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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 : 趙紫陽錄音談話揭開中國最大政治猜想

(2009-06-22 14:25:10) 下一個
趙紫陽錄音談話揭開中國最大政治猜想

秦耕


“龍會轉型嗎?”這是30年前某期《時代周刊》的封麵猜測,也是所有中國謎題中最大的一個政治猜想。“中共最終會像承諾的那樣逐步推進政治民主嗎?”這個問號也掛在每個中國人心裏,但30年來一直未有確切答案。隨著趙紫陽錄音談話的公開,這個最大政治猜想首次真相大白於天下。

設置這個懸念的人就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65年來堅持“口頭民主”,如果直接廢除憲法,或者廢除憲法中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或者不說“尊重憲法”、“ 保護人權”、“建設政治文明”等漂亮言詞,也就不會有這個懸念了。雖中共至今仍念念有詞,漂亮口號、華麗言詞不絕於耳,但說一套做一套,口是而心非,口惠而實不至,但到目前為止,這個彌天大謊仍然可以迷惑民眾中的多數。甚至知識界的多數人,也傾向於相信中共最終會兌現承諾,進行自我改革:“事情不是想的那麽簡單,一步一步來吧”。但趙紫陽晚年談話中披露的事實,已經揭開這個最大政治猜想的謎底,也終結了知識界長期以來的善意期待。

我自己雖在1997年鄧氏辭世時斷言,從此中共不會有人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了。但在1989之前,我確信鄧氏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實現民主化。據我的觀察,鄧氏具有雄才大略,而且行事穩健,計劃周密,環環相扣。比如先從真理標準討論的務虛開始,進而平反冤假錯案,進而重新評價毛氏,進而徹底否定文革,進而發動改革。試想,如果把這個程序作任何一處小的更改,30年前中國改革進程是否還能發動?回答是否定的。我敬佩並折服於鄧氏,就是從20多歲時觀察鄧氏改革的精密程序開始的。再比如改革開始後,也是先經濟後政治,在經濟領域也是先農村後城市,在農村又先從家庭承包,解決吃飯問題開始。這一觀察曾使我對小矮人鄧氏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鄧氏絕對是曠世奇才,他心中像明鏡一樣知道最終目標是什麽,但他就是不說,而用手段玩轉巨大的官僚機器,朝最終目標不知不覺移動,為極權體製實施“安樂死”。在1989年大屠殺之後,我曾經有過懷疑,但重讀鄧氏1980年《關於黨和國家政治製度的改革》的講話,回顧鄧1986 年宣布反自由化為期10年,1989年宣布延長到20年,以及告訴李嘉誠“香港50年不變,50年後更沒有變的理由嘍”的話,我再次確信,鄧氏改革的目標未變,1989年隻是“迫不得已”,他隻是要按照自己預定的程序完成中國的改革目標。1997鄧氏辭世,我曾十分悲傷,感歎“時不鄧予”,如果鄧氏是在 50多歲而不是70多歲才有機會執掌中國權柄,中國一定可以通過和平演變,以漸進的方式完成從極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

中共是否會推進政治改革?這個猜想對我來說,在1997年鄧氏辭世後,就已經不是問題了。我斷言鄧氏後繼無人,以中共的現有體製,內部缺乏競爭,人才難以浮出,最終登上高位的,注定是平庸之輩。江胡溫習,每況愈下,以後諸輩,更是庸才,心智不及中人。像鄧氏那樣“不世出”的奇才再也不會有了,要登上黨內高位,隻能出自偶然。因此中共今後決不會有主動改革了。但趙紫陽晚年的錄音談話,連我對1989年之前的猜斷,也歸於破產。這對我來說多少有些殘酷,那麽相對於那些時至今日仍對中共自我改革抱有熱切期待的人們,趙紫陽的錄音談話所披露的事實,不是顯得更加殘酷嗎?

