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億救市計劃”？百姓開始向政府討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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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萬億救市計劃”？百姓開始向政府討債
[博訊論壇] “四萬億救市計劃”？百姓開始向政府討債
作者：朱健國，轉載自“鳳凰論壇”
誰也沒想到，被中國政府定位為應對金融危機大幅度啟動內需的“四萬億救市計劃”，卻引來了一場“百姓向政府討債”的啟蒙新潮。
王魯湘重出主持世紀大講堂
風起於王魯湘主持的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為從學術上解讀“四萬億救市計劃”如何影響中國，《世紀大講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後三次開講“中國經濟如何闖關”。不料“正打歪著”，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專家李煒光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一路講來，雖然話題不同，路徑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卻首尾呼應，由淺入深，“英雄所見略同”地論證了“中國政府非法剝奪了百姓許多財產利益”，以致國富民窮！下一步改革當從“百姓向政府討債”運動開始。
本來，王魯湘編劇電視政論片《河殤》的“電視布道者”風采，隨著他在“六四風波”後關押九個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們又從他主持鳳凰《世紀大講堂》節目看到，王魯湘“濤聲依舊”──如果王魯湘不將《世紀大講堂》升華為“思想的盛宴，學術的殿堂”，一流學者絕不會登“堂”，若是王魯湘在主持時不是不避敏感，拋磚引玉，推波助瀾，畫龍點睛，演講者也難以無所顧忌地直言不諱。一場“百姓向政府討債”啟蒙新潮有幸“風起於鳳凰之末”，應該深深感謝王魯湘與陳誌武、盛洪、李煒光四人心有靈犀，配合默契。
盛洪啟迪百姓向政府追討租金
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亮劍《世紀大講堂》，演講《追尋流失的全民財富》，發動百姓向政府追討“自己的租金”。麵對王魯湘的提問：國有自然資源租金誰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財富究竟有多少？國有自然資源產權歸公，租金歸誰？誰動了我們的租金？動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動搖，公平被摧毀，問題緣自何處？又該如何解決？
盛洪無畏地答覆：
一、憲法的漏洞──盡管憲法規定國家的自然資源租金應該為全民共用，任何團體和個人使用國有自然資源必須付出租金，但憲法的漏洞又使國人無法分享自然資源租金。中國法律雖然明確規定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但其使用權、收益權、甚至處置權卻極其模糊。於是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本應該屬於國家由全社會共用的自然資源租金，卻變成了被少數人（利益集團與特權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萬億──因為沒有同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應得的巨額租金。計劃經濟時期因大鍋飯而隻有利潤無租金概念。但實行市場經濟後，國有企業從一九九三年以後既不交利潤也不補租金，結果每年私分應該由百姓共用的各種租金上萬億：如二○○七年，國有農場地租約為二千三百五十三億元，中型以上的國有礦產企業地租大約是一百七十億元，石油企業少交了三百二十一億元的礦區使用費......還有煤炭資源租金，城市國有土地租金，國有工業企業的土地租金，國有建築土地租金，國有礦產資源租金，國有自然景觀的資源租金，國有人文遺產的租金（如兵馬俑、北京故宮等國有的人文資產），這些理當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權利益集團私分了。
三、四大惡果──這種現象的性質是什麽？是讓一部份特權者無償占有全體人民的租金利益。非產權所有人占有產權所有者的利益，這一巨大腐敗帶來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動搖整個社會對公平的追求，顛覆和諧社會的基礎；第二是掩蓋了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第三是導致了不公平競爭；最終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創造了一個拚命阻礙改革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減稅”──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叫做“收租減稅”。全國的自然資源租金每年高達上萬億，相當於國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二○○七年水準）增長百分之二十，這就可以通過減稅來讓百姓分享這一租金：永久性減稅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現在應當先逼政府向特權利益集團收租，然後再監督政府公平減稅，以此還利於民，讓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陳誌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產權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走進《世紀大講堂》，通過質疑十一月初中國政府公布的“四萬億元救市計劃”，提出中國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在於開展一場“民有化改革”｜｜將所謂的全民財產以“設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股份化方式還給百姓，讓每個中國人新增六萬元人民幣的消費力。陳誌武的“民有化改革”，將盛洪的“百姓應該向政府追討租金”論引向了更深廣的領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討本金由自己經營。
