉悠了。早上7點40，達子剛剛下了夜班，這一晚上他又沒能夠成功避開廠區裏新安裝的140個攝像頭，找到個隱蔽的地方打個盹。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立刻回家，昨天他剛剛得知以前的保衛科領導有可能重新上任，這讓他覺得好日子會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來。於是他決定去吃一碗加肉的牛肉麵。
今年夏天蘭州牛肉麵漲價的風氣迅速傳到海石灣，達子一邊往麵裏加醋一邊忿忿地說：“好事兒你們都不學，毛病卻跟得挺快。”吃麵的時候他接到電話，安排他周六去加班，幫著車間卸瀝青，“媽的，這些原來都是民工的活，現在都輪到我們來幹了。民工都嫌掙得太少，我們居然還休息時間免費加班！”這樣的“義務勞動”在現在的方大炭素廠是常有的事兒，幾乎每個周六都會有裝卸貨物、平整道路、鋤草撥苗等各種各樣聽起來不該由工人幹的活等著這些三班倒的工人。“說是我們過去幾十年都懶散慣了，現在要讓我們把廠當成自家的。”達子狠狠地咬了咬牛筋說。他忍不住打了個哈欠，然後把沒吃完的麵一推，“老子才不給你幹呢，真把自個兒當資本家啊？可我也不是包身工，我呸！”
幾千公裏之外的北京和平裏一個普通小區的地下室裏，疲憊的趙力強也剛剛下班。他保留著在海石灣養成的習慣，下了班一定要喝完酒才能上床睡覺。趙力強今天的際遇是整個二○五廠的人都意料不到的，這個小時候德智體美勞無一不是楷模的男人，已經在北京呆了4年。可是年過40的他隻能幫印刷公司跑跑出片的雜活，每個月的收入僅僅比二○五廠的前同事們多一點而已。
趙力強在北京最大的財富是幾百張DVD影碟與CD碟，這個15年前海石灣名氣十足的藝術青年，如今依然癡迷著數支老炮重金屬搖滾樂隊。他以《黑旗》為題，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自傳體小說，初到北京滿懷希望的他將這近10萬字的小說帖到不少文學網站，卻應者廖廖。隻是，如今與三四個同事擠在一個房間的他，不能往電腦裏塞一張黑旗樂隊的碟子來聽了。
今年春節，趙力強決定，幹完這個夏天，如果仍然看不到什麽希望的話，就在中秋節前回到海石灣。五月北京798藝術節開幕後，趙力強把自己的電影與音樂收藏全部帶去賣了，曾經被他視為寶貝的《搖滾全紀錄》5碟裝D9，他僅僅賣了25元錢。趙力強說，當他因工癱瘓的父親被葬在海石灣那片荒山時，他就下定決心讓老母親閉眼前一定要回趟東北老家。而這一路需要不少經費，25元至少可以讓他在火車上為母親買兩次盒飯。
幸福開了花(四)
開餐館的兩個男人
二○五廠的人，很少不知道杜紅岩這個名字的，包括整個海石灣鎮，杜紅岩這三個字都代表著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傳奇。而此刻，這個有些發福卻依然英武十足的男人，正在距離工廠門口三百多米的“紅中鹵肉麵菜館”裏，煮一碗被幾個四川民工稱為“沒得味道”的臊子麵。幾個四川民工對杜紅岩的手藝大加嘲笑，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如果是早些年，他們這樣的行為很可能遭到災難。
差不多25年前，杜紅岩的手當然不是用來削土豆皮的——那時候杜紅岩與哥哥杜紅兵一起，熱衷於打架。他們不為爭奪任何一樣東西，甚至不為酒、不為女人，用杜紅岩自己的話來說，他幾乎算是“熱愛打架”。但他身上並沒有被別人留下太多的傷痕，這一點他還是很驕傲。在很多人看來，杜紅岩是海石灣惟一真正的嬉皮，因為他從來都活在體製之外，從來都按自己的意願用自己的方式生活——雖然這未必是美好的，但卻自然而然。
其實就是在五六年前，杜紅岩依然還是海石灣聲名赫赫的人物，有他在的地方一直都充斥著一種純男性的氣息。除了打架之外，杜紅岩幹的另一件讓大家記憶深刻的事情，是他一口氣在海石灣附近的農村裏租了一大片地，用來養一種被媒體在那些年頭吹得神乎其神的小尾羊。“不過那是山東羊，在我們這裏完全沒有用，不長肉不產毛，賠得稀裏嘩啦的。”
杜紅岩抽煙的時候，紅中鹵肉麵飯館的“老板”候天鵬洗完油膩膩的手坐到了旁邊。侯天鵬不像杜紅岩這樣“灑脫”，他是直到2006年年底才以“內退”的形式離開二○五廠的。在此之前，個子矮小、拳頭卻強有力的他還在工廠裏頗得領導賞識。“轉變機製的時候，還派我去其他地方學習先進技術去了呢。”候天鵬的話常常被客人的要求打斷。“說實話，剛去外地廠的時候太不習慣了，但後來發現人家是有優點。”候天鵬說的不習慣主要是那些工廠太小，與二○五這個全國最大的炭素廠相比，很多地方炭素廠的規模就相當於二○五廠的一個車間。直到他在成都炭素廠學習的時間超過一周後，才意識到，原來這麽些年，二○五廠的生產紀律、製度以及產品質量，已經被這個時代拋棄了。
40周歲生日過後，候天鵬一度有過很美好的計劃：“在廠子裏好好幹，趁著這麽好的機會也過過現代工人的生活。我們也過過大把掙錢的癮，別光是緊著褲帶子過那種所謂的奢華生活。”這樣的理想當然沒有實現，候天鵬認為，原因還是工廠領導沒有真正想把工廠往好了弄。在私營企業方大集團以8000萬收購蘭炭成功後，候天鵬成了主動“不簽崗”的數百名工人中的一員。