通過趙的錄音談話得知,在鄧氏改革的藍圖中,從來沒有民主化的位置,在趙主持起草體製改革文件和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過程中,鄧氏讓家人或身邊人多次給趙打招呼,不要提三權分立,連一點痕跡也不要有;在趙計劃按照鄧的講話精神,讓民主黨派在人大中發揮更大作用時,鄧通過家人告訴趙,那些話隻是說說而已,千萬不能當真。原來這才是真實的鄧氏,才是那個我曾經以為會進行民主改革的鄧氏。從趙紫陽的談話中進一步得知,即便鄧氏這樣一個“保留一黨專製,提高執政效率”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來自黨內的極大阻力,鄧氏為了給執行改革計劃的胡、趙護航,不得不與黨內的保守勢力進行長期周旋、反複鬥爭,否則連1980年代進行的那些改革,竟然也不可能。待明白了這段曆史真相,再回顧自己親身經曆的那個慷慨高歌激情洋溢的1980年代的日日夜夜,那個充滿夢想的改革的最初10 年,隻覺得人生可悲,心冷似水,除過嗟歎,夫複何言!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鄉願人士以為,不是1986年的自由化運動,胡耀邦不會下台,不是1989的民主運動,趙紫陽不會下台。有此二人在位,中國就會以漸進的方式,完成民主轉型。20年來,以這種幼稚觀點來“反思”1989民主運動、居高臨下指責1989年民主運動激進的不乏其人,甚至越來越多了。但趙紫陽晚年錄音談話明確告訴其人,以為胡、趙有機會實施漸進民主,是毫無根據的臆測和妄想。如此“反思”,可以休矣!

中國30年改革由鄧氏一手主導,前18年有鄧氏本人親自監護,後12年雖無鄧氏監護,但已形成慣性。在這30年改革的最初10年,胡、趙僅僅是鄧氏改革的執行人,他們不可能超越鄧氏改革藍圖擅自作為。如果民間不發起民主化運動,胡、趙僥幸熬到鄧氏辭世,是否就有新的改革機會呢?是否可以重繪改革藍圖?回答是否定的。趙紫陽晚年錄音談話證實,如果離開鄧氏,連已經實施的經濟改革也要倒退,更遑論實施政治改革了。1989民主運動“反思派”的這點可憐幻想也該收場了。

趙的錄音談話顯示,如果不是鄧氏本人的親自護航,他將舉步維艱,寸步難行。胡、趙在10年改革中,遭遇了來自中共內部強大的極端保守勢力的層層阻攔,往往反複交手,才能前進一小步。在中共元老中,有陳雲、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批老人的激烈反對,在中共實力派中有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李鵬、甚至王任重等一大批思想僵化者的製肘,在中央以外,有龐大的各級中共幹部隊伍,對改革持觀望、懷疑和阻礙態度。如果胡、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鄧氏的護航,親自和鄧力群、姚依林、李鵬等同僚進行一定的鬥爭,並由鄧氏對任何一次爭鬥作終局裁定,那麽對於來自更為強大的元老隊伍的破壞、幹擾和阻撓,就隻能由鄧氏本人親自出麵排除了。1987鄧氏也並非真心退位,而是要以他的退位,帶退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等一批老人,為接下來的改革清除路障。試想,麵對如此情勢,在鄧氏辭世之後,即便胡、趙依然在位,幻想中的民主改革有無可能?

民間曾對胡、趙心存幻想,認為他們具有民主思想。趙紫陽錄音談話中透露,胡氏生前從未和他交換過此類想法,但從胡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胡的全部民主思想,也不過停留在民主作風層次上,和其他人不同的,是胡寬容、大度,聽得進去批評意見,同情知識分子等等。趙更是坦承,他本人在1986年之前,專注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幾乎沒有思考過政治問題,直到1987年被迫代理總書記之職後,才開始思考。而他在下台前也隻思考到“盡量開明一些”的層次。直到他經過長期幽禁,在去世前幾年,才意識到中國實行的是世界上“最壞”的體製,才認同了普世價值。讀他的錄音談話到這裏,固然值得為他個人高興,但更為曾把中國民主改革寄望於他的那些人感到悲哀。

趙紫陽錄音談話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明確告訴世人,中共決不會進行主動改革了,從而揭開中國最大政治猜想的謎底,讓至今仍在等待中共自我改革的人斷絕此念,不再猜想。至於今後中國向何處去,趙辭世前的說法是“沒治了”,看來中共隻能一條道跑到黑了。天黑之時,就是危機總爆發之日,極權體製將以突然覆滅的方式走到自己的終點。平庸者在位,其害處是不能主動改革,預先化解危機,實現和平轉型;其好處是一旦危機到來,也無膽開槍,鎮壓民眾。因為他知道,命令雖出,無人聽從,自己將落得指揮失靈,局麵失控,重上煤山,再做崇禎的下場。這一刻也許遙遙無期,我輩僥幸得以身避刀叢,也無緣見證天黑的一刻,但我們的後人一定躲不過那個玉石俱焚的災難時刻。
吟罷低眉,無語凝咽。除過悲哀,還是悲哀。

20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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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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