陳誌武的主要論據是：
一、中國的ＧＤＰ實效隻有美國標準的一半──中國政府二○○九年經濟增長目標是保百分之八爭百分之九，其實這隻相當美國等西方國家ＧＤＰ增長率的百分之四。因為美國財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屬於私人的，美國經濟增長率與美國人的個人收入增長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國則相反，中國資產絕大部份在國家手上，隻有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百姓才可能新增內需消費能力。因此，中國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為四萬億裏麵，有兩萬億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 ○○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兩萬億人民幣，隻可以轉變成六千億到八千億人民幣，隻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隻會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這次“四萬億”盡管用意不錯，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國有與全民沒關係”──中國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把所有私人財產，都歸為公有國有，希望建立一個全民所有的公有製體係，但實際上五十多年來，老百姓沒有感覺到“全民所有”對自己的實際好處，隻覺得“ 國有跟全民沒關係”。以現在中國國有資產七十九萬億來計算，每一個中國人有六萬塊錢屬於自己的國有資產，但這對老百姓的消費和福利卻並未能產生實質性的後果。除非來一個將這種全民所有製變為私有製的“民有化改革”，把這些國有財產最終的產權，具體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才能真正轉型──由政府投資消費為主變為個人投資消費為主。
三、用“四萬億”為全國人減稅免稅──換一種思路，試行將“四萬億”由政府投資大型工程變為用“四萬億”為全國人減稅免稅，其給ＧＤＰ帶來的增長貢獻，一定會大於原計劃。比如說，用“四萬億”給全國所有的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稅一年，效果也會大於單純政府投資建大有工程。這兩項加在一起，大概會為中國的中小企業和平民家庭節省三萬億左右的稅錢。這三萬億流到中國的中小企業和市場消費，能夠帶來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長。由百姓去做投資，而不是由政府官員來投資，會從根本上促進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轉向內需，轉向消費帶動增長，真正徹底改變“大政府小國民”，真正啟動以民間消費為標誌的有效內需。
四、“大政府小國民”的嚴重性──可以從一組資料看中國“大政府小國民”的嚴重性。先看民間消費占ＧＤＰ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年的變化：一九五二年，中國民間消費占ＧＤＰ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初期），民間消費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見雖然有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的“大政府小國民”弊病不但沒有減小，而且在繼續惡化！而中國政府的消費呢，從一九五二年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現在百分之三十，擴大了近一倍！而美國政府財政開支和財政稅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見，隻有盡快進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製政府高消費之腐敗。
五、必須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為什麽中國“大政府小國民”這兩個趨勢是越來越強？關鍵是沒有進行民主憲政的政治體製改革。民主憲政的核心內容，就是對政府的征稅權和加稅權財政開支做一些實質性的製約。從這一角度理解和宣傳民主憲政，要比空洞地說“三權分立”更能調動百姓的積極性。
李煒光鼓舞百姓抗苛稅
在三場“百姓討官債”啟蒙演講中，李煒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稅” 最為讓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專家李煒光讓《世紀大講堂》掌聲雷動，其“近觀中國稅改”的演講，揭開了中國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稅苛政深淵之真相。讓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華彩樂段是──