那時候杜紅岩早就沒把二○五廠的生死看成一件與自己有關的事情，於是今年3月候天鵬開了飯館後，杜紅岩就開始了自己的廚師生涯——兩個都沒有學過烹飪的男人，如今已經學會計算一口袋麵粉與一片豬肉的成本與利潤最大化了。
來他們的店裏吃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目前穿著方大炭素廠服的原來的同事們，雖然留在原廠的一線工人工資標準還不錯，可是嚴格得近乎殘酷的廠規致使不少工人每個月被扣除的錢遠遠超過了拿到手裏的工資。候天鵬與杜紅岩允許每個工人賒賬，也從不催債，這使他們的小麵館生意很是紅火，“每天早上六點鍾開始，得到下午兩點過才能歇上第一口氣。”杜紅岩喝完了每天中午給自己限定的4瓶啤酒的量，候天鵬又給他開了一瓶，“下午你去打麻將，我一個人盯著就行。”兩位曾經一起在海石灣的“江湖”上經曆過不少血雨腥風的兄弟，接受了彼此對未來人生的計劃與安排。
幸福開了花(五)
兩個帶著孩子離開的人
1971年，劉國才帶著妻子與3個孩子回到了吉林，比這一家人晚幾天抵達吉林的，還有他托運的行李——1000多斤麵粉。
“那時候凡是在二0一裏關係還不錯的，都分到了麵粉。”劉國才的鄰居至今對那一幕記憶猶新，因為那時候身在吉林二0一廠的工人，每天享用的還是配額的苞米麵。也正是這樣的原因，劉國才認定海石灣是個好地方。
與劉國才一樣常常懷念海石灣的還有孫玉成。今年已經61歲的孫玉成因為辦二代身份證，剛剛把頭發染黑了。這使在住宿樓樓下開了一個修鞋攤的孫玉成，看起來還很年輕。1973年才回到吉林老家的孫玉成，坦白而不無得意地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對“支援三線建設”的宏偉計劃感興趣過。與劉國才一樣，他們都是在“不服從就開除黨籍或團籍”的規章製度之下，踏上從吉林輾轉蘭州至海石灣的列車的。不同的是，劉國才那時候已經計劃好了，要將妻子和在剛剛在吉林出生一年的兒子帶到海石灣去，而孫玉成則告訴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在吉林呆下去。
自從進入今天更名為“中鋼吉林炭素”的二0一廠開始，劉國才就是廠文工團的活躍分子。直到今天，家裏的牆上還掛著手工添色的28歲時他的照片，照片上那個英俊瀟灑、儀表堂堂的男子，今年剛剛成功地從腦血栓的陰影下走出來。每天去吉林市政府廣場跳交易舞的劉國才說，如果不是當年身體不適回到吉林，他的老命恐怕就交待給海石灣了。
劉國才所言的“交待”，是指因為水土不服，他在海石灣時不時地拉肚子，直到把整個人都拉得脫水。這樣的情況下，1965年他還是利用關係將妻子安排進蘭炭廠的一個車間當上了文書，很快又在海石灣生了兩個孩子。“現在我兩個兒子都大學畢業了，一個在北京當大夫，一個在長春工作，兩個兒媳婦也都是大學生；女兒小時候得過腦膜炎，沒考上大學，就在吉林炭素廠接了我的班。”劉國才對現在的生活狀況很滿意，雖然他認為正是因為自己是“三線”的一分子，家庭才享受了吃白麵大米的待遇，但如果留在海石灣，自己的三個孩子肯定是完了。
“孩子留在海石灣不吸白粉才怪。”劉國才的想法，在孫玉成處得到了肯定。因為工作關係，在80年代及90年代三次回到海石灣的孫玉成，親眼見到當年與他一起紮根海石灣的同事的孩子吸食白粉被捕。“我當時決心很大，泡病號泡了整整兩年，終於回到吉林來了。”孫玉成哈哈笑著，“我沒說海石灣不好，但是人家出國的華僑生活那麽好還要回國認祖呢，我想回到家鄉有啥錯？”
孫玉成與劉國才都不承認他們喜歡與鄰居朋友及自己的孩子談關於海石灣的故事，但是他們和其他幾個在70年代初返回吉林的同事，仍然時不時的小聚在一起。替劉玉成守鞋攤的張師傅說，他常常聽孫玉成講起海石灣，在他看來，“孫師傅挺喜歡跟人聊那時候的日子，好像有癮。”
“山是和尚頭，河是黃泥流，種田壓石頭……”打快板是一絕的劉國才說，海石灣當地人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劉國才說他們幾個70年代初回到吉林的人算是幸運的，那時候吉林炭素廠還“認這個親戚”，都表示接收並重新讓他們回工廠上班。但此後有陸陸續續再回到吉林的，則被認定為“蘭州人”，隻能自謀出路。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回到了農村老家，彼此之間已經沒有什麽聯係了。
“現在很少再有海石灣的人回來探親了。我挺想他們的，每次有人從那邊過來，都會來我家吃飯。”總喜歡光著膀子打快板的劉國才無比惋惜地說，“不過我可沒想讓孩子去海石灣看，他們不記得海石灣很正常，那裏本來就應該與他們無關。”
我父母還能拿正常的退休費以及醫藥費報銷。
網上看現在廠裏職工工資也在1000快／每月左右。在自貢應該還說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