一、四萬億改變不了中國苛稅危機──現在國家出台“四萬億”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萬億也好，其實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富民窮的狀態。二○○七年中國ＧＤＰ達二十四萬億，但政府拿走九萬億至十萬億，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這是世界少有的高稅賦！征這麽多的稅，社會保障還是不理想，城鄉差距還是日益擴大。人們享受不到公共服務的陽光，而政府卻把錢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稅危機逐年加重──中國的稅製改革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一直在進行，但中國稅製改革始終有三個嚴重錯位：第一，稅製改革的結果是政府受益多，民眾獲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來財政稅收的增長速度越來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達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還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國一片“企業倒閉潮”，但各地稅收仍然再超曆史）。然而民眾享受的福利卻沒有隨著稅收的增長而明顯地改善，這就導致中國目前還有二點五億人沒有購買任何醫療保險，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財政給他提供的服務，另外十點五億人雖有保險，但保險的質量不高，各種服務不到位。
三、醫療衛生教育隻占四萬億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用於醫療衛生教育隻占四萬億的百分之一，隻有四百億，可見政府對民生的關注嚴重不足。很多國家三歲以內的嬰兒，奶粉是免費的，甚至連玩具都是免費的，我們這兒卻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錢買，而且買不到安全奶粉。這主要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能把責任推到企業。
四、現有稅製結構對富人有利──中國現在建立的稅製結構，是對富人有利，而對中等收入者和貧弱者不利的。中國最富的人和最窮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漲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稅收改革不僅沒調節貧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人民，稅前收入能夠差到十幾倍，但是征稅以後，人們的收入水準隻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稅越多，就越腐敗──無益耗費就是腐敗，財政資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沒能有效的監督和控製的話，就更多地變成官員的個人行為，必然形成腐敗，權錢交易。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征稅越多，就越腐敗。
六、增值稅對中小企業傷害極大──它的征收率比較高，又不能像一般納稅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機一來，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對社會貢獻很大，安排著大量的農民工就業。中國的就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業安排的，它們創造的稅收占到整個企業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業甚至大型企業，之所以倒閉，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稅製一直堅持苛稅苛政。造成中小企業大麵積倒閉，所以中國今天才麵臨著如此嚴重的困難。
七、“國需論”嚴重錯位──中國稅製堅持苛稅苛政的源頭在於，一直以“國需論”作為征稅或稅製改革的指導思想，征稅的主導者全是政府，納稅人不能監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想怎麽花就怎麽花。
八、中國的稅多是非法之稅──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國的稅製改革沒有運行在法製的軌道上，中國的稅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國家的稅收立法，二十多個稅種中隻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經過全國人大立法，其他的稅種都沒有經過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條例就大征，民主監督控製完全不存在。
九、中國至今隻有交稅人沒有納稅人。納稅人跟交稅人最大的區別，就是納稅人除了有義務之外，他還有權利，可跟政府討論這個稅怎麽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還有不讚同納稅的權利，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問責政府。這一弊病，是因中國《憲法》沒有規定出納稅人的權利，隻在《憲法》的第五十六條規定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納稅的義務，而沒有提權利的問題。因此，必須修憲避免稅收成為“國王的錢袋子”，保證納稅人交稅後能得到公共服務──稅收必須要有“效率原則，公平原則，最少征收費原則（便利原則）”。
李煒光的演說讓百姓如醍醐灌頂：一個先進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輕稅的社會，而一個苛稅的國家無疑是專製之國。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頻繁，皆因稅太重了，中國的農民起義都是賦稅徭役苛政所致。而解決苛稅問題，除了代價太大的“農民起義”，還有一種低成本辦法，就是像西方那樣通過《大憲章》，讓財政稅收民主化，法製化，讓國家在人民的控製之下，合法征稅。如若中國人不想重蹈農民起義帶來劇烈社會動蕩的悲劇，就應該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稅苛政，逼政府建立憲政。
一場以抵製苛稅的“百姓向政府討債”新潮流，正在從《世紀大講堂》湧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動著億萬百姓！這一“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使中國群體事件向更理性、更務實、更深化方向發展，出現了“從經濟角度促進憲政改革”，白發老軍人也加入集體維權大軍的新高潮